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寡妇生活-第3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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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能跟大姐比呀！”
“行，大姐肯定行！”
学员们有的过了，有的折了（即不合格），我的几个师弟考出了理想的成绩。
“伊依——”考官念着我的名字。
“到！”
稳当点儿，沉着点儿，前几次都过了，没啥了不起的！
倒……倒……倒……“车身出线！”电脑说话了，这无疑给了我重重的一击！我有点儿乱了阵脚。
别慌，我还有一次机会。
倒车……贴库……移库……“移库不入，不合格！”无情的电脑宣判了我的“死刑”。
我似个失去灵魂的空壳，走出了考场。
“查教练，我没考好。”
查教练用极其复杂的眼神看着我，那里面有埋怨的，有责备的，有不可理喻的……
这一次，我没有钻进驾驶室里，而是翻上了车厢，龟缩在一个角落里。我没脸面对查教练。
“你考的时候，查教练就在栏杆外面看着呢！”“眼镜”的话，使我更加无地自容。
因为我，查教练不高兴，本来考的不错的几个师弟也不敢表现出过分的张扬来。
下了车，查教练才把他的火发了出来，“我怎么也没想到你没考上！我原来担心的是老四，结果呢，他还不错，过了！你可倒好……”
“对不起，查教练。”
“……行了，没考好没考好吧，别有思想顾虑，还得准备下次再考。”查教练转向了我的师弟们，“从今天起，正式上路。路考的时间是下个礼拜。咱们每天挤出个把钟头来，让老大练练杆儿，不练也不行，该生了。时间很紧，大伙儿上点儿心。”
教练又单独对我说：“我在这儿还带这个班，怎么安排我说了算，他们也不能说什么。如果你再考不过，那可真不好办了！一个是你要多花不少钱，买够规定的练车时间，才允许你考试；再一个是，这个班下来，说不定把我安排到哪儿去。能带新班是好的，我跟他们说说，让你一天练两把。就怕我不带班儿了！”
我要面对的麻烦远远超乎了我的预料！
我给伊水打了个电话，“我没考上。”
“知道了。”她冷冷地说。
“咋知道的？”
“迎阁说的，她过了。她说，这次没过属于正常。要是下次再不过，就有点儿说不过去了。”
迎阁咋不给我多说点好话呢？她咋不说“下次不过也是正常”呢？考场上，是以成败论英雄的，我输了，没有什么可辩解的，就是不行！就是心理素质差！总之一句话，就是不如人！家里、家外形成了这种气氛，在以后的那些天中，我是带着巨大的压力练车的。
正文 一一三
每晚，当我拖着疲惫至极的身体，爬上了五楼，倒在了床上，还没等缓过气儿来，妈妈的笑脸就迎了上来，“吃饭吧。”
“不想吃了，累！”
“不吃哪行啊！饿坏了呢！”
除了淘气儿，每一个见到我的家里人至少要问我一个问题：
“今天练得怎么样？”
“有把握吗？”
“有没有进步哇？”
“快考了吧？”
“你能行吗？”
……
天天如此，天天如此，以致于我见到他们都打悚了。“你们别问了，什么也别问了！让我安安静静地休息，好不好？”
艾虹也没考上，她是别的班的学员。我们同病相怜、惺惺相惜。她是一个心里装不住事儿、嘴上存不住话的人，练车的空闲，就来找我。
她说：“人家考上了，咱没考上，跟人凑和啥？大姐多好，也没考上，和我作了个伴儿。”
依她这话，我像是在同她争下游、比后进呢！
她又说：“这两把我又没钻过去，教练刺哒我了。俺们教练哪，我送他两盒烟，能管两天，顶多管两天，对我的态度也好，有啥不对的地方，慢慢跟我说。过了这两天，不好使了！跟我横，使劲使劲地横！还骂人。我再给他两盒烟呢，他又好好讲了。唉！我都试过好几回了，可准了！要不是为了学车，我这老大个人，谁受他那套哇！憋气，这破车学的！你说，我学这车干啥？！放着清静日子不过，花钱买罪遭、买气受来了！我老公说我，‘没见谁学车像你似的，连说梦话喊的都是车！神经病！’大姐，你说，再考不上可咋办哪！还得花钱，还得耽误班，我都不敢想了！我儿子看我这样，你猜他说啥？‘妈，别犯愁，赶明儿我替你考去！’他咋说出这话来了呢？没人告诉他说呀！这孩子，多聪明！多懂事儿！
“你看着那个人没？穿红衣服的那女的……对，是她。她考了六次了，杆儿还没过呢！她的教练早就不管她了。她没考上，教练的二百块钱奖金没得着，教练能乐意吗？不得恨她呀？也不管她，她再怎么样，跟教练没关系了。她也不会来个事儿，教练那二百块钱，她给掏了不就得了！教练还能帮她，找找人啥的。考了多少次了都没过！别的教练不好往里插手了。她在下边儿练的还挺好的，一般的都能过，一到考试场就完！快得了‘恐杆儿症’了！有人给她算了，说她连学车带考试用的钱，都够买一台车的了！大姐，咱可别像她呀！”
