闯荡北美-第2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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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就过去了。　
　　临近回多伦多，当一家人围坐一桌儿独缺思进时，妈又不对劲儿了，眼睛红红的。我向她保证，明年我俩一准再回来看她。我得天天重复这样的话，免得她伤心。我和思进没有食言，第二年真的回上海了，那是1997年9月，我从学校毕业后，去　
　　医院上班前。我们全家终于来了个阖家大团圆。　
　　沉思／思进／　
　　成了加拿大的永久居民，最大的好处，就是可以随时回国了。　
　　在美国，没有拿到绿卡之前是不能随便回国的，因为不能保证一定能回来。　
　　那些留在美国没有移民到加拿大的同学朋友，有的一直等拿到了绿卡才回国去看看，一等就等了十多年！　
　　有一个来自西安的同学，有一年妈妈生重病，爸爸来电话让她回去告别，看最后一眼，她怕一旦回国了，再回美国时签证签不出而前功尽弃，所以没有回去。想不到一个月后，妈妈就去世了。更可怜的是，她爸爸在她妈妈去世后的一周后，也去世了！她后悔极了，为不能替父母送终而抱憾终生！　
　　在不知不觉中，我们开始了比较。真是不比不知道，一比吓一跳。　
　　比较是小玲从上海返回多伦多，把上海的变化告诉我时开始的。小玲说，仅仅六年，上海就像换了人间一般，城市变化，浦东的兴起就不用提了。周围亲友的变化更令人震惊！单说那些银行的同事们，多半已至少是科长，住进了宽敞的公寓。小玲在出国之前是总务科的财务总管，是很有希望被提拔的，但是为了我出国而放弃了。她的同事有的已成了浦东分行的行长，住房不用说了，而且有了自己的专车……　
　　我从网站上查出上海与其他城市的比较。比如在纽约挣十八万美元，其生活与上海挣十二万人民币是相当的。　
　　望着窗外的夜幕，望着那些闪烁着灯火的高楼，我暗想，怪不得那么多移民到这儿后非常后悔，他们原本在国内一年挣十几万人民币，算一下两万美金还不到，以为到了海外一年挣四五万美金，生活会好一倍以上。其实出国前没有把各地生活指数考虑进去。　
　　在克利夫兰、纽约、多伦多都生活过，发现各地生活指数的确不一样。　
　　每次回到上海、杭州，发现杭州一个月七千人民币的生活，和上海一万元人民币差不多，而上海一年十二万人民币的生活和纽约一年十八万美金或者多伦多的六万加币的生活差不多。　
　　在上海一年能挣十二万的人，若移民到多伦多，能找一份一年四万加币的工作就不错了。当然他的生活水平会大大下降！对新移民来说，想在纽约一年挣十八万，几乎是不可能的！所以，为赚钱而出国的人，一定得深思啊！　
　　但路是自己选择的，没有后悔药可吃。更何况苦难的经历也是一种资本，“若非一番寒彻骨，哪得梅花扑鼻香。”　
　　为什么要出国的疑问，此时又涌现在我的脑海！　
　　当年手捧赴美签证时，心中的那个激动是难以用言语表达的。再见了，父老乡亲，再见了，那些不顺心的人和事。我要去享受蓝天白云，呼吸自由的空气了！到国外，才知道不是那么的浪漫。住处，一找便是Basement（地下室）或者小阁楼，要拿一辈子的血汗钱，才能给只会说英语的子孙换套遮风挡雨的小洋楼。　
　　找工作也是人生的必修课。哪怕是洗碗筷、刷盘子、做营业员。经验，是关口；语言，是关口；身份，是关口。能找到份像样的工作便是幸运了。　
