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闯荡北美-第1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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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是资本主义社会，私人企业，特别是上市企业要靠股市来集资，因此华尔街是这个社会的血库。股市的好坏是经济的晴雨表。不过美国政府是不干预股市的。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的作用是调节经济，保证经济的持续增长，控制失业率。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我的偶像格林斯潘就在这附近上班。
太好了！太好了！我终于进入了华尔街！
我在华尔街上兴奋地狂奔，就像四年前在上海美国领事馆拿到签证后一样，在乌鲁木齐路上的风雨中狂舞！
我将在华尔街的Bankers Trust上班，参与一个“Risk Management Software Package”（一种投资银行用的风险管理软件包）的开发工作。
回到家里，我把这天大的好消息告诉了小玲，小玲高兴得简直要流泪，她说：“你真的进入华尔街上班了？”
要知道，这几个月，她为了我的工作，没少操过心，没少奔波过。
后来我想，看来我是跟南美人有缘。Juan是南美人，给了我一个好工作；送外卖时南美人给了我很多小费。
那个周未，我向“郑家源”辞去了送外卖的工作，郑老板还说：“你随时可以回来做！”我一直送到10月9日，向那些南美的“小毒枭”们一一道别，感谢他们给我的小费，告诉他们我马上要去华尔街上班了！
他们拍了拍我的手：“Yeah，I knew it！ You are the MAN！ Way to go！”（“我早就知道你行的！你能成的！加油！”）
BankersTrust／思进／
有一个小鬼，它总把着门不开——那是芝麻；
有一个东西，它总想进到城里去——那是木马。
现在芝麻开门了，是芝麻不忍心那苦苦的呼喊；
木马终于也进城了，是木马肚子里装满了梦想呢！
1994年10月10日，我终于进入了华尔街。
1994年10月10日，对我而言又是一个历史转折点。
这是出国四年后我正式做上了专业工作的第一天！要知道，对我们来说，在美国要找到一个正式工作是多么不容易！我的很多朋友、同学拿到了学位，但因为身份等问题，还是一直在正式工作的门外徘徊。因此，我对这“来之不易”的工作更加珍惜。
办公室在十几层的大楼里。窗外是那些纽约的标志性建筑。看见它们，谁都会有一种人上人的感觉。室内全是现代化设施。公司规定，每人的衣着均须职业化。因此，男职员都是西装革履，女员工一律职业女装。
Juan和我负责电脑软件的设计、开发。另外五个人是Bankers Trust的员工，两个人负责金融业务的技术模型、研究设计，一个人负责软件质量测试，一个人写文件，还有一个总负责人。除我以外，他们全是三十岁以下的年轻人。
虽然我拿到了硕士学位，修了许多技术课程，但是许多东西对我来说仍是全新的。对于Juan分配给我的工作，有无从下手之感。
正在我有点不知所措的时候，Juan看出了我的问题。他主动找我交谈。
“Any problem？”他问。
他好像能看出我的心思，当场讲了他刚进华尔街时的情况。
“我那时每天工作达十二个小时以上，甚至连周末都不休息。同时我还要去纽约大学修金融课程。”他说。“虽然你是个新手，但……”他拍拍我的肩膀，“You are OK！我对你有信心！”他真诚地说：“我会给你两个月时间来证明你是行的！”他还允诺会给我一些与业务有关的书籍。
我感激他对我的信任，但同时也听出了一些弦外之音：两个月内若我不能做好的话，那就麻烦了！
于是我每天从早上八点到晚上八点，每天十二个小时，每周要干七天。我开始疯狂地工作，就这样边学边干，一个月后渐渐地进入了状态。
这两个月是怎么过的啊！现在都难以想象，苦干！苦干！没日没夜地苦干，有时连梦中都在做电脑程序。
两个月后的一天，Juan把我找去。
我不安地像等待着法官的审判。
“I said that Ill give you two months。Now，two months has passed ……”他说。说到这儿时，他停了下来，看着我。
我的心都快提到嗓子眼儿上了：快说呀！两个月过去了，怎么样啦？
“……你真的行，真的行！现在我要宣布……你已通过了Probation Period（试用期），并且……”他笑一笑说，“我准备担保为你申请工作签证……”
“Really？（真的？）”我两个月来的紧张还没有缓过来，以为我听错了。
“Yes！”他笑笑，点点头。
这就是他对我这两个月来努力的肯定。
那悬在半空的石头终于落地了。
一个月后，我的身份从“Practical Training”转成了“H1B”（工作签证）。
