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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花雪月-第6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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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那个蓄谋已久的话题终于在商仪随心所欲地翻看这牛皮纸信封里关于蓝大公司内幕资料的时候被我提了出来。看着商仪满足的眼神，我猜想，这回主子应该给我加官进爵了吧。
商仪笑着说：“你的心事太容易让人看透了，这样对你的仕途并不好，这样吧，你不是想下去吗？我放你去B市A局任个副局长怎么样？”
我吃了一惊，说道：“那是何厅的弟弟何局在那里做一把手，你放我过去，不是送羊入狼口吗？”
商仪却说：“B市是经济发达地区，在那边任个副局长那可是个肥缺，蒋局上来以后，那块没有咱们的人，有时候何局也不太听话，你过去帮我壮壮势力，其实何局管人事这么久，钱也捞了不少，而以前他和蒋厅又有积怨，蒋厅整他是迟早的事，只要姓何的被整翻了，我保证扶你上一把手的位置，那可是个副厅级的位置，省委这边我帮你通通关节，应该是没什么问题的。”
暗角
商仪的提议看似前程似锦，实际上却险像丛生。我的官场智慧是从小在大院里磨练出来的，尽管因为父亲官职所限，我不能看出更深透的门道，但是如何把仅有的这点智慧披上厚黑的外衣，用“卑鄙”的手段挤走何局，实现自己上位的目标，也不是难事，难就难在我的性格，优柔寡断，仁义好施。我能感觉到商仪目前所面临的流言蜚语的压力，这种压力让她觉得把我留在她的身边已经成为了一种累赘。把我调开的原因如果仅仅是舆论的压力，那也好理解，我真正后怕的还是那条传言——有人想动商仪，把我作为突破口。
事情还没有到火烧眉毛的程度，但一切应有远见。我不想过多地问及商仪——把我调去B市A局的原因，她不喜欢喋喋不休的男人，而我正在努力地成熟着，让她知道我不是一个懦弱的男人，我的骨子里甚至乎还有一种执着和傲气，我暂时的蜷缩只是和敌人保持应有的距离，从而了解敌人，将其消灭。我想商仪是想让我消灭何局，从而把何厅留在A系统最顽固的势力连根拔掉，她甚至非常肯定地遇见到我的这种性格铁定的不合群，我的到来也必然会打破B市A局现有的势力格局。游克已经被提拔到了局政治处主任的位置上，进入了局党委成员的行列。游克的性格比较圆滑，是软刀子，我的性格比较耿直，是硬刀子，两把尖刀软硬兼施，足以把何局置于死地。但这其实还只是表面的目的，更深狠的目的是想牵出何秘书长（原何副厅，斯斯的父亲）这条大鱼，可这都是我的假设，一个官场小人物的假设。其实从商仪的视觉角度来看，她更注重的是布局，也就是说把人事关系布好了，她在A系统的势力就会更强大。一个真正的领导的能力所体现出来的核心价值不在于他（她）如何有魄力，如何敢想敢干敢骂，那是匹夫之勇，最后的结果就可能被孤立于高高的庙堂之上，权力被架空。领导能力真正的价值是体现在懂得如何布局来制约敌对的势力以求达到平衡的层面上的，看一个领导有没有能力，看他（她）用什么样的人就知道，正所谓物以类聚，人以群分，中国的这种官场体制造成了领导不大会去用和自己性格相差太远，趣味爱好迥然不同的人，这也是中国人事制度的最大弊端。现在的商议不会去搞一言堂，也不会再去玩以前下三滥的阴谋招数，那些都会给更高层的领导造成不好的印象。她现在颇有些开明派的作风，搞了个厅长热线，倾听民声，虽然还是在作秀，但是在那个年代比起同级的官僚已经是先行一步了。但原罪始终是原罪，不会因为她的开诚布公，懂得包容政敌，就能得到别人的原谅，原罪就像是多年前的伤疤，你越想捂着不让人知道，就偏偏有人要揭开它来伤害你。不要无知地谴责人性，因为它是上帝赐予的，它的存在就有它的目地。
