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总管家周恩来-第1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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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动民主党派和民族资本家的积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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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党派关系，1950年4月，周恩来在全国统一战线工作会议上指出：“这里包含参加党派的和无党派的群众之间的关系以及各党派之间的关系。中国共产党是处于领导地位的，应该主动地和各方面搞好关系”。《周恩来统一战线文选》第162页。“一五”计划时期，围绕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任务，周恩来多次提出民主党派也要发挥积极作用。1953年3月1日，他在招待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三中全会扩大会议代表时说：“各党派要动员自己的成员在各自的岗位上保证完成国家的建设任务，要他们身体力行，起模范带头作用，在共产党领导下一道前进。”同上书，第243页。6月4日，他在招待中国民主同盟七中全会代表的茶话会上说：“现在我们开始进行国家建设了。民盟的成员很多是在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岗位上工作的，应该在各自的岗位上积极地参加建设。”同上书，第250页。
　　关于正确处理国营经济与私人工商业之间的关系，调动民族资本家的积极性问题，周恩来主张团结民族资产阶级发展国民经济。1952年10月25日，周恩来同若干资本家代表人物谈话时说：“当前中国经济是国营经济、合作社经济、农民和手工业者的个体经济、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和国家资本主义经济五种成分共同发展。五种经济成分犹如人手的五指。”《周恩来经济文选》第122页。对于民族资本家，他认为“全国解放后，在三年来的合作中，是和我们共过患难的，特别是在维持生产、医治战争的创伤、改造旧的社会经济方面，尽过一定的力量，对国家建设也有一份贡献”。同上书，第123页。在“一五”计划和社会主义改造中，仍要发挥民族资本家的积极作用。1953年9月29日，周恩来阐述第一个五年建设计划的基本任务，在谈到对私人工商业的改造时，同时强调不能忽视私人工商业的作用，“要发挥它们的作用”。同上书，第173页。一年后，他在一届人大一次会议上要求把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和对民族资本家的改造结合起来，其目的也在于发挥民族资本家的积极性。他说：“一方面，我们要改造资本主义企业使它们最后成为先进的社会主义企业；另一方面，我们还要改造资本家和资本家代理人的思想，尽可能使他们在社会主义改造过程中起积极的有益的作用。”同上书，第193页。
　　当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迅速发展时，有人提出了“民族资产阶级现在还有没有积极性一面”的疑问，有人甚至发表文章说资产阶级积极性的一面早在辛亥革命的时候就已经敲了丧钟。对此，1955年11月16日，周恩来在中共中央召开的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代表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民族资产阶级在民主革命阶段有它的积极性一面，在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增加生产、活跃市场中也发挥了积极作用。“现在到了社会主义革命阶段，民族资产阶级的积极性到底还有没有呢？应该肯定地说是有的。”“他们的企业还在生产。在商业零售方面私营虽然只占四分之一，但在城乡商品流通中还起着一部分作用。”同上书，第224页。他们的积极作用应该继续加以利用。
　　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胜利之后，如何对待资方人员呢？对此，周恩来在党的八大会议上指出，在资本主义工商业实现公私合营以后，我们应该培养和提拔优秀的职工参加企业领导，同时还要吸收原来的工商业资本家和小业主，担负一部分经营管理工作或者领导工作。公股代表应该同这些资方人员很好地合作，发挥他们的特长和积极性。他说：“在公私合营企业中的几十万资方人员，绝大多数都有一些生产技术或者经营管理经验，其中有一些人有相当高的生产技术和相当多的经营管理经验。对于他们的生产技术和有用的经营管理经验，我们必须充分加以利用。”《周恩来经济文选》第31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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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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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第一天起，周恩来就十分重视正确处理中央和地方的关系。1949年12月，他把上下关系作为必须正确解决的新中国经济的六种关系之一。如何正确解决？他认为既不能片面追求集中、统一，也不允许各自为政；既不要犯本位主义，也不要妨害地方的积极性。他指出：“在中央的统一领导下发挥地方的积极性，才能使各方面的工作生气勃勃，否则就死气沉沉。”③同上书，第34页。他还从打仗谈到建设，“毛泽东同志领导中国革命战争，在战略领导上抓得很紧，在战役的组织和战术的运用上就交给下面去办，因为他们最了解具体情况，只有充分发挥干部和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才能打胜仗。打仗是这样，建设也是这样”。