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闯荡北美-第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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喝了一口咖啡，定下神来，准备工作。突然，我感到背后被人重重地猛推了一下，身体差点儿撞到屏幕上。我下意识地不满了：“谁开玩笑？玩笑也不能这样开啊！”我回头一看——见鬼，根本没人。于是我立刻想到，是不是
地震？但不像。地震应当摇晃，可我被“推”了之后，再也没有摇晃。
此时，我看到其他同事都站了起来。原来，在1993年，大厦被恐怖分子炸过，大家做过多次撤离演习。这时有人便大声宣布：疏散。同事们顾不上带东西，纷纷撤出办公室，进入走廊去寻找通向楼梯的出口。
我呢，大概新来乍到，没有经历过1993年的那次袭击，不觉得会有什么大事，还不紧不慢地把手表、文件、书籍、音乐CD等都留在了办公桌上，想着很快就会回来的。我只想打个电话把情况告诉小玲，不料电话、手机全不通了……我这才感到可能发生了严重的情况。但我和大家一样，根本想不到是一架被恐怖分子劫持的民航班机撞到了一百一十层大楼的第八十六层，离我的办公室仅五六层之距。
此时，我和大家面临的问题是：电梯已经不通，必须从楼梯走下去。世贸大厦的电梯是分段运行的。从一层到七十八层是一段，从七十八层再转电梯而到达顶层。我们必须先到七十八层，再找别的楼梯才能继续走下去。可七十八层的出口在哪里，你问我，我问你，谁也不知道。而这么大的楼面，真像个迷宫，不少人简直像老鼠那样窜来窜去，寻找出口。有个出口，听人说只能到四十四层，就成绝路。
真是糊涂也有糊涂的好处。我听说过，这个大楼的防火材料非常好，外层是铝合金，中间是防火石棉，整个楼是钢筋框架，不会失火。根本想不到，飞机带着十几吨汽油，撞在大楼上，温度高达千度，大厦即将软化而坍塌。我们已在生死关头。
后来，我在电视里看到有人忍受不了高温的灼烧，宁可从大厦一百层高的窗口，爬出来往下跳的情景。特别是有一对恋人手牵手地往下跳，这真是生死恋的撼人场面，成了人间尚有真情在的铁证。
终于等来了大楼管理员出场开门引路。我们走至七十八层楼，这恰好是一家很大的机构——纽约捷运局。有人就招呼大家进大厅喝水休息。可从上面疏散下来的人愈来愈多，气氛也更加紧张，而时间又过了大约十五分钟，谁也无心休息。总算天无绝人之路，我们找到了直通地面的楼梯。大家又开始往下走。
楼梯大约一米来宽，按逆时针方向下旋。人们很有秩序地自动分排两条道：左面离旋转中心近，总长度相对短一些，让老人和妇女走，可以更快到达地面；男士和青壮年自动选择右面。楼道里的人愈来愈多，一个紧贴一个，没有人推推搡搡，更没有人企图抢先；看见谁显出走不动的样子，就会有人去搀扶一把。大家精神集中，楼道显得挺安静，偶而会听见轻声说话声，却没有人慌张嚷叫。我甚至还听到有人开了个玩笑，显出让别人轻松一些的善意。各种相互安慰和鼓励的话也不绝于耳。“Dont worry！ Calm down！”（别慌！要镇静！）“Well be there！”（我们没事的！）……一切在自发状态中显得井然有序，有条不紊。
我深有感触地想：“美国人素质真好！”记得在孩提时，把美国人称作“美国佬”，是含有敌意的。其实，我们不赞成“崇美”、“恐美”，但美国老百姓的优良素质还是应当肯定，应当学习的。
就这样，我夹在右面慢道的人群里，一层一层地往下走。每层道口都有一个白底黑字的楼层号码标记，非常醒目地告诉你到达了第几层。
