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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总管家周恩来-第1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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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水北调与水土保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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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大陆受季风影响，降水量夏多冬少、南多北少。为解决北方缺水问题，毛泽东提出了南水北调的设想。１９５２年１０月底，毛泽东视察黄河时曾说：“南方水多，北方水少，如有可能，借一点来是可以的。”１９５８年３月，中央成都会议上，毛泽东提出了“打开通开河、白龙江与洮河，借长江济黄。丹江口引汉济黄，引黄济卫，同北京连起来”的南水北调方案。
周恩来具体过问南水北调工程。他十分重视把务虚与务实、理想与现实、目标与步骤、远景与近期、战略与战术结合起来。
１９５８年８月３１日，周恩来在北戴河长江会议上指出：“江水北调有四条引水线路，长江的上中下游都可以设想，要搞一个全面的规划。”９月下旬至１０月中旬，黄河水利委员会、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会同有关部门，对引汉济黄郑州至丹江口段的引水路线进行查勘。确定引水枢纽选在陈岗，经方城缺口，至燕山水库经调节后沿线经鲁山、宝丰、郏县、禹县、新郑、郑州，在桃花峪或岗李入黄。不久，黄河水利委员会又组织查勘了郑州至北京段引水线路。
１９５９年春，周恩来在北京主持召开了讨论南水北调问题的会议，讨论了好几天，充分听取到会者的意见。水电部有个叫萧秉钧的工作人员有一套南水北调的方案，他知道召开这次会议的情况后也跑了去。警卫人员不让他进会议室，他就写了一张条子送到周恩来那里。尽管多数人认为萧秉钧的方案离现实太远，并称之为“萧方案”，但周恩来非常重视不同意见，当即请萧秉钧进去讲了一个多小时。
我国在５０年代与６０年代的经济、技术条件下，全面实施宏伟的南水北调工程是不现实的。但是，在毛泽东、周恩来关怀下，５０年代与６０年代，水利工作者为南水北调做了大量的规划、研究与有关线路的查勘工作，付出了艰巨的劳动，积累了宝贵的资料，为南水北调工程的全面实施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治水必须治山，森林植被的破坏是水土流失和沙漠化的根源。周恩来把水土保持工作作为江河治理长期性、根本性的工作之一。他说，在水利工作方面，除一般水利工程外，还需要注意到植林，我们的祖先把许多山上的树木砍伐过多，以致形成严重的水土流失。
周恩来多次主持政务或国务会议研究水土保持工作。为解决地广人稀地区的水土保持问题，他还亲自批准有关省配备安２型飞机，用以飞播造林、种草。黄河流域是水土流失最严重的地区，周恩来特别重视黄河流域的水土保持工作。
黄土高原在四千年前是林茂草丰之地。湟水、清水河、陕北皇甫川等地，在宋末还有原始森林。由于代代砍多于造，这块我们祖宗的摇篮地、民族文化的发源地森林被破坏了，带来了严重的水土流失，恶化了生态环境。怎样改造黄土高原，根治黄河水患，变西北为江南？这是挂在周恩来心上并竭尽全力为之解决的一大问题。１９５８年４月，三门峡现场会上，周恩来说，黄河流域与欧洲的德国、法国、意大利处于大抵相同的纬度；历史上汉唐长安柳暗花明，有许多像江南样子。不管是从同一纬度的西方国家看，还是从我们历史上看，黄河流域都是可以改变面貌的。周恩来认为治理黄河、改变黄河流域水土流失的面貌，“中心基础就是水土保持”。１９５８年８月３０日在北戴河，１９５９年１０月１３日在三门峡，周恩来又一再强调根治黄河要做好水土保持工作。１９６６年２月，他提出：“西北局要搞一个领导小组，管农垦、水土保持。农林互相支援有好处。植树造林是百年大计。总得坚持到二十一世纪。”《周恩来选集》下卷，第４４７页。
周恩来较早指出了长江流域的水土流失问题，并提出了重视长江流域的水土保持工作。１９６０年５月，他视察贵州，对当地树木砍伐得多了一点深表不安，主张通过蓄水、造林，改变气候，减少旱象。１９６３年１１月２１日，他说，长江上游地区由于开垦荒地多，砍伐的森林也多，因此泥沙更易流失。三届人大一次会议期间，他指示江西省负责人刘俊秀，解决兴国的淤沙，根本的办法是“严禁上游的森林滥砍乱伐，大力开展植树造林，搞好水土保持，固住泥沙不下流”。“江西山区多，我们不能光采伐不造林育林，光吃祖宗饭，造子孙孽。”参见《怀念周恩来》第６８页。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６年版。
周恩来视察大庆、大寨、延边、西双版纳和海南，每到一处都反复嘱咐：一定要植树绿化，保护森林，保护植被，搞好水土保持，可不要做历史的罪人。