当我拿到H1B时，我激动地对它亲了又亲！在美国有多少人为它浴血奋战！而今天，我终于拥有了你——H1B！在追逐的梦中！在我眼里，它简直就是我的“护身符”，就是我的前程！
小玲也由衷地为我高兴。此时，她的奋斗成果也与时俱进。
她的身份从F2（陪读）转成了H4（陪工），但她仍不能正式工作。好在我的工作似乎稳定了，她也结束了她的打工生涯，开始准备托福。
1995年1月，Bankers Trust决定将我们这个项目改用微软的VisualC＋＋来做。在此之前，我们是用当时很红的Power Builder做的。C＋＋是电脑语言中最难的，我虽然在学校学过，但离工作上的需要距离很远。同时，Visual C＋＋是一个全新产品，这又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幸好，Visual C＋＋对Juan来说，也是全新的。于是他带我立刻去修了一个强化班的相关课程，这个强化班只有五天时间，但却要教厚厚的一本书。
五天后，我便投入了新的工作。接下来几个月苦心琢磨，也渐渐地终于上手了。其中的千辛万苦只有自己真正知道！
在此期间，我还在纽约大学修了两门证券的相关课程。小玲也以五百八十分的托福成绩进入了纽约市立大学，攻商业会计学士学位。
看电影／小玲／
出了国界，什么都要从头学起，包括看电影。在北美，除了大城市，电影院往往就开设在大的商场里，即“Shopping Mall”里。假如对本地区不是那么熟悉，要找个电影院，还真费点周折。以前在上海，电影海报是贴在电影院门口的，在美国就不同了。我和思进就出过令人哭笑不得的洋相，是撞了两次南墙后，才学乖的。
我们到美国后看的第一场电影是1991初，我刚到克利夫兰不久，是电影大师张艺谋导演的片子《菊豆》。放映的消息是来就餐的老美客人津津乐道地向我们提及的，放映地点就在我们打工的Tower City里，也就是“Shopping Mall”里。
看电影是消遣，是满足情感需求的享受，是开阔视野的媒介，是对电影综合艺术的欣赏。在国外看中国电影，对我们来说，就不仅仅是因为这些，更多的是想在电影院里，看到美国人对中国文明的了解与称羡，从而达到自己心理上的满足。我和思进在中国就爱看电影，但当时看这场电影，是下了大决心的。当时我们根本就没有经济条件。电影票价两张是十美元，而我们一个星期的生活费是八美元。是看还是不看？感性的我和理性的思进，吵吵嚷嚷地无法决断，最后只能以扔硬币来定夺，三局两胜，我耍赖皮赢了。
那时中国影片在美国放映的机会不是很多，不像现在。张艺谋的大名刚刚为美国观众所熟悉，身为中国人，我们从心底里感到自豪。为了分享这份荣耀，我们不惜花“重金”前往电影院。结果，我俩得到了艺术享受，物有所值，而老美对咱们中国的了解，还停留在电影里所描述的那个年代。思进告诉我，散场时老美们嘴里嘀嘀咕咕，意思是中国怎么还那样落后？现在已经是什么年代了？听了这样的话，心里真不是滋味儿。
出了国，才知道自己有多爱国。平时，不管是台湾人，还是香港人，只要一提大陆这个不好，那个不怎么样，我和思进就会跟他们急，会与他们争得面红耳赤。我们自己发发牢骚说些抱怨的话，那是关起房门来自己家里的事儿，外人对我们的评头论足，感觉就不一样了，特别是老美。电影《牧马人》里有句话：“子不嫌母丑，狗不嫌家贫。”可身处异国他乡，就希望自己的国家强大，讨厌家贫。贫穷让我们理不直、气不壮。那时，中国在国外得奖的电影，不是黄土高坡的贫瘠，就是穷乡僻壤的落后。没有去过中国的美国人，还天真的以为中国就是电影里那个样子。我对美国最初的认识，不也是通过电影吗？我真不愿意再花钱看那让人泄气的电影了。
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就难了。到了纽约后，我又管不住自己，往电影院里跑了。记得那是个星期天，我和思进在曼哈顿的中国城里穷转悠，想买几个碗和几副筷子，那是全纽约商品最便宜的地儿了。等我们转悠到包厘街，我的眼睛一亮，“旋宫戏院”的招牌，挂在一座两层楼房中间突出的部位。小小的楼看上去还挺有戏院的架式，估计是广东移民以前用来唱粤剧的，现在改成电影院了。再细看电影广告，一行小字写着《武则天》。我一阵兴奋，历史题材的影片一直是我的最爱，我情愿少买些碗，而能看一场电影。思进经不住我的蛮缠，依着我进了电影院。
电影开演了。头十分钟的情节还像那么回事儿，接下来就怎么看，怎么的不对劲儿，越看就越看不下去了。我观察了一下周围，电影院里三三两两的没有几个人，尽是些“光杆儿司令”的老头儿，正看得津津有味儿呢，我俩是成双入对最年轻的。另外，这哪儿是什么历史题材巨片，明明是部荒诞无稽的三级片。我们实在是看不下去了，中途开了溜儿。我走出戏院的感觉，简直如同咽下一只苍蝇，别提有多懊丧了。思进则是一付幸灾乐祸、给你个教训尝尝的嘴脸。
稍能听懂点儿英语了，我又拽着思进闯进曼哈顿一家电影院。这次是思进选的片子，因为我已经被开除出局，失去了选择权。电影一开演，我便聚精会神地捕捉着每一个字，可听来听去，竟然没有一句话我能听明白的。再看看思进，他也云里雾里地一脸茫然。电影倒是正经电影，可我们依然看不下去，又只能中途开了溜儿。原来，他挑来选去的是一部西班牙语电影，我们能看懂吗？
