忠武公传奇-第3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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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的小县，扶桑矮子们就打死一万八千余人，打伤四万二千余人，毁房一万一千余栋。全中国到底死了多少人？毁了多少房？谁能说得清楚？

就拿我家来说，我的祖父当时还是某个县的保安大队长，相当于现在的县武装部长吧，也算是个不大不小的官员，家里自然有些家财。但是，扶桑人一来，他那个县的县长吓得屁滚尿流，把县政府的大印往我祖父怀里一塞说道，老张，这个县长我不干了，你干吧。便带着老婆孩子和金银细软跑得无影无踪。就今天而言，要是谁让你当县长那自然是感激不尽。但当时，我祖父捧着那颗县政府的大印就像捧着一个刚出锅的山芋，扔也不是不扔也不是。最后，还是一个中国人的良心占了上风，他便带着保安大队和县政府的一个文书，还有我的祖母、姑姑和父亲。祖父一付担子，一头挑着县政府的文档，一头挑着自家的家当，按照上级的要求，追随着中央政府，向西南边打边退。他们自湖北阳新经湖南平江、长沙、怀化一直退到沅陵。一路之上，他们保安大队的人死的死逃的逃，也不乏精忠报国投奔正规军开赴前线的。总之，等他到了沅陵。除了一家四口之外，他们的身边只剩下了那枚县政府的大印了。沅陵本来只是一个不到两万人口的小山城。但是民国二十八年却聚集着三十多万的军民。沦陷区的机关、学校、工厂全部挤在一堆，物资匮乏，物价飞涨。祖父当尽家财也不能为继。堂堂的代理县长只好将姑姑送给他人做童养媳。就是这样，代理县长还是被活活的饿死了。因为买不起棺材，祖母只好腾空一架衣柜让祖父入土为安，总算是没让代理县长大人塌土而葬。真是生如猪狗，生如蝼蚁。

民国三十四年冬天，祖母带着腿残的父亲（逃难中因躲避扶桑人的飞机轰炸不慎从高处跌落）一路乞讨回到家乡，除了一卷破絮两只缺碗之外，就剩下那枚县政府的大印了。“四口离家两人还，孤儿寡母相扶搀。一卷破絮两只碗，残垣断壁泪眼看”。真不知道在那场国殇期间又有多少个比我家更悲惨的家庭。

忠武公说，他早就知道扶桑人不是什么好东西。早在一千多年前的大唐朝他便无数次的上疏，请求朝廷不要再接收扶桑人来留学了。到了大明朝，他弃文从武，凡是扶桑来的强盗他一律主张坚决剿灭。在大清朝，他坚决反对割地赔款，积极主张开战。遗憾的是他的这些正确的主张不但没有得到认同，反而受尽责难，轻则打屁股，重则削职为民。以至于最终酿成中华民族的奇耻大辱。一九七二年，政府要与扶桑国建立外交关系，忠武公十分气愤，上书中央坚决反对。但他那时只是一个普通百姓，中央不但没有听他的，反而说他是历史反革命加现行反革命。把他投进了大牢。但是，忠武公自始自终也是只服法而不认罪。忠武公活了两千多年，中扶交好是最让他不能理解的一件事。此后的历史事实也证明，忠武公也不无道理。扶桑人是从来就没有悔过的表现的。直到如今，恬不知耻的扶桑人还说钓鱼岛是他们的。为此，忠武公无数次地痛骂过虬髯公、卫国公和他自己，而且坚决不用扶桑货，不坐扶桑车，不和扶桑人说话。

正文三十六

尊孔重教是中国人的传统，国子监无论是在哪个朝代，都是国家的最高学府，是神圣的地方。但是，扶桑人从来就没有这个概念。在大唐朝，扶桑人苍蝇赶屎一样成群结队的到长安来留学，但他们的目的是来混文凭的，混到文凭好回扶桑做官，根本就没有认真读书的。因为他们都认了大唐朝的皇后贵妃们做干娘，所以行为放浪，肆无忌惮。他们不但到“天上人间”去吃酒狎妓，甚至还把小姐们带到国子监来“包夜”，把孔门圣地搞得乌烟瘴气，酒肆青楼一般。忠武公觉得他这个国子监祭酒真是斯文扫地，便要开除他们的学籍。皇后贵妃们便都跑来为她们的干儿子说情。最后闹到皇上那里，皇上说要搞好国际关系，也是坚决不同意。

