闯荡北美-第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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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89年的时候，我迈出了人生的紧要一步。　
　　我想出国！　
　　我想出国的动机很简单：寻找突破口。　
　　我一生总在寻找突破口。　
　　我是个思定之便笃行之的人。既然准备了要出国，那就行动。　
　　考TOEFL、GRE、联系学校都很顺利。　
　　托福考了六百零三分，GRE考了一千八百六十分，在当时都是高分。　
　　联系学校后，我被六所院校录取。　
　　然而，我却不能尽快出国，主要的问题在于一直找不到担保人身上。尽管我外婆有不少亲友在美国，无力的爱莫能助，有力的又无助人之心。就像穷人需要帮助，却少有愿意帮助的，富人谁都愿意帮助，却又不需要帮助。于是我入学的日子只能一拖再拖，从1989年冬季班拖到1990年春季班。　
　　有一天，我无意中在报上看到美国宾州大学的终身教授杨忠道先生是自己的同乡——浙江人，特别是他曾帮助过许多青年人　
　　留学美国。我一阵激动：何不找他试试！就权把死马当活马医吧！　
　　就这样，抱着一种试试看的心态，我提笔冒昧地给杨老写了一封信。　
　　没想到的是，杨老竟给我回信了！　
　　信中说，他6月2日要到天津讲学，要我到时候去见他。　
　　我和小玲兴冲冲地按时赶到天津，下了火车也顾不上歇息，径直奔向　
　　南开大学教授楼，忐忑不安地去与杨老见面。也许是天生有缘，也许是我的精神气质让杨老感觉到很满意，见面后不到十分钟，杨老就爽快地答应担保素昧平生的我了。这种幸运让我和小玲都感到相当吃惊！临走时，杨老还特意问了从未出过远门的小玲到没到过北京，建议我带她去北京玩一玩儿。心中的一块大石头落了地，浑身别提多轻松了。我接受了杨老的提议，带着小玲畅畅快快地在北京来了个一日五游……　
　　我办出国签证也是出奇的幸运。那时正是出国低潮期，自费留学签证率只有百分之二十。那天碰上的是领事“大胡子”周恩至，我一次签出！“大胡子”是当时有名的“杀手”！要知道，那时申请签证去美国的人，前赴后继地连续四十八个小时在领事馆门口排着队呢！　
　　那天是1990年8月31日，星期五！　
　　又是一个幸运的“星期五”！　
　　“星期五”对我来说是一个幸运日！　
　　1990年6月2日我得到杨先生的担保承诺是星期五。8月31日拿到签证是星期五。1990年11月2日妻子小玲拿到陪读签证也是星期五。1990年12月7日妻子小玲来到美国也是星期五！　
　　我办理签证那天，上海下着罕见的大暴雨，我和小玲打着伞在美国领事馆门外排队。突然刮起一阵巨风，领事馆门外平时给警卫遮太阳的落地伞，拔地而起，飞过高高的围墙，再跌落到围墙的里面。　
　　出来时，风雨就更大了。我们沿着乌鲁木齐北路走回家，路上满是一尺多深的积水。我索性扔掉了雨伞，在大雨中跳起了舞，就和“Singing　in　the　Rain”电影里的情景一般。　
　　平时只需十分钟的路程，那天我们走了半个多小时！　
　　我大声地在雨中喊叫：　
　　“新的生活就要开始了！”　
　　“新的旅程就要开始了！”　
　　好在雨中没有多少行人，要不然别人准会把我当作疯子的。　
　　小玲赶紧制止我：“快别喊了，快别跳了！别把身体淋坏了！”　
　　“我太高兴了！我太高兴了！”我兴奋不已。　