到达四十多层时，我开始看到了从上面撤下来的受伤者。有的背上的衣服撕开了，有的被烧伤，有的面孔被烟熏得变了色……一个厨师模样的男子恐慌地说：“我看到死人啦！”
逃到三十多层时，人们开始纷纷议论飞机撞了大楼。这时身边的一个男子，他的手机可能功能特别好，正在通话：“I promise you，Ill be back！”（我答应你，我一定回来！）接着还絮絮细语：“万一无法再见到你……亲爱的……我爱你！”想必电话的那一端不是他的太太，就是他的情人，那语气让人想起好莱坞电影中生离死别的镜头！
楼道里的人愈来愈多，又闷又热，下楼的速度也愈来愈慢；每人发到一张用水沾湿的纸巾，可以掩住嘴鼻。我每经过一个楼道门时，就把门拉开，伸出头去深呼吸一下。求生毕竟是人的本能，我和各种肤色族裔的人，一步步往下撤，不慌不乱。
可到了十八层以后，气氛突然紧张。救火队员们一个个往上冲；警察也夹在其中。大家非常自觉地配合他们，人群中有人主动地叫喊：“请让出左道！让出左道！”妇女、老人赶紧向右靠，这样右道下楼的速度就更缓慢了。
这是很感人的景象，特别是那些救火队员在我们往下逃生的时候，他们明知前面有危险，生死难卜，却背着很重的消防器材往上冲！在以后我们得到的信息中证实，首批找寻到的尸体有不少是救火队员的。
整整一个半小时，我终于从八十层走到了一楼大厅。
大楼外面人山人海，气氛更加紧张。警察、救火队员、记者……逃出来的人与亲人拥抱，有人激动地高呼：“Ive made it！Ive made it！”（我出来啦！我出来啦！）我看见不断有东西从上而下哗啦哗啦地掉下来。联邦调查局的人员和警察大声喊叫：“Dont stay here！ Move！ Move！ Keep moving！”（不要停留，离开，赶快离开！）也有人喊：“Get the hell out of here！”（赶快离开这鬼地方！）Hell，就是地狱的英语单词。此刻，我才对这个单词有了具体的感受。
我这时最强烈的愿望就是赶紧给小玲打电话，不愿停留片刻。当我迈步快速离开的时候，我感到腿脚已经发软发酸。幸好我平时注意健身，再加上我的鞋非常轻便，是花了四百多块钱在多伦多买的法国休闲名鞋——Mephisto。今天看着这双鞋，特别有感情，因为救我命的，它也是一份子。记得当时有人走出大楼就累得不动了，特别是那些平时缺乏锻炼的胖人。我与他们竟发生了生与死的差别。
记不清周围有些什么街道名，不远处有一座桥，桥下是
高速公路。我当时不顾疲劳没命地朝北奔跑，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想赶快给小玲打电话，让她别过来找我，这儿太危险了。这不是无端的担心，以后的事实证明，受伤住进
医院的好几千人大多是跑过来找亲人或是看热闹的。而我有一种预感：楼会倒塌，或是发生大爆炸。
我一跑进桥底，忙着从包里掏手机，刚要打开，只见那座大楼开始倒塌下来。
真是亲眼目睹于第一时间，那座楼倒塌得就像一块融化的巧克力，所不同的是伴有巨大的轰鸣。这轰鸣声难以用语言来形容，只觉得周围上下都是声音。其中还夹杂着人的惨叫声，随之而来的却是一个更可怖的景象，黑色的浓烟高达四五十层楼那样，如漫天浩水急涌而来。……我赶紧再跑。
我的手一软，手中的电话掉在了地上。先是觉得顾不上了，跑了几步又转念一想，要打电话呀。跑回弯腰去拣，眼镜又掉了下来。这眼镜我不打算要了，接着再跑。后面却有人用英语喊我：“Your glasses！”（你的眼镜！）回头一看，是一个东方人，也是从大楼里逃出来的，他竟把眼镜拣了起来，交到了我手上。谢过他之后，我与他又继续奔跑，各自逃生，不过这个在逃生中还弯腰替别人拣起眼镜的好心人，我是忘不了的。
