人格裂变的姑娘-第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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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碧尔的父母，解剖那医生所说的话，还批评医生本人。威尔伯医生抽烟，正派女人是不抽烟的，正派男人也不抽。她哪家教堂也不去。总而言之，西碧尔的父母不信任这位医生，而且把这一点说出口来。他们一向对女儿占上风，现在还想占上风。她母亲，看什么事物都是：非黑即白，非白即黑，把威尔伯医生说得一无是处。根据海蒂的训诲，不管是不是大夫，只要不按她的心意办事，就一切都错。　
　　她母亲对威尔伯医生的态度并不足怪。但她父亲的态度却使她大吃一惊。西碧尔本以为他比较客观，比较通情达理，即使对医生不满，也会认定威尔伯可能是个好大夫。可是，西碧尔很快就发现她父亲决不可能对威尔伯医生的意见或劝告不抵触，因为二者的生活方式截然不同。医生与她父母分属两个世界。　
　　“威尔伯医生并不是真地关心你，”她母亲反复警告道：“她现在教了你一件事。当她能利用你的时候，她还会教你另外一些不同的事哩。你要记住，小姐，如果你告诉她你不爱自己的亲生母亲，她就会冲着你来了。”　
　　西碧尔要向母亲保证她决不会这样说，因为这不是真的。“我爱你，母亲，我真的爱你，”西碧尔一再肯定地说。　
　　总的情况一直这样可怕。西碧尔渴望自己好起来，但家中的情景无益有害。然而又毫无出路。对于威尔伯医生以及她进行的治疗，西碧尔是说也不好，不说也不好。说了，就惹来麻烦。不说吧，父母亲就说她喜怒无常，性情多变。尽管他们过去早就多次说她有这毛病，但现在却说是威尔伯医生对此负有责任。“她会使你发疯，”她母亲警告她，“然后他们就把你送到医院去，因为大夫们就是这样搞钱的。”　
　　对比之下，外人（无论是知道还是不知道西碧尔去就医的）反而都说她有了显著好转。但每当外人提到此事，她母亲便大加嘲笑。她父亲也是似听非听，不当回事。她母亲一再用这样的话为他洗脑：她之所以见好是因为她长大的缘故；任何人长大了，懂事了，总是会有见识的。西碧尔觉得如果母亲不向父亲灌输这种想法，父亲本可以头脑清醒的。西碧尔已经22岁，但她母亲谈到女儿这一段时不象是谈一个成年人，而是在讲一个十多岁的孩子。　
　　幸亏西碧尔没有受到洗脑工作的影响。整个九月份，每星期一小时的治疗在持续进行。西碧尔愈来愈相信威尔伯医生能帮她治好，但她仍被自己的问题弄得大伤脑筋。　
　　西碧尔没有把她伤脑筋的事告诉医生，这包括一些与时间和记忆有关的可怖而不可名状之事。比如，在夏末秋初之际，西碧尔已去医生诊所治疗，但她到底向医生谈了些什么，有时竟然记不起来。有时她只记得走进电梯，但记不得自己走进诊所。还有时她能记得自己来到诊所，但不记得自己离开诊所。还有几次，西碧尔无法告诉父母那位医生是如何谈及他们的，甚至完全说不出医生究竟讲了些什么话。有时西碧尔竟然不知道自己曾经见过这位医生。　
　　有一次出了一件怪事，一个笑话：想起自己不曾记住的事。　
　　西碧尔听见自己在说：“并不象平时那么糟糕。”　
　　“你怎么知道的？”医生问道。　
　　“我好象此刻本来会跑到门厅去的，”西碧尔答道。　
　　“嗯，”医生道：“你差一点跳到窗户外边去了。你刚才从椅子上跳了起来，向窗口冲去。我拦都拦不住你。”　
　　西碧尔不记得自己这么干过，但她并不争辩。人们不止一次地讲她做了什么事，而她实际上没有做过。因此，她就象平时一样，随便别人怎么说，不作辩解。　
