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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考凶猛-第1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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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我们开窗户的是一个小哥们儿，应该感谢他，是他为我们开启了逃生之门。他的话音里夹杂着颤抖，不知是害冷还是害怕。“不好意思，打扰你休息了。”我和杜里京迎了上去。“你们想干什么” 那哥们儿捂着睡衣，保持着高度的警惕性。“我们是在三楼看录像的，昨晚警察抄了这家录像厅，你没听见半夜里那么嚷嚷吗？我们几个藏在这儿，受伤了，动不了，也出不去，麻烦你让我们从你那儿走吧！”我们反反复复向他解释，他半信半疑地默许了。我蹲下身子，让杜里京用左腿踩着我的肩膀，攀上高高的窗台，轮到我的时候，我只好用一只胳膊往上攀，差点没在窗子的铁栅栏上脱手摔下来，多亏下面技师的两名“难友”帮忙撑着。我们四个出去后回头一看，这屋子门口挂着一个牌子——“泰式洗头城”。有人说那是个藏污纳垢的场所，可是我当时觉得它好比施粥的教堂。
疗 伤
天色尚早，大街上空无一人，所有的店铺都关着，我看了看腕上的破表，还不到五点钟，学校里也不会有什么动静，我只好搀着杜里京往不远处的桥头走去。这一段是上坡，杜里京走得很费力，嘴里一个劲儿地说：“我操，我操，哎哟我操！”看样子他的脚似乎扭得不轻，可他说又不像是关节的问题，只是疼得厉害，我就不同了，左边的小臂已经不能伸直了。
“太阳还没有升起，可是，空气里却已弥漫着破晓时的寒气，草上也已掩盖了灰色的露水；早起的云雀在那半明半暗的云空高啭着歌喉，而在遥远的、遥远的天际，则有一颗巨大的最后的晨星正凝视着，犹如一只孤寂的眼睛。”引自屠格涅夫《前夜》
无声的沙河笼罩在清晨的薄雾里，冰凉的桥头石凳迎来了它们当天第一位“客人”——杜里京先生。老杜摸索着石凳吭吭哧哧坐下来，长出了一口气。他整了整自己的头发，正襟危坐，两腿并垂，像晚年轮椅上的罗斯福，我的小臂横在胸前，像晚年骑马摔伤的周恩来。我们两个落魄至极的家伙已经发够了牢骚，只好把目光投向桥下的河流，河水缓缓地流着，逝者如斯，不舍昼夜。再向远处望去，沙河市区的楼群静静地伫立在冰冷的空气里，离我们仿佛非常的遥远，只有路边一排排桔黄色的霓虹灯还发射出温暖的光芒。
“没本事的人就是这么倒霉！”杜里京说，“如果有本事，我们就算在五星级宾馆里找小姐，也没人来抓。你说是不是？你说是不是老王？！”
我说：“现在有点儿冷，怎么还不出太阳呢？”
“今天晚上的事可不能让学校知道啊，否则就糗大了！”杜里京伸出食指向我强调。
“是啊，要是让鲁爱民鲁国庆知道了，他们还不乐死？”
“让他们乐死吧！狗日的！”
“老杜啊，你说我这胳膊会不会残废啊，他妈的，疼得要命啊！”我呻吟起来，不是毛片里“ｏｈ ｙｅａｈ，ｃｏｍｅ ｏｎ”的那种。
“再呆会儿吧兄弟，过一会儿咱们就去找诊所。”
我们哆哆嗦嗦捱了半个钟头，决定往返回学校的方向走去，临行前，我们还站在桥头往沙河里撒了一回尿，算作“到此一游”的纪念。
