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闯荡北美-第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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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日耳曼民族一个分支的盎格鲁·萨克逊民族，曾经侵略并占领了英伦三岛，又建立过大英帝国，作为后裔的美国人继承祖先的霸业也是出于本性使然。
当然，美国最可怕之处，不在于它得天独厚的自然资源和强大的经济体系（这些英帝国和当年的苏联都曾拥有过，但最终还是衰败了），而在于它对世界各地人们的吸引力。正是这种源源不断、来自世界各国人才的聚集荟萃，让美国保持了强大的活力和领先地位。如果有一天人们不再向往美国了，那也许就是美国走下坡路的开始。
1990年9月28日，星期五，出国的第八天，我正式开始了四年边打工边读书的生涯。
这是我最艰难困苦的一段时期，必须读书、打工两不误！
原来以为读书对我来说应该没问题。我选了“高等工程数学”和“工程力学”两门专业课。这两门课是我大学时的强项，可以轻松拿下的。另外我还选了一门本科的英文写作课。
在国内也算得上是高材生，但因为语言问题，我到美国后读书还真的并非一帆风顺。
第一天上课，我连时差都还没倒过来，好像还躺在祖国母亲那温暖的怀抱里。
第一节是“工程力学”课。老师是个白人。他“乡音无改”，像幼儿紧紧黏着母亲一样，带着很重的欧洲口音。他讲话速度飞快，当一连串的专业术语从他口中说出时，我顿时呆若木鸡，一点都听不懂！
这位老师叽里呱啦说了一阵后，转向黑板，写了一行字，我立刻抄了下来。然后他又说了一阵，转向黑板，又写了一行字，我又抄了下来。就这样一堂课很快过去了。
下课后，同学们一个个地离开，只有我还一脸茫然地望着黑板发愣。
“Hi！ Are you Ok？”直到在这儿读了两个学期的“ABC”（“ABC”——American Born Chinese，指在美国出生、长大的华人），Tommy用一口纯正的美式英语上来与我打招呼时，我才感到真的是在美国了。
Tommy对我解释道：“那个老师是德国人，来这儿有三年了，口音还是没变。……这里有来自世界各地的优秀人才。”
Tommy指着黑板上老师留下的书名说：“买这两本书要一百六十美元。”一百六十美元！天哪，我口袋里仅剩二百美元了。
怎么办？可惜我陈思进又不是孙猴子！哪能变出这两本书来？！
没关系，美国
图书馆多，图书多。在那里满屋子的书架排得整整齐齐，各类书一查检索就能借到。我立刻来到学校图书馆，一打听才知道，图书馆里是借不着新版的教科书的。当我从图书馆沮丧地低着头走出来时，一阵兴高采烈的喧哗声引起了我的注意：街对面的一家店里挤满了人，看上去都是学生模样的。
我好奇地走过去。一看，那是一家自助复印商店，里面的学生都在印书。我想在美国不是版权管制得很严吗？怎么可以印书呢？再一看，那些同学都是东方人的面孔。因为刚碰见了Tommy，知道了东方人不一定都是华人；华人也不见得都会说中国话，我没有马上询问。
稍等了一会儿，突然听到了中国话。寻声而去，见一个瘦高个的小伙子正和一个女孩儿在说话。我立刻过去和他们攀谈起来。男的叫小张，来自合肥，正在修传播学硕士学位，全额奖学金。女的叫锦惠，来自台湾，也在读传播学。
我问他们：“不是不可以印书吗？”小张向我解释道：“是不可以印整本的，但是印一两章是允许的。我和她两个人不就可以印四章吗？其实一本书十二三章，通常一个学期不过上四五章而已。我们已经问了教授，知道哪几章是需要的。如果六章的话，再找一个同学不就行了吗？！一本书七八十块，太贵了！我们印一下，五块都不要。”
哦！原来在美国也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后来我读的书，全是这样印的。仓廪实才知礼节。——两千五百年前的中国哲人孔夫子真是神算，他早就看到了两千五百年后眼下的一幕。
在快餐店，我主要是做“前台工”，就像“
麦当劳”的柜台服务员一样。刚开始时，我真是手忙脚乱，做了这忘了那。要知道，出国前我连厨房都不进，是“饭来张口”的。好在Jennifer、阿强并没有刁难我，反而把我当朋友一样看待。
第一个星期“出粮”（发薪水）日到了，我终于拿到了出国后的第一笔工资：一百多美元。我一阵兴奋。那时，这笔钱折合人民币有六百多元！比我当时在国内三个月的工资还多！我高兴了好一阵子：看来，人的价值就是不一样。有些人在某些地方干一个月所得的收入，另一些人在另一些地方可能就要干上一年才能挣到。中国
