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可夫元帅战争回忆录-第4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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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我决定去看看他们是怎样作战的。斯特罗加诺夫和各团团长指挥所就在库尔干东北郊。

从库尔干向北不远的地方又传来枪声。在那儿作战的是A·A·萨宗托夫指挥的我师第13旅。

清晨8时左右，敌炮兵、装甲列车和机关枪给我军造成严重的损失。在铁路桥附近渡过托博尔河的尝试一次次地失败了。

我把情况弄清楚，并把刚才发生的事情又思考了一番之后，来到旅长跟前，这时，他身边站着几位团长。我说：

“这样组织进攻，除了伤亡之外，不会有什么结果……”

直率是年轻人的特点。无论是旅长还是各团团长，都没想到这样无礼的话会出自我的口中，无论按什么条文他们都有权把我看作是一个学生。要知道他们都是久经征战的老干部。

“那你有什么办法吗？”斯特罗加诺夫问我，声音里流露出不满。

“敌人对每一丛灌木和每一块土墩都已试射好。这儿集中了敌人的主要火器。如果我们不用炮火压制住敌人，进攻是不会成功的。此外，白天进攻也不行……。”

最后，我对旅长说，如果他同意的话，我的团将在明天中午以前边强渡托搏尔河，占领有大片森林的河对岸之后，突破敌人的防御正面。

我这种自信得罪了老同志。这从他们的面部表情很容易看出。旅政委戈里亚奇金这时也在指挥所。他没有加入谈话。但我告别后前往师部时，他赶上了我，用指责的口气问我：“你为什么要使我们的指挥员下不了台？难道他们不想消灭敌人吗？”

我激忿地答道：

“只有愿望不行……我是心痛我们自己的人。为什么要让他们白白流血牺牲？”

“好吧！”他谅解地说：“那你是不会违背自己的诺言：明天一定击溃敌人，强渡托博尔河，并前出到树林的东边，是这样吗？”

我在心里又盘算了一下在同旅长谈话之前就已考虑成熟了的计划，回答说，决不食言，如果允许我在这里按自己的计划行动，作为一个共产党员，我保证取得胜利。

戈里奇金没有再问我什么。我们一起来到师部。我去找师长，可他到政治部去了。

卡尔波夫师长热情地迎接我，可能这次我是穿着制服来的。他问起我团所在地段上的战况。我坦率地依次汇报了全部情况。

师政委加比舍夫走进办公室，后面跟着戈里亚奇金。加比舍夫向我打过招呼之后问道：

“你提了一项什么样的强渡托博尔河、消灭敌人的计划吗？”

我明白，戈里亚奇金已向加比舍夫报告了我的建议。

卡尔波夫和加比舍夫已知道，在这两天的战斗中，萨宗托夫旅和斯特罗加诺夫旅时的几个团没有取得胜利，并且遭受了不小的损失。因此，师长立刻对这个建议产生了兴趣。我只得把刚才对斯特罗加诺夫旅长说过的又重复了一遍。

卡尔波夫说我的计划太轻率，说我过高地估计了自己和自己的团。谈话似乎就到此为止了，但加比舍夫马上插了话。

他直戴了当地对卡尔波夫说：

“为什么不能让崔可夫在他自己提出的那个地方实施进攻呢？”

经过短暂的交谈，在政委的坚持下，卡尔波夫同意了我的建议。然后，他把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赠送的奖品——一块刻有名字的金表给了我，并问我还需要什么，在实施这项大胆果敢的决心中，需要一些什么帮助？

“从现在起，全师的所有地段都马上停止进攻，”我说：“炮兵应停止射击，由我来指挥，没有我的命令不准射击。黄昏前，沟通炮兵与我在库尔干南郊的指挥所的联系。师炮兵主任应当到我的指挥所里。我旅的其它各团应做好从明日清晨起发展战果、扩大突破口的准备。”

卡尔波夫马上命令参谋长下达了有关命令。然后，他仍很感兴趣地问我什么时候发起进攻。我很难确切地指出几时开始，于是我含糊地回答：不是夜间便是明日黎明时开始进攻。反正中午前保证完成任务……

当我要离开师长时，两位政委——加比舍夫和戈里亚奇金拦住我，邀请我到师政治部去一下。他们仿佛商量好一样，问我到底有没有把握完成所受领的任务。

我感觉到了他们是同志般地为我担心，我回答说，这一决心我是反复考虑过的，并请求他们不要再耽搁我了，因为做准备工作的时间已不多了。至于成功与否，明天就能见分晓……

我从师部的通信枢纽部向我的副手布哈尔金下达命令把全团从所占领的地段撤下来，午夜12时前带到库尔干南郊；团部立刻派一小队骑兵侦察员、徒步侦察员和2挺重机枪赶到那儿。

