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唐新气象-第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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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刺使治下之民称呼这个刺使，也是“某刺使”或者是“某使君”，而刺使对百姓的自称亦同百姓对刺使的自称——“某“

　　　　例如，像郭子仪这样地位的人，对给他家修墙的工人讲话时，自称为“某”，而工人回话是也自称为“某”。

　　　　同样，对于一个侍郎，无论是其长官或是其下级以至于百姓，俱呼其为“某侍郎”，而对于大理寺卿即使是在狱中待审的囚犯，也是称呼其为“某卿”，例如，张文瓘为大理寺卿的时候，获罪的人都说：“张卿所罚，不为枉也”。即使在公堂之上，百姓若是男子也是自称为“某”，而女子亦自称“儿”同常时一样，例，开元传信记中记载，裴宽审案，曾接到状纸，为两女子争猫，其状纸云“若是儿猫，即是儿猫。若不是儿猫，即不是儿猫”，这状纸也可为一笑。

　　　　唐代官员有自称为“卑官”者，但记载中很少见。大唐新语卷三有拾遗王求礼谓钦望说：“卑官贫迫，奈何不使其知而欺夺之，岂国之柄耶？”

　　　　另外，百姓见了皇帝，也同百官一样自称为“臣”，这可见于明皇逃难时和一蓍老的对话，以及德宗出巡时与一农民之谈话。

唐代家具（）　
隋唐五代时期，垂足而坐成为一种趋势，高型家具迅速发展，并出现了新式高型家具的完整组合。偷母咝图揖撸缫巍5省19赖龋谏喜闵缁嶂蟹浅a餍小？

　　　　受到外来文化的影响，唐代家具的装饰风格也摆脱了以往的古拙特色，取而代之是华丽润妍、丰满端庄的风格。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唐代所创制的月牙凳，月牙凳在唐画中屡屡可见，它是唐代上层人家的常用家具，也是贵族妇女的闺房必备。月牙凳腿部作大的弧线弯曲，配以精雕的花纹，华美的彩穗，以及编织的坐垫等等，既美观又舒适，与体态丰腴的贵族妇女形象浑为一体，风格情调极为谐和。是具有代表性的唐代家具。

　　　　唐代画家周昉宫乐图。画中的餐桌体大浑厚，装饰华丽。贵妇们座下是月芽凳，又称腰圆凳，凳面略有弧度，符合人体工学。

　　　　板足案：案面为长方形，四边有拦水线，下有两足板状腿，是一种进餐用的食案。

　　　　曲足香案：案面两端卷翘，两只板状腿弯成一个s形的流畅曲线，在板腿的下端，前后各有一条横枨托住板腿，好似托泥的形式，以此加固板腿。此种弯曲的板腿形式比较少见，是由板足案变化发展而成。

　　　　撇脚案：造型极为特殊，案面两端卷起上翘，有束腰，四条腿上端彭出，顺势而下，形成四只向外撇的撇脚，腿的上端有牙条，前后有拱形画枨。

　　　　翘头案：板状腿，从其造型来看是一种书桌。

　　　　曲足案：案面长方形，曲腿之下有横木承托，比较矮。

　　　　平台床：这种四面平的造型是传统床的式样，从整体看造型古老，但局部的精心雕饰却也显得华丽不凡。

　　　　箱式床：床座为一箱形，四周镂出扁圆形图案为饰。

　　　　屏风床：床上左右无屏，仅在后部设四扇高屏，光洁无饰。

　　　　独坐榻：正方形，下有托泥，共有八只腿，腿间为壶门轮廓，是魏晋的古制。

　　　　方凳：座面是正方形，但边缘是曲线形，四条直腿的里面内缘是曲线。

　　　　三彩柜：有四只较细的兽面腿，柜顶盖已经加大为整个柜盖，身有花饰，很秀气，这是汉以来柜子的发展。

　　　　唐代有了较大的柜，能放置多件物品。杜阳杂编：唐武宗会昌初，渤海贡“玛瑙柜，方三尺深，色如茜，所制工巧无比。用贮神仙之书置之帐侧。”从这段记载中可以看出，唐代已有了专门存放书籍的书柜。唐五代时期的柜子从形式看与汉代的柜子区别不大，西安王家坟村90号唐墓出土的三彩柜，有粗壮的四足，柜身较高，周身饰乳钉儿。上部前面正中，有可以开启的柜盖，同时都装有暗锁。