化解之道
商仪的聪明在于她正在努力地化解若干年前的艳照给她带来的间歇性的伤害。她曾经为已退位去政协的李主席（原李厅，李公子的父亲）搞了一场个人摄影展，公开且高调地表示对李主席摄影技术的倾慕。在摄影展上，公布了一张她穿着比基尼与光着膀子着紧身泳裤的李主席在海滩上的合影照，这张合影里还巧妙地加进了同样着装“暴露”的其他同僚们。在那个九十年代初期，意识里还隐约有着国家领导都娶过三妻四妾是值得骄傲这种顶礼膜拜思想的年代里，一个厅级领导接受一个处级女下属的爱慕也是很值得炫耀的事情。而且这种膜拜的思想普遍存在于更高层的官员思想里。商仪的良苦用心就在于要把高层对艳照不好的想法往当时的思想背景上延伸，她要刻意地淡化照片所显示出来的肉体交易的实质，她要把人们的想法往好的方面去引导，这种方法在鲁迅年代就叫做阿Q式的精神胜利法，放在江湖就叫做精神大挪移，放在宣传上就叫做引导正确的舆论导向，这已经不能仅仅归类于文学上讽刺的类别了，它已经有了哲学的智慧，这既是江湖上一门很高深的武功，也是体制中的宣传手段里最厉害的招数。它和独立思考特立独行是冤家，它成长的土壤是人们普遍的被单一式的教育所同化的状态，当然也不能一棍子把它打翻在地，如果你相信宗教，相信主义，你可以用这种方式来使自己快乐，但一个非常重要的前提是你的选择必须是自由的，而不是被逼的。
在我黯然伤神的时候，我还不忘关心了一下宛儿的职位变动，正如我的预感，她将接任我办公室主任的位置，因为她比我更圆滑，更能够与分管这方面工作的顶头上司陈副厅搞好关系。她甚至与秦秘书长——那个官家子弟帮的大帮主的关系也不一般。
当我把蓝大的秘密资料给了商仪以后，就更像一个局外人了。即将离开A厅，我的内心甚至有些愉悦，产生出一种被放生的感觉。这也是我与我的妻子古宛儿的关系来个了断的最好机会。我相信两地的分居，能够让我们的关系更加冷却，从而实现理性地分手。我们都在为分离寻找一个合理的借口，从而缓和由于离婚带来的对仕途上的影响。但是事情往往并没有这么简单，或者说命运总是在难为你。也就是在我与宛儿的婚姻已经名存实亡的时候，宛儿的父亲接受治疗的医院向宛儿发出了病危通知书。为了让老人一路走好，我必须与宛儿在临终的老人面前上演一出恩爱的夫妻秀。人生如戏，有人喜欢看戏，就有人要去演戏，尽管都是戏，谁在乎是真是假？
体制之悲
星期一的人事会议并没有太多的意外，只是会后江小合不怀好意的道贺，让我有些耿耿于怀。这让我觉得一个这样婆婆妈妈、喋喋不休的男人居然有着深厚的官场背景，这简直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他一定是中国的官场家族里的异类，因为他全身都散发着小农意识。
宛儿在开完会后，便急匆匆地赶往医院探望她的父亲。她并没有因为篡夺了我的位置而心怀内疚，她默然且满布阴郁的脸上现出了异常的平静。仿佛她早已将父亲的病危当成了激励自己努力复仇的力量，今天所有的一切她似乎都早已遇见，任何困难都阻止不了她复仇的脚步。她内心燃烧着的复仇火焰也只有我能看得到，而在外人眼里，她在被提拔后的默然会被人误读为低调和谦虚，那竟然是一种美德。
我追上正要开车去医院的宛儿，她按下车窗，一道寒霜她的冷眸里射了出来。
