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闯荡北美-第2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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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笑话道出了在克林顿当政的时候，特别是1997年到2000年间，高科技专业人士是“香饽饽”，不是“人找工”，而是“工找人”。跳个工至少涨一万。一个大学毕业生在校时就被大公司“抢去”。起薪就是五六万，不到两年就可以升到七八万。可是现在呢？
我平均每周听到两个朋友、同学，或朋友、同学周围的人被裁。大都是搞电脑的，也就是IT吧。前几年，IT成为热门行业，十个留学生中至少七个学电脑。1994年之前，都是像我这样读学位的。1997年以后，高科技的泡沫吹起来了，不用学位就可以找到工作，只要进那些Training School修个两三门课，考个MSCD、MSCE之类的证书就可以了。有的甚至学会编个网页就能挣个六七万一年，真好似遍地黄金。在美国，一个教授一年也不过六七万，还必须是名牌大学的。于是不知有多少留学生放弃了硕士、博士学位，“杀向”IT。那时不是“人求事”，而是“事求人”。各个公司拼命“抢”人。只要和电脑沾一些边就行。这些进入IT的人也以为自己是“香饽饽”，这辈子都可以朝南坐了。没想到2000年一过，突然间情况急转直下，先是DOT 破灭，然后是大批网站倒闭，一下子几十万人失去了工作。正如《谁动了我的奶酪》一书所描绘的那样，这些人的“奶酪”没了。有些人便像“嗅嗅”、“匆匆”那样，赶紧回学校或回到自己原来的行业。
就像所谓的“B2B”、“B2C”这些网络的流行术语所指的那样。“B2C”原先是“Business to Customer”，那时则成了“Business to College”（回到学校）。而“B2B”原先是“Business to Business”，那时则成了“Back to Bank”（回到银行）。因为好些人原先是在银行做事，工作虽稳定，但薪水不高。受DOT 的诱惑，去了网络公司上班。但绝大多数人还以为“奶酪”还在，便像“哼哼”、“唧唧”那样。
当高科技泡沫还暂时没破之前，很多人只知道工作难找了，至少工资要降一些，待遇也差一些。再后来，高科技泡沫也破了，又加上911，大批裁员开始了。于是在IT业，先是没有什么经验的被裁，再是技术含量不高被裁，如只能写些程序，但不能设计的。再后来，不是科班出身，没有电脑学位的，不到五年经验的，光懂IT，不懂业务的一大批一大批地下来了！我的朋友、同学中有25％的人已在家中“疗养”！
当年在Bankers Trust公司和那些金融分析师们在一起做项目时，开始时很难合作。有时是因为我不懂金融，而无法准确地实现他们那些金融分析师的模型；有时又因为他们不懂怎样编程序，提出根本就无法实现的方案。我常想，如果我也懂金融该多好。于是就开始学。当时那个项目是做（蒙特卡罗MonteCarlo）引擎的，涉及（
股票期权Options）。渐渐地我知道他们想做什么了，有时甚至还能发现那些金融分析师设计的模型中的不足，并提出自己的建议。他们非常吃惊。记得有个叫Joe金融分析师的说道：“e on！Steven，dont be so smart。If you could do what I am doing，I go out of my job！”（Steven，别介！你可千万别那么聪明。要是你能做我做的事，那我干什么呀！）
现在，还真需要那么聪明，否则可就真没事儿可干了！
接下来的日子里，所在的部门就剩下两个人，每天不知做些什么。
还有一个星期的假期，二十三日我就开始休假，一直到新年后。
2003年1月6日，我正式离开了Brut of SunGrad。从感情上说，我非常喜欢这个公司，这里的业务、同事、工作环境，特别是技术，是一流的。
后来才听说，我们之所以被裁，是因为我们开发的项目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而SunGrad有个现成的系统UMA，虽然老旧，技术落后，但还能用。在经济不景气时公司为了降低开支，一般就不开发了。这同时也成了以后找工作特别难的原因。单靠行业内部的需求是产生不出最终利润的。投入的巨额资金在一定时期后必须看到利润，否则这些资金宁肯放在国债上，或者根本就不会流入美国。