到了武老娘们说了算的时候，因为扶桑人不管走到什么地方，总是高呼“吾娘万岁万岁万万岁”，她便高兴得不知道天高地厚，不但御签扶桑人的毕业证书，还要每人发一张“三好学生”奖状。忠武公羞愧难当，害怕落下千古骂名，便写报告要求乞骸致仕，但是，武老娘们总是不肯恩准。他这个大周朝的国子监祭酒做得十分的憋屈，最后被迫无奈，只好不辞而别，跟武老娘们玩了一次失踪，直到玄宗初年才再次出仕。

客观地说，大唐朝的玄宗皇帝年轻的时候，也是个不错的皇帝。他二十七岁登基，胸怀改变世界，振兴李氏大唐的鸿鹄之志。登基之初，锋芒毕露，适时剪除异己太平公主，改国号为开元，表明自己励精图治，再创李唐伟业的雄心。开元初，他精兵简政、革新吏治、巩固边备，成效显著。只是对如何快速恢复经济有些束手无策。在群臣的提议下，他想起忠武公在汉晋两朝主持土地改革工作，实现了“光武中兴”和“太康之治”的繁荣局面。于是，他立即诏告天下，任命忠武公为特置的劝农使，再次主持土地改革工作，全面发起“检田”运动。

所谓的“检田”就是检查籍没豪强大户多占的田地，再分配给无田无地的农民和退伍士卒耕种。这实际上是大汉建武年间的“抽地”和大晋太康年间的“占田”制度的翻版。其实质性的内容有两点，一是保护地主豪强的基本利益。二是保障无地农民和退伍士卒有可耕之田。这项工作对于忠武公而言，自然是轻车熟路。在忠武公的主持下，开元年间的“检田”运动也是轰轰烈烈，成效十分显著。两年后，政府的财政收入成倍增长，农民负担逐年下降，经济发展步入正轨，为“开元盛世”奠定了牢固的经济基础。

没有规矩不能成方圆。这句话是谁说的已不可考证，但是我们的老祖宗说的毫无疑问。自古以来，中国人最讲究规矩，据考，早在公元前五世纪我们就有了自己的成文法典《法经》。但中国人又最不遵守规矩，几千年来，大到杀人放火，小到坐车插队，无不体现出中国人对规矩的蔑视。假如你认真思索一下，就能惊人的发现不同的人与规矩有不同的关系。大佬们老子天下第一，无视规矩的存在；聪明人推陈出新，让规矩因我而变；只有平凡而不伟大的老百姓才受着规矩的约束。讲规矩而又不守规矩，这样的一对矛盾是怎样形成的呢？这又应了一个哲学原理。大凡一种结果的形成总是既有内因又有外因。中国人凡事在主观上总是爱显摆，这是内因。比喻说，漂亮的衣服总是要穿在外面。稍稍年长的人都还记得困难时期，我们都穿过一种叫“假领”的衬衣，从领口和袖口看，是一件质地上乘的衬衣，但是这件只能穿在里面的衬衣却是既无前胸也无后襟。有好吃的平时也是攒着，到逢年过节就大盆大钵地端出来待客。也一定有人还记得，在困难时期如果你被尊为上宾，主人家会用鸡腿煮面来招待你，但你一定要看清楚那只鸡腿上是不是系着一根红线。如果系着红线，那说明这只鸡腿是借来的，是不能吃的。如果你把鸡腿吃了，主人家就欠着邻居一只鸡腿，要到来年杀鸡才能还上。这些小而又小的事情，是生活在社会最底层的中国人爱显摆的佐证。还有，供水公司的职员用水不交费。供电公司的职员用电不交费。铁路局的人坐火车不要钱。民航局的人坐飞机不要钱。那么你说，如果你手上有了用人管事的权力，你能不显摆吗？如果你手上有了至高无上的皇权，你憋得住不显摆吗？可是，你显摆了就自然而然不守规矩了。

