闯荡北美-第3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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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年后，我有了一个弟弟。妈妈也在石库门的家里喂养了他八个月。等妈妈再回剧团时，又开始高喊减薪了。妈之前已经从550元减到了250元。那年，不但要减薪，而且还展开了批“三名”、“三高”的运动，来势汹汹。爷爷从北京、上海的同行那里听见了许多名“角儿”遭排挤受迫害的消息。他当机立断，放弃了剧团里的一切，毅然决然地带着爸妈从湖州回到了上海石库门的家。我们全家团圆了，也全体失业了。九口之家（姥爷让妈妈学戏时，领养了被人遗弃的一儿一女），靠了变卖古董、细软、整堂整堂的红木家具后，又靠姥爷投资的西施公司（香港的分公司）股票分红收入，维持了三年坐吃山空的日子。　
　　1966年春，北京开始“破四旧”，抄家，打砸抢，上海也紧跟在后。我们石库门的家已然没有什么“四旧”的东西，除了几套爸妈唱戏的行头和一副水钻头面没舍得卖，被藏了起来。家已然败了，还有什么可怕的？正应了“塞翁失马，焉知非福”这个成语故事。全家的大人这时哪边儿都靠不上，既不在内行揪斗的圈儿里，也没缘“份”卷进外行的政治漩涡中，他们归街道里弄派出所管。既然是“文化大革命”，和戏曲也沾点儿边。石库门所属的黄浦区街道里弄那帮婆婆妈妈的干部，上门动员姥爷姥姥和爸妈要响应号召，发挥会唱戏的特长，争取做革命人。为了紧跟形势，姥爷带领我们一家排起了革命样板戏《红灯记》。演出获得了相当的成功。在这出戏里，爸爸演李玉和，妈妈演李铁梅，姥姥演李奶奶，姥爷扮演鸠山，舅舅演日本宪兵队长，姨演隔壁邻居大妈的女儿，而那个卖烟卷儿的小女孩就是我演的。除了叛徒王连举和几个群众演员外，我们全家上阵，将整出的《红灯记》搬上了舞台，一时在黄浦区传为佳话。同时，我们一家在九江路上又出了名。因为普及革命样板戏，使失业的大人都有了工作。石库门俨然成了我们家的避风港。没法避免这场轰轰烈烈运动牵连的是姨和舅，先是姨去了新疆军管的建设兵团，然后是舅舅随了六九届一片红——即“上山下乡”的号召，到江西革命根据地的农场插队落户了。　
　　姥爷被安排进了一所小学，他像管理剧团那样管理着全校的一切勤杂事务，兢兢业业。小时候我和弟弟经常一下课，就到他工作的学校去玩儿，这多半是我们的零用钱花完了。姥爷在带我们回家的路上，不忘到九江路和云南南路十字路口的南货店，给我们买零食吃。他总是多买一份儿放在身上，开始我很好奇，后来才知道，酷爱孩子的姥爷，凡石库门里的小孩，不管长得多丑，多调皮，多惹事生非，多乖，多听话，多可爱，他都一视同仁，都喜欢，只要看见他们，就会摸出零食给他们吃。孩子们见了他，都亲热地管他叫爷爷。就在全家失业那会儿，以前剧团里的同事们经常的从全国各地来上海，都喜欢在我们石库门的家落落脚，他们前脚进，姥爷就夹起值钱的后脚出，用当了东西的钱照顾客人的吃喝。有的人会说姥爷是败家子，但我不这样看，我特别欣赏姥爷身上的侠气和仗义，就算散尽了家财，也比没有人情味儿的守财奴要强。姥爷虽然在戏曲不算是真正的内行，可对行里的事儿是很清楚的。他借着酒精的力量，对江青控制文艺界迫害艺人的行径，拍桌子、瞪眼睛地骂骂咧咧，姥姥劝都劝不住，他最有力的“武器”是：“我是无产阶级，共产党是推翻剥削阶级的，我不怕。”