　　那个晚上，我感到新的事业开始了，前程如画，一切都充满了诱惑力……　
　　是啊，人生就是旅行（Life　is　a　journey）。就如同从旅行的起点到达新的驿站，环境在不断地改变，而人需要不断地适应、进取、挑战不同的环境。停在一个地方风景可能很美，但只有到了新的领地才会发掘出新的风景点……　
　　那场暴风雨会不会预示着我到美国后的跌宕起伏呢？　
　　不知不觉中餐馆到了，我的思绪也跟着回到了现实。　
　　钱／小玲／　
　　凌晨五点多，思进带着满身的疲惫回家了。　
　　他很兴奋地告诉我，今天的小费不错。接着他从裤袋里掏出一把皱里巴拉的钱和分币，然后径直往地毯上一坐，表情专注地开始数起了钱。咦，这是怎么回事儿啊？为了等他归来度过了一个不眠之夜，我于是把房间整理得更像个家的样子：我换上了新床单和新枕套；箱子叠着箱子，还特意铺上了外婆曾经用过的那块绿白相间的小台布，它俨然成了一张小桌子，上面放了我俩的合影以及思进最爱吃的上海城隍庙五香豆；那个小拉门衣橱里挂着给他带来的新皮夹克。在“小桌子”的上方，我贴了一幅朋友画的、给我们留作纪念的山水画。然而，这一切他却视若无睹，不闻不问。以往，他对外婆的东西和新衣服都特别敏感，此刻，眼前的他却对钱表现出赤裸裸的热衷，那神情与巴尔扎克笔下的欧也妮·葛朗台像极了，好像除了钱之外，没有比它更重要的事情了。这还是我熟悉的思进吗？　
　　带着疑问，我顺手抓了些还不怎么认识的分币，看上去挺新鲜的，拿在手上的质感和人民币不太一样，滑溜溜的，掂了掂比人民币沉。于是，我心想这美金不是那么好赚的。我就让他教我如何分辨这些分币。思进就说，好吧；我现在给你上一课。他先从外形上教我分辨一分、五分、一角和二角五分的；然后再教我认这些英文字。思进接着告诉我：“在美国，你是不能向别人借钱的，也没有人会白白借钱给你；别人借钱给你，首先要看你是不是有Credit（信用），然后再计算利息，包括亲生父子也是如此。我们要付房租，付昂贵的学费，还有生活费，所以我们不仅要开源而且要节流。今后我的学费就靠这一个个Penny（一分钱）攒起来。”没想到，我到美国的第一天，最生动的英文课居然是从认钱开始。思进的一番话，让我意识到了钱的重要性。我开始理解了他对钱的迫切感，也后悔在底特律换机时花去的十多块钱。　
　　打从娘胎里出来，到来美国之前，我不知道坐飞机是什么滋味儿。以前在银行上班，看同事们出差在空中飞来飞去，还挺羡慕的。这次轮到自己亲身体验，才明白坐飞机不是想象中那样，置身于云海中，随手摘下一朵白云的浪漫。十几个小时睡不能睡，吃又吃不好，那些盛在考究器具中看起来繁花似锦、颇有食欲的快餐，放到嘴里竟味同嚼蜡。就在我周围的旅伴们津津有味儿吃完它们时，我却毫不怜惜地全浪费了。以至于在底特律换机时，顿感饥肠辘辘，难以忍受。　
　　我在机场的小吃部花了十几块钱，对着非洲裔售货员，朝食品　
　　橱柜里指指点点地要了我喜欢的可乐、巧克力　
　　蛋糕和土豆片。要是知道思进打工这样辛苦，吃得又像是“猪狗食”，并且我们以后每个星期的生活费只能用八块钱，我是无论如何不会随随便便乱花钱的。　
　　从此，我像吸烟者戒烟那样，戒掉了二十几年吃零食的嗜好。　
　　回想起我们在中国优越的生活环境：住在思进外公外婆留下的花园洋房里，家务事有保姆去做，拿的是月薪，看病有劳保。我的前程也很好，组织上正在培养我，刚提拔我为上海建设银行第五支行总务科的财务总管。只要不犯错误，基本工资加上分一套住房是没有问题的。　