新中国成立之初，周恩来说：“从新民主主义开步走，为我们自己和我们的子孙打下万年根基，‘其功不在禹下’。大禹治水，为中华民族取得了福利，中国科学家的努力，一定会比大禹创造出更大的功绩。”《周恩来选集》下卷，第３０页。人民永远不会忘记，周恩来要求科学家所做的，也正是他自己所努力去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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蘑菇云升起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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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4年4月，中央专委批准首次核试验采取塔爆方式实施，并要求在9月10日前做好试验的一切准备工作。全体参试人员努力奋斗，按时完成了各项准备工作。
9月16日、17日，周恩来主持中央专委会，听取了张爱萍、刘西尧关于首次原子弹爆炸试验的准备情况和正式试验安排的汇报，对选择爆炸试验的时机进行了慎重研究。当时有迹象表明，有个超级大国企图阻止中国掌握原子弹，有破坏中国核设施的动向。为此，中央专委提出了两个方案：一个方案是早试；另一个方案是晚试，先抓紧三线研制基地的建设，择机再试。
9月21日，周恩来致信毛泽东：“中央十五人专门委员会于本月十六、十七两日开了两次会，讨论了关于核爆炸及其有关问题，急需待主席回后，当面报告，以便中央早作决定，时间以不迟于二十四日为好。因如决定今年爆炸，以十月中旬到十一月上旬为最好，而事前准备时间至少需二十天；如决定明年四五月与空投航弹连续试炸，也需要在十月作过冬准备；如需从战略上进行考虑，推迟爆炸，使之与第二套新的基地的建设和导弹及核弹头生产相衔接，也需有方针上的决定。”当天，毛泽东在信上批示：“已阅，拟即办。”《党的文献》1994年第3期。
9月22日，周恩来向毛泽东、刘少奇面报了首次核试验的准备情况和中央专委对正式试验的方案。毛泽东听后，从战略上进行了分析，并说，原子弹是吓人的，不一定用。既然是吓人的，就早响。毛、刘、周果断决定按早试的方案进行。
9月23日，周恩来召集贺龙、陈毅、张爱萍、刘杰等传达了他与毛泽东、刘少奇研究的决定，对首次核试验的有关工作作了周密的部署：为防备敌人万一进行破坏，由总参谋部、空军研究，作出严密的防空部署；由刘杰负责组织关键技术资料、仪器设备的安全转移；由陈毅组织外交部做好对国外工作的准备；张爱萍、刘西尧赴试验现场组织指挥，刘杰在北京主持由二机部、国防科委组成的联合办公室，负责北京与试验现场的联络。《当代中国的国防科技事业》（上），第68页。
对首次核试验的保密工作，周恩来提出了严格的要求。在张爱萍、刘西尧赴试验现场之前，周恩来把他们找去，嘱咐他们，这次试验要绝对保密，除了同试验直接有关的人员外，一律不能让其他人员知道，包括你们的妻子、儿女。周恩来接着说：“邓颖超同志是我的爱人，党的中央委员，这件事同她的工作没有关系，我也没有必要跟她说”。9月27日，张爱萍、刘西尧回核试验基地，张爱萍把周恩来的话向全体参试人员原原本本地作了传达，使大家受到深刻教育。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张爱萍等从试验基地返回北京，邓颖超欢迎他们时激动地说：“我真为你们取得的成功高兴。你们做这么大的事，我一点也不知道。听了广播，惊喜异常啊！”张爱萍：《追随麾下四十年》，《我们的周总理》第102页。周恩来以身作则，律己律人，使我国很好地保住了核试验的机密。
10月8日晚，王淦昌、郭永怀、彭桓武、邓稼先等专家乘专机来到试验场区。10月9日，试验党委根据气象预报，建议试验时间在10月15日至20日之间选定，并派专人于10日晨乘专机去北京，向周恩来呈送试验准备工作情况及试验时间的建议报告。10月11日凌晨1时半，周恩来审阅了报告后致信毛泽东等，“现一切已准备好了，拟经保密有线电话以暗语告他，同意来信所说的一切布置”《党的文献》1994年第3期。。信写毕，周恩来立即派秘书将信和报告专送毛泽东、刘少奇、林彪、邓小平、彭真、贺龙、聂荣臻、罗瑞卿分别阅批同意。随后，周恩来致信刘杰：“望告张、刘，同意他们来信所说的一切布置，从十月十五至二十日之间，由他们根据现场气象情况决定起爆日期和时间，在决定后告我们。”《当代中国的国防科技事业》（上），第238页。刘杰当即把周恩来的上述批示传达给张爱萍、刘西尧。
10月11日，周恩来主持会议研究了爆炸原子弹的宣传工作和有关国际问题，提出了相应的措施和办法。10月14日，周恩来就关于爆炸原子弹的宣传和政治斗争工作问题致信毛泽东等，并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声明、新闻公报、致各国政府首脑电报等文稿送毛泽东、刘少奇等审阅批准，周密细致地完成了有关宣传报道的准备工作。另一方面，周恩来通过在北京的联合办公室与在核试验现场的试验委员会保持联系，及时掌握试验准备工作的进展情况。10月14日晚，张爱萍报告，对气象情况作了分析后确定10月16日正式试验。周恩来批示同意。10月15日，张爱萍报告，确定16日15时为零时。周恩来在电话上问刘杰：“试验可能会发生什么结果？”刘杰说：“有三种可能，第一是干脆利索，第二是拖泥带水，第三是完全失败。”最后刘杰满怀信心地说：“第一种可能性最大。”周恩来叮嘱道：“要做好以防万一的准备工作。”刘杰：《我国原子能事业的决策者和组织者》，《不尽的思念》第322页。随后，周恩来批准16日15时为零时。