　　“其实我并不担心，”医生解释道。“你是不可能从窗口摔出去的。窗户用的是不碎玻璃，这你知道。”　
　　威尔伯医生现在严肃起来。“你好象有了一次小发作，”医生说道。“不是癫痫的小发作，而是心理的小发作。”　
　　心理的？医生说西碧尔有神经质。这不新鲜。新鲜的是医生好象不怪罪她。在过去发生此类事情时，她总是怪罪自己的。其他人都不知道这些事。但她能肯定别人只要知道以后便会怪罪她这种不可宽恕的行为。　
　　威尔伯医生不仅不怪罪她，而且也不象她那样把她的病情看作不治之症。医生为她眼前的未来提供了三种选择：再教初级中学一年，或回学院去，或到毕晓普·克拉克森纪念医院做强化治疗。威尔伯医生和一位同事负责该院的精神病科。　
　　西碧尔选择医院。但当她告诉父母时，他们很烦恼，甚至觉得恐惧。对他们来说，女儿住院就意味着：她是个疯子。　
　　“在跟精神错乱毫无关系，”西碧尔企图解释。“威尔伯医生告诉我不是那么回事。”　
　　“那就一定跟魔鬼有关系喽，”她父亲的语气有些不祥。　
　　“克拉克森，帕克森，”她母亲合辙压韵地说道。“寄放儿子①，寄放女儿。”　
　　尽管医院可与地狱相比拟，威拉德·多塞特还是同意与威尔伯医生好好地谈一谈。地点选择在克拉克森医院，而不在她诊所。　
　　在医院外边，海蒂和西碧尔坐在汽车里——母亲在咬指甲，女儿咬着牙。在医院里面，威尔伯医生在设法纠正西碧尔的父亲威拉德·多塞特的错误想法，比如把他女儿上锁管束呀，进行灰白质切断手术呀，与其他重病号接触会恶化呀，还有什么：好转则回家，复发就回医院呀，等等。他还把住医院想象为循环无情的进院、出院和出院、进院。　
　　她父亲最害怕的是给他女儿服麻醉剂。“不，”威尔伯医生向他作出保证，“我们不会这样做。”这一点也解释清楚了。　
　　到了最后，威拉德·多塞特尽管对于他女儿的精神病学疗程仍然感到不自在，终于还是同意她住院了。　
　　依威尔伯医生看来，克拉克森医院的治疗只是一个暂时的措施。医生觉得西碧尔首先需要的是心理分析。“你就是那种应作心理分析的人，”她告诉西碧尔。“我想亲自来为你做，但我还不是一个心理分析家。我将离开奥马哈去学心理分析。我建议你在离开克拉克森医院后到芝加哥去做分析。”　
　　这种展望使西碧尔入迷。芝加哥，不仅意味着自己更加接近真正的自我，而且意味着离开家庭。但是，对威拉德和海蒂来说，心理分析却成了问题。他们已同意做精神病治疗，甚至安排了女儿的住院，但心理分析又是另一回事。　
　　兽穴和巨蛇呀。西碧尔的父母深怕心理分析家供病人依靠的长沙发椅②会同他俩心灵深处的宗教信仰相悖。西碧尔的父亲所持有的宗教信念是他出生的家庭自幼就给予他的。西碧尔的母亲，原先是卫理公会教徒，结婚数年后虔信了威拉德的教条。这个教条是：每个人都有权在上帝和魔鬼之间，在上帝和预言书的魔鬼之间，在上帝和圣经中的巨蛇之间作出抉择。上帝对那些选择他的人负有全部责任，能把他们带到天堂。反之，选择魔鬼的人将走另一条道。　
　　威拉德·多塞特怕把女儿托付给魔鬼，并由此把自己也搭上。所以，当西碧尔要求他放她去芝加哥做心理分析时竟然无法置答。　
　　“我不知道该怎么办，”他对西碧尔说，“我得跟韦伯牧师商量一下。”　
　　牧师本是一个果断的人，如今碰到了威拉德·多塞特提出的难题：精神分析究竟是否有利。这两个男人之间的关系极为密切。牧师深知多塞特是个有本事的建筑承包商，便聘他来建造他们这个宗教派别的教堂。多塞特的工作地点正是一所尚未完工的教堂。他们两人在这个工地上商量，而牧师的态度一点都不明朗：“我不知道啊，多塞特兄弟，我真是不知道，”他重复了好几次。　
