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九路军战记-第2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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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周南回答道：“暂时还没有想好。开始的时候，准备按所占人口的比例来确定，但是却发现这样一来，农民代表肯定要占绝大多数，但是他们的教育程度偏偏又是最低的，很容易影响到大会的效率！你有没有什么比较好的办法？”

孙百里说道：“你都想不出来，我就更指望不上了。不过，我倒是知道一个人肯定会有办法！”

“杨英杰！”杜周南脱口而出。

孙百里说道：“是啊，据他说，苏区经常会召开类似的大会，这方面的经验非常丰富，找他来问不就成了！”

杜周南说道：“你刚刚把别人带去休息，现在又心急火燎地叫过来，是不是太失礼了？杨英杰毕竟不是我们的部属，还是不要太鲁莽了！”

孙百里点头表示同意，然后说道：“那就明天早上再一起商议吧！”

次日上午，孙百里请来杨英杰，和杜周南一起商议议政大会的代表名额问题。杨英杰听完介绍后，说道：“苏区的处理方式基本上是按照人口的比例来的，但是我们在农村开办了大量的夜校和讲习所，农民的文化素质都有很大的提高，不存在这样的问题呀！”

孙百里尴尬地说：“我们十九路军在福建的时日尚短，前期又忽视了教育工作，所以才会产生这种后果，还望杨先生帮忙想出个变通的办法！以后我们肯定会大力发展教育事业，尤其是对广大农民弟兄的教育！”

杨英杰沉吟了一下，说道：“你们的代表中还遗漏了两个重要的阶层：学生和市民。我们福建有厦门大学和福州师范学校等十几所高等院校，在校学生近万人，在加上为数甚多的高中学生，也是一股不容忽视的力量。而且，学生历来就有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优良传统，其家庭又来自的社会的各个阶层，非常具有代表性。如果适当增加学生代表的数量，可以弥补农民代表的不足。至于市民阶层则是最能代表民意的，他们中的大多数可能是家庭主妇、长者等基本不事生产的人，由于每天跟柴米油盐等生活琐事打交道，对社会的稳定和发展极为敏感，可以反映出最为普遍的民心！”

杨英杰一席话说得杜周南和孙百里心悦诚服，马上言听计从，把学生和市民加到代表当中，解决了一个棘手问题。

杜周南看杨英杰对此非常有经验，干脆把自己另外一个拿不准的问题也提了出来，他问道：“我计划把大会的时间定为半个月，会不会太短了？”

“太短！”杨英杰吃惊地说道：“恐怕是太长了吧！中央苏区成立的时候也不过开了一天的会，福建省就算比苏区的人口多些，一个礼拜也足够了！”

杜周南担心地说：“这么多议题要讨论，这么多政策要制定，是不是太仓促了？”

杨英杰耐心地解释道：“有很多工作是要在大会之前做的！事先要把要讨论的每个议题、每项政策全部印刷出来，保证每个代表人手一份，在开始讨论之前，再由熟悉政策的人详细讲解，帮助与会者理解，然后只要针对不同的意见讨论就可以了。这样就很容易控制大会的进程，避免陷入无意义的辩论。”

在杨英杰这位个中老手的指点下，议政大会的细节问题很快被解决掉，杜周南随后开始安排人手从各行各业中遴选代表、印制材料，紧锣密鼓地为即将召开的议政大会作着准备工作。

第四十章　议政大会

一九三五年一月十五日，经过三十多天的紧张筹备，福建省议政大会终于在福州顺利召开，整个省城处处张灯结彩，标语和横幅悬挂满大街小巷，为会议的召开营造出欢乐的气氛。

与会的两百多名代表身披彩带，胸前挂着写有姓名和地方的胸牌，分乘五辆客车到达会议中心，虽然有些人依然怀有疑虑，单是大部分代表的脸上都洋溢着幸福的微笑，而心情最为舒畅的就是农民和工商业者的代表。

上午九点整，大会主持人宣布会议开始，首先由福建省绥靖主任孙百里将军发表讲话。在代表们热烈的掌声中，孙百里缓缓走上主席台，并不时朝人群挥动手臂。今天，孙百里一反常态，换下军装，穿上长袍，刻意淡化自己的军人形象，以增加亲和力。

望着面前的一双双期盼的眼睛，孙百里开始了就任以来的第一次演说，他说道：“各位代表，大家好！经过漫长的煎熬之后，我们终于迎来了来之不易的和平，为了尽快医治战争造成的创伤，把福建建设成模范省份，特意把大家请到这里，共商大计。各位都来自不同的阶层，不同的地区，代表着不同的利益集团，年龄和阅历也不尽相同，但是你们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都是本阶层的精英！本次大会的议题是为未来几年全省的经济、文化、教育等各项事业的发展制定基本政策，我希望各位能够表现出勇于任事的态度，敞开心扉，各抒己见，对福建的发展和建设提出自己的宝贵意见，使本次大会能够圆满结束！谢谢各位！”