晨曦从东方的云层里露出半边霞光，明朗的街景在我们眼前渐次铺开。经过一个菜市场的时候，我俩看到一个热气腾腾的小火炉，上面放着一个铝锅，诱人的香味钻到我们鼻孔里，啊，胡辣汤！一位中年妇女扯着嗓子招呼客人，我们饥肠辘辘，忙不迭地坐了过去。菜市场里已经有不少人在摆摊子，辛苦操劳的老百姓已经开始为一天的生计而忙碌。
喝完胡辣汤，我们的精神振作了一点，开始寻找诊所，临街几个诊所的门从外面锁着，显然没有住人，让我们很是失望。我忽然想起学校旁边有一个“何仙姑诊所”，那里住着一位医生，于是就和杜里京忍着疼痛摸了过去。敲了半天门，终于把里面的灯光给敲亮了，一位老妇女发着牢骚给我们开了门，她就是招牌上写的那位“何仙姑”。
杜里京的右腿上了些红花油，很快就消了肿；我却差点没让这个老妖婆给耽误了，这是一个专治妇科病的医生，老在外面电线杆上贴一些“一针堕胎，保证不疼”的小广告。我在“何仙姑”的诊所里受到热情的呵护，像责怪自己的孩子一样问我们为什么摔成这样，我就谎称是半夜睡觉掉了床，情急之下乱抓一气，把同伴也拽下床，所以两个人都受了伤。杜里京也在一边帮我圆谎，骂我不该拖他受伤。“何仙姑”煞有介事地捏了捏我的左肘，疼得我直掉眼泪，捏了半天，她说：“没什么事，回去好好休息休息！”最后她给我开了几包消炎片，说吃过药就会好的。妈的，我信了她的话，差点没把胳膊废掉。
我在诊所里就开水吃了消炎药，然后就和杜里京出去继续游荡。学校里已经开始跑操，估计宿舍楼的大门已经落了锁，我们很困，但又找不到睡觉的地方，杜里京说他头痛欲裂，我说我也差不多。一夜不得眠，十夜补不全啊。
我们走到旁边沙北的金融一条街，在一片绿地旁边找了条长凳，靠在一起歇息。我还是疼得厉害，恐怕这辈子要残废了，我担心之极，我宁愿放弃高考，也不愿放弃自己的胳膊。怎么办呢？怎么办呢？我像鲁迅笔下的祥林嫂一样罗嗦起来。
“干脆，咱们别回学校了！回去也没什么意思，净让人家笑话，没准还会被姓鲁的抓住小辫子！”杜里京说。
“嗯，可是我们能去哪里呢？瞧我们现在这个样子，唉！”
“不如回家。”
“回家？”
“回家就说自己掉床了，家里人难道还会怀疑吗？他们又不知道真相，对不对？我觉得回家挺好，可以好好睡一觉！反正我也是借钱买裤衩——一屁股债了！”杜里京打了个长长的呵欠。
“倒也是，反正也用不着给鲁国庆请假！”我也开始想家了。
“请假？请个屁假！他妈的还请什么假！我们回家多带点儿生活费，至少够花到放寒假，这样去河东一高也就什么都不怕了，事情赶到这个份儿上，我们只有拼命学习，考个ＮＢ的大学才有生路啊！”
“你说的是，你说的是！”
“还有，咱们回家呆一天，再回学校，就说自己去了河东一高，什么都安排好了，就剩收拾行李走人了，哈哈，临月考让鲁国庆损失两员大将，他ＮＢ什么呀，我不相信凭咱们的实力在河西一高文科班一点分量也没有！”杜里京得意地猛踢小腿，结果又痛得嗷嗷叫起来。
我的肚子又饿了，忍了一会儿实在忍不住，就和杜里京走到学校门口的刚开张的小摊上买了两个烧饼。卖烧饼的下岗工人告诉我，沙河市区光明路有家盲人按摩医院，那里的大夫很高明。听完这话，我和杜里京衔着烧饼就上了公交车。幸亏身上带了５０块钱，万一那家医院嫌不够的话，我打算把手腕上２０块钱买来的手表也垫上。杜里京说他身上还有几十块钱，不用担心。
一位很胖的中年骨科医生接待了我，她是位盲女，两眼无光，给我一种可怕的印象，不过她的声音很柔和，她说杜里京上点红花油就可以了，但我的胳膊已经“错窝儿”可能就是脱臼吧，光吃药是不行的。我躺着病床上，闭着眼睛聆听盲女医生询问，那温柔的声音一点点地让我放松下来。她轻轻地问道：“还疼吗？”我如实地告诉她还是有点疼，我的话音刚落，便感到肘部有种撕裂般的疼痛——
“咔嚓”我的小臂可以自由转动了。