同忙忙叨叨的艾虹坐在木墩上，再静的心也能被她掀起几尺浪来！
“老大，”查教练对我说，“你这杆儿没过去，我睡不好觉。昨晚，我想了挺长时间，你是不是感到入库特吃力？”
“是，方向盘打不过去。”
“我分析了一下，你看看是不是这个道理：咱们训练时，杆儿的距离窄，考试场的宽，宽的呢，贴库好进，但是移库、入库的难度大。咱们再练呢，把杆儿的距离拉宽，和考试的差不多。你呀，在‘二上’的时候，把车屁股尽量往右掉，打出角度来，‘二下’就省力气了，不用那么忙了。”
查教练绞尽脑汁地为我设计了一个讨巧的办法，就是这个办法，使我避开了上次的失误，在考试场上，我非常流利地完成了一系列的运作。
那个穿红衣的女人又“折”了！这是她考了第七次的杆儿了，没过。
路考，我一次性过关了。这之前，我托查教练给考官送了礼，我上了双保险，我怕再遭那二茬罪，我更怕重蹈红衣女人的覆辙！
我请了查教练和几个师弟，表达心意，庆贺一番吧。查教练还带来了与他关系最好的“刀疤”教练，还有另外的两个教练，我曾用他们的车练习上路了。
我们吃完了后，查教练留下了我，说有事要和我说。
他轻踩了我的脚，眼里流动着一种东西，他含笑着说：“你拿到了证，我要请你。”
我说：“我应该请你，教练。”
“你请了，我再请你！”
“几个师弟都去吗？”
“不带他们，我就请你一个人。”
“就我一个人？”
“对。你老公……是哪年去世的？”
他打听到了。
我想摆脱的事，摆脱不了，哪怕是走到天边！
正文 一一四
我答了他。
他说：“我要请你，单请你一个人。”
又是皮哥类型的人！
我说：“如果你请我们几个，我去；你单请我，我不去。”
“怎么不去？”
“我们是一个师傅带出来的，是一个团体，我不能吃独食。”
“你的电话是多少？我给你打电话，我肯定得请你！”
“我没有电话。”
“你自己住吗？”
“不是，我在妹妹家住。”
“你把她的电话号给我。”
他记下了号，说：“你走了后，也不来看我们，像挺多学员是不？”
“来。”
“你们这些学员，很多走了就再没来。”
他说的也许对吧，有相当比例的学员学车是受了气的，也不想再见教练。
当我拿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机动车驾驶证》时，我深深地吻了它一口：为了得到你，我破了多少心力、智力、财力呀！
给你支个招儿：和谁有仇，劝谁学车——这是在学员中很流行的话。
伊水说有个教练打电话，找我，来了几次了，让我给回个话。
“我不给他回！”
伊水问我原因，我向她说了。
查教练又来电话了，还找我，伊水说我回东北了，他才不打了。
在学车期间，我的嗓子发生了大事故——严重失声了，这是有史以来的第一次。别人猜不出我是什么原因，真实的原因我也没有和他们说，只有妈妈猜出了，她说：“挣不着钱，上火上的。”
从我来，伊水的生意就不如从前了，这并不是因为我个人的原因，而是出于大气候。老顾客的消费量已快饱和了，新顾客还没有开发出来，再加上图书行业的恶性竞争，价格一跌再跌，利润已远不如从前了。在学车时，如果我有空闲的时间，我就可以去卖书。但是这样的时间毕竟是少之又少，我不去卖书，当然也就挣不到钱，我从家里来，就没带多少钱，我没有存款，一分钱的存款都没有。到这儿以后，给孩子交学费的两千三也是伊水代我交的，再加上我和孩子每天要吃饭，都要花钱，还要给教练送礼等等。还有，学车的钱也是伊水给交的。所有这些钱，都是借的，就是说，我还没等挣钱呢，先欠了一屁股外债。真要把我逼转型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了。
以上这些因素，促使我的嗓子哑了。我使劲喊，声音也很小，和人说话，也要用尽力气说，别人才能听到。
大约过了半个月的时间，才恢复得差不多了。
在老家的伊妹打来电话说，我的买断工龄的事办好了，单位里有好些人要办，但是名额有限，领导给我办了。这是他们对我的照顾，给了我一万六千八百块钱。单位的劳资员代表领导，让伊妹和我当谁也别说给我多少钱了，我问伊妹，为什么不让说？伊妹说，“我也不知道，劳资员就是不让说！还千叮咛万嘱咐的。说两年之内不能跟人说。”
我在北京也碰到了个买断工龄的，他和我的工龄一样长，他说，国家给他发了四万多块钱。
我的姨夫在南方的某个林业局当副局长，他来北京玩时，我问了他，他说我也应该得四万多，“没给你那些钱，是当官的贪了，燕过拔毛，层层贪！”
姨夫对上层的内幕知道些，他也得到过很多的好处。他的几个儿女的楼房全有了，尽管有的还在上学。
一万多块钱，对我，已是很多了。
我的组织关系被转到了居委会，居委会的书记让伊妹传来话，说：“还是留着党员的关系吧，一年才交十几块钱。”