在中国社会中，还有许多客观存在的外因迫使你不能讲规矩。就拿受治于人的百姓而言，肚子饿了要吃，吃完自家的只有去讨，讨不到就偷，偷不到的就抢。生存法则是第一法则。还有，在处事的过程中，你本来是要按规矩办事的，但是，如果你碰到了不讲规矩的人和事，就迫使你讲不成规矩了。我在某乡当书记的时候，就碰到过这样一件事，政府修路从一个单位门口过，路灯的间距是三十米一盏，结果有一根灯杆正对着这个单位的大门。这个单位的头儿说灯杆对着大门影响他的进步，死活不肯。施工单位埋下去，他就带人推倒它，反复了五六次。为了一根灯杆，堂堂的市委副书记开会协调了七八次，都没有结果。反过来还批评我们工程进度太慢。施工单位的头儿也总是找我，说一根灯杆就埋了五六次，要求增加施工成本。搞得我老鼠钻风箱两头受气。有一天，我喝了几杯闷酒一时热血上头，带着施工队又去埋灯杆，对方又来干涉，我就上来一个打倒一个，直至没人敢上为止。灯杆是埋好了，但我打人是违法的，属最不讲规矩的行为。一巴掌能顶十个协调会这也是中国特色。这大概就是中国人不讲规矩的一种合理诠释：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吧？不知道大家是不是肯苟同我的观点。

在中国还有一种怪病，比癌症和艾滋病还可怕，它的主要临床症状是高烧、幻觉、胡言乱语、行为怪异等。归总起来有“六乱”，既乱赦、乱赏、乱建、乱性、乱杀，最后是天下大乱。而且一人患病，万人遭殃。这种病就连号称“医圣”的张仲景所撰写的《伤寒杂病论》都没有记载。据忠武公所言，《伤寒杂病论》在成书的时候，他曾建议张仲景录入此病例，而且要求他将此病例录在首例。但是，当时的张医圣还是个正五品的长沙太守，根本就不敢录入。这种怪病虽然早在四千多年前就有病例，但是自古以来就没人敢治，甚至连治疗干预建议都无人敢提。虽然不是每一个人都有资格得这种病，但是一旦得了这种病，那是无可救药的。谁要是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去治这种病，不但治不好，还要掉脑袋。这种病就是“皇权综合症”，俗称“皇帝病”，也叫“万岁病”。

这种病的感染也很有特点，越是功成名就志得意满的皇帝越容易感染。越是富裕强盛太平盛世的皇帝越容易感染。历史上的重症者有夏桀商纣，秦皇汉武，还有隋炀帝杨广。敬爱的伟大领袖也得过此病，但他老人家属间歇性。特别是一千九百五十八年和一千九百六十六年两次发作，临床症状重，持续时间长。

唐玄宗李隆基也病得不轻。特别是开元盛世之后，看见国库的钱物有些堆积，看见老百姓的脸上稍微有些红润，特别是看见隔三差五的总有些黄头发蓝眼睛的洋人在朝堂之上给他念一些歌功颂德的祭文，还有扶桑矮子们“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的狂吼乱叫，他立时就有一些病态。先是乱发赏金，用国库的钱去换洋人的贡表。那年月，洋人的一颗玻璃珠子（就是现在的孩子们玩“老虎抢洞”游戏的那种玻璃珠子），可以换一锭金子还外加十匹锦缎。他还在国子监里搞扶桑留学生义务教育（你说是不是比今天的九年义务教育还要牛？）和“三好学生”评比。“三好学生”的奖金无比丰厚，扶桑矮子们领回去后可以捐一个正三品的官位，多余的还可以在海边建一幢别墅，再娶一个漂亮的扶桑娘们。这钱怎么也用不完，真是烦死人了，于是就拨钱修建离宫别馆，把个华清宫修得举世无双。到了开元二十四年，比他小十五岁的爱妃武表妹去世之后，他的病情不断加重，听说自己的十八子寿王（正是他与武表妹所生）的老婆杨玉环美貌绝伦、艳丽无双，便不顾人伦礼节，强纳为妃。这一年杨大美人十七岁，他老人家五十一岁。