姥爷晚年总是借酒消愁，逐渐地养成了习惯，喝了点儿酒后，就从后门的弄堂踱到南京路，再拐弯沿着云南南路绕回到九江路石库门的家。他郁闷，他烦心，女儿女婿学了唱戏这行，却没了用武之地；小儿小女又离家那么远，让他日夜地揪心；他认为家是败在了他手里，无法使我们都过上像样的生活。他郁抑成疾，得了心脏病而不自知。我当时太小，不知怎样地宽慰姥爷。不过，我最高兴的是为姥爷跑腿。听见姥爷叫一声：小玲，替姥爷去买包“大前门”；或者半斤黄酒；又或者二两高粱。我会乐得一跳一跳地沿着九江路的上街沿，直奔小烟纸店和酒店而去。当我懂得“借酒浇愁愁更愁”的含义时已经太迟，姥爷早已离我们而去。　
　　姥爷毕竟受过西洋教育，当爸爸在建工局底下的基础公司做了一名临时工，妈妈也上班后，他让爸妈过他们自己的小日子了。爸爸会唱京剧，在建工局排演的《智取威虎山》里扮演杨子荣，从而被转为正式工，分派在采购科成了一名科室干部。爸爸的家史，我大部分也是从姥姥那里听来的，爸爸很少在我们面前提起。爸爸的母亲，也就是我的奶奶，在我很小的时候就得心脏病去世了。我六岁那年，石库门的家里来了一位陌生人，他眼睛上方的两道眉毛，又浓且密，无论是他的体态，还是他的笑容，都像极了贴在每家每户墙上的那个人——林彪。爸妈管我叫他爷爷，我心想，我已经有一个爷爷了（我平时管姥爷就称为爷爷），怎么又出来个爷爷呢？而且，大人们一再嘱咐我千万不要对外人说他像画上的人。这个爷爷特别喜欢弟弟，见了他又亲又抱的。两个爷爷在一块儿吃酒聊天儿，仿佛有说不完的话。每晚，我和弟弟都上床睡了，他们还酒兴正酣。不过，这个爷爷只在石库门里住了几天就不见了。我整十岁时，爸妈替我过大生日，这个爷爷又来了石库门，拉着我的手看了个够，他和上次一样，住了几天又走了。于是，我缠上了姥姥问这问那的没完没了，姥姥被我缠得没办法，便一五一十地告诉我这个爷爷的故事，并告诫我不得外传。原来，我这个爷爷是爸爸的父亲，从他这一代往上是世代的中医，他写得一手好毛笔字。不然的话，药方到了药铺，会遭人耻笑。自他娶了爸爸的母亲后，便不怎么行医了。爸爸的母亲许家在当地是大地主，爸爸的大舅舅在国民党军统里做高参，因为这层关系，这个爷爷在当地的警察局里谋了个副局长的差事。解放军过长江前夕，爸爸的大舅舅预备了全家的船票，催促他姐夫快走。我这个爷爷自忖并没有干过任何伤天害理之事，坚持不走。爸爸的大舅舅临行前，还不罢休，大卡车等在门外劝说他们跟他走，我这个爷爷吃了秤砣，铁了心，就是不肯走。爸爸的大舅舅无奈，挥泪告别家人，独自前往台湾，以后再也没有回过大陆。（爸爸1989年在日本的琉球岛和他的大舅舅和大舅妈见过一面。）　
　　1949年全国解放，我这个爷爷眼看大事不妙，赶紧把爸爸送进了江苏省戏校学唱京剧了。因为戏校管吃、管穿、还管住，比跟着他有前途。那年爸爸十三岁，刚变完声。人民政府终因我这个爷爷没有犯过任何对不起国家和人民的罪行，最后给他带了顶“坏分子”的帽子了事。1976年11月8日，他一个人孤零零地躺在床上睡过去了，没等到为他平反。姥姥说，这也是为什么爷爷要把爸妈留在上海的原因，在那样的年代，“坏分子”的子子孙孙将会是什么样的结局？　
