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闯荡北美-第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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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相安慰,只能说是相濡以沫,无法摆脱揪心的担扰。 
  而我这时第一件事就是要让小玲知道,我还完好无损地活着。正在小玲、小莺和朋友阿阮以为我凶多吉少,陷于悲伤的时候,我突然出现在他们的面前。先是我站在阿阮的背后,轻拍了一下他的肩膀,他回头一看,真是又惊又喜。惊,大概我有点像个“天外来客”,仿佛从另一个世界走来。喜,是因为在他的眼前毕竟是一个活生生的我,毛发无损的我。 
  911事件使我认识到,生命有非常脆弱的一面,可能随时会结束。我想飞机如果不是撞在八十六楼,而是八十一或是七十九楼,那么在八十楼的我,会怎样呢?如果我从八十楼走下来的途中因为一件偶然的事延误了时间,我会怎样呢?如果我走出了大楼却掉以轻心,没有快速向前奔跑,或者穿的是一双有点儿挤脚的硬皮鞋,跑不了那么快,我会怎样呢?……是啊,一个小小细节上的差异,都可以使人生或使人死。 
  在北美十几年,忙忙碌碌地求生存,谋发展,一直想写些什么记下这些年的心路历程。亲历了911事件后,当我在“阎王殿”的大门口晃悠了一下而没有进去,又站立在蓝天白云下碧绿的草地上时,我忽然感到生命是多么宝贵。一个哲学命题在我脑海中升腾而起:“活着究竟为什么,又应该怎样活着?”于是,那些过去的岁月,化为了纷纷扬扬的图景,仿佛又展现在我的眼前。我需要重新去看,重新去想。尽管不会出现终极的答案,但过去的一切却给了我不同于以往的感觉,我的思索还在延续。譬如,我从中国大陆走向北美大陆,有当时的原因、想法和目标。如今我继续留在北美大陆,原因和想法,还与那时一样吗?十来年的奋斗,我在美国和加拿大已然立足,当初的目标也已基本达到。与此同时,中国大陆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虽然褒贬不一,但有进步是公认的。我也有机会回大陆去亲身体味社会的变化。我曾在北美追求的目标,如今在中国大陆也有实现的可能。因此,我在美国应该追求什么呢?我在美国的同胞们应当追求什么呢?我的这些疑问,也随着911的轰响,在我的心中变得异常强烈。 
  我时常想起世贸大厦一百零二层那家公司的CEO,他的公司有七百三十五人罹难。七百多人的生命激发着他的人性,使他的人生价值获得了升华。他说:“今后我工作已不再是为我自己,而是为那死去的七百多名员工的家庭。” 
  我今后活着也不再仅仅只是为我自己……中华人民共和国闯荡北美   
  第2章 我的童年(1)   
  我生于1958年,我的名字里有一个“进”字,不知是否与当时的“大跃进”的“进”有关。而我自己只把这个“进”字理解为进步、进取、进击……一个积极向上、奋发有为的字眼儿。 
  我所说的“家”实际上是两个家。一个是以我父亲陈克勤为核心的家,一个是以我外公沈季湘为核心的家。这两个家在1958年已陷入困境,而我就在此时懵懵懂懂地出生了。我和任何婴儿一样,是以哇哇的哭声来表达自己已经降临人间了。婴儿哭声可能是一种生理现象,但我的哭声也许正是这困境的应和。 
  是的,就在我出生前一年——1957年,那时我正在母腹之中,我的父亲和外公都打成了“右派分子”。 
  我父亲陈克勤出生在温州的一个书香官宦之家,爷爷是知府,父亲当过副县长,经营过木材行。这个任何人都无法选择的出身,成了他大半辈子困顿的“孵化器”。 
  实际上,他很早就离开了老家。在他六岁的时候,母亲(也就是我的奶奶)去世了。后母对几个兄弟姐妹毫无慈爱,不让他上学。刚进初中,才念了半年,后母便催促父亲,要让他停学去当木工学徒。在他不满十岁的时候,后母便作主给他订了婚。当他年满十六岁的时候,为了逃离这强派的婚姻,寻找自己的前途,毅然离家参军了。 