　　转眼间，我们便面临家徒四壁、从零开始的闯荡生活，难怪思进在我拿到签证后，苦苦相劝让我在国内多呆一阵子。他知道未来几年等待我们的会是什么样的日子。他既要读书，又要打两份工，为的是不想让我过早地承担那份辛苦。看来我算是来得及时。毕竟出国留学，闯荡北美是我们共同做的决定，我一定要尽可能快地去打工，以减轻他的负担，让他顺顺当当地读完硕士学位。这是外公外婆的期望，也是我俩共同的心愿。可我现在连一句英语都说不完整，进关时连Passport都听不懂，我行吗？　
　　唉！钱啊，钱，你这“万恶之源”，难道我们也要匍匐在你的脚底下了吗？　
　　逛超市／小玲／　
　　不管怎样，两个人又在一起了，不再远隔重洋，天各一方。点点滴滴细枝末节的感悟，也有如饮琼浆的滋味儿。　
　　我来到美国的第二天正逢周末，早上思进休息，他显得特别高兴。我的到来让他看见了希望的曙光。我俩顾不上睡觉，把所有的“财产”，也就是四个箱子重新整理了一遍；结果发现我们带齐了四季的衣物，独缺炊具。这些东西对我们拮据的生活来说是最重要的。自己起伙既便宜，又有趣儿。于是，他便提议去他常常购物的大超市，并说他常常也就是每个星期二买上一瓶一加仑装的牛奶。之所以吸引思进去那儿，是因为在每周二的时候，只要你在收款机前出示一下学生证，就可享受百分之十的折扣。这是留学生们代代相传的宝贵经验。今天不是周二，但他顾不上那么多了，急急地想吃我炒的菜。　
　　初冬的街道上冷风飕飕，太阳还没有从云层里钻出来照亮大地。星期六早上的小街出奇地寂静，我们只能听见自己兴致勃勃的脚步声和偶尔从我们身边擦身而过的汽车声。　
　　这个超市离我们的住处只隔两条街，在当时的我看来，它是巨大的。1990年的上海还没有这种类型的超市。走近入口处，长长的购物车整整齐齐地排在门口任由顾客领取，我也好奇地推了一辆。进去一看，整个大厅被十来个高高大大的货物架隔成十来条走廊，每条走廊上方的指示牌标示着货物的种类。当然，大多数的字是它认识我，而我不认识它。只看见一排排敞开门的大冷冰柜依墙而立，储存在里边的是奶制品、鸡蛋和鱼肉等。思进指着大小不一的十来种纸盒子告诉我，那全是牛奶，全脂的、脱脂的、2％Skim（　
　　减肥牛奶）的、Half　and　Half（冲咖啡或做蛋糕用的）等等。紧挨着大冷冰柜的是出售熟食的柜台，各种色拉、汤、熏三文鱼和现成三明治等，不下几十种。　
　　我则像刘姥姥进了大观园似的，慢慢参观浏览着我想采购的各种各样的新鲜蔬果。对这些似曾相识的蔬菜，我看得目瞪口呆，眼花缭乱。这些菜可以用一个字来形容——大。一根葱就和上海的大蒜一般粗，一颗西芹抵得上一大把中国芹菜；再看那茄子紫得发亮，形状大小和上海的南瓜差不多；还有土豆、菠菜、五颜六色的灯笼辣椒，都比上海的大二三倍。凡是上海见过的菜，你只要展开想象的空间往大里想，就行了。　
　　我思忖着，可能美国人块头大，所以吃的东西也特别大。可惜我们囊中羞涩，对那些可爱的、特别有诱惑力的菜，只挑选了一颗西芹，价格为九毛九分。我们合计了一下，还买了一盒鸡蛋、一包米，外加调味料一瓶油和一盒盐，其他的调味料一概都省了。从此以后，我烧菜就再也没有用过味精，久而久之我们变得对味精过敏了。现在每次回国，一到餐馆吃饭，就舌头发麻、头发晕。这是后话了。　
　　付完了钱，我们拐进了超市边的勤俭商店，也就是二手商店。里面专售用过的厨具：包括刀叉杯碗、水壶蒸锅等物品。店里的布置很随意。两个铺着白色台布的圆桌紧靠两边墙角，桌上陈列着颜色各异的细瓷盛器：有咖啡壶、咖啡杯、色拉盘、主菜盘、小碟、茶杯等，但都不成套。垂地的台布边，放着几个形状漂亮的大竹篾篮子，里面有西餐刀、叉、小瓶子和塞起子等小玩意儿。店里所有东西的价格从二毛五分起到几十块钱不等。　