　　沉默了半晌以后，还是多塞特自己评说起来：“如果芝加哥心理分析家与我们同一信仰，我心里就踏实多了。我怕一个与我们信仰不同的大夫会用麻醉剂、催眠术和其他我坚决反对的技术方法去作践她。”　
　　牧师在铺好的教堂地面上踱来踱去。他沉思良久，仍是茫然不知所措。当他终于开腔时，只有这样几句话：“你只能自己作主了，多塞特兄弟。我衷心地想帮助你，但坦白地说，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　
　　现在轮到多塞特来回踱步了。他担心地说：“如果祷告和赞美上帝不是治疗的内容之一，他们要把我领到这条道儿上来可不容易。”　
　　“是啊，”牧师附和道，“就象在密苏里州把一头骡子牵进新谷仓，你得先蒙住它的眼睛。”他停了很久才补充道：“我主张思想自由、意识和信仰自由。多塞特兄弟，你知道我这个人是很有说服力的，甚至使人不可抗拒。但我所使用的唯一方式是同人们谈话。我一辈子从来不强迫人。心理分析会不会强迫人，我一点都不知道。但我并不反对西碧尔去芝加哥。这个决定不该由我来做。主意，得由你和她来拿。”　
　　威拉德·多塞特把他同牧师的谈话内容告诉了西碧尔。他苦于找不到出路，便叫她自己来拿主意。“我仍是要去芝加哥。”这是西碧尔坚定的回答。　
　　下一个安息日③，西碧尔在教堂同牧师有一次简短的谈话。她凝视他的黑衣和他锐敏的褐色眼睛。在暗淡的光线中看去，真是很有意思。这是一幅恐惧的图象，暴露得一览无遗。牧师感到她的凝视。他柔声说：“你父亲和我只是从我们的观点来看这问题的。我们承认还存在着另一种观点。如果你确实要这么做，我们不应反对。”　
　　西碧尔的决定一直未变。她在等候克拉克森医院的住院通知和芝加哥方面的回话。她把不久即将发生的事，看作是朝那“可怕的事物”所发动的一次强化冲击。在她父母和她自己多年踌躇和拖延以后，终于采取了首次行动，的确使人慰安。在年纪还轻时无法显示的坚毅果断，现在终于能充分发挥出来了。　
　　突然，一切都变了。原因是她在患咽炎的同时又患了肺炎。其实，肺炎不是原因，而是一种手段。她感到剧烈的头痛和咽痛。她想起床给威尔伯医生挂电话，取消10月6日预约门诊，但头晕和衰弱得实在不行。西碧尔请她母亲打电话给威尔伯医生。　
　　西碧尔听见海蒂·多塞特把医生的号码告诉接线员，跟大夫的秘书说了几句，便同医生本人通了话。“是的，我是多塞特夫人，西碧尔的母亲，”海蒂一口气不停地说下去。“西碧尔病了。10月6日不能见你了。是啊，好象每个人都嗓子痛，但她还得了肺炎。反正是她叫我打电话找你的。谢谢。”　
　　咔嗒一声，她母亲挂断了电话。　
　　“大夫怎么说？”西碧尔问道：“她说什么了？”　
　　“她什么也没有说。”她母亲回答。　
　　“没有提到下一次预约时间？没有提到住院？”　
　　“一句也没有。”　
　
　　火车已经到达特伦顿，但西碧尔的白日梦仍在继续。　
　　她母亲话语的回声还不能停歇。她在奥马哈所说的话似乎是现在说的。她粗声粗气的嗓音，清晰得犹如她坐在西碧尔邻座一般。火车向纽约行进。她的回忆，按照她的假设，是依着其自身的逻辑，一个个自动地显现出来。发动这一切的是那位医生，她如今去寻找的那位医生。　
　　西碧尔听见母亲说威尔伯医生一句也未提到以后的预约门诊后，很快就排斥了失望的情绪，认为医生一定以为自己在康复后会打电话联系的。但当她完全恢复健康后打电话时，对方却告诉她威尔伯医生已经离开奥马哈市，不再回来了。西碧尔有一种被抛弃的感觉，这是很自然的。　