  那个“军”是解放军浙南游击总队。应该说,开始还比较顺利。他参加了温州的解放。1952年以前,他没有感到什么政治压力。1952年以后,情况愈来愈糟。首先就是出身问题,他被“内控使用”,在军队里不能管政治、军事,只能管技术。然后是军队整编,他被挤出部队,到杭州笕桥机场、嘉兴机场、山东高密机场去当建筑工程兵。由于实际工作能力强,1954年居然侥幸被选上去苏联学习,而结果却是空欢喜一场。被选上后先去天津正规培训俄语。没到半年就通知他不必出国了,改派到北京 
  建设工程部去,后来进一步了解内情——是阶级斗争需要“内控”。又过了半年,进一步被“清理”,首都已经容不下他了,他被派到了西安建筑工程管理局。既然已经被“瞟”上了,也就在劫难逃了。1957年成了本单位当然的“右派分子”。 
  我在很长一段时间根本不知道他是怎样生活的,是怎样挣扎和怎样苦斗的。我稍微懂事以后才知道,我的母亲已和我的父亲离了婚。更懂事一些的时候,才知道我母亲是“奉命 
  离婚”。我父亲所属的部队领导亲自找我母亲谈话,内容是命令离婚。 
  我父亲的婚姻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他的人生经历。第一个妻子是父母之命,他十六岁时就抗命离家。第二个妻子则是我的母亲。第三个妻子是在他当右派的时候娶的。他当了右派后又离了婚,心中不服,只带了一身衣服准备偷渡到香港去。但没有去成。于是,“流窜”到 
  福建。在那里,人家不能干、不愿干的事,他都干了,并且干得十分出色。譬如在“深挖洞,广积粮”的口号下,福建需要砖瓦,而福建的红土没有黏性,当地人无法就地取材烧制砖瓦,我父亲就懂得怎样利用处理这种特殊的泥土。他不但做得好而且出了名。当地领导为了留住他,作为“人才”,居然为他张罗了第三次婚姻。他每个月有150元的收入,在当时算是“高工资”了。所以有了可以建立一个家庭的经济支撑。 
  不久“文革”开始,工资没了,还要戴高帽子批斗游街。结果是:离婚加上遣返原籍。 
  他的第四次婚姻是在七十年代后期,中国已进入改革开放的航道,而他个人也开始从困境中走出。 
  因为父亲成了“右派分子”,我母亲在生我的时候不得不从西安到上海的外公家去,那里有外婆、小阿姨可以帮助照料。我是老二,我有一个比我大两岁多的哥哥斯鸣。所以我一出生就面临一个家庭难题:我母亲如何在西安一面工作,一面看带两个幼儿。于是,我外婆决定把我留在上海,由她来哺育。我母亲在我满月之后,带着哥哥又去了西安。由外婆用牛奶、奶粉、米汤喂我长大。因为精心喂养,细心呵护,我长得非常健康。于是,家里家外的大人都叫我“小胖”、“胖子”。直到今天,我和舅舅、小阿姨通信,他们还称我“胖子”,尽管四十出头的我早已不胖了。 
  而其实,外婆决心把我留在她身边,由她来扶养我的1958年,我的外公已打成了“右派分子”。因此,我的外公家也在困难之中。 
  我外公沈季湘是个了不起的人物。他被打成“右派分子”的时候是商务印书馆的总经理。 
  谁都知道,商务印书馆是“百年老店”,是中国出版业的“龙头企业”;一百多年来,多少中国文化盛事,多少中国文化名人都和商务印书馆有关。而我的外公是个毫无“社会背景”的人物,祖上没有给他留下可作依傍的权、势、钱,他完全靠学问、人格、奋斗而被有识之士认可,成为这个“百年老店”的领军人物。 
  在我成人之后,才知道外公是个孤儿,外公六岁丧父,十三岁丧母。他的名字中有个“季”,因为他是十个兄弟姐妹中最小的一个。所以,他曾依靠过兄长们,但是,嫂子的刻薄使少年的沈季湘无法忍受,他从年轻时起就走上了个人奋斗的道路。 