　　在我看来，姥姥没有小说里描写的大家闺秀所持有的那份端庄矜持、文静和内秀，她也进过洋学堂读书，可天生的一副大嗓门儿，松松脆脆，落地有声。她那口耐听的京白，是小时候在北京熏出来的。姥姥待人特别热情，带着北方人个性中的爽朗气质，大大咧咧的，特缺别“心眼儿”，不管和谁都是自然熟。当年姥姥家和思进的曾外祖父在北京是邻居，她和思进的外婆、姨婆和舅公是打小一块儿玩儿大的。我和思进是姥姥介绍认识的，没有姥姥爱管闲事的热心肠，我和思进，以及很多对有情人都将成为陌路，而无缘结为夫妻。因为唱样板戏有“功”，姥姥进了街道生产组直到退休，至今领着一份退休金。她从一个旧时代的千金大小姐，转变成一位自食其力的劳动者，我为姥姥感到自豪。她有个早起的习惯，叫“早起三光，晚起三荒。”我明白她的意思，就是早起的鸟儿有虫吃，但没有搞明白三光和三荒的具体内容。她每晚临睡前必要问妈妈，明天天好洗衣服吗？假如妈妈的回答是肯定的，姥姥起床后的第一件事儿，就是在天井里撑起一根根晾衣服的竹竿。石库门的邻居们仿佛约定俗成，只要我们家的竹竿横跨在天井的上空，他们便不会插上一杆。他们洗出来的衣物，会统统晾在靠大门外两边的上街沿上。我现在想起来都吃惊，楼下八户人家的凉衣服竹竿，全归放在天井里的大门后面，大家拿起来竟然不会出丝毫的差错，真可谓石库门里的一奇。不知道是出于对我们这个败落之家的同情，还是视我们一家为“异己”，邻居们从来不会为这种事儿与我们家发生争执。由于我是姥姥一手带大，和姥姥的感情很深很深。在我们家，谁都让着这位大小姐，唯独我可以和她顶嘴，她疼我。有时贪玩儿，我没有在妈妈规定的时间提前回家，知道会挨妈妈的揍；我就泡在身边，这样一来，挨揍变成挨骂，挨骂就变成没事儿了。我常听姥姥说家史，唠家常。我对曾外祖父戏外趣事的好奇心，对日本军国主义仇恨的种子，都是姥姥在石库门里为我埋在心底的。　
　　我对医院救护车的恐惧心理，是在我九岁那年，老太太被救护车送进医院后再没有出院开始的。姥姥的母亲，我的老太太，一直跟着姥姥住在石库门里。老太太是旧社会和旧制度的牺牲品、受害者。她好端端的一双天足，被缠成了小脚；受父母之命嫁给了老阿爹（姥姥的父亲）后，因为没有生儿子，长期被冷落一旁，忍受着老阿爹一房一房地娶妾；又因为她名下有地，被划为地主；可怜她从来也没有享受过从地里收取的一文钱，却在晚年踮着一双小脚站在毛主席的像前，早请示、晚汇报。她不识字，对阶级斗争的那一套说辞，根本就什么都不懂，也搞不明白为什么要她这样做。当老太太和一批“地富反坏右”被集合在我们石库门对面的房子（里弄街道办公室）里，敞开着大门让大家看他们接受再教育时，我也偷偷跑去看了。“地富反坏右”们自始至终得低着头，叫低头认罪。老太太太老了，又是小脚，哪里经得起长时间的站立，看见她摇摇晃晃地站不稳，想抬起头来又不敢，我出于本能地感到老太太需要搀扶，可我缺乏勇气，逃离人群不想再看下去。石库门里一帮和我差不多大的七八岁孩子，有时候为了好玩儿，依样画葫芦学着大人的样子，拽着正坐在天井里晒太阳的老太太，踮起小脚跟着他们走，站在他们家的毛主席像前，让她低头认罪。老太太实在是太本分太老实了，连小孩子的话她也听。一次，这情形恰巧被我撞见，我岂能容忍和我一般大的孩子这样地折腾老太太？我火冒三丈，不管三七二一地冲着那帮孩子大吼大叫，像极了一头发狂的小母狮子，为保护老太太，大打抱不平。打那以后，孩子们是不敢再这样胡闹了，而我在石库门里“凶”出了名，同龄人对我都“敬而远之”。稍大点儿才懂得，我们的邻居，都是善良的普通老百姓，大家伙儿一个石库门里住着，他们根本无心针对我们家，这才不上纲上线，扩大“阶级矛盾”。　
　　老太太的一生很可怜、很无奈、很可悲、很不幸。她被动地听任命运摆布，连反抗和挣扎的欲望都没有，走得无声无息，无波无澜。第二年的清明节，和第四房太太定居在苏州的老阿爹，来上海给他的正房太太（我的老太太）扫墓。吃了晚饭后，老阿爹还好好儿的和爷爷下象棋。突然地，他手捂着心口说不清话了。医院的救护车又停在了石库门前，老阿爹被送到医院后，再没有回来。或许老太太在九泉之下一个人太寂寞了，她是需要爱，需要陪伴，需要丈夫的。她等老阿爹等得太久了，几乎等了他一辈子。就在那天，她丈夫去看她的那天，把他招去了。我想象着他们在另一个世界团聚了，由救护车带来的恐惧感也减轻了。　