留学生在国外打工，正如农民工进城干活，干的是低等活，可收入比呆在本地多。比较当时中国人一般家庭都没有电话电视，月收入只有百八十元人民币的情况下，一旦来到了美国，当然有置身天堂的感觉。这和东西南北中，发财到广东，百万民工下南粤的情况相似，尽管民工们每月只几百元的工资，住的条件比牛栏也好不了多少，但他们感到很满足，似乎进了“三级”天堂（香港是二级，美国是一级）。
可心里仔细再一算，一个月的生活费只有达到两百美元，才能维持最低生活水平，这样算下来四百多美元的月工资就仅有两百多美元的剩余。再看学费，Cleveland State University是“Quarter”制的，即每三个月一学期，一年三个学期。对想尽快毕业的人来说是有利的，但对我而言，三个月只能存六百美元，连三分之一的学费都不到……
不行！看来只有再找一份工作，而且要能多赚一点儿的工作才行。就这样，我又开始折腾了。
刚到美国，按理应对一个完全不同的社会有极大的兴趣，比如关注美国的政治、经济、法律、文化什么的。但我当时的兴趣，说老实话，却完全放在了打工上了。
从Jennifer、阿强那儿得知，若在正式的大餐馆做“企台”（即跑堂的），能挣到许多小费，特别是做夜班。不过一定要学一些粤语，因为厨房里的师傅多半儿只会讲广东话。幸好我的外婆是广东人，我有些亲戚还说广东话，一般的生活用语，我还能听懂几句。于是我开始向Jennifer、阿强学一般的粤语“餐馆用语”，同时寻找机会。
我又跑遍了学校附近的十八家中餐馆，一家家地去问，有没有waiter的职位，但结果都被一一回绝。不过我在每家都留下了姓名、电话，让他们一有空缺就call我。功夫不费有心人，一个月后，即十月底，我终于找到一份“waiter”的工作。
这家餐馆叫“中华餐馆”，老板是香港人，人称“邱生”，但他与阿强不同，是那种瞧不起“大陆仔”的香港人。每次见到大陆人，就像见到了下等人一样，不是克扣工资，就是辱骂歧视。那种凶神恶煞的模样，像大陆人欠了他家八辈子，他祖宗不是大陆人似的。令人想不通的是，他这样对待大陆人，他的餐馆竟然还敢用“中华”二字！
我在这个餐馆里工作时间是每星期五、六、日三个晚上，从晚上十一时至次日凌晨早上四五点；工作时间长，给的工资又少，一晚只有十美元。而且邱生分给我的还是几张最坏的桌子，让我服务最小气的客人。
白天要读书，晚上严重缺乏睡眠，还要忍受精神折磨。“邱生”总是找麻烦，动不动就开口骂人，说这不是，那不行，但是为了学费，我一次又一次地忍了。
不管对美国寄托过多少一厢情愿的相思，心仪过她的平等、民主和自由，但自从一进入美国领事馆的签证窗口前，就会明白这里的平等、民主和自由都是按价计算，按质论价的。穷国和富国，穷人和富人，大知识和小知识，有利用价值和没有利用价值的都分门别类，一一标明。富国的公民可以免签证，穷国的富人即使是白痴，只要拿得出五十万以上的美元，也可以去美国当投资移民。如果什么都不是，当然还可以出卖自己的知识、体力。只要你能换来养活自己的金钱。
由于我服务周到，英语也是几个waiter中最好的（其他waiter都是老板的亲友，都是按亲属移民来的），所以尽管给我做的几张桌子最差，我的小费还是最多的，一晚下来一般有七八十美元。
就这样连续做了三个月，盼来了妻子小玲。当小玲也开始打工赚钱了，我充满底气地炒了“邱生”的鱿鱼，总算出了口憋了三个月的恶气。
妻子小玲，在我出国后仅四十三天就获得陪读签证（F…2）来到美国，速度之快，可能可以进入吉尼斯记录了。
我到美国的第二天就交了学费，十天后拿到了给配偶的I…20B。我立刻用FedEx（特快专递）寄给小玲，她四天后收到专递马上办了护照。我当年出国是碰上“大胡子”理事周恩至一次签出，此次小玲出国也是碰上“大胡子”理事周恩至一次签出。当时陪读只有百分之十的签出率，而且多半是配偶已经在国外学校读了一学期以上的才能签出，她这么快签出，真是奇迹！
不过我还是让小玲暂缓一个月再过来，要知道，当时最快乐幸福的就是像她这样得到了签证，将出发而未出发之人了，让她在国内充分享受一下那样的“快乐”吧……
和思进团聚在克利夫兰／小玲／
1990年12月7日，星期五。经过不到三个月的短暂分离，我和思进终于在美国克利夫兰机场重逢。
那时已是晚上八点多，我忘却了坐飞机的不适和疲劳，怀着一颗无比兴奋的好奇心。当飞机在空中朝地面降落时，我的眼睛不由自主地朝舷窗外望去，期望在飞机落地前能看见地上水晶宫般的城市夜景。
在离开上海前的一次聚会上，一个朋友侃侃而谈。他形容外国的机场在夜晚时灯火通明，星星点点地远近连成一片，可达方圆好几里。从上往下看，简直与水晶宫像极了。不像我们国内的机场，乌漆麻黑，什么也看不见。其实这个朋友并没有出过国，也没有坐过飞机，不知打哪儿听来的。我没有看见所谓的水晶宫般的夜景，却感受到了从未有过的阵阵耳鸣和头晕目眩。我只能紧闭双眼，等待着和思进的重逢。