付过５０块钱，千恩万谢一番，我和杜里京欣慰地离开了盲人按摩医院。不远处是一闹市，有几个玩把戏的在街头拉开了场子，引自众人围观，我和杜里京了挤了进去。只见一个甩着鼻涕的小脏孩儿，又黑又胖，他把一柄尖刀扎进手腕里，又能拔出来，跟没事人一样，也没见流血。我对杜里京说：“他手腕上缠着那么粗的红布，里面一定有文章！”杜里京点头称是，“人家就是吃这碗饭的，走吧，我最不喜欢被人胡弄，这把戏看不看都行。将来考不上大学，咱没准儿也得摆摊子玩把戏呢！”
抬头望天，太阳已经升起老高。
我们带着满怀的无奈与希望，踏上回家的路途。
洗 澡
我在家里根本呆不下去。父亲母亲的嘘寒问暖让我惭愧倍增，同时也压力倍增，最让我不能忍受的是７０多岁的老奶奶踮着小脚忙上忙下给我端饭，挡都挡不住。我无颜呆在家里，睡了一个懒觉后就回到了学校。没想到杜里京几乎和我同时出现在河西一高门口，这小子说他跟家里人没有共同语言，而且也放不下自己的学习，这话听得我内心一阵共鸣。
我们消失了一天半，河西一高依然是老样子——按鲁国庆的话说：没有你们地球照转。
但是杜里京一回学校就在宿舍举行短暂的“新闻发布会”，说我们刚去河东一高考察了一番，还说我们很快就要去那里学习。经过口头传播的方式，我们再次成了焦点人物，鲁国庆又能奈何？快要月考时损失两位优秀的学生，我们无法想像鲁国庆心中是什么滋味，按照杜里京的策略，我们尽量不给他见面的机会，回到宿舍后只是和２２２室的哥们儿聊了一会儿就离开了，连２２０宿舍的王胡等一帮复读生都没见着我们的面，我们一下子像电影名星躲避记者一样行踪神秘，宿舍、教室、操场和厕所里都没有我们的影子，这种神出鬼没无疑增加我们的传奇色彩，这正是杜里京想要的效果，其实我们只是到外面洗澡去了——离开河西一高之前再洗一次澡虽然谈不上什么重大的意义，但还是很有必要的。
我们来到沙北的一家“华清池”，那里条件还可以，全是小间，每个小间有两个小浴池，还有一个淋浴喷头，顾客挺多的。我和杜里京进去的时候还排了一会儿队，因为每个浴间都满着，于是我们只好坐在里面走廊里的椅子上等着被服务员叫号。对我来说，排队等待是非常无聊的事情，每到这个时候，我就能深刻体会到国家实行计划生育政策的必要性的良苦用心，中国人实在太多了。
我和杜里京有一搭没一搭地瞎聊天，看到一对对夫妻走进浴间，我们羡慕不已，更让我们羡慕的是成双成对的男女根本不是夫妻，他们显然还是中学生。杜里京说：“如果我们每人也能带一个小妞来洗澡就爽了！”正说着，一对熟悉的面孔从浴间里走出来。我和杜里京都张大了嘴巴——男的是“黄教授”，女的是“小公交”，我们同班同学！
“黄教授”本名黄卫兵，家住河西县城，财政局某科科长的公子，此人善讲黄段子，人送外号“黄下流教授”，简称“黄教授”，除此之外，乏善可陈；“小公交”本名张海娣，是我们河西一高最有名的神女，几乎夜夜赴高唐幽会，传言她曾经到酒吧坐过台，据曹超操说这丫头做的事远远不止这些。
我和杜里京老早就认识张海娣了，那时候我们还上初一。张海娣的爸爸在红星镇当乡党委副书记，她在学校里也是很有名的，初一就入了团，成绩差得要命，可老师说她“思想进步”，安排她当了团支书。由于她老爸调到河西县交通局当副局，张海娣就在初二转学到了县城的中学，没想到我们后来又在同一所高中上学，而且还在一个班，河西县真是小啊。初一的时候，我和张海娣的座位很近，我们的交情还是可以的，本指望能巴结上她早点入团，没想到她初二就转学了，之后两年再也没见过。到了高中，张海娣已经发育得相当成熟了，也就是说，该长的都长了，虽然她皮肤不是很白，但姿色也可圈可点，本指望能够攀上旧情和她套套近乎，没想到她已经把我给忘了，女人的记性真是差啊。