此后，他的皇帝病越来越重，封赏无度。在盛唐玄宗年间，只要是歌功颂德的奏章，一律重赏，差不多合到一两银子一个字。一些喜好媚上的大臣一年下来，赏金就是工资的几百上千倍。一些大臣一身兼十余职甚至几十职。华清宫修好后，病重的玄宗皇帝干脆就把自己的儿媳妇杨大美人带着，成年累月的住在华清宫，整天地看杨大美人在温泉池里洗澡玩。大臣们有什么事情都要到华清宫来跟他汇报，三省六部的公文都要送到华清宫来请他老人家画圈。华清宫俨然就成了大唐朝的政治中心。病重的玄宗皇帝光看着儿媳妇洗澡还不算，听说杨大美人的三个姐姐也是国色天香，立即招入宫中，一个封为虢国夫人，一个封为韩国夫人，一个封为秦国夫人。姐妹四人一齐侍奉玄宗皇帝。娥皇女英，飞燕合德，杨艳杨芷，大小周后，姐妹同侍君王，玩的都是“双飞”。这玄宗皇帝不玩则已，一玩惊人，玩起了空前绝后的姊妹“四飞”，你说说，玄宗皇帝病得有多重？

重病中的玄宗皇帝还有两个爱好。一是斗鸡。为此，年近花甲的他还交了一个小斗友贾昌。在华清宫里，看腻了儿媳妇洗澡之后，一老一少便玩起斗鸡来，要把鸡斗成身上一根毛都没有的裸鸡，一头一脸的血。一次要斗死上百只鸡才罢休。二是舞马。玄宗皇帝在华清宫里养了四百多匹宝马，看美女们跳舞看厌了，就来教马学跳舞，一直训到马也象大臣们一样，能够向他跪拜。教马跳舞这件事，后来代代相传，就成了今天的一项体育运动，马术中的盛装舞步。体育研究者说盛装舞步源于欧洲，这是错误的。其真实的历史渊源是由盛唐传入欧洲，再由欧洲传回中国。不管它的历史发展经历如何，我想今天这个项目的奖牌得主们，首先要感谢的应该是大唐玄宗皇帝李隆基。

在华清宫，重病的玄宗皇帝还做了件让后人耻笑的蠢事，就是和杨大美人一起认胡人安禄山做干儿子。这件蠢事更能说明他确实病得不轻。这个安禄山虽然比玄宗小十八岁，认他做干爹无可厚非，但他比杨大美人又要大十六岁，却认她做干娘，居心不良是毫无疑问的。后人也有认为他名为干儿实为“面首”的。但不管怎么说，正是因为杨大美人认了比自己大十六岁的安禄山做干儿子，最后在“安史之乱”中，她自己才落得一个三丈白绫香消玉殒马嵬坡的悲惨结局。玄宗皇帝也被迫逊位，灰头土脸地做起他的太上皇来。

这些事情的发生，深刻地说明了“皇帝病”是一种不可轻视的恶疾。皇帝患病，百姓吃药，国家遭殃。所以说，身为人主的皇帝得什么病都不可怕，就是不能得“皇帝病”。初染“皇帝病”不可怕，更可怕的是不肯治。但是，怎样才能使皇帝不得病呢？除了皇帝自己要加强锻炼增强自身的免疫力之外，为人之臣也要不忘自己的职责，不能向皇上晋献有病毒的食物。不然的话，皇上吃了轻则拉稀，重则病入膏肓。还有，做皇上的千万不能去学蔡桓公，“病在腠里”不治，“病在肌肤”不治，“病在肠胃”亦不治，等“病在骨髓”了，欲治不能。

在大唐朝玄宗年间，忠武公还亲历了一件不能不说的事情，就是“二李之争”。二李者谁？盛唐第一大文豪李白与盛唐第一大歌唱家李龟年也。这件事情的发生正在玄宗皇帝病重期间，所以最后的结果也是黑白颠倒。忠武公也受到了株连。为此，他心里很是不爽。

正文三十七

李白的一生是传奇的一生。他不但才情横溢，而且相貌奇伟，性格豪放，落拓不羁。他在十五岁的时候就倍受社会名流推崇。青年时代，李白一卷书一柄剑，冶游大江南北。到了开元中期，他已成为“笔落惊风雨，诗成泣鬼神”的盛唐第一大诗人。时人都说：大唐帝国有“四绝”，张旭草书裴旻剑，歌声嘹亮李龟年，第一诗人李太白。而且李白的剑术也仅在裴旻之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