“只有广大人民在生产中发挥了积极性和创造性，才能提高他们的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水平，也才能更有效地克服官僚主义”。③1951年1月12日，在第67次政务会议上讨论水利工作时，周恩来强调要处理好中央与地方、统一性与积极性的关系。他说：“苏联专家对中国建设工作的要求有高度的统一。要求统一和要求有计划性，是对的，但这要有个过程，要有时间和步骤。现在地方的积极性很高，对工作又熟悉，若不顾地方的积极性，把中央不熟悉的工作骤然集中到中央来，就会把工作搞乱。集中与分散，统一性与积极性要恰当注意才好。因统一而妨害积极性是不好的。”同上书，第88页。几个月后，他在全国秘书长会议上作报告，当谈到财政问题时指出，要继续巩固财经统一，但不应妨碍地方积极性。他说：“在中央统一领导下，应留给大行政区、省以至县以因地制宜的权力。中央如此，地方亦应如此。过分统一的倾向是不对的，应该在适当的情况下，让地方分管，有计划地发挥地方的积极性。”《周恩来经济文选》第93页。
　　虽然新中国成立之初就提出过授权地方、发挥地方积极性的问题，周恩来不仅为此进行了阐述，而且为此做了许多具体工作，但那时还在进行民主改革，尚未能在建设的主题上讨论并解决分权问题。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建设开始时，由于受苏联模式的影响，加上财经会议以后的高饶事件，强调了集中。
　　1956年4月25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发表了《论十大关系》的讲话。对中央和地方的关系，毛泽东指出：“我们的国家这样大，人口这样多，情况这样复杂，有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比只有一个积极性好得多。我们不能像苏联那样，把什么都集中到中央，把地方卡得死死的，一点机动权也没有。”毛泽东：《论十大关系》。在这之前，毛泽东在听取有关部门汇报时，已断断续续地提出了一些看法。在这之后，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又再次讲十大关系问题。
　　周恩来在毛泽东发表《论十大关系》讲话的前后，多次传达并阐释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中央和地方的关系，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的思想。1956年4月20日，周恩来在国务院常务会议上谈到体制问题时说，最近，中央开会汇报，主席讲了几个关系问题。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就是集权还是分权的问题。中央要注意分权，站在分权地位的要注意集权。1956年5月至8月，周恩来主持召开了全国体制会议，对当时存在着的中央集权过多的现象作了检查，对改进国家行政体制问题进行了讨论，并且提出了关于改进国家行政体制的决议草案。周恩来不仅在体制会议上对体制问题发表了带原则性、理论性的看法，而且在党的八大会议上作《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议的报告》时，专门阐述了“改进国家行政体制，发挥地方的积极性”的问题。
　　这一期间，周恩来关于正确处理中央和地方的关系，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的思想主要有以下内容：
　　其一，中央与地方的关系、集权与分权的问题，是不同社会普遍存在的问题。各个历史阶段，各种社会，对行政上的集权与分权问题经常吵架，有的强调中央集权，有的强调地方分权，封建社会争论这个问题，资本主义社会也争论这个问题，到我们社会主义国家也有这个问题。苏联过去集权多了，地方权小了，这是一个经验教训，是一面镜子。共产党领导革命胜利，为人民做了好事，人民鼓掌，但这时更要注意民主、注意分权。
　　其二，我国的社会主义改造已经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人民民主专政已经更加巩固，这就使我们有必要也有可能，按照统一领导、分级管理、因地制宜、因事制宜的方针，进一步地划分中央和地方的行政管理职权，改进国家的行政体制，以利于地方积极性的充分发挥。
　　其三，“社会生产力大发展不能光靠集权”。《周恩来经济文选》第267页。分权的目的是为了充分发挥地方的积极性发展生产，而不是减少生产。过去，力量没都用上，厂矿动用200元以上就要报中央批准，给地方的权很少，使得地方有力无处用，限制住了。现在是全部用上，生产会发展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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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动各个民族的积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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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泽东《论十大关系》之一是论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关系。他说：“天上的空气，地上的森林，地下的宝藏，都是建设社会主义所需要的重要因素，而一切物质因素只有通过人的因素，才能加以开发利用。我们必须搞好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关系，巩固各民族的团结，来共同努力于建设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在毛泽东上述思想指导下，1956年改进国家行政体制发挥地方积极性的内容之一是发挥民族自治地方的积极性。对此，周恩来在党的八大会议上指出：“对于民族自治地方各项自治权利，应该作出具体实施的规定，注意帮助少数民族地区政治、经济、文化事业的发展。”“凡是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区，应该成立自治地方而尚未成立的，都应该按照宪法规定，积极地帮助他们成立自治地方。应该严格尊重民族自治地方的各项自治权。应该大量培养和提拔民族干部，不断地提高他们的政治觉悟和管理各种事务的能力，使他们在工作中能够真正当家作主，有职有权。”《周恩来经济文选》第315—316页。