10月16日14时30分，张爱萍用保密电话向周恩来作了简要汇报，周恩来批准按时起爆。15时04分，张爱萍向周恩来电话报告：“原子弹已按时爆炸，蘑菇云已经升起，根据爆炸景象判断是核爆炸，试验成功了。”周恩来鼓励说：“国家为你们骄傲，人民感谢你们，请代表党中央、毛主席祝贺并慰问大家，并要求迅速查明试验结果。”17时30分，张爱萍向周恩来报告，确认实现了核爆炸，初步估算爆炸威力为两万吨以上梯恩梯当量。晚上，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人在人民大会堂接见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3000多名演职人员。周恩来挥动着双臂向大家宣布：报告大家一个好消息，我们的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了！会场立即欢腾起来，人们兴高采烈欢呼跳跃。周恩来风趣地对大家说：“大家可不要把地板震塌了呀！”晚上10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出了我国首次核试验成功的新闻公报和详细阐述中国对于核武器问题严正立场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声明》。10月17日，周恩来发出致世界各国政府首脑电，阐明：“中国政府一贯主张全面禁止和彻底销毁核武器，中国进行核试验、发展核武器，是被迫而为的。”“中国政府郑重宣布，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中国都不会首先使用核武器。”《周恩来选集》下卷，第431页。伴随原子弹爆炸的巨响，周恩来威武的声音，向世界各国展示了中国人民的智慧和力量，中国是不可欺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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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酒庆功，中国空爆第一颗氢弹（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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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5年5月14日，中国成功地进行了第一次由飞机投掷的原子弹空中爆炸试验。这标志着中国有了可用于实战的核武器。从首次核试验到首次核航弹试验不过8个月的时间，这表明中国原子弹武器化的速度是相当快的。
核航弹空爆试验成功之后，周恩来派专机去西北，把参加首次原子弹爆炸试验和这次核航弹空爆试验的核武器研制和试验部门的负责人、科学家、技术专家及投弹机组的代表接到北京。5月30日，他们一进入人民大会堂，就受到周恩来、林彪、邓小平、陈毅、贺龙、聂荣臻、罗瑞卿等中央领导人以及国务院和总部的有关负责人的热烈欢迎。朱光亚回忆这次接见场景时说：“周总理一边和我们握手，一边歉疚地说：‘大家辛苦了。去年10月，本来应该和大家见面的。因为忙，延迟到现在，真对不起。这次空爆成功，计划圆满完成，老总们很高兴，都要来见见有功之臣。’陈老总朗朗笑道：‘是来喝庆功酒啊！’”朱光亚：《我国爆炸第一颗原子弹前后》，《不尽的思念》第308页。周恩来向“有功之臣”举杯敬酒，勉励大家继续努力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群策群力，戒骄戒躁，再接再厉；为攀登下一个高峰，尽快掌握氢弹技术，加强国防，保卫和平作出更大的贡献。
氢弹，一般人的想象是在制造原子弹的基础上提高一步就行了。实则不然。如果说原子弹是用中子做火柴去点燃裂变材料，那么氢弹就是用原子弹当火柴去点燃聚变材料。这就是为什么必须先造出原子弹来才可能有氢弹的原故，但从原子弹到氢弹仍还有一段遥远的路程。
1962年12月，周恩来领导制定出1963—1972年科技发展规划，部署了氢弹的研究试验工作。邓稼先他们在完成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的理论总体设计之后，又于1963年9月奉命转向更高的目标——承担中国第一颗氢弹的理论设计任务。因此，我国第一颗氢弹的代号就叫做639。
1964年10月16日，我国第一颗原子弹试验成功后，周恩来立即指示二机部要加速研制氢弹。周恩来问刘杰：“研制氢弹是怎样安排考虑的？”刘杰回答：“现在还有许多问题吃不透，大约需要三五年时间。”周恩来说：“五年是不是太慢了。”此后，二机部经过反复论证，向中央专委报送了《关于加速发展核武器问题的报告》。1965年2月3日和4日，周恩来主持第10次中央专委会，审议并批准了二机部的报告，决定“力争一九六八年进行氢弹装置爆炸试验”。当时，法国对氢弹已经研制了4年多，但还没有搞成功，广大科技人员下决心抢在法国的前头实现氢弹爆炸试验。
原子弹的理论设计是整个原子弹试验系统工程的“龙头”。同样，更为艰难的氢弹的理论设计是更为复杂的整个氢弹试验系统工程的“龙头”。称邓稼先为中国的原子弹、氢弹元勋，盖源于此。周恩来最清楚由原子弹到氢弹的飞跃，关键是理论上的突破。他指示二机部要把氢弹的理论研究放在首要位置上，并注意处理好理论和技术、研制和实验的关系。参见《当代中国的国防科技事业》（上），第101页。当二机部在《关于加速发展核武器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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