接着，杜周南代表省政府作政府工作报告，简单明了地回顾过去几个月在各项事业上取得的成绩和面临的困难与挑战。然后就开始对大会的第一个议题：农村的经济发展进行讨论。首先由杜周南把福建农村的现状进行详细的介绍，然后把已经执行的农村政策和准备制定的新政策逐一向代表说明，接着让代表自由发言，说说自己的看法。

刚刚开始讨论的时候，气氛不够热烈，大部分代表表现得比较谨慎，但是军人、地方官员和学生的代表踊跃发言，不断对新政策的细节问题提出自己的理解和建议，甚者因为意见相左展开激烈的辩论。其余的代表发现主持会议的孙百里和杜周南不论意见正确与否，对每个发言者都给与热烈的掌声和微笑来鼓励，逐渐放下包袱，积极参与进来。这些人不愧是各界的精英，提出的问题都非常具有代表性，指出许多不尽完善的地方。看到自己草拟的政策被找出很多漏洞，杜周南非但没有任何不悦，反而让书记员一字不漏地全部记录下来，一些容易修改的地方当即改正，再交给代表们讨论，复杂些的就带回去连夜修改，次日继续讨论。代表们看到财政厅长如此重视自己的意见，更加卖力地审阅文件，争取在福建的历史上留下一笔。

七天的会议异常顺利地结束了，政府草拟的条款几乎全部被修改一遍，孙百里和杜周南为了争取更加广泛的民意，把修改后的各项政策在福建的几家主要的报纸上连续公示半个月，然后才最后定案。新政策几乎涵盖了社会生活的每一部分，其中最主要的是经济、文化教育、卫生、政权和军事五个方面。

经济政策在农村最主要部分的就是进行土地所有制改革，大部分地区按照十九路军一贯主张的‘耕者田’的政策，本着公平自愿的原则，从地主手中赎买土地，再分配给无地或者少地的农民，这些地区的土地是地主和农民的私有财产。在比较偏远，或者因为遭受战争破坏而导致人烟稀少的地区，无主的土地全部归政府所有，再由政府投资兴建农场。为了切实提高农村的生产力，仿照苏区的模式，成立互助合作社，在政府贷款的扶持下，购买公用的耕牛、农具。

政府在城市鼓励工商业的发展，除了比较敏感的军工企业和一些关系的国计民生的电力、自来水、邮政、电报等部门外，民间资本可以在任意的领域进行投资，对于新注册的工商企业一律免税一年，同时可以按照投资额度向政府申请无息贷款。政府本身也会兴办企业，与民营资本在市场上展开竞争，从而促进经济的良性循环。

文化教育方面，计划用三年左右的时间实现村村有小学，乡乡有中学的目标，要求所有七到十五岁的儿童，不论家庭情况如何，均接受免费的义务教育。此外，还针对成年人开办夜校、扫盲班，进行广泛的社会教育，全面扫除文盲。同时加大对厦门大学和福州师范学校的资金投入，扩大招生规模，培养高级人才。

在文艺方面，加大对福建日报和福州晚报的投资，在全省各地成立分支机构，力求把新闻和政策用最快的速度传遍每个角落。放开新闻管制，鼓励私人和民间资本创办报刊杂志，在做到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同时，丰富民众的生活。

为了保障人民的身心健康，成立专门的卫生厅，颁布《福建省卫生纲要》，提出讲究卫生爱清洁，增强体质保健康的口号，号召民众革除陋习，养成卫生的生活习惯。在福州成立拥有五百个床位的省立医院，保证重大疾病的治疗，并且计划用两年左右的时间，在各县成立规模较小的医院，建立完善的卫生网络。另外，为了增强民众体质，锻炼毅力，每年秋季在省会举行一次运动会，通过比赛来吸引更多的人进行体育锻炼。

在政权的建设方面，首先在漳州地区进行民主选举的试点，由选民直接投票选举基层干部和议政代表，改变过去统一由上级任命的方式，待摸索出一套比较合适的方法后再向全省推广。而高级官员的任命虽然还是由孙百里和杜周南两个人决定，但是在召开年度议政大会的时候，每个省厅长官和各县的县长要做述职报告，还要接受议政代表的质询。如果有三分之一的代表提议罢免，只要三分之二的委员同意，绥靖主任就必须将其撤职。另外，应代表们的强烈要求，成立专门的政务监督公署，负责监督政府各部门的工作，处理贪污、受贿、渎职、失职等问题，同时也接受民众对政府部门的投诉。为了保证监督工作的独立性，公署只对孙百里一个人负责，其他人员包括杜周南在内都无权过问，而工作人员则是从社会各界人士当中遴选出来的八十人中随机抽取二十人，每三个月更换一次。

在军事方面，要求军队的规模要维持在能够保证福建省地方安全，扩编军队必须在不增加民众负担的前提下进行，军费开支由省财政统一支付，军队不能够私设小金库。军队的装备采购和生活必需品购买，以及军饷发放必须全部支付现金，和本省军工企业之间的采购合同也照此办理。军工企业的生产，在保证数量和质量的前提下，必须兼顾企业的效益，要按照市场规律来经营。