　　经过家中多次苦斗，经历了说服父母同意她治疗和住院的极度痛苦，如今，这一条康复之途却转眼间烟消云散了。她觉得，象自己这样感情脆弱的人，哪怕最最勇敢，也不能经受这一次打击。　
　　她离开电话桌，软弱地坐在床上。她想她母亲又该大加嘲笑，她父亲又会默默地表示不满了。她想到威尔伯医生，想到她怎么不打一声招呼就头也不回地走了呢？她把医生得罪了吗？医生会不会以为她不是真病，便停止了治疗？这些可能性肯定是存在的。　
　　现在又是什么？一封来自芝加哥的信。信中声明心理分析家的时间已约出了两年，所以眼下不接受新病人。这一来，心理分析完了。失去威尔伯医生，克拉克森医院和继续治疗也完了。于是，在她宁静的卧室中，西碧尔面对这样的事实：无论如何，她不得不单独一个人干了。她甚至说服自己：由于威尔伯医生离去，由于芝加哥之行一笔勾销，她反倒更加可以随心所欲。而她心中最主要的愿望是回学校去。　
　　她身体怎么样？她心中无数，但威尔伯医生的治疗可以作为复学的手段。不管怎样，她已经见过精神病大夫了。　
　　她给厄普代克小姐去信，表示希望返校。厄普代克小姐答应运用自己的影响来玉成此事。在这同时，西碧尔继续在初中执教，而且绘画。她所画的“城街”和一幅铅笔画在奥马哈一家画廊中展出。但那不可名状的可怖之事仍然纠缠着她。有一天，她感到未被它所纠缠，便在当天的日记中委婉地写了一句“今天一切都好。”1947年1月，西碧尔回到学校。　
　　在第一个星期，厄普代克小姐惊奇地知道了实情。当西碧尔告诉她整个课程可以听下来而没有内心的紊乱（要是在过去，她就非离开教室不可）时，厄普代克小姐好象十分高兴。西碧尔在1947年1月7日的日记中写道：“我最近很好。”在1947年1月8日，西碧尔提到那不可名状之事时在日记中写道：“我如此自豪，如此欣慰——我居然能象昨天那样同厄普代克小姐谈到这件事，且维持在这水平上。一直没有“倾向性”。我盼望了多久呀。上帝一定听到了我的恳求。”　
　　可是，这不可名状之事，这种“倾向性”，并没有停歇。她的日记是那“倾向性”存在与否的确切标志，因为当西碧尔还能把持整个处境时，她总是记上一笔的。但即使在她自认为“最近很好”的时期，日记中仍然有些天是没有记载的。事实上，在1月9日，即在她十分乐观地夸耀后的次日，就没有记载。一般来说，是好几天，坏几天。　
　　对西碧尔来说，好日子仍是不少，使她完成了近三年的学院课程，胜利地进入了四年级第二学期。但在1948年，在上学期结束前不久，西碧尔接到父亲的电话，要她去她父母现在居住的堪萨斯市。她母亲患脾脏癌④，已离死亡不远。她坚持非要西碧尔前去护理不可。“如果这是你母亲所要求的，她就应该得到它。”威拉德·多塞特告诉女儿。　
　　西碧尔来到堪萨斯市时，不知是什么命运等待着她。昔日的恐惧又来临了。但海蒂·多塞特从来没有象现在这样平静和通情达理。在此危机存亡之际，母女二人竟相处得比过去任何时候都好，真是荒谬绝顶了。　
　　事情就出在这异常宁静的背景之下，令人啼笑皆非。这是一个普普通通的晚上。海蒂·多塞特当时不感到疼痛的折磨，正坐在那把红色的大安乐椅中，傍着小台灯，读一本《妇女家庭杂志》。西碧尔端着晚餐的托盘走进了这间起居室。这时，海蒂·多塞特莫名其妙地来了一句：“我根本没有打。”　
　　“打什么？”西碧尔柔声问她，以为她又在追悔往日什么事。　
　　“我根本没有打那电话。”海蒂·多塞特说。　
　　“什么电话，母亲？”　
　　“给威尔伯医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