　　文化的隔阂是一辈子的事儿。海外中国文化的集中体现就是唐人街。狭小的门面散发着说不出是什么怪味的所谓超市，不知把人带到了什么年代。物品按照国内八十年代的标准是丰富的，鸡鸭鱼肉几乎都是冰冻的，为什么连蔬菜也是冰冻的呢！　
　　一年又一年，打工学习找专业工作，无暇思索人生的意义，像一头嗅觉灵敏的饿得眼睛发绿的狼，哪里有一块肉或看上去好像有一块肉就扑向哪里。有些人即使开着还算不错的车也掩饰不住一身的疲惫和灵魂的空虚，忽然想起为什么出国，想不出确切的原因了，或许有很多的理由，可绝不是为了解决温饱而折腰，去换取一袋口粮。那是多少年前就早已解决的小儿科了。可我们究竟是为什么而出国？为什么？　
　　无论如何，中国人还是中国人，记忆可以抹杀，然而社会文化的烙印却不可磨灭。这道鸿沟已经存在，勉强的改变只会让人迷失本性，想来，大部分人赞同的是保有自己民族的特色风格，而后酌情去融合新的环境。　
　　为什么常有西方人问：既然都说中国很不错，吃了饭还有余钱，为什么还要来美国？为什么还要来加拿大？又是一个为什么。　
　　“我曾经豪情万丈，归来却空空的行囊！”　
　　这海外一游，知道了外面的世界很精彩也很无奈，知道了老侨胞有过更加惨然的搏斗，知道了绝大多数华人为什么那么向往祖国，盼她强大，知道了许多的侨胞归国探亲是承受生活的艰辛换取片刻的荣耀，知道了今生今世，我从里到外只能是活生生一个中国人。　
　　比较就这样开始了。在北美生活了七八年，不仅比较了中外，而且我们还不知不觉地比较起加拿大和美国的区别来。　
　　美国确实有相当的民主和严格的法律。但是，存一己私利的党派之争，当然也是有的，公司高层管理人员违法乱纪营私舞弊也是有的，层层官员中一些人作风不正也是存在的。但是，所有这些事情一旦暴露，法律和公众舆论就会给予毫不留情的鞭挞，直至当事人受到适当的惩罚为止。　
　　一切大方案及规划都确确实实地由公众投票决定。连刑事犯的判刑年限也基本由民众组成的陪审团决出，绝无由少数人独断专行之理。在购买东西时有清楚的退货说明，极少假冒伪劣。在这样的社会里，老百姓有安全感，人人做事有章可循，有法可据。虽然未必绝对人人平等，但确实只要肯干、能干、规规矩矩地干，就有无限前途。加拿大和美国在这些方面几乎是一样的，法律的制定都是Under　mon　Low，从英国的法律延续下来的。　
　　在美国和加拿大，买了东西可以随便退货的确不错，这样买东西时就再也没有后顾之忧了。不过每次搬家时却总是发现好些东西买了以后从来都没用过，小玲买的好些衣服鞋子也几乎从来没穿过。　
　　另外，对契约的遵守方面，普通人不必在　
　　信用卡公司或银行存钱就可以拿卡，个人支票可以用于支付各项开支。而这些在港台未必通行。但是，在美国，你不能搞欺骗。一旦被发现，一切都完，一个污点会毁掉一个人终身，找工作、贷款都没人理睬。　
　　美国自有它的好处，但在两国都生活过的我，却更想说加拿大的好话。加拿大先进发达，又有点儿遗世独立的桃源味道，种族关系比较和缓，社会安定，与中国的关系也不是忽冷忽热。这方面对中国移民来说是最重要的，因为如果母国和所生活的移民国发生了战争，那么我们这些像Sandwich（三明治）一样被夹在中间的人，应该倾向哪一方？　
　　再以办理美国投资移民为例，申请人投资金额为五十万到一百万美元，不能是借款；企业必须雇佣十个美国工人（包括美国公民、永久居民，或其他可合法在美国工作的外国人，但不包括外国投资人的直系亲属）。　
