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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总管家周恩来-第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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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总管家周恩来谷牧同志曾回忆：1966年9月15日深夜，周恩来在一份快讯上看到北京国棉一厂两派群众组织严重对立，随时都有酿成“武斗”的危险，马上打电话找谷牧。周恩来向谷牧谈了大致情况，要谷牧抓紧处理好这件事。谷牧当时考虑已是深夜，再找部长们不太方便，便回答说：“总理，我明天一上班，就抓紧处理好此事，请您放心！”通完电话后，谷牧就睡下了。可是，第二天清晨谷牧一上班就在案头上见到了周恩来的批示：“谷牧同志；方才看了这张快讯，我已来不及等你明天处理了。我已直接打电话给钱之光，请他于今夜立即找焦善民，要他负责处理此事，而且必须解除对少数派的围攻。并告钱，今早向你汇报。”谷牧：《回忆敬爱的周总理》。《我们的周总理》第22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0年版。
周恩来总理国务26年，像谷牧、何其芳所见的事例何止万千！李先念在纪念周恩来的文章中写道：“在‘文革’以前的几十年中，他平时每天工作都在12个小时以上，有时每天只休息五六个小时，专心一意，日夜操劳。”“到了‘文革’时期，恩来同志工作更辛苦，往往夜以继日，一天只能休息两三个小时，有时连半个小时的休息也得不到。他后来得了重病，是同操劳过度和精神郁闷分不开的。”
周恩来生前留下20多本工作日历，记载着他从1950年1月1日到1976年1月8日26年间每天办理的重要事项。它是总管家周恩来体国经野辅世长民日夜操劳的历史记录。陈列在毛主席纪念堂周恩来纪念室里的两份日历，能使我们管中窥豹可见一斑。
一份是周恩来1961年在邯郸农村调查期间5月7日这天的工作日历：
晨二时与汉夫就老挝问题通电话
三时向主席作口头报告
上午十时与许明、马列谈食堂菜地问题
十二时出发往涉县
下午三时到涉县县委谈话
三时四十分与堰头干部、社员谈话
六时参观食堂
七时五十分始返
有多少个日子像1961年5月7日一样，周恩来的工作日程安排得是那样的满。
一份是周恩来1974年3月26日这天工作日历的记载：
下午三时起床
下午四时与尼雷尔会谈（五楼）
晚七时陪餐
晚十时政治局会议
晨二时半约民航同志开会
晨七时在七号办公
中午十二时去东郊迎接西哈努克和王后
下午二时休息
有多少次像这份工作日历记载的那样，周恩来整整连续工作了20多个小时。
有人曾经查实，从1974年1月1日到6月的五个月中，周恩来除了到医院检查病情和病重休息外，总共抱病工作了139天，他一天工作不足14个小时的只有9天，工作14个小时到18个小时的有74天，工作18个小时到24个小时的共44天。其中不少天是连续工作，没有间断。从1974年6月1日到1976年1月8日，周恩来在医院动过6次大手术、8次小手术。然而，就在这一年半身住医院的最后岁月里，周恩来同中央负责同志谈话161次，与中央部门及其他有关方面负责同志谈话55次，接见外宾63次，与陪同人员谈话17次，在医院召开会议20次，离开医院外出参加会议20次，找人谈话7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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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心中的总管家（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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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是人民心中的当家人。有多少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看到周恩来日理万机的身影、累得日益消瘦的面容，难过得流下眼泪。有多少老年人、中年人、青年人，一提起周恩来忘我工作就激动得不能自已。人民多么希望周恩来能多休息一下。
1967年2月，周恩来身边工作人员为他的健康担心，联名写了一张大字报，请求总理注意休息。
周恩来同志：
我们要造你一点反，就是请求你改变现在的工作方式和生活习惯，才能适应你的身体变化情况，从而你才能够为党工作得长久一些更多一些。这是我们从党和革命的最高的长远的利益出发，所以强烈请求你接受我们的请求。
这张大字报用图钉钉在周恩来办公室的门上。邓颖超又提出五条“补充建议”的小字报贴在这张大字报上。叶剑英、李先念、陈毅、聂荣臻等许多中央领导同志看了大字报都在上面签了名。周恩来则在上面写了“诚恳接受，要看实践”八个字。他理解大家的心情，尊重群众的意见，但休息问题还要看实际工作允许不允许啊！
听说1968年胡志明主席来中国治病，也向周恩来提出一个要求：希望他能为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利益，每天多睡两小时。周恩来回答说：“我做不到。”胡志明说：“打一半折扣，每天多睡一小时吧。”周恩来说：“尽量做到。”后来事实证明他并未做到。参见陈浩《一片公心永鉴青史》，《我们的周总理》第531页。