如果我不犯大的错误，不被判刑，不管我在外面做了什么，只要我每年肯拿出这十几块钱来，我的党员身份就是一种终身制，我和党的关系只剩下交党费这种形式。每年两份的个人总结，支部书记因怕牵连到他，他会自动找人为我编。
说起个人总结，我倒想起，从我入党开始，我就没有写过一份真正的可以称得上自己的个人总结的总结。这是一位老同事教给我的。他看我在填写个人简历时说：“你别什么都往上写！你知道政策咋变哪？将来万一有变，落在文字上的东西，就是证据，你推都推不掉！好的不写，不好的也别写。”
“那我写什么？”
“写什么？……自己悟吧。”
自己悟？什么能永远对呢？毛泽东思想已经证明有错的了，还有什么是颠扑不灭的真理呢？我想啊想啊想……
我的个人总结的基点定下来了，就是少写自己，远离政治，而且，我还找到了一个更简便、省事的方法，就是：抄袭！我从报纸或书里找出一篇文章来，它一定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在哪朝哪代都不会有人批的，然后抄下来，把题目换成“个人总结”，报上。更惊人的是，我那些年报上的“个人总结”，没有一篇退回来的，没有一篇要求修改的，连一个标点符号都没有要求改的——这比我平时写的宣传报道还好应付。宣传报道送给书记，书记还要看看，然后挑出点这不是那不是来。我听一个厂长说：“当领导的，就得会挑！不会挑，就是不会当领导。”
居委会的书记要我给回个电话，我没给回。我还是想退党，想当个老百姓。还有，我在外面又干了坏事：卖盗版书。伊水家的畅销书都是盗版的，我让她卖正版的，她说：“正版的多贵，也不好卖！盗版的便宜，顾客也认便宜。现在盗版书的质量也好了，有的做的比正版的还好呢！”我给她干，她又不听我的，我也得跟着她买盗版书。我一直想作个合法的公民，但老是做不成，老是不由自主地干了坏事。如果我给居委会的书记回电话，他还得劝我别退党啊，这个那个的。党费倒是没有几个钱，我退党，也不是钱的事。我想的是，一旦我做错了什么，将来真出了事，我代表的仅仅是我个人，不是一个组织。
正文 一一五
北京的小区里贴出了通知，让外地籍的流动党员到居委会登记，参加正常的组织生活。组织生活给我的印象就是开会，念报纸，学习的效果也不大，这耳进，那耳出了。这种学习方法相对于千变万化的世界，显得太单一了，不说别的，电视上的节目就够人目不暇接的。而且，我去过组织生活，就得耽误班，一天就拿不到钱。因此，我没有去登记，我也没有和谁说我是党员。
我不和组织上联系了，我的党费也不交了，应该是自动退党了。
伊水把车交给了我，让我开。她可真放心我！
我们在教练场时，学员开的最高速度不能超过每小时二十公里。在教练场上，要求开得慢，是安全起见，如果把这个速度拿到公路上跑，甚至是高速公路上就不太行得通了。我就是以在教练场上的速度上的路。最先引起公愤的是车内的两个家伙。一个是伊水的小叔子尤满，他和我比，是老司机，伊水让他带我一个星期；一个是伊水雇的一个陕西青年廉壁森，他不是司机，但他跟了一年多的车，对车的情况和路面的情况比我熟。
尤满说：“你这个速度不行！在高速公路上，最低不得低于六十‘脉’（每小时六十公里），低于这个了，让警察看见，就得找你。”
坐在后面的廉壁森也给加“纲”：“太慢了！快点开呀！”
催我脚下用力，加大油门，就成了他们的主要任务了。两人轮流坐在副驾驶上，眼睛看着比我看得更远的地方，嘴里不时地蹦出两个字：“加速！”
在他们的催促下，我踩着油门的那只脚，恨不得踩到油箱里去。
妈妈说：“谁再让你开快，你就让他们来开！”
引起另一伙人公愤的是跟在我后面的司机。不管我开得多快，他们也嫌慢，喇叭声频频响起。为了给他们让路，我就把车开到了路边上跑。
尤满又说：“你往边上跑什么？那是人行道！你占了人行道了，是违章！你开的是汽车，不是自行车！你要上路中间上开！”
“我给后面的车让路呢。”
“你管他们干什么？他们爱按喇叭按去吧！你要看前面，别管后面的。他们要想超车，就让他们超！你管好你自己。”
开车和骑自行车是两股劲儿。
我又把车开到了路中，并不太管后面的车了。
我开着开着，就发现了后面的车不管是先来的，还是后来的，“唰唰唰”地，像射出的子弹头，从我的左右两边跑到了我的前面。
我说：“我开得这么快了，他们咋还超车呢？”
尤满讥笑着说：“这还叫快？”
“比教练场上的快多了！”
“是，是比那快。但这不是教练场！”
在京顺路上，遇见了堵车。那些车根本没像交通法规上写的是保持一定的安全距离，而是一个挨着一个，有的前后就差半尺。我怕溜车，怕把人撞了，也怕撞了别的车，每停下来，都要把手刹和档挂上，与前面的车有一定的距离，稍离得远一点，就有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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