　　在这之前，周恩来早已重视正确处理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关系。1950年4月12日，他强调要“处理好人民民主统一战线中的四个关系”，其中之一是要处理好民族关系。他指出，中国有很多少数民族，必须团结合作。“我们要反对大民族主义和狭隘民族主义”。“对少数民族，首先要在政治上使他们求得解放，然后在经济上和文化上再帮助他们发展，稳步前进。”《周恩来统一战线文选》第164—165页。两个月后，他在政务院第37次政务会议上讨论西北地区民族工作时指出：“我国历史上，各民族之间矛盾很大。在汉族同少数民族的关系上，是汉族对不起少数民族。今后我们汉族同志要代为受过，向他们赔不是。”在经济上，“今后就应该多补贴、多支出一些，让少数民族同胞多得一些利益。”同上书，第192—193页。
　　1957年8月，在民族工作座谈会上，周恩来围绕祖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主题，进一步阐述和发挥了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提出的处理汉族和少数民族关系的思想。他指出：“我们反对两种民族主义——大汉族主义和地方民族主义的共同目的，就是建设社会主义的祖国大家庭，建设一个具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的社会主义国家。这个社会主义国家，不是哪一个民族所专有，而是我们五十多个民族所共有，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全体人民所共有。”祖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是任何民族都不能例外的。我们不能设想，只有汉族地区工业高度发展，让西藏长期落后下去，让维吾尔自治区长期落后下去，让内蒙牧区长期落后下去，这样就不是社会主义国家了。我们社会主义国家，是要所有的兄弟民族地区、区域自治的地区都现代化。全中国的现代化一定要全面地发展起来。”另一方面，只有把人口众多的汉族和地大物博的少数民族的积极性都发挥起来，只有我们五十多个民族，大家合作起来，共同发展，才能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国家，才能实现全中国的现代化。“要建设这样的国家，不能单靠汉族。汉族人口多，经济、文化比较发展，但是可开垦的土地已经不多，地下资源开发是祖国工业化的有力后盾。但是，兄弟民族地区的资源还没有开发，劳动力少，技术不够，没有各民族特别是汉族的帮助，也不可能单独发展。”他举例说：“要在新疆建立起包括克拉玛依油田和乌鲁木齐地区的将来的工业中心，如果没有新疆各民族和内地汉族的共同努力，就搞不成功。”周恩来：《关于我国民族政策的几个问题》。
　　由于毛泽东、周恩来重视正确处理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关系、调动各个民族的积极性，党和人民政府制定的民族政策比较稳当，得到了少数民族的称赞。这不仅对推动当时的祖国建设起了积极作用，而且对未来的祖国建设的发展产生着深远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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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国际上的一切有利因素（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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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4年的日内瓦会议和1955年的万隆会议，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周恩来率团参加的两个重大的国际会议。西方大国和众多的亚非国家分别在日内瓦和万隆通过周恩来认识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华人民共和国也通过日内瓦和万隆会议在国际舞台上分别沟通了与西方大国和亚非国家的联系，增加了对它们的了解和认识。周恩来参加的这两个重大国际会议的突出作用是缓和了国际局势，改善了中外关系。正如1956年11月周恩来所说：“直到日内瓦会议、万隆会议以后，到去年年终和今年年初，才慢慢感到国际局势是缓和下来了。”《周恩来选集》下卷，第236页。
　　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提出“要把国内外一切积极因素调动起来，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对于调动国外的积极因素，毛泽东说：“在国际上，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都要团结，不中立的可以争取为中立，反动的也可以分化和利用。”“我们的方针是，一切民族、一切国家的长处都要学，政治、经济、科学、技术、文学、艺术的一切真正好的东西都要学。”
　　在国内三大改造取得决定性胜利，需要大力发展生产力，国际局势有所缓和的形势下，周恩来传达贯彻毛泽东的上述思想主张，不仅在原则上作了重要的阐释和发挥，而且将其具体实行于外经、外贸等实际工作中。
　　1956年5月3日，周恩来在国务院司局长以上干部会议上作传达毛泽东“调动一切力量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报告。在讲到中外关系时，周恩来针对过去存在的好像只能学苏联、只能学社会主义国家，不能学其他国家的错误倾向，指出，我们发展生产、建设国家不仅要向社会制度相同的国家学习，也要向社会制度不同的国家学习。“我们不仅要向苏联学习，向兄弟国家学习，而且要向世界上一切国家学习，包括向和平中立的国家，如印度、缅甸、印度尼西亚、埃及等国家学习。就是日本、英国和美国，它们也有长处，我们也可以学。除了它们的国家制度我们不学以外，资本主义生产上的好的技术、好的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