难道周恩来不需要休息？不！他曾说：“我不能坐，一坐下就会睡着。”晚年，他的病情已很严重，特别需要多休息！但是，为了实现国家富强、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宏伟目标，他不能够放下管理国家的责任啊！“我是总理，要负全面的责任，上对中央，下对群众，不多管一些怎么行呢？”“吾貌虽瘦，天下必肥”——这就是周恩来拼命工作的答案。1976年1月8日，周恩来累死了。他没有子女，没有任何一星半点的私人财产。然而，作为当代中国四分之一世纪之久的杰出的管理家，周恩来给中国人民留下了一笔无法度量的精神财富。
*加减乘除，数数在胸
1961年，在磁县农村中国的总管家周恩来古代军事家孙子说：“多算胜，少算不胜，而况于无算乎。吾以此观之，胜负见矣。”《孙子兵法·计篇》。古代政治家荀子说：“量地而立国，计利而畜民，度人力而授事；使民必胜事，事必出利，利足以生民，皆使衣食百用出入相揜，必时藏余，谓之称数。”《荀子·富国》。军事家只有多方筹算、掌握具体数字、知己知彼，才能使自己立于不败之地。管理国家、建设国家也要掌握具体数字，成竹在胸，才能尽量避免决策失误。 周恩来抓经济工作十分重视算账，加减乘除，数数在胸。他曾说，国家大，这个家不好当；领导上必须注意算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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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法与乘法——生产和消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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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9年5月18日，周恩来在中南海西花厅接见捷克斯洛伐克驻华大使布希尼亚克时，曾形象地说，消费是减除，生产是加乘，说起来也简单，但执行起来不容易。1959年5月31日，周恩来在天津接见前来辞行的阿联驻中国大使拉加卜时，进一步阐述道：中国有两件事情，一件是除法，一件是乘法；生产一用除法，分摊到每个人的就不多，而消费一用乘法，全面总消费就多了。例如粮食，虽然增产很多，但每人还不到600公斤。去年养猪18000万头，但平均三个多人，差不多四个人才有一头猪；而且中国的猪平均每头只有30公斤，每个人平均只有8公斤猪肉。每人不到600公斤粮食，只8公斤肉，从国际水平来说，这样的水平是很低的，从而生活水平也低了。虽然生产成倍地增长，但因为底子薄、人口多，算起来就不多了。所以，消费还应有一定的限度，而这还不是一两个跃进年所能解决的问题。
这些近乎拉家常的谈话，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大国的总理，根据中国的国情，运用加减乘除法，同外国大使讲中国生产和消费的特殊性。同时，也是对当时实行的脱离生产发展水平和人民群众觉悟程度的公共食堂消费方式的否定。
1959年5月28日，周恩来在南开大学师生员工大会上讲话，也对当时的生产和消费算了一笔账。他说，生产方面是全民办企业，它都占有了器材，国家尽管生产了很多器材，比前几年加倍地增长，不能算少，可是拿65000万人除一除，看一看，平均每人有多少呢？到底钢有多少呢？水泥有多少呢？木材有多少呢？化工材料有多少呢？石油有多少呢？没有多少！所以，每个公社办一点工业、一个县办很多工业，它就把材料占有了，就使得原有企业，大企业倒反而感到不够。消费方面也是一样，粮食翻了一番，不错，可是平均到每人，拿65000万人一除有多少呢？不过600公斤嘛。这里面要吃的，要饲料，要留种子，还要出口。分到每人一点不算多，可多吃一点再拿65000万一乘，数目就很大。
周恩来讲到这里，整个会场上气氛十分活跃。所有的人都进入了周恩来的运算思路之中。生产方面，像“大跃进”那样全民办企业，只能造成原材料紧张和经济效益低下。在人口多而生产力水平低的条件下，人均消费水平不可能高。接着，周恩来又针对公共食堂的消费方式说：过去农民在家里吃饭，大口小口，男女老少，人口多人口少，农忙农闲，要调剂着过日子，有时多吃，有时少吃。现在入公共食堂了，人人都吃饭不要钱，大家都一样，来个平均。好，你吃1斤，我也吃1斤；你吃2斤，我也吃2斤。大家算算，54000万的农村人口，如果每天吃2斤，吃了5个月，150天，这样就变成吃掉多少粮食呢——1650亿斤的细粮，粗粮就是2000亿斤。大家想想，这不是就紧张了？多吃一点，多吃几斤，用65000万一乘，数目就大了。周恩来通过算账证明了大办公共食堂不可取。
1959年5月24日，周恩来视察河北省时，初步总结了1958年“大跃进”工农业生产的教训，他说：我们搞农业的忘掉了乘法，中国人多，一个人多吃一公斤就不得了。搞工业的忘掉了加法，把小高炉的数目和容积乘起来，即得出生产能力是不行的。他巧妙地运用乘法和加法的区别，一针见血地批判了共产风和浮夸风的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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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法与加法——资源和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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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通过算账，用人多地少的数字说明中国建设的困难和珍惜资源的重要。1957年3月，他说：“我们这个国家有这么几个数目字，就说明不是轻易可以建设得好的。六万万人口的国家，这样多人口的国家，而我们现在可耕地只有十六万万亩。