高科技工业由盛转衰，正是由于投资人不再追加投资，使亏本经营的高科技企业无法继续维持而引发连锁破产开始的。经济萧条仍然是传统意义上的一种产品过剩导致的危机，只是当今过剩的不是大量的物质产品，而是高科技服务过剩、物化了资本和知识的软件产品的过剩、高技术人才的过剩。造成过剩的原因，一方面是由于信息产业在自身高速发展的同时，信息产品的外部市场并没有成熟或成长起来，使得其他行业的应用没有跟上来或有能力吸纳高科技产品。
另一方面，就是投机心切，生怕误了这班车而良莠不择、疯狂下注催生的结果。这与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下的重复投资、饿狼争食，从而导致信用膨胀、供给过剩而最终产生经济危机是密不可分的。这种制度的内在缺陷不因冠上“高科技”而避免，不因时代变迁而消失。马克思的贡献主要是揭示了资本主义制度的秘密。伟人们的理论不是万能钥匙，却常常是特效药！
其实，高科技“泡沫”并未损害美国的国民利益，也未伤及美国经济的筋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的快速发展，使美国的优势产业和技术创新能力得到迅猛发展，非优势产业逐步退出经济主流。美国资本密集型产业的转化得以完成，形成了完整的高新经济产业链和庞大的高新经济产业集群。美国的尖端技术水平继续保持世界领先和主导地位。美国的军火工业获得长足发展，在经济和军事上对世界的影响和控制能力得到空前加强，世界资源供给和金融体系更牢固地拴在了美国的坦克车上。美国已俨然成为一个“新经济帝国”。“敌人”一个个倒下去，世界大部分的国家与美国的经济和政治关系变得比以前更紧密，更具有依赖性。与萧条中的美国经济相比，欧日各国经济状况远较美国恶劣，民众生活远比美国人艰难，美国经济对世界流动资本的吸引力未减。
股市被认为是经济好坏的晴雨表。但股票价格有无限缩放的功能，并不能真实反映企业的经营状况和实际价值。股市低迷，并不说明美国经济一团糟。相反，美国企业通过紧缩开支，整理资产，会变得更有竞争力，管理得更好。
2001年华尔街估计，高科技“泡沫”鲸吞了投资人五万亿资产，2002年根据股市落幅更新的估计，股市缩水使七万亿投资蒸发。那些资本哪里去了呢？投入股市的资本通过银行转化为产业投资，各类公司齐开张，老板赚了钱，雇佣者拿了高工资，政府收了税，社会财富增加了，各项福利事业得到改善，军火工业继续研发新武器，科研部门向新的技术难关进攻……2000年联邦预算收入中，个人收入税高达一万亿，占预算总收入的一半。预算支出中大于一半的钱用于社会福利支出，还给了民众。国防预算支出约三千亿，占总支出的165％，政府还有预算盈余两千三百六十四亿美元。所谓若干万亿的养老保险基金随“泡沫”破裂而消失的说法并不安当，其实没有高科技“泡沫”，美国政府和个人哪里来的那么多钱？
世界各国都关注就业问题。西方各国中，美国的就业状况始终是最好的。近二十年中，美国失业率最高的年份是1982年，达57％，经济状况最好的年份是2000年，失业率保持在4％左右。从2001年起经济回落，失业率升至48％，2002年上半年平均失业率仍低于6％。失业率低，政府的社会负担就小，就有能力实施支持结构性调整的经济政策和扩张性外交政策，为下一步经济回升和未来经济发展打基础。这次失业的主要是IT高科技人员，而在北美，50％以上的IT高科技人员是像我这样的新移民，所以他们的感受特别深！
EClub／小玲／
在人生的旅途中，人们往往会停留在不同的驿站，让疲惫的身心稍事歇息，然后再从新的起点出发，朝着预定的目标前进。人们披荆斩棘，穿山越岭，途中难免会碰到沟沟坎坎。这时若遇上志同道合的朋友，大家搀扶相伴走完一程，是件可遇而不可求的事情。我和思进在重返纽约后，便有幸遇到了这样的一群朋友，他们给予了我们精神上的慰籍，令我们在跌跌撞撞、曲曲折折的旅途中，不再感到孤独无助。这群朋友组成了一个俱乐部，它的名字叫——EClub。
为什么在俱乐部名称的前面加上E字而不是其它字母？我曾问过我们俱乐部的“部长”南茜。南茜是俱乐部的发起人和每次活动的组织安排者。她解释说，我们俱乐部的主要活动是娱乐（Entertainment），俱乐部的成员利用周末时间，自愿地、热切地（Eagerly）渴望参加到这个集体中来，大家随和地相处（Easily Get Along With）在一个充满温暖和友爱的“大家庭”里，或郊游、听歌剧，或饮酒畅谈，并发挥各自唱歌跳舞、吟诗挥毫的专长（Expert），来调节、松弛由紧张工作带来的压力，使我们以身心愉快的（Enjoyable）姿态，重新投入日常的工作。而那些个关键词，在英语里都是用E打头的，活动内容又多半是用电邮（EMail）通知大伙儿，所以称为EClub。
正当思进被公司裁员的消息一闷棍打得头昏眼花的时候，南茜的一封热情洋溢的邀请信通过EMail飘然而至，让我们周末去她家涮羊肉。这份邀请来得真是时候，对思进来说无疑是一剂良药。就像一份快乐可以和很多朋友分享那样，一份忧虑也将被切割成许多份，在对朋友们的娓娓倾诉里，一点一点地得到释放和分解。这不禁使我想起了第一次加入EClub活动时的情景。