　　老板是个热情、豪爽、富有人情味的中年妇女，她名叫南茜。得知我们想买些便宜的炊具后，南茜立刻为我们挑选了起来。她为我们选了一把刀，比水果刀略微大一些，适合两用。它既可以削水果皮，又可以切菜。这把刀我们至今都保留着，对它日久生情，舍不得丢掉。因此，它也成了我们留学期间艰苦创业的唯一见证。这把刀只花了我们五毛钱。接着南茜还为我们选了一个意大利人煮通心粉用的锅子，只要四元五毛钱。我发现这个锅子有两层，锅套锅，可以一锅多用。把里层拿掉，可煲汤可炒菜，放上里层又可当蒸锅和煮通心粉。人在穷的时侯，特别有“创造力”，就一个普普通通煮通心粉的锅子，竟让我看出那么多的用处。　
　　南茜的热情让我感到她仿佛不是在做生意赚钱，而是在为朋友省钱出谋划策。现在一有闲暇，我还是喜欢逛那些厨具商店，为了那段曾经拥有的美好记忆，也为了厨房里烹饪烘烤，或自娱或待客的乐趣。　
　　回家后不到半小时，思进就吃到了香喷喷的白米饭和我炒的西芹菜和蒸蛋花汤。这要归功于厨房里那四个炉头的Oven——比上海的煤气炉多两个火头。这大约是美国人惜时如金的构想。在美国，厨房里见到的都是这样的Oven，区别在于级别的高低而已，四个火同时开，边烧饭，边炒菜，边做汤，还可以在炉头下面的烘箱里烤鸡鸭鱼肉或烘蛋糕。以后在多伦多悠闲安乐的日子里，我烘出了一炉一炉的蛋糕甜点，与很多朋友和公司的同事们分享。　
　　眼前的思进像是饿了三天三夜，狼吞虎咽一口气吃下了两碗饭。原来在我没来美国的三个月里，他每天只买两个热狗当晚餐，现在他提起热狗就想吐。我说你不会换别的吃？他感慨的说：“别的贵啊！你不知道，没有你的日子，天好像昏暗得快要塌下来了。”　
　　见“公婆”／小玲／　
　　我和思进有很多地方是不同的。我好静，他好动；我内向，他外露；我善于动手，他善于动脑；我性子慢，他性子急。但有一点我们是共同的，我们都酷爱交朋友，因为友情与亲情不一样，亲情是与生俱来，而朋友是自己选的。友情就像美酒，愈久愈香醇。闯荡北美，一晃十五年，岁月在无情地流逝，而我们收获的是无数的朋友和难以忘怀的友情。　
　　星期天早上，他对我宣布了两条新闻。第一条，晚上，他的那帮“铁杆兄弟”要见我，想看看陈太太的庐山真面目。第二条，他已为我找到了工作。由于老板同意当天就能上班，所以我明天就要去见工。这就是思进的行事风格——快！他早在我拿到签证后，就对他所有的朋友发了“通告”，包括他的老板Jennifer。我本想好好儿地休息几天，以姣好的面目示人，而不愿这样灰头土脸的给别人留下不好的印象。他说：“有什么关系，这和丑媳妇见公婆一样，早见晚见都得见。再说了，在我眼里你怎么样都是漂亮的。”　
　　只要我稍稍显得不自信想退缩，他就马上巧舌如簧，花言巧语地让我觉得自己是最棒的。这样的结果常常是我总围着他的“指挥棒”穷转悠。　
　　晚上的聚会安排在小薛那里，是紧靠我们街后的一栋二层楼房。它的外观和结构与我们住的房子相差无几，不过小薛租了客厅带睡房的套间，而且他太太也快来美国了；他还从附近同学处借来了几把高低不等的凳子，将它们围着客厅中间的木板长方桌摆放；桌上放了几瓶大包装的可乐和几包土豆片，这就是我们留学生聚会最奢侈的规格。厅里也没有什么别的家具。那天聚会的有我们的室友小邓和小程、传播系的小张、电机系的小孙和他的女友化学系的女博士小袁、陈静和她的男友小卢。这些人我早在他的书信里就认识了，现在是对号入座而已。　
　　思进先开腔了：“我们小玲可能明天就要去上班了，你们看她连时差都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