　　完全办妥加拿大“投资移民”，只需二百万元人民币。国内的事业可以选择遥控，更可以自己在加拿大办公司，然后公司反派自己回国内，这样就可以避免国内事业无人打理了。特别是加拿大的教育发达，对孩子有利。更让人心满意足的是，在加拿大处处都可以看到中国移民的身影。子女教育、财产或者家人的人身安全，以及灰色的第一桶金，都是国内企业家们移民海外的动力，给他们在国际商业投资带来方便。事实上，为了在国外生活，将自己的事业全部搬到国外而移民的老板并不多，大多数移民海外的老板仍然是“月是故乡明”的。　
　　企业老板热衷的去向国依次为：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美国。前三个国家的移民手续比较简便，虽然美国是最有吸引力的，但去美国的条件高、过程复杂，成功率也低。面对这一波移民加拿大的浪潮，我们早年留学美国的学生们，也从中得到了实惠，除了我和小玲以外，更有我周围许多同学朋友。　
　　父母来探亲／小玲／　
　　1998年5月，为了参加我的毕业典礼，爸妈从上海飞到多伦多。这个日子距离我出国将近八年。八年里我和他们聚少离多，我们相聚在一起的时间总共只有九个星期，那是我两次回上海探亲加在一起的时间。当他们拿到加拿大移民局的签证时，足足兴奋了一晚上。妈是高兴能和我在一起多生活几个月，爸是想见识一下北美，好对它有个感性认识。　
　　第一个周末他们调时差，我和思进带爸妈随意地就近走走。无论到哪儿，爸赞叹不已的是市中心高楼前、房屋后那大片大片的绿地。爸小时候随他外婆在乡村生活过一段日子，对绿草有着深厚的情感。他欣赏草的不择贵贱高下、自生自长的精神。五月的多伦多最慰人心目的莫过于草色青青，草丛边儿的鲜花要到六月才开始争奇斗妍呢。更令爸兴奋的是，他从多伦多的今天，看到了上海的未来。他告诉我们，上海市政府规定，今后　
　　房地产商必须保证每座楼前有一定面积的绿化区，多伦多的今天不就是上海的明天吗？　
　　我们家对面就是加拿大的六大名校之一——多伦多大学。它的校园是开放式的，没有围墙，门口也没有警卫把守，任何人都可以自由出入。爸妈一开始根本没意识到那是一所大学，除了零落排布的教学楼和学生宿舍外，它看上去更像个公园。晚饭后，我们几乎天天在那一带散步，爸看上了那个地点作为他每天早锻炼的场所。一天下班回家，妈高兴地对我说：“今天我们有新鲜的荠菜馄饨吃了。”我听了挺纳闷儿的，在北美哪来的荠菜啊？我看了一眼表情神秘兮兮的爸，嘴里品尝着久违了的荠菜馄饨，那味道真是鲜美极了。我一口气吃了十来个后，才问是哪儿弄来的荠菜。原来，多伦多大学的大草坪里长满了野荠菜，是爸在早锻炼回家的路上无意中发现的。他像得着宝贝似的跑回家叫上妈，摘了满满的一塑料袋。爸说以前上海郊外也有很多野荠菜，现在由于城市扩建都变成高楼大厦了。我跟着爸妈也学会了辨认这种野菜。可说来也奇怪，自从爸妈回了上海后，我就再也没看见过野荠菜。是那里的草坪里从此不长野菜了呢，还是我离开了爸妈后丧失了辨别能力？反正最直接的影响是我们无法再享受这样的美味了。　
　　爸妈的到来，爱热闹的思进午饭都改为回家吃了，有爸陪他聊国内外形势，有妈为他准备精致可口的饭菜，饭后再百步回到公司，他真是乐开了花。有一天，爸悄悄地拉我在一旁，告诉我个秘密：思进要是觉得饭菜不合口味儿，他准说“我吃不下了”，然后到晚上一边看电视一边使劲儿地吃零食。我一想就明白了，他的习惯是不能一连两天吃相同的菜，菜式要多，量要少，量一多他看了就饱。妈总是怕我们饿着，却因此而适得其反，他还没吃就已经饱了。结果等爸妈回上海，思进的体重增加了十磅。　