  他当过“学徒”,这是旧社会中“奴隶的奴隶”,然而,他却从学徒的起点上,奇迹般地完全靠自己的努力进入了大学。那时候的大学进行的是所谓“精英教育”而不是当今的“大众教育”。当时的一个大学生在人们眼中,比如今的一个大学教授还显得“珍稀”。他居然能进入大学,其中的艰辛是可想而知的。而他的特点是从不言苦,倾吐自己生活中的“苦水”。我只是从外婆的片言只语中,听到一些细节。譬如,他在就读大学时,成绩特别优异,并且竟能在考试中充当“枪手”——一个人做两三份卷子。大概是一些富家子弟靠着这个“枪手”骗得代表身份和学历的文凭,而我外公却靠着自己的努力读完了大学。当然,他的谋生之道还有当家教,写文章,搞翻译等。 
  就在这样的挣扎和苦斗中,他成就了自己。大学一出来就被国民党政府的财政部录用,一开始的薪水就是一百大洋,第二年就是二百大洋。但是,没几年他就弃官而去,他受不了当时政治体系中的官场游戏规则。若干年后,还有亲友为他“惋惜”,说是他这样的人才要在财政部干下去,至少也能当上“次长”(副部长)。而他却从此不再涉足官场。 
  1957年我还没有出生,无法了解当时的具体情况,所以也无从了解外公被打成右派的真实情况。 
  我的外公是一个真正的爱国主义者。 
  从外婆、舅舅、小阿姨的口中,我听说抗战时期,外公在沦陷区因为不肯为日本人效劳而失业,一家人生活在异常的困苦之中。我舅舅是一位作家,我从他的文章中看到,他在很小的时候已感受到断炊的威胁,每当外公设法从友人那里借几斗米回来的时候,幼小的他就有一种节日般的快乐。外公是在抗战胜利后,重新出来工作的。 
  在1949年蒋介石政权快倒台的时候,外公的朋友为外公一家人作了出国的安排,甚至连出国以后的工作岗位,我母亲、舅舅、小阿姨的就学问题都一一落实。并不了解共产党的外公还是决意留在了大陆,他的一个非常朴素的观念就是一个中国人要为中国做点事。 
  当解放军进入大上海后军纪严明、露宿街头而不扰民的动人情景,以及共产党干部的朴素廉洁都曾使我外公兴奋异常,为自己正确的选择而欣喜。中年的他便全身心地投入了工作。也是从我舅舅的文章中看到,我外公甚至由于疲劳过度而晕倒在会议桌旁。 
  他做梦也不会想到的是从1957年开始,他当了二十二年的“右派”。1979年“平反”时,他已重病缠身、垂垂老矣。晚年,他这个从不发怨言的人也忍不住对我舅舅感慨地说:“我这后半辈子什么事都没做,只是当了政治运动的对象。” 
  是的,我出生的家——爸爸的家,扶养我长大成人的家——我外公的家,在我出生前一个个都陷入了困难之中。 
  但是,第二年我出生之后,整个童年时代,我所感受到的是一种充满着爱的幸福。 
  这首先因为我外公和外婆超常的优秀品德。他们把能够给我的爱都给予了我,却把痛苦深藏在自己的心中。一个不懂事的孩子能体味他们给予的爱,却不能察觉这爱的背后的痛苦。 
  外公有一种从不言败、不甘示弱的坚强。他不向任何人诉苦,更不会在一个孩子面前流露。他是一个严肃的人,但对孩子却格外的慈祥。也许他自己的童年是不幸的,他特别能够体察一个幼儿是多么渴求大人的爱,暖热的怀抱,轻柔的抚拍,深情的呼唤,这是一个孩子特别惬意的感受。这来自我的外公。 
  我的外婆杨丽娟,是一个善于隐忍的东方女性。实际上,我母亲、舅舅和小阿姨的童年大都在抗战以后那段时间度过的,当时,外公已是薪金很高的高级职员,家里有佣仆,外婆没有花多大的气力带领他们。而在老年阶段,却拿出瘦弱身体里的全部气力来呵护我,并且是全心全意的。记得在小学里读书的时候,有时因为学校有活动,我晚回家二三十分钟,等我快到家时,会远远看到她站在门口焦急地张望。 
  那时,家庭经济显然拮据,但外婆总是把我打扮得干干净净;虽然没有山珍海味,但可口的饭菜把我养得壮壮实实。我可以说,我那时是一个白白净净胖乎乎而又十分整洁的人见人爱的小男孩。当时上影厂筹拍电影《五兄弟》,我被选中,饰演老五,就是因为我长得胖乎乎的惹人爱。可惜最终因“文革”开始而没拍成。当外婆领着我走在大街上,无论是陌生人还是熟人,总会忍不住停下来问外婆:“这孩子长得真可爱,那么胖,你给他吃的什么?”外婆会微笑着用略带自豪的口吻道:“没什么,就是清水冬瓜汤。”其实外婆为我所付出的何止这一个汤啊! 