“如果你还认他是你爸，就应该和我一起去看看他老人家，从结婚到现在，你家里人也没去看过我父母几次，怕沾了晦气，让院里的人笑话，还有咱们那个低调又寒酸的婚礼，都让你的家人不满，甚至我不能为你们张家生一儿半女，都成了你们张家冷落我们古家的理由，这些我都可以忍受，但是送他老人家临终的这场戏你不给我演好，我就恨你一辈子。”宛儿数落着这些积怨已久的矛盾，每当我们夫妻关系激化的时候，这些说辞必然会被她拿出来作为攻击我的利器。
咆哮的引擎代表着宛儿的愤怒，车身毫不客气地与我不辞而别，让我的身体打了个趔趄。呆望着远去的小车，我又觉得亏欠宛儿的太多了。往事一幕幕又浮现在眼前。我依稀记得在那个寒酸的婚礼上，只有两家的亲属聚在一起喝了一场并不怎么喜气的喜酒。我们没有请同事和领导们，就算厚着脸皮请了，也少有人会捧场，因为在这种凡事唯美的体制下，没有人敢同情一个贪污犯，人们可以很偏激地认为一个人贪污，那么他所有的方面都是坏的，他们个个都是熟悉潜规则的行家里手，他们当然知道有权力的地方就有腐败，绝对的权力代表绝对的腐败，所以他们理所当然地知道厅里面最大利益的享有者是一把手，但他们却选择嘲笑弱者，因为他们的嘲笑可以显得领导们更英明，更伟岸，更明察秋毫，他们助纣为虐的嘲笑和鄙视构成了这个大院里满是奴性的压抑、恐怖、桎梏的氛围。而被打翻在地的古处长的周围就像是被孙猴子画上了一圈警戒线，任何试图接近他的人都会被领导无所不在的淫威所恐吓。古处长已经失去了为自己辩驳的机会，为了这个家庭，为了保住宛儿母亲工人的身份，为了宛儿将来能够有一份铁饭碗，他选择了沉默和服从。
如果从家庭的角度来看，宛儿的父亲是伟大的，如果从人格上分析，宛儿的父亲也不至于和极恶之徒相提并论。我还记得他书房里的那首诗，充满了悔过之心。但社会并不会因此原谅他，宛儿的父亲受不了同僚们歧视的眼光，他甚至对被检察院抄家的时候，邻居们的嘲笑和讽刺耿耿于怀。他不想辩解什么，因为他只不过是一个替罪羊罢了，替罪羊的使命就是用来替罪的，过多的辩解会让人觉得你是在狡辩，因为优势话语权永远掌握在官职比你大的人手中。领导一句话批评的话就能否定一个干部的一切，这是多么悲哀的事情啊，但更应该悲哀的是这个体制，它的无知在于强迫地营造出了一种阳奉阴违、姑息养奸的氛围来加速消亡自己的生命。当然，当人心还未完全泯灭的时候，还会有人记得古家的好处，也会同情古家不幸的遭遇，但那也是暗地里的同情，在领导的淫威之下，那些稀少的同情只好躲着、闪着，默默地在心里慢慢地消弭。
如果不能被社会包容，那么就选择包容自己，可惜的是，宛儿的父亲两者都做不到，无尽的自责和对社会的怨恨终于让他提前走到了生命的终点。
遗愿
在人民医院的高级病房里，宛儿父亲苍老的面容里透着深度的憔悴。黄昏后的残阳从窗幔的缝隙里斜斜地射了进来，把浆白的被单印成了血红色。如果那是一面党旗该多好啊，至少能给这位即将离去的老人一丝崇高的安慰。可惜的是，这位老人在犯事的时候就已经被开除了党籍。于是我想起了一句调侃的话，有人死的时候盖了党旗，其实他不配，有人死的时候想盖党旗，但是他没有资格，所以，如果主义是一种信仰，就应该上升到宗教的高度，当我们赞美英雄的时候，也包容偶尔有罪的人，我们同是上帝的子民，当子民死去的时候上帝会原谅并祝福他，因为无尽的谴责只会让人们心里的仇恨越积越多。主义往往是为政治服务的，而宗教在发达国家早已摆脱了政治的丑恶，试图单纯地为思想服务。我本以为儒家思想能让宛儿的父亲得到解脱，但是它却让宛儿的父亲更加地自责。一个人知道自己的错误，并且心怀内疚，在我看来要远比那些道貌岸然的贪官们要高尚得多。但也正是因为心怀内疚而无法使他走出良心的桎梏。