那是星期六晚上，911后的第四天。我和思进按时来到“东兴楼”中餐馆，与俱乐部的成员们聚餐。当时到饭店的夫妇有：南茜和理查，莉莉和戴维，莱拉和柯里斯，左翠和江融，雨晖的先生那天有事儿，她一人如约前来，连同我和思进共十一个人。席间，除了左翠和江融是我熟悉的，面对那么多陌生的脸，我心生羞涩，几乎没发一言。而思进则像祥林嫂一样，对这些新朋友重复着他911的恐怖经历。他无意中一遍又一遍地诉说，宣泄了积压在心里的惊恐和后怕。饭后我们来到南茜家饮晚茶。主人南茜和理查为我们准备了各色风味儿的甜点、水果、咖啡和茗茶。在南茜的倡议下，大家围坐在铺着精致台布的大餐桌旁，理查调暗了水晶吊灯的光线。我们十一个人手拉着手，神情肃穆地为911的死难者默哀一分钟。接着，我们的话题全围绕着911：有夸奖市长朱利安尼的，有敬佩消防队员和警察的，有赞叹纽约市民的，有为死难者家属惋惜的。大家都庆幸思进逃离灾难，并期许他“大难不死，必有后福”。那晚，大伙儿离开南茜家时，已是凌晨一点。心与心的交谈，顷刻间缩短了我们之间的距离。思进也仿佛走出了黎明前的黑暗，期待着阳光的普照。
然而此刻，将要失去工作的思进，又一次面临严竣的考验。朋友们的友谊之手，再一次伸向我们。在南茜家的涮羊肉火锅餐上，使思进受益匪浅的，是戴维关于“球”的一席话：“人生有五个‘球’构成：爱情、亲情、友情、健康和事业。其中事业这个球是橡胶制的，其他四个球都是玻璃的。玻璃球一旦掉在地上很可能就会破碎得无法修复，因此必须精心呵护；而事业这个橡胶球，每落在地面上一次，它总会比前一次弹得更高！”这番话让我俩不宁的心绪豁然开朗。回首我们所走过的路，印证了戴维给我们的形象化描述。
EClub成员第一次镇住我和思进的，是他们的才艺和幽默感。那次，俱乐部的十几个人在雨晖的安排下，到座落于长岛的一家中餐馆里聚餐。菜上齐后，我正慢慢地品尝着美味佳肴。不知谁说了一声，怎么没人唱歌啊？还没等我回过神来，莉莉和理查已经放开歌喉，声情并茂地唱起了一首男女声二重唱《松花江上》。他们具有专业水准的演唱令我大吃一惊。莉莉低沉浑厚的和音，衬托着理查的高亢激昂，听上去是那么的和谐悦耳。我边吃边欣赏着。只见南茜不声不响地走上前，为他俩一人围上一条冬天戴的长围巾，歌词正好唱到：“九一八，九一八……”这时的莉莉和理查，抗日青年的形象，立刻显现在大家面前，简直与大型歌舞剧《东方红》里的人物的像极了。饭桌上的我们笑开了怀，但又相继捂着嘴不想再笑出声，大家潜意识里感到这是一首严肃的歌。南茜精心策划的节目，收到了忍俊不禁的效果，是我和思进意想不到的。餐后大家应雨晖夫妇的邀请，驱车前往她的家。她家的小洋楼，影影绰绰地掩映在前院的树丛里，像她的名字似梦幻般的富有诗意。置身在古朴典雅的客厅，坐在古色古香的红木椅子里，我们品着清淡芳香的绿茶，倾听着理查——这位天津著名大学历史系的高材生，谈古论今：“在历史的长河中，一百年是何等细微的一个点。每个人就像蚂蚁一样渺小而微不足道……”那晚，我们又是凌晨过后才离开雨晖的家。
自多伦多回到纽约后，我和思进几乎每个周末不停地从这栋小洋楼换到那座小洋楼，有时则转到莉莉和戴维的现代化高级公寓里聚会。我们在他们家二十楼高的阳台上做美国式烧烤；在底楼的俱乐部里打桌球、乒乓球；在他们家里卡拉OK自娱自乐。莉莉——曾经的北京某歌舞团独唱演员，奉献给我们一曲《我爱你中国》，她那低沉浑厚的音色，纯净得犹如文艺百花园中的百合花，缕缕地散发出阵阵优雅的清香。而戴维——世界排名前十大公司的主管，在我们聚会时，承担起照顾孩子们的重任。比起管理成年人，和孩子们在一起，他可以褪去谨慎、揖让、规行矩步的礼貌盔甲，俨然孩子王一般与小朋友们玩成一团。
真是聚也依依，散也依依。EClub的成员们无不惋惜地送别了莱拉和柯里斯，他们因为工作而迁移到了别的城市。而在联合国工作的左翠和我们EClub里的“张学友”——业余摄影师江融，为了孩子的教育，也暂时离开了我们的队伍。但是，为庆贺我大学毕业而举行的Surprising Party上，新鲜血液也随时地添加了进来，比如陶昶和万玲、老邢和小侯夫妇。那天，我被他们十几个人蒙在鼓里，在思进的“拐带和诱骗”下，走进了喜来登大酒店。大堂的服务员也被他们“收买”了，一听思进报完大名，她赶紧地跑去里面“通风报信”了。当两个人的庆贺突然地变成了十几个人时，我由于吃惊而感动。我感动身边飘飘浮浮悬着的大气球，感动象征着毕业的大蛋糕，感动献给我的鲜艳夺目的玫瑰花，更感动他们那份真诚的友情。我还因为感动而吃惊，吃惊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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