  如今我已远在千里之外的异国他乡,却怎么也忘不了外婆做的菜肉大馄饨、红烧排骨的香味,特别是她看着我吃得好香时,脸上露出欣慰的微笑。我的健康成长是她晚年的快慰。 
  等我成人之后,我才知道,外婆扶养我实际上是很艰苦、很劳累的。因为母亲不得不离开我,我没有母乳的喂养,就是靠着外婆一天六七顿的喂养,从早到晚以至于深更半夜。她老人家的血压常常是一下子就升上去了。 
  尤其是“文革”中,外公家遭到了冲击,外婆怕不安全,只得暂时让母亲把我接到西安。以后我才知道,那一段时间,外婆在上海是睡不着觉的,一见亲友提到我,她便哭泣:“小胖可怜,他妈妈哪有时间带两个孩子呀!”母亲的同事到上海看望外婆,谈起我和哥哥站在煤堆上玩耍,外婆马上就坐立不安。她意识到我母亲上班的时候,我和哥哥实际上是处于没有人看管的状态。那一年我才八岁,所以,当“文革”第一轮过去之后,外婆又把我接回了上海。那时候,外公在北京,在经受着怎样的冲击,根本无法知道。外婆就一个人带着我,呵护着我。 
  在这里,我要提一提我的小阿姨。我出生时,她是一个初中生,在外婆哺养我的时候,她是重要的帮手。她曾在一个名牌中学里读书,并且一直是优秀生,大概就是因为要分担家务,不得不减少学习时间,以至于没能考上重点高中。她的班主任都感到意外,全家人都惋惜并且伤心。我那时还是个婴儿,当然是全然不知。 
  和外公家关系密切的是外婆的母亲——我叫她“阿太”,外婆的姐姐——我叫她“姨婆”,外婆的姐夫——我叫他“姨公”。他们都对我爱护备至,也是抚养我的帮手。 
  阿太年纪太大了,抱不动我,但在外婆忙着别的事的时候,阿太坐在那儿,由外婆把我抱到她的沙发上,或是床上,也能看护我一会儿。我是她的“开心宝”。 
  姨婆是职业妇女,要到很远的地方去上班。有时外婆伤风感冒,姨婆便会自告奋勇在晚上带我睡觉。 
  姨公因为他的妹夫曾是 
  国民党时期的上海副市长而被定为有“历史问题”的人物,没有工作。外婆因为带我上不了街,他便主动替外婆上街采购。 
  我记得阿太经常卧床,当我推开门走到她的床前,叫她一声“阿太”时,阿太便会摸着我的头,“心肝”“宝贝”地呼叫起来。这是她老人家最大的快乐。有一天早晨,我又推开门走到她的床前,依然叫一声“阿太”,她竟没有回答;我推推她,也不见动静。紧接着姨婆也走了进来,才发现她老人家在睡梦中去世了。那时我还不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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