飞机平安地降落了。离思进越近，心就更怯。在飞机上，渴了不敢拿水喝，晕机不知道找药吃。一路上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担心他是否会按时接我。这时身体的疲乏根本不算什么，对不懂英语的我而言，那些例行公事的报关和进关，才是活受罪呢。在底特律转机时，需要报关，眼看着排在我后面的人一个个地过去了，而我却被一个海关人员拦住。他问我拿护照，我硬是没听懂。幸好有个中国女孩替我翻译，才没让我太难堪。
此时，我懵懵懂懂地随着人流去拿了行李，又出于本能地跟着人群朝出口走去。出口处好不热闹，只看见接机的和下飞机的人们热情地接吻拥抱，不亦乐乎。我一眼从人群中认出思进，这才暗暗地松了口气。他一看见我之后，显得很拘谨，只说了句：“你来了！”然后介绍我和站在他边上的女孩认识。她叫陈静，和她的名字一样，挺文静的。陈静的出现，是他出国前我们所无法预知的。我不得不掩饰住再见到他时的喜悦和埋藏在心底的无数问候，装作落落大方的模样回应了她一声。看到思进抢着来拿我的行李，才发现他没有带来象征我们幸福团聚的鲜花。这和我们在上海演练了很多遍的机场团聚大相径庭。
十二月的克利夫兰已经刮起了刺骨的寒风，我们推着行李车朝陈静停车的方向走去。互相寒暄中我方知她已经读完了第二个硕士学位，正在家待业找工作。她得知思进需用车接太太，便毫不犹豫地载着他来到机场。陈静是公费
留学生，不用打工挣学费，并且用全额奖学金念完了第二个硕士学位。她以前学的是俄语，英语是在美国自学的。了解到这些，我对陈静简直是仰视，佩服到了极点。我马上想到必须过的英语关。即然她行，我也应该能行。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我和陈静很快就成了无话不谈的莫逆之交。
我们的车在通往市中心的
高速公路上奔驰，车窗外是一片安静的黑色。一路上，我没有听见一声汽车喇叭叫唤。这和上海此起彼伏的按喇叭比赛，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大约半小时左右，我到了在美国建起的第一个家。这是一幢小小的木结构房子，有上下二层。思进分租底楼中的一小间，大约十平方米。其他两间房分别住着小邓和小程。他们一个学的是机电专业，另一个是学的经济学专业。
跟着思进到了里边，我环顾了一下四周。厕所连着厨房尾端，里面有个大澡缸，热水二十四小时随开随用，这让我兴奋了好一段日子。从此，我与公共浴室告别了。厨房另一边就是我们的小房间，白色的墙壁衬着粉红色的地毯，整个房间看上去还算干净，里面唯一的家具——一个旧床垫，还是陈静帮着思进从街上捡来的。我对这间可以遮风挡雨。有充足暖气的小房间很满意。毕竟是住在里面的他，让我感觉踏实，使这个空荡荡的房间像个家。
我没有料到思进马上就要去餐馆上夜班。陈静为了让我们有片刻的时间独处，叮嘱我好好休息后便告辞了。这时思进递给我一盒饼干，面带愧疚地对我说：你先吃点饼干，洗个澡、睡一觉后，可以到餐馆吃晚饭。我打开盒子，望着黑乎乎的饼干——这种在上海我们根本不会去碰的低劣食品，使我才意识到他一个人过的是什么样的日子。我赶紧对他说，你放心去吧，我饿了会吃的。他这才安心地离去。
我们在上海设计好的Romantic重逢，被无情的现实冲洗得干干净净。
新的旅程／思进／
晚上十点，将小玲接到了我们在美国的家。
而此时，我到餐馆里打工的时间就要到了，我顾不得许多了，连话也没说几句，就让她先休息一下，我说：“我得马上赶到餐馆去……”
看到小玲那理解的眼神，我悬起来的心终于放下了，我知道小玲来美国以前所想象的我的处境，肯定要比眼前的景象好。现在，她的想象也许一下子从天上摔到了地上。
我出国前带走了家里所有的积蓄，以至小玲连这次到美国的飞机票钱都凑不齐。我并非不想与小玲尽快地团聚，因为我不愿让她看到我在美国的现状。我想顺势让小玲在国内多呆几天，多享几天福，以便等我打工凑齐了机票费再寄去。现实的美国肯定不是她想象中的那样！
小玲获准签证后又在上海等了一个月，后来实在呆不下去了，她向最好的朋友郑筱春借了五千元人民币，自己买了机票来了。
在去餐馆的路上，我还在想，落到如此这个地步，难道是选择出国的抉择错了吗？如果我呆在国内，我会这样匆匆离开刚从万里之外飞来的妻子前去打工吗？本来我是应该好好陪着爱妻的呀！我不禁想起了出国前的一切。
记得柳青在《创业史》里说过：“一个人一生的道路虽然漫长，但紧要处只有几步，特别是在人年轻时候的几步……”
1989年的时候，我迈出了人生的紧要一步。
我想出国！
我想出国的动机很简单：寻找突破口。
我一生总在寻找突破口。
我是个思定之便笃行之的人。既然准备了要出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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