拿我去过的南亚的一些国家来比，只有东巴基斯坦那个地方人口密，耕地比较少，跟我们几乎相等。除那个地方以外，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比我们耕地少，都比我们耕地多，有的多了一半，有的多了几倍。我国人口跟可耕地面积比，平均每人不到三亩。城市人口不算，三亩多一点。”《周恩来经济文选》第346—347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他认为，我国这样一个农业基础，来供养我们现有人口，来建设工业，有困难，如果不艰苦奋斗，那不是轻易可成的。1963年，他指出，我国资源有两个很大的弱点：一是耕地少，不到16亿亩，在全国土地总面积中不到12％；二是森林覆盖率低，不到全国土地总面积的10％。他以此教育大家珍惜资源，合理利用资源。对“大跃进”大办工业滥占耕地，周恩来多次引为教训。1961年4月3日，他说：“在农业耕地上，我们搞工业，搞一个工厂，常常占很多平坝子。比如，兰州、西安、洛阳、郑州、成都等地被占用的一些坝子，都是好地方；河南的新乡、河北的一些平原，动得更多，山东、江苏、长江流域、珠江流域等也都有很多耕地被占用。”“这一点我们有些人没有注意到，所以影响了农业”同上书，第423页。。1962年1月8日，他说，我们自开国以来占了1300多万公顷好地，全国只有耕地11400万公顷，一下子就占去1／10，很痛心。虽开了点荒地，很有限，要接受这个教训。同年2月7日，他又说，12年来，为了搞基本建设、城市建设、水利建设、交通建设等等，占用的好地超过2亿亩以上。而12年来，开荒不过1亿多亩，增减相抵，少了1亿多亩的好耕地，这是一个很大的损失。周恩来通过算账，对于每年耕地增减的数字，对于人均耕地的增减数字，对于国土面积与耕地面积与森林覆盖面积的比较，对于中国与其他大国耕地绝对数与人均占有数的比较，都了如指掌。这为他自觉而坚定地推行保护耕地、珍惜资源的政策奠定了重要的思想基础。
周恩来通过算账，不仅用人多地少的比较数字，而且用生产和消费的比较数字说明计划生育势在必行。他指出，人多给安排劳动就业带来若干困难和限制，如果充分就业则影响资金有机构成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人多消费需要的量就大。衣食住行，首先是食。我国人口现在平均每年增长2％左右，每年增加1000多万人，这是一个可观的数目，而我们的粮食平均每年增长3％左右，增长量并不大。1963年，周恩来指出，过去15年，出生的婴儿共有22500万人，每年都要安排就业升学。1岁到15岁的是已经存在的，就够我们为之奋斗的了，再发展下去，包袱越背越重。这就要大家计划生育，以控制人口过度增长。他还运用中国人口分布不平衡、民族分布不均等的数字，一方面说明民族团结、合作的重要，另一方面指出计划生育政策在汉族和地广人稀的少数民族地区应有所区别。1956年5月，他说，中国汉族占总人口的94％，其他民族占6％。但是，少数民族地区占我国总面积的60％，汉族居住的地区占40％。中国有两句话：人口众多，地大物博。人口众多指汉族，而地大和物博主要是指少数民族居住的地区。因此，汉族和少数民族非要合作不可，不合作就不能发展中国。1957年6月，他说：“这几年来人口的增长主要的还是汉族，人口与土地的比率变化多。少数民族人口少，生育率也低，人口与土地的比率变化不大。所以，我们提倡节育主要是在汉族。”《周恩来经济文选》第35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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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己知彼，两利相权和两害相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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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通过算账，运用具体经济指标的中外比较说明中国经济落后的现实，强调发展中外经济交流、急起直追的迫切性与重要性。
1957年11月8日，周恩来在中南海西花厅接见日本港湾城市市长访华团，交谈时说，日本9000万人口，却生产1100万吨钢，700多万吨化肥；我们6亿人口现在只有520万吨钢，才产50多万吨化肥。日本每町步地产粮6吨多，我们才产2。2吨，日本是我们的3倍。“你们的工业和农业水平比我们高，我们应当向你们学习。”
1959年2月12日，周恩来接见安井郁、岩井章等日本客人时，把中日两国的国土面积与铁路长度进行了比较，说明了日本铁路发达和中国铁路落后。然后，他说，凡是外国朋友，只要把中国的人口和产量、产值、铁路长度计算一下，就可以知道中国还很落后。单独算产值觉得很大，可是按人口一分，就显得不多了。
1963年6月30日，在全国经济工作座谈会上，周恩来倡导要搞生产上的五好，即品种多、质量高、成本低、消耗定额少、劳动生产率高。他说，鞍钢有十三四万人，人太多，就不能说太好。英国一个300万吨炼钢厂只有两万工人，这个劳动定额多高呀，如果我们把它学来，就可以促进我们冶金工业的大发展。同年12月，周恩来访问摩洛哥期间参观了一座由意大利帮助兴建的炼油厂。他通过数字比较，深有感触地对身边工作人员说，苏联帮我们在兰州建了一座与此厂生产能力相等的炼油厂，职工多达6000人，而这个厂包括技训班在内，总共才300人。相比之下，我们的人力浪费何等惊人。回国后，他很快指示石油部派技术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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