宛儿的父亲向我伸出虚弱的手，示意有话对我说。我走上前去，握着他老人家的手，聆听着他最后的遗言。
“我知道我的日子不长了，在我临终的时候，我的内心却还不能解脱，但是这些都没有意义了，当你把这个体制看透的时候，你才会觉得它简直就是吃人的魔鬼，当你忠于领导的时候，（奇*书*网^_^整*理*提*供）你却不懂得如何保护自己，如果当时我能把领导的口头传达录音，或者复制一份领导同意对于公款挪作他用的签名，我都不至于像今天这样身败名裂。但事实上，在那个时候，我并没有敢于这样做的勇气以及提防领导的动机，因为有时候领导的话就是原则，就是法律，我几乎没有任何的意识去质疑领导的英明决定，所以只有当我吃苦受难以后，我才知道我是被体制伤害最深的人，这个体制甚至还要把你的经历作为反面教材，来继续教育他人，如果我的教训能够警醒其他的同僚，我也会觉得欣慰，但是这样做的作用并不大，而我违背自己的本意写出来大悔罪材料也不过是为了取得好的表现而获得减刑，哪怕是在监狱里，我都要去顺着体制的意愿，我根本就没有申诉的机会，不是法律上没有规定，而是当你看透各种潜规则后，你会觉得你的申诉是傻子的行为，你最后的结果只有碰壁。所以最大的罪人其实就是这个体制，我相信每个人都会有贪念，但是这个体制甚至鼓励你去贪污，鼓励你去讨好领导，进而为自己谋得利益，所以我既被这个体制所收买也被这个体制所出卖，而你作为我的女婿，我不希望你在仕途上有任何的差错，做人要学会急流勇退，这是我用生命换来的血的教训。我最后唯一的愿望是希望你好好照顾宛儿，她是个倔强的丫头，恐怕也让你迁就了她不少，我这个老家伙临死之前，没有别的遗愿，只是你希望你好好照顾宛儿，彼此能够平平安安地走完这辈子。”宛儿的父亲气若游丝地说出了他最后的遗言，没有停顿，没有犹豫，只是充满了对晚辈的关爱，这也是一种伟大的人格，尽管他曾经有过罪恶，但是他已经用提前结束的生命洗清了自己的罪恶，为什么这个体制还要将余罪继续施在他女儿的身上？但我却好像听见了上帝的声音——不懂得包容别人的人，也必将被自己的贪婪、仇恨、嫉妒所伤害。
宛儿的父亲还是去了，一个被体制抛弃的罪人，走得苍苍凉凉、萧萧瑟瑟。按照宛儿父亲生前对他的丧事一切从简的嘱咐，古家没有开追悼会，也没有在家里设灵堂，尽管古家的亲戚和宛儿父亲生前的好友都颇多非议，毕竟这样草草了事于中国的传统不符，但这正是宛儿父亲的高明之处，他确实连死后的事情都看到了，他不想在他的追悼会上念着那些虚伪的悼词，让人觉得是在欺世盗名，也不想因为自己丧事的大操大办而对宛儿和我的仕途有所影响，毕竟，他的罪人身份是要用来体现体制的英明，以及在位领导的廉洁的。他是一个孤独的行者，既然不被世俗容忍，就选择死的比鸿毛还轻，但是他毕竟没有将尘世完全看透，他还牵挂他的女儿，这也是让他临死前，仅存的痛苦的根源。
政治僵尸
宛儿父亲的丧事处理的简单又寒酸，但这只是一时的忍耐，宛儿相信她总有出人头地的一天，到时候她一定要洗清父亲的耻辱，她甚至计划着委托一位颇有名气的作家以纪实文学的形式撰写她父亲生前的感人事迹，同时把曾经A厅的领导在挪用公款这个案子上如何让他的父亲做替罪羊的内幕作一个淋漓尽致的披露。但是这些在我看来只是一种心理安慰罢了，当一个人被别人阴险地陷害了以后，这个人的女儿也同样用阴险卑鄙的手段来帮父亲复仇，这已经脱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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