　　　　在唐代，有关箱子的记载很多。明皇杂录：“玉龙子，太宗于晋阳宫得之，文德皇后常置之衣箱中。”这类箱子，也有称为巾箱的。同书载：“张果乘一白驴，日行数万里，休则折叠之，其厚如纸，置之巾箱中，乘则以水之，还成驴矣。”这个故事虽系神话传说，然已出现“巾箱”之名，由此可知，箱子在当时已是常见之物。

　　　　唐代漆家具以雍容华贵为特征，造型华美，宽大舒展，许多家具仍喜用壶门式结构；装饰常采用螺钿、金银平脱、金银绘、木雕、雕漆等高档装饰工艺。唐代家具对日本家具产生过重要影响。当时日本大阪盛产中国式家具。江户时代仿中国家具已在日本广为流行。至今日本奈良正仓院还珍藏有唐代金银平脱漆箱、螺钿棋案、金银绘（日本称高莳绘）八角镜箱和大量仿唐漆家具。唐代家具用材讲究，家具上的漆饰光亮滑、润。

　　　　唐代家具在造型上独具一格，大都是宽大厚重，显得浑圆丰满，具有博大的气势，稳定的感觉。高元珪的座椅，四脚粗大，牢牢地钉在地上，安定牢固；六尊者的禅椅，经桌，更是宽大庄重，周身雕以花饰，极为精美。另外如箱式床榻，高大的立屏，板式腿的大案等，都体现出胜唐时代那种气势宏伟，富丽堂皇的风格特征。

　　　　五代时，家具造型向简练方向发展，许多家具在结构上借鉴了中国建筑大木构架的做法，形成框架式结构；构件采用圆形断面，线条流畅明快；腿与面之间加有牙子和矛头。这种法式在日后成为中国家具的传统结构形式。其中有直背靠背椅、条案、屏风、床、榻、墩等等。完整简洁的形式也向我们预示了明式家具前期形态，为中国历史家具的最完美阶段打下了基础。

“五姓七家”中国最后的贵族（）　
中国历史上的士族政治，萌芽于东汉中期，亡覆于唐朝末年。于是，在一种感觉上认为：士族政治，从东汉，经魏晋南北朝，至隋唐，随着经济上的“占田荫客制”和政治上的“九品中正制”两大特权的消失，而呈逐渐削弱消亡的局面。其实这是一种极大的误解。因为，就历史事实看，中国士族政治时代有两个阶段最为辉煌，一是两晋北朝，二是唐朝。唐朝时，尤其是中晚唐，士族政治不仅没有暗淡；相反，却再次奇异地辉煌起来——这并非简单意义上的“回光返照”。

　　　　东汉末年至魏晋时代，汉族士人讲求门第出身，这种影响波及胡人政权，以至于鲜卑建北魏，出于与汉人高门达成政治合作的考虑，亦极重视门第，在孝文帝时代，曾十分隆重地对汉人腹地——“山东”地区的士族进行排名：“魏主（孝文帝）雅重门族，以范阳卢敏、清河崔宗伯、荥阳郑羲、太原王琼四姓，衣冠所推”这里的“山东”（崤山以东），主要囊括今天的山西一部、山东、河北大部与河南。在时人眼里，“山东士族”最高门也即天下士族最高门了。排姓氏时，陇西李氏担心不在尊位，故乘驼星夜赴洛阳，但到时“四姓高门”已定：清河崔氏、范阳卢氏、荥阳郑氏、太原王氏——没有陇西李氏。其实，在当时，陇西李氏亦十分显贵，孝文帝定士族，陇西李氏（虽然当时其房支已内迁至“山东”各地）虽未列“四姓高门”，但其李宝一支亦被定为甲族，最终也成“四海大姓”之一。而且，值得一提的是，崔、卢、郑、王名列“四姓高门”，与当时掌握重权的陇西李冲有密切关系：“陇西李冲以才识见任，当朝贵重，所结姻姻，莫非清望，帝亦以其女为夫人。”特别是太原王氏，更是得到李冲的推荐。但王家的影响力在北魏时已减退，至唐时更是大衰，“太原王氏，四姓得之为美，故呼为‘鈒镂王家’，喻银质而金饰也。”故唐时新“四姓”已为崔、卢、李、郑。