第四十一章　一九三五

从一九三五年初开始，随着新政策的全面实施，十九路军控制下的福建全省和赣南地区进入了发展中的黄金时期！

首先是周边战略形势的转变，营造出和平的环境。孙百里通过远在香港的老军长蔡廷锴极力斡旋，与陈济棠、白崇禧和李宗仁等人达成谅解，双方签订达成互不侵犯的秘密协定。然后，消减边境地区的驻军，开放边界城市，开展双边贸易，同时开通陆路的长途客货运输线路和海路的航班，实现物资和人员的自由流动。由于中央军的主力部队依然在西南地区的崇山峻岭之中和红军捉迷藏，所以对十九路军的态度非常友好，对福建和江西、浙江、湖南等地间的物资和人员流动没有丝毫的干涉。此举既表明了对十九路军的信任，同时也间接对其他地方势力发出这样的信息：接受了中央政府的领导，并不会危及到地方的任何利益！

其次是农村的土地改革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在独立旅的老根据地，以漳州为中心的闽东南地区，基本完成了土地改革，无地农民比例从改革前的百分之十二降低到改革后的百分之三，少地农民比例则从改革前的百分之四十五降低到改革后的百分之十。在福建省的其他地方，土地改革在有条不紊地进行当中，虽然进度不是很快，但是到三五年底，也有将近三分之一的地区完成了目标。而在原红军控制的赣南地区，土地改革进行的最为彻底，农民按照人口的多少，平均分配了土地。而随着土地改革的不断深入，农村的广大贫雇农实现了祖祖辈辈梦寐以求的愿望，获得了土地，如获至宝，格外珍惜这来之不易的机会，辛勤地耕耘着。政府组织的合作社及时提供耕牛和种子，再加上天公作美，获得不错的收成，农民基本上都能够吃饱肚子。省政府在赣南地区组建的十几个大规模农场也喜获丰收，收获数百万斤稻谷。

再次是经济的发展取得很大的成绩。随着红军的离去，由福建到湖南的商路立刻畅通无阻，盐巴、蔗糖、海产品、工业制成品和各种进口物资源源不断地输入内陆，然后带回钨砂、桐油、生丝、茶叶和粮食等湖南的特产，在为福建的工商业发展注入新鲜血液的同时，也大幅度增加了关税和盐税。赣南钨砂矿的日产量很快就上升到两吨，清流钨砂矿的日产量也终于稳定在二十五吨，使投入巨资的德国政府放下心来。

一九三五年四月，勘探队在三明地区发现储量极为丰富的优质无烟煤矿，接着又在附近地区发现同样储量惊人的铁矿，使一度停滞不前的军工企业建设迅速步入正轨。六月中旬的时候，钢铁厂终于产出第一炉钢，使给下游军工企业提供原料成为可能。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年前开工的企业的免税期已经过去，产品税和交易税大幅度上升，再加上盐税和官办工厂产生的利润，使福建的财政状况发生根本性的转变！

最后，面对着数目不菲的财政盈余，杜周南力排众议，坚决不同意把这些钱用来归还德国的贷款，而是用来进行基础设施建设。第一，投资数十万元，进口几十台卡车和推土机，配备给人数已经扩充到两万人的工程公司，整修连接各县之间的公路。第二，在福州、厦门、漳州和泉州、三明等主要城市建立发电厂和自来水厂。第三，斥资近百万元，创办长途客运和货运公司，实现省内各地物资和人员的平滑流动。第四，加大对卫生、教育等事业的投资。

一九三五年，对于中国来说是一个比较重要的年份，由宋子文提出的一系列经济改革政策开始初见成效，币制改革和国民经济建设运动也取得良好的效果，南京政府控制的长江中下游地区和湖南等地的国民经济水平有了大幅度的提升，国民政府的税收和财政收入也同比增长。国内市场的交流和国内外贸易取得很大的成效，发展了工业和农业经济，同时回收了部分海关主权，基本上恢复了自主决定进口税制和税率，保护和促进了民族工商业的发展，抵制了发达国家的商品倾销。

然而，国内的政治形势却依然充满了变数。几乎陷入绝境的中央红军，在攻陷贵州遵义后，举行了扩大会议，总结了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经验教训，撤销王明等人的领导权，改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三人组成的军事指挥小组来指挥红军的行动。随后，面对几十万中央局的围追堵截，红军连续四次渡过赤水河，接着又强渡金沙江、大渡河，挺进川西，爬雪山，过草地，最后到达陕北，远离中央军的控制区。

同时，时刻窥伺中国领土的日本军国主义政府，于三五年一月十八日，诬称驻守热察边区的宋哲元部第二十九军有碍行政，要求将察哈尔省沽源以东、长城以北地区划归热河省。随后，不断地向第二十九军发动进攻，相继制造了两次“察东事件”。六月五日，又借口第二十九军在张北县逮捕了四名日本特务机关人员，由日本驻张家口领事馆向国民党察哈尔省政府民政厅长兼第二十九军副军长秦德纯提出抗议，并提出处罚责任者等三条无理要求，一手制造了“张北事件”。国民政府为平息事态，于六月十九日下令免去宋哲元察哈尔省主席之职，改由秦德纯代理。并于二十七日与关东军驻沈阳特务机关长土肥原贤二签订了《秦土协定》。协定的主要内容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