就这样大概又跑了十五分钟，才渐渐转过神来，停下来向别人打听到中国城怎么走。我以后才知道，在我逃命的同时，牵肠挂肚、焦心如焚的我的亲人们的具体情况。
2001年9月11日—— 我一生中永远不会忘记的一天／小玲／
对我来说，2001年9月11日是我人生旅途中最难忘的一幕！每当回忆起那一天，我都好似又要经历一次生离死别般的煎熬。几次想写，却都在写下两行之后就写不下去了。现在，我决心写下这一段。我要用我这一天的经历，时常提醒自己，人生的路既长又短，要时刻珍惜所拥有的一切：爱情、亲情和友情。而这一切又和两个字相关连：牵挂。
我清晰地记得，那天从布鲁克林坐地铁到曼哈顿。过桥的时候，突然有人大声叫了起来：“世贸大楼着火啦！”。我当时正背靠窗坐着，与世贸大楼反方向，无法看到着火的情形。想想也可能就是冒烟而已。我随口说了一句：“我先生在世贸上班。火大吗？”没有人回答我。只见好几个人同时递上他们的手机：“你要不要打个电话问问？”我心想，我也就要下车了。下了车不就什么都清楚了吗。我一一谢过那几个人。
下了车，我走到中国城的中央大街上，抬头往世贸大楼望去，不禁心头一沉。巨大的火焰从楼里冒出，浓烟滚滚冲天，世贸大楼就像两个巨大的烟囱一般！难怪在车上没人回答我的问话，而是让我打电话。纽约人在非常时刻是非常善良的。思进就在北楼八十层，他……我不敢再往下想。
我赶到了从小一起长大的挚友小莺的办公室，抄起了电话。当时是九点左右。他办公室的电话已无人接听。打他的手机，也不通。我急得不知如何是好。是去世贸大楼呢，还是留在原地？我就像热锅上的蚂蚁，下意识地朝着大楼的方向走去，想设法得到新的消息。从远处我眼睁睁地看着世贸大楼在大火的吞噬中呻吟着，巨大的火球，冲天的浓烟，就像在对世人诉说着她们的不幸。我的心也揪得紧紧的，想象着思进被大火包围着的恐惧、痛苦和绝望。想着，想着，我的眼泪就像断了线的珍珠般滚落下来。那天街上混乱不堪，警车、消防车和救护车不停地穿梭，人们三五成群地议论着，为何飞机会一架接着一架撞击世贸，究竟是怎么回事？
由于通往曼哈顿下城的路已被封锁，十点左右，我又回到了小莺的办公室，看见墙上电视屏幕里一遍又一遍地播放着飞机撞击大楼的录像，我又忍不住失声痛哭。奇怪的是在播实况时，世贸只剩下一栋了。小莺把我引到了外面，我问她：“我怎么只看见一栋楼呢？哪一栋是One World Trade（即思进所在的那栋）呢？”虽然在纽约生活多年，却从来没有去搞清哪一栋是One World Trade。我让小莺帮我去问一下火烧到第几层了？怎么只看见一栋楼？因为我已哭得无法说清话了。可小莺只顾安慰我，也不帮我去打听一下。我觉得奇怪，她是怎么了？我絮絮叨叨地对她说：“你看火这样大，他会逃出来吗？就算逃出来也一定是伤得不轻。我们为什么要到纽约来，在多伦多呆着多好。我不该由着他的性子来这里，真要是有个三长两短，我会内疚一辈子的。”我突然又心存侥幸地想到，出国前上海那个有名的王瞎子不是说思进至少能活到八十三岁吗？他不会那么早就走的。他早上还高高兴兴地和我道再见，难道那会是我们的诀别吗？！我不敢再想下去了。其实小莺已得知一栋大楼已倒塌，她不想告诉我，以免增加我的悲伤。她觉得一栋楼倒了，另一栋也快了。所以她把我引到外面，不让我再看电视了。