　　　　崔、李均有两支，所以唐时“四姓”中的崔、李到底是指博陵崔氏、清河崔氏、陇西李氏、赵郡李氏中的哪两支一直为后世所争议。就崔氏而言，曹魏前，清河崔氏的影响力低于博陵崔氏，但自曹魏时起，清河崔氏开始赶超，因至北魏时出现崔宏、崔浩、崔鸿这样的人物而使家族名望达到顶峰，一举超越了博陵崔氏。当时，清河崔�＇对范阳卢元明说：“天下盛门唯我与尔，博（陵）崔（氏）、赵（郡）李（氏）何事者哉？！”但到了唐朝，博陵崔氏影响日深，再次超越了清河崔氏。唐初作氏族志，以出身博陵的黄门侍郎崔民干为天下第一门户，且整个唐朝，来自博陵的宰相也超越了来自清河的宰相，博陵崔氏遂被“天下推为士族之冠”。至于陇西李氏和赵郡李氏，在北魏时，前者的地位要高于后者，同是到了唐朝，后者亦反超前者。在北魏时，赵郡李氏和博陵崔氏并肩前进：“（帝）纳陇西李冲女为夫人，纳崔、卢、郑、王‘四姓’女充后宫。赵郡李氏人物尤多，各盛家风。世言高华以五姓为首。”有唐一代，赵郡李氏更为显赫，出宰相17人，于世家大族中为最多。博崔、赵李之荣盛，是依整个唐朝而综观的，若按传统理解，唐初时的“崔、卢、李、郑”，仍指清河崔氏、范阳卢氏、陇西李氏、荥阳郑氏。不过，由于自唐起博崔、赵李已正式成为超级豪门，所以有唐一代更流行下面的新说法——“五姓七家”：博陵崔氏、赵郡李氏、清河崔氏、范阳卢氏、荥阳郑氏、陇西李氏、太原王氏。

　　　　“五姓七家”的概念在唐朝时的广泛流向，使得自魏晋而建立起来的唐朝士族实际上呈上升趋势，尤其是自中唐开始，人们世家大族的观念进一步深固，士庶高寒之间仍有着极深的鸿沟。“五姓七家”，“恃其族望，耻与诸姓为婚”，傲慢地进行着内部通婚，以保持高贵的血统。如按北魏以来的传统，清河崔氏与陇西李氏、范阳卢氏世代为婚姻；赵郡李氏则与博陵崔氏世代为婚姻；范阳卢氏与荥阳郑氏世代婚姻，陇西李氏与范阳卢氏世代婚姻，他们不屑与其他姓氏为婚。于是有盛唐宰相薛元超的一叹：“此生所遗憾者，未能娶五姓女！”薛家已属以韦、裴、柳、薛为成员的“关中四姓”之一，但仍如此仰望“五姓七家”，足可见其影响。贞观中，太宗皇帝无法忍受世家大族的傲慢，说：“比有山东崔、卢、李、郑四姓，虽累叶陵迟，犹恃其旧地，好自矜大，称为士大夫。每嫁女他族，必广索聘财，以多为贵，论数定约，同于市贾，甚损风俗，有紊礼经。既轻重失宜，理须改革。”当时，太宗多次发出包含迷惑与愤怒的质问：“吾实不解山东四姓为何自矜，而人间又为何重之？！”于是，命重臣修氏族志，但在初稿中，编修者无视皇室，而将“山东士族”中的博陵崔氏排为天下第一。后在太宗的干预下，氏族志抬高了皇室，对“山东士族”进行了压制，但却没取得实际效果。

　　　　实际上，唐朝皇帝在抑制“山东士族”时是极不自信的，因为同时皇室又自称其祖出自陇西李氏且以此为荣。高宗时代，依旧打压世家大族，并以法律的形式颁布禁婚诏：“后魏陇西李宝、太原王琼、荥阳郑温、范阳卢子迁、卢浑、卢辅、清河崔宗伯、崔元孙、前燕博陵崔懿、晋赵郡李楷等子孙，不得自为婚姻。”结果依旧不如意，不但不能禁止他们互相为婚，反倒在无形中增加了这些大族的资本：“其后天下衰宗落谱，昭穆所不齿者，皆称‘禁婚家’，益自贵。”他们不仅蔑视诸姓，即使皇室也不能入其眼（皇室虽自称出自陇西李氏，但受怀疑，且有胡化之风，不为崔卢所重）。唐文宗时，皇帝向宰相郑覃求婚，希望郑覃能把孙女嫁给皇太子，但郑覃宁可把孙女嫁给时为九品官的崔某。为此文宗无语：“民间修婚姻，不计官品而上阀阅。我家二百年天子，顾不及崔、卢耶？”即使是到了文宗时代的晚唐，人们的门阀观念不仅没有减弱，相反更为严重。