　　从我记事起，老太太是第一个离开石库门的人。而不住在石库门的老阿爹也在石库门里离开了我们，是天意？是冥冥之中的安排？谁也说不清，谁都道不明！就在老一辈的人带着恩恩怨怨离开我的时候，外面的世界开始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林彪集团垮台了，学校掀起批林批孔的运动；《中美公报》的发表和尼克松访华后，美国代表团来中国访问的频率越来越高。石库门和有名的南京路商业街只隔着一条马路，来我们里弄街道的访华团多了起来。石库门也有了接待任务，由小组长按居委会发布的注意事项，挨家挨户地通知大家：外宾来的那天（通常是上午），不允许衣服晾在天井里和大门外；过道里的煤炉不能起封，要等外宾走后再烧饭；家里必须打扫得干干净净，以革命的姿态迎接政治任务。那时的九江路石库门，里里外外旮旮旯旯因年久失修，早已百孔千疮。原来房间的橡木地板，换成了坚硬冰凉的水泥地；“十八家房客”几乎千篇一律地在水泥地上，刷一层暗红色的涂料，打上一层蜡，来遮掩触目惊心地的冰冷。天井里、晒台上的房梁支柱和两扇黑漆脱落的旧大门，像风烛残年的老人，刻满了岁月沧桑留下的痕迹，无法瞒天过海。每家每户的煤炉靠放在自家门口的走廊里，一目了然。那些用惯了煤气的“洋鬼子”怎么都弄不明白煤炉为何物？他们参观时问个没完没了，这边翻译解释得尴尬无比。不久，一个命令下达。石库门因祸得福，“十八家房客”家家用上了煤气，从此和蜂窝煤说再见了。　
　　谁知，好日子刚过了没几天。1976年，国庆节第二天的傍晚时分，姥爷像往常一样喝了点儿酒，想沿着老路溜达溜达。刚走出后门，他就蹲在地上动不了了。恐怖的救护车又把姥爷从石库门里接走！我和弟弟在医院直等爷爷病情稍稳，才安心地回家睡觉。那晚，睡得死沉死沉的我，被一阵阵急促而响亮的乒乒乓乓的敲门声和邻居孩子们在窗外不断的叫喊声惊醒：“小玲，你爷爷在医院里不行了，快醒醒！”我真不愿醒来。就像姥爷有一次请客吃饭，买来了我最喜欢吃的冰激凌，可惜我睡着了，他摇啊，喊啊，怎么都叫不醒我，第二天我还追悔莫及。然而那晚，我醒来了，清醒之后带来的悲伤，无与伦比。我哭哭啼啼地领着弟弟，被一群邻居护送到医院，见着了姥爷最后一面。就是从那天起，我觉着我真正地长大了，成熟了，意识到疼爱我的姥爷再也不会醒来，让我替他去小烟纸店买“大前门”，去酒店买酒喝。我知道了再亲的人也会分离，也真正明白了生离死别的含义。我和弟弟是姥爷晚年唯一的安慰，他宠我们。姥爷为我们养了一只小猫咪，陪伴我和弟弟度过了充满着爱的童年。在天井里，姥爷砌起了一个小花圃，种上了花花草草，我印象最深的是一株石榴树，上面结着一颗颗火红的小石榴儿，石库门里人见人爱。我爱花草成癖，朋友们都说我是Green　Thumb（绿手指，绿色植物到了我手上，就活了）。他们不了解，那是我承袭了姥爷的喜好，是心中充满了对姥爷的爱。　
　　三天后，舅舅从农场回到石库门。他从姥爷的床头柜里取出两条包得好好儿的“大前门”烟，泣不成声。这就是姥爷省吃俭用为舅舅准备，但还未来得及传到他手中的两条烟。舅舅感激爷爷的养育之恩。古语：“生身父母站一边儿，养生父母大如天。”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