过了一会儿，我们看见一个小伙子正和路人述说逃生的经过。他浑身上下被蒙了一层白色墙粉。我们也凑过去听着。随着他的眼泪往下流淌，我们才发现他是非洲裔人。只听他说：“完了，完了！两栋楼都倒了。”我脑袋顿时嗡的一声变成了一片空白！小莺不停地摇晃着我的身体，仍安慰我说：“他说不定已经逃出来了。”我在心里也千遍万遍地这样假设过。但一旦得知那么坚实的两栋楼都倒了，再有侥幸的念头，恐怕也无法逃避这铁一般的事实。他八成被活埋在里面了。我麻木了，流了两个多小时的泪，此时再也流不出来了。
直到小莺的手机铃响，我才恢复了一点知觉。她听到一半后突然“哇”地失声哭叫起来：“小进活着，他活着！他已经在我们的办公室了！”我半信半疑地望着她，机械般地重复着：“他活着，他活着？”那绷得紧紧的身躯一下松弛了下来。我突然感到头剧烈地痛了起来，牙龈也跟着隐隐作痛。但我好像又渴望着疼痛感，因为它能赶走我的麻木。由于两个多小时不停地奔走，双腿也不听使唤了。最终，小莺拖着我那精疲力尽的身躯回到了她的办公室。
我记不得我当时是怎么想的，也不记得小莺一路上都说了些什么。我只记得当我和思进四目交接时他说的第一句话：“小玲，我只差两分钟就见不到你了！”而他的神情竟然那么地轻松、自如，虽然一身大汗，略显疲惫，但却毛发无损。我简直不敢相信这就是让我牵挂了一上午，并和死神擦肩而过的他。
911以后一连几个月，我都无法平静。电视里，报纸杂志上有关911的报道，都会让我情不自禁地为那些死难者和他们的家属流泪。遇难者的追悼会一个接着一个，想想有近三千人呢。我常常想，是什么样的巧合让思进遇上911？又是什么样的机缘使他逃过那一劫？因为那天在世贸大楼里面的人只要找不到出口就完了。而就算能够逃出来，一块砖，或者一片碎玻璃砸在头上也会致命的。那天受伤的人也有成千上万。他非但没有在那三千遇难者之列，而且还“完好无缺”。这更使我对那些受难者的家属感到深切的不安。直到听说政府将对911的所有死难者家属发放一百七十万元的补偿费，才使我渐渐地平静下来。虽然钱的本身并不能弥补失去亲人的痛，但国家和政府表现出的关心，至少会使他们感到一点安慰。
有一天，他突然对我说：“要是我那天走了，你能拿一百七十万（美金）的补偿费，我在九泉之下也就放心了，你可以衣食无忧地过完下半辈子。”我无法想象怎么能够拿他用生命换来的钱，去过那衣食无忧的下半生。这让我想起了一篇有关这方面内容的文章，好像是说有人对补偿死难者家属一百七十万元颇有微词。试想有哪一个人会愿意接受这样的钱，这可不是中“乐透”啊！再多的钱都无法弥补失去亲人所留下的创伤。
我时常在想，那些一生下来就失去父亲的遗腹子，那些永远失去儿女的老人，那些无法幸福地踏上红地毯的情侣，那些再也无法携手并肩走完人生的眷属……和他们相比，只要我俩在一起，再平淡无奇，再艰难坎坷的生活都是最幸福的！
活着，不再为自己／思进／
2001年9月11日晚上11时。我父亲陈克勤在杭州和朋友谈完事务后走出茶楼，坐上车后，汽车司机不经意地告诉他，美国纽约世贸大厦被炸掉了。他的不经意却带来了我父亲揪心般的紧张：小进不就在这大楼里上班吗？回到家，我的弟弟家华已从电视上证实了这个消息。一家人立即陷入惊慌之中。整个晚上不睡觉，不断地向美国打电话。几乎每隔十分钟拨一次，可电话和手机都不通，于是焦急与时俱增。在上海的小玲父母也从香港朋友那里得知世贸大厦被炸的最新消息。杭州、上海两地的亲人互通消息，互相安慰，只能说是相濡以沫，无法摆脱揪心的担扰。
而我这时第一件事就是要让小玲知道，我还完好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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