　　爸妈很快就接替了我俩买菜的任务，每隔三四天推着一辆小车溜达到唐人街，到了晚上把一路上的所见所闻，如数家珍似的讲给我们听。诸如为什么马路边的咖啡馆和餐厅都门洞大开，很多座位设在人行道上，而老外们（明明他们自己是老外，还管当地人叫老外）总喜欢坐在那里喝咖啡用餐。唐人街餐馆龙虾标价十五加币可买两只，和肉的价格差不多，而华人超市里的馒头却比法式面包还要贵。公共厕所用纸又软又厚又结实还不收钱，比上海的擦手纸还要好。商店门口坐地上讨饭的大多是年轻人，女孩子漂亮，男孩子很帅，有的身边还养条狗，陪着他们一起要饭。他们好好的为什么要讨饭？别说爸妈不明白，我至今还没搞明白呢！　
　　每个星期五晚上，思进就对着地图安排周末的游玩路线，我们称为“坐车看景日”。通常我们会买两张家庭票，每张四加元，两个大人带三个孩子，一天的地铁、公车随便坐。我们总是先坐地铁到达郊外，然后换坐公车到景点。多伦多的公园、植物园大多数为开放型，没有围墙，不收门票。绿草地更是大片大片的。有一个公园里的大草坪，据爸估计有六个足球场那样大，还不见几个人影。公园里收拾得干干净净，设施也配备得很齐全，饿了上小食店买点吃的，渴了喝一口路边的过滤水，走累了在长椅上坐一坐。妈发现几乎每条长椅的椅背上，都钉有巴掌大的铁牌子，上面刻了英文字母。一天她终于忍不住问我们那是什么意思。思进迫不及待地解释给妈听，那上面刻的是椅子捐献人的姓名。妈听后感叹地说：“这三五步之内就是一条长椅，那么多公园那么多的椅子，那得有多少人做这样的善事啊！”　
　　每个周末玩郊外的公园，玩着玩着，就玩出了件趣事。爸眼力很好，一天，他居然发现一棵高高大大的树梢上，结着两只白白的大蘑菇。也不知道他那天怎么会在走路时就抬头向上看的。不发现还好，发现了就舍不得放弃，得想办法摘下来呀！思进胆小怕死，估摸着没能耐爬树，站在一边不出声。老爸是童心大发，跃跃欲试地号称自己是爬树大王。妈在一旁着急地劝爸少惹事，年龄不饶人，别给人添麻烦。我对爸倒是挺有信心，心想考验他童子功的时候到了，他这个文武小生十年功不会白练的，我也不出声。就在大家各自寻思的工夫，只见爸手脚配合默契地噌噌噌几下子，很轻松地爬上了树，轻轻地摘下那两只讨人喜欢的大蘑菇，每一个都和他的手一般大。这时思进一个劲地夸爸如何如何的有功夫，妈则谢天谢地地松了口气，我为爸的好身手感到骄傲。回家后，妈洗了蘑菇，清炒出盆后放上餐桌，由谁来尝这第一筷子？我和思进冷静地考虑到，蘑菇有毒吃了会送命，还是不要冒险，扔了吧。毕竟摘蘑菇只是为了好玩，弄出人命来就不好玩了。这时，爸妈却站在了同一条战线上，他们声称对这种野蘑菇有一定的认识，这对“宝贝”绝没问题。爸又自告奋勇地想经受一次考验：第一口由他来尝，十分钟后没事的话，我们再吃。顿时，吃野蘑菇倒成了带点悲壮意味的举动。现在我还常常后怕呢。　
　　在我们家周围还保留着几条像上海三十年代那样的有轨电车线，爸妈见了无不啧啧称羡，对这座城市又多了一层亲切感。上海的有轨电车已经走进了历史，想不到在多伦多倒坐上了。更让他们称羡的是司机们碰到坐轮椅的残疾人，马上在后门放下一块板，并跑下车协助将轮椅顺利推进车厢。他还发现每家商店门口，都有一条斜坡道，以方便开轮椅车的人进去办事或购物。电影院的座位、商场里的厕所间，以及商场外的停车场，都为残疾人留了专用位子。爸称赞加拿大政府想得可真周到，生活在这儿的残疾人不会感到不方便。我对爸妈说，你们看见的还是表面现象，在美国和加拿大，税法对残疾人也是优惠的。比如，长得矮小的侏儒，由于家里的一切家具用品都是以特殊尺寸做成的，因此，这些花钱请人工制作的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