两次失败的看电影经验，终于让我们学乖了。看电影之前一定要做好功课。在纽约的曼哈顿，电影院门前是没有明显的电影海报的。电影广告通常会穿插在公共电视台的节目中间，宣传海报会贴在地铁站台的墙面上和公交车上。主流报纸上也会刊登电影广告。什么类型的电影、什么演员、哪一个导演，都必须在电影开场前搞清了，然后再掏钱买票，否则就只能自认倒霉。电影票在美国是少数不能退货的商品之一。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公共电视台晚间八点到十点的电影时间，是我学英语和认识我喜爱的电影明星和导演的渠道。我分出了好莱坞电影的题材种类。它们有枪战片、战争片、喜剧片、轻喜剧片、历史片、爱情片、家庭伦理片、歌舞剧片、科幻片、恐怖片、种族矛盾的争议片，以及在十二月才上演的圣诞节题材的影片。
迪斯尼电影公司有专为儿童拍摄的
动画片和故事片。可以说是包罗万象，想看什么就有什么。
好莱坞电影之所以魅力四射、大放异彩、所向披靡、横行无忌地推向世界各国，其主要特点往往是电影里的人物在面对逆境时，为了崇高的理想和事业，勇于牺牲个人，唤起人们深信不疑的精神力量。最终，不管电影的结尾是幸福的大团圆还是悲剧，当观众走出电影院，总能使他们在心灵上和精神上对人的潜能充满信心和希望。好莱坞电影的商业性，决定了它必须拍出富有人情味儿、人性特点的电影。只有得到大众的认可，票房收入才有保证。我和思进对于这一点，是有着深切的体会的。
1993年临近年底，我们闻讯将被排除在申请美国绿卡的行列之外，特别地沮丧。这无疑对思进以后的找工作，带来难以预料的困难。那天，我们看了Steven Spielberg（斯蒂夫·斯皮尔伯格）导演的新片《Schindlers List》（《辛德勒的名单》）。在短短的两个多小时里，我们仿佛亲历了希特勒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对犹太人灭绝人性地残酷谋杀。然而，犹太人顽强的生存意识，聪慧的德国商人辛德勒尚未泯灭的人性，证明了希望的力量和人性复苏的光辉。走出电影院，烦恼和忧愁便一扫而空。我们遇到的困难与二战期间的犹太人比起来，那简直是太微不足道了。没有死神时时刻刻地念紧箍咒威逼着我们，有什么坎儿过不去呢？
美国是一个以基督教为主流的宗教国家，有它的社会道德标准。对制片商精心推出的每一部电影作品，需要经过特殊指定的委员会来进行等级评估，才可以在主流电影院线里放映。这样做的主要目的，是帮助家长来区分哪类电影适合儿童和青少年观看。对于像《辛德勒的名单》这样一部即严肃又有教育意义的电影，居然在等级评估中被评为“限制”，我当时真不明白。后来，在美国住久了，才知道了缘由。凡是在影片中出现暴力、色情、污秽的语言和灭绝人性的残酷镜头，都在限制级别范畴之内。在美国，电影级别共分五种：
G ——General Audiences所有普通观众都可以看。
PG——Parental Guidance Suggested建议家长引导。有些内容可能不适合孩子。
PG13——Parents Strongly Cautioned家长须极为小心。有些内容可能不合适十三岁以下的孩子。
R——Restricted限制。十七岁以下的孩子必须由家长和成年人带领观看。
NC17 —— No one 17 and under admitted十七岁以下的一律不允许观看。
等级评估系统在1968年11月1日开始生效。
那么，谁来为这些电影作等级评估呢？说穿了，也就是父母们。他们是以一个特殊指定的委员会——“电影分类等级评估董事会和等级评估管理局”作为一个团体。他们观看每一部电影，经过集体讨论后，再训练有素地为电影定一个级别。等级一旦被确定，就会把级别定位放在电影广告里的醒目位置，连今后在商店里出售的电影DVD，都会带有这个标志显示。我们在唐人街看的那部三级片，是属于违法放映的。那个戏院早已查封关闭，十几年了都没有开禁。
美国作为移民国家的特性，也体现在美国电影协会一年一度的奥斯卡颁奖典礼中。奥斯卡有一项最佳外国语电影奖，间接为好莱坞吸收了全世界各国的电影奇才，也为这个巨大的电影工业输送了新鲜血液，从电影题材、演员，到导演等方方面面均是如此。我们所熟悉的中国演员有成龙、卢燕、章子怡、周润发、李连杰，导演有李安，作曲家有谭盾，他们都被好莱坞“一网打尽”。可以这样说，一些好莱坞的优秀电影，不但是美国的，也是全世界的。他们不仅表现了美国的文化，更试图将全世界各种文化的精髓都融入其中。
我们除了看电影外，还会注意有关电影的奇闻轶事。比如，《Air Force O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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