关于张海娣在高中时期的风流韵事，我听过一些。有人说：她跟一个理科班的语文老师搞得很火热，那位语文老师出过一本烂诗集，叫什么《年轻的浪》，凭这本烂诗竟然也搞了不少无知少女；还有人说：张海娣跟某某部队军区大院的一个公子哥关系很暧昧，俩人常常在录像厅的包间里看毛片；又有人说：其实张海娣就是个妓女，在酒店坐过台，有钱就能上，跟公交车差不多，所以人送外号“小公交”。
刚上高中的时候，班里就有不少男生追张海娣，可惜没一个追上，比如我们的老驴，为了追张海娣，这小子几乎天天献花，这些花儿当然不是买的，而是冒着被学校开除的危险偷摘的。我们学校花坛里的花骨朵都快让这家伙给掐光了，结果人家张海娣也没动心。且不说老驴长得对不起观众，就算他是帅哥，这事也悬，张海娣是个物质型女孩，最瞧不起穷人，尤其是农民，而老驴恰恰既是农民子弟又是穷人，像他这样的人，张海娣身后有一个加强连。当初老驴为了追张海娣可真是费尽了心思，光情书就写了一大堆，一天好几封，上课时写，午休时写，晚上临睡前还写，把眼睛熬得像兔子一样红。老驴的情书以诗歌为主，这哥们经常抄汪国真的，抄席慕蓉的，有时干脆来点原创的歪诗，可惜抄了那么多情书，也没有把字练好。绝大多数时候，张海娣打开情书，一看是老驴的臭字，马上揉成一团，连撕都懒得撕，随手就扔进废字篓。可是老驴仍不死心，情书不行，他就送花，常常被花圃里的玫瑰扎得鲜血直流，花了这么大的代价，连张海娣的手都没摸过，整个高一，老驴扮演了一个痴情种子和ＳＢ的角色，他的悲壮真有点像推石头上山的西西弗斯。
到了高二，张海娣家庭出了变故，老爸跟二奶私奔了，抛下她们母女俩，她妈妈不幸又下了岗，整天在大街上练什么功。张海娣变得憔悴了许多，可能是缺钱的原因吧，她开始到酒吧里坐台，晚自习一放学，她就开始上班，据说连县教育局的领导都坐过她的台。她的兼职行为已经是公开的秘密，对普通的学生来说，这种女孩子是能轻易招惹的，连老驴都开始敬而远之。有句话叫：“哀莫大于心死。”老驴的心已死，他已经把主要精力投入到高考事业中去，他的目光投向了远方的风景，张海娣在她心目中只剩下一个烂货的形象，只要有机会，老驴总要在口头上表达他的愤怒和清高：“这个骚×，倒找钱我都不要”当然，吃不到葡萄就说葡萄酸是男人们猥琐心态的一种表现，老驴嫌骚，人家“黄教授”不嫌——或许杜里京说的有道理：“人家黄卫兵就图的就是那个骚味儿，没两把刷子，也泡不到张海娣啊！”
看到我和杜里京坐在椅子上，张海娣表情麻木，她理了理湿漉漉的头发，挺着胸脯走了过去。黄卫兵也发现自己撞上了老同学，他朝我们挤了一下眼睛，把食指竖在紧闭的双唇上，做了一个要求沉默的手势，然后就在彼此心照不宣的微笑中匆匆离去。
又过了一会儿，轮到我和杜里京了，我们被服务员领进一间石灰消毒处理后的浴池，接下来便是无聊的泡澡过程。一边泡澡，我们一边谈论张海娣和黄卫兵，这种兴致是与生俱来的，按捺不住。
“你说这两个人会怎么搞呢？是在浴池里搞，还是在换衣服的小床上搞？”杜里京问我。
“Ｂｏｔｈ，Ｓｉｒ！”我用英语课文中的一句话来回答他。
杜里京摇了摇脑袋：“不，我觉得还有其他的可能，比如站着搞……”
“嘿嘿，做爱姿势有几十种，他们演练个十来种都是有可能的，反正也没人打扰！”
“那倒是，‘小公交’早就身经百战，‘黄教授’的理论水平也出类拔萃，仅次于曹超操，没得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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