　　　　回顾历史，可以看到，盛唐时，“五姓”在朝廷上并无绝对优势。原因一是，当时建唐的功勋——“关陇军事集团”仍有很大势力；二是皇帝有意压制；三是大力推行的科举考试制度导致不少庶族朝臣出现，而当时“五姓”多以门荫入仕，不适应且不接受科举考试这种新的出仕方式；四是寒门出身的朝廷权臣的嫉恨（如武周时宰相许敬宗和李义府所为）。但“安史之乱”后，唐朝政治中枢进行了重建，“五姓”借助于科举制度而重新抬头，比如荥阳郑氏，盛唐时为宰相者难寻身影，而自中唐开始，连续出现了十多位宰相和重臣，遂有“郑半朝”之说；又如清河崔氏，有唐一代，其支房南祖房、清河大房、清河小房、青州房共10人出任宰相，“安史之乱”前任宰相的仅有2人，事变后进入中唐，则陆续有8人为宰相。世家大族之所以重新崛起，与掌握了科举权有密切关系，再有就是在适应了科举考试制度后，世家大族深厚的家风与知识传统使他们在考试中占有特别的优势。如范阳卢氏，有唐一代尤其是自中唐起，中进士者超过百人，这一数量令人惊异。要知道，唐朝时科举考试中的进士考试是最难的，录取人数又少，卢氏能有此成绩，自是借助于家风与知识之厚。但高门大族中亦有始终蔑视科考制度而秉持中古贵族观念的，比如以荫入仕的宰相赵郡李德裕和荥阳郑覃，李德裕“耻与诸生从乡赋，不喜科试”、“尤恶进士”，荥阳郑覃更是建议废除进士制度。

　　　　但无论是北魏时，还是唐朝时，天下士族，崔氏始终排在第一位，在北魏时代，于中国北方，唯一可于之抗衡的是范阳卢氏，后来的“崔、卢、郑、王”、“崔、卢、李、郑”、“崔、卢、李、郑、王”、“崔、卢、王、谢”，都是崔、卢排在前两位。而郑氏，或排第三，或排第四，始终在“四姓”与“五姓”之内，只有王、李二姓在排列中有变化。综观“五姓”，自北魏至唐的名望与实力，以5分为制：博陵崔氏呈大幅上升趋势，打5分（16位宰相）；清河崔氏呈小幅下降趋势，打4分（12位宰相）；范阳卢氏呈中幅下降趋势，打3分（9位宰相）。缺乏标杆人物与重臣；荥阳郑氏呈中幅上升趋势，打4分（13位宰相）；陇西李氏呈持平趋势，打4分（12位宰相）；赵郡李氏呈大幅上升趋势，打5分（17位宰相）；太原王氏程大幅下降趋势，打2分（10位宰相）。唐朝时，虽在“五姓”，但作为郡望——“太原王氏”这几个字的影响力有限，在整体上已大大次于崔、卢、郑、李。原因除了缺乏标杆人物与重臣外，还有自北魏时起就家风不显有关。

　　　　在唐时，次于“五姓七家”的士族，是京兆韦氏（16位宰相）、河东裴氏（17位宰相）、河东柳氏（3位宰相）、河东薛氏（2位宰相）、弘农杨氏（11位宰相）、京兆杜氏（10位宰相）。前四个为“关中四姓”。而京兆韦氏更是“关陇集团”的重要核心成员；河东裴氏则是整个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家族，“懿夫百家郡望，四姓为先；天下氏族，莫如裴氏！”值得一提的是，作为东晋南朝四大侨姓王、谢、袁、萧中的一员，兰陵萧氏累世与隋唐皇室联婚，而成为“关陇集团”的重要成员，作为特殊分子，竟出了10位宰相，贯穿唐朝，其力量也不容忽略。

　　　　依唐时上面诸姓之实力与名望，排名为京兆韦氏、河东裴氏、兰陵萧氏、京兆杜氏、弘农杨氏、河东柳氏、河东薛氏。

　　　　但随着僖宗时代的开始，黄巢暴起，广明离乱，以至公元905年的“白马之变”，收拾残唐的朱温，将崔远、裴枢、独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