出其不意是实现企图的基础。因此，我要求停止进攻和炮击，以便使敌人确信我们已精疲力尽、再也不能在该地域实施进攻。现在我需要的是有关白军的最新情报。为此，我决定亲自去获取，当然不是靠力量，而是要靠计谋。

我知道在库尔干南郊的托博尔河上，有一个骑马可以过去的徒涉场，攻城的那天我曾亲自从那儿过河。我决定团指挥所就设在这唯一的徒涉场附近。

师炮兵主任卡西莫夫被叫到这儿来了。他的任务主要是在团进攻的两翼实施炮火准备，不让敌装甲列车能沿铁路不受制裁地实施机动。

卡西莫夫是个已过中年、精通自己专业的炮兵。他并未因向他下达战斗任务的是个还没长出胡须的年青指挥员而感到委曲。他把我的指示看作是命令，保证在面临的战斗中亲自指挥炮击。

骑兵侦察队和徒步侦察队到了，跟他们一块来的还有我的马车。我换上白军少尉的服装，传令兵装扮成上等兵。这些服装是我们的侦察兵在俄罗斯卡博尔卡附近歼灭高尔察克匪兵时搜集的。就这样，骑兵侦察员带着两廷机枪跟随“少尉”渡过托博尔河。同时我把徒步侦察队也带到渡口。

在托博尔河以东约3公里处，在两条旧河床之间的灌木林中，骑兵侦察队下了马。

我和传令兵彼得·亚库舍夫沿着干涸的河沟和低地向白军的战壕摸去。还未走到约300米，我就装作喝醉了酒的样子，大骂彼得没有把马刷洗干净，我们骂骂咧咧地越过延伸到着树林西边空地的战壕，来到敌人的后方。

传令兵象商量好的那样对待的我怒骂，他只是催马急急前进，并一再说：“是，长官！”我在白卫军士兵的眼皮底下，两次用短鞭抽打亚库舍夫。这就造成完整的错觉，即正在行进的是长官和传令兵。在敌人的战壕里并没有当官的，而军士和士兵连想也不敢想要向怒气冲冲的长官提问点什么。

我们就这样沿着林中空地走了约4公里，几乎到了铁路跟前，把敌全部地段的阵地都观察了。然后，返回到自己的部队。

这次侦察获得了实施进攻所需要的一切情报：敌阵地的确切配置；渡河地点；隐蔽接近战壕的通路和最利于我军展开的地区；以及敌人官兵的士气和表现。侦察兵携带几挺机枪留在两条旧河床之间，饲养员与马匹（约40匹马）集中在徒涉场附近。我和传令兵换上衣服后，前去迎接从南边向城市接近的部队。

刚刚结束的侦察，更加坚定了我会取得成功的信心。我得知白军在库尔干抢劫了一个造酒厂。毫无疑问，敌军官得到这些不花钱的美酒会嘴馋得慌。因此我和传令兵沿敌战壕走动时，敌士兵就把我的醉样看作是正常的现象。他们躺在战壕里，避免同喝醉酒的军官照面。我想，到了夜晚，敌士兵们也会喝的……这正是实施奇袭所必需的。

我在城南约5公里处遇上了本团的部队，我让他们停下来进行大休息，让战士们吃饭，而把指挥员和政工人员请来开了个会。会议开得很短。我简单地通报了一下战线的情况和今天侦察的结果，然后阐述了一下这次进攻的计划。在确信指挥员和政工人员都正确地领会了我的意图和实施方法之后。我让他们回到部队去做准备。

日落前，全团开始横渡托博尔河。夜间1时左右，第1和第3营就已一枪不发没有任何阻碍地悄悄抵达对岸。这两个营在登陆场展开，作为进攻的第1梯队。我把我的副手布哈尔金率领的第二营留下做予备队。

第1和第3营展开成散兵线后，大约2时左右，我们开始偷偷地向敌阵地接近。尤苏波夫政委和我在这两个营的结合部。部队行动很肃静，口令都是低声下达的。以后，随着黎明的到来，部队紧贴着挂满露水的草地匍匐前进。进攻前，部队躺着休息了15分钟，同时对敌掩体进行了观察，它们已清晰地展现在眼前。

“起来！跟我冲！……”我小声地向散兵线下达命令。政委站了起来。我们并肩而立。我们身后所有的人象一个人似的都站了起来，向前冲击。右边有人忍不住喊道：“乌拉！”

全体投入进攻。1～2分钟后，我们已站在掩体的胸墙上，用枪口对准了呆若木鸡的敌官兵。敌人乖乖地举起了双手。

缴了白军的械，并把他们送往后方以后，我继续前进。第1营穿过树林向马佳克会让站冲击。第3营向东北方向展开，以继续扩大突破口。在铁路附近，我们的几个连队遭到顽强的抵抗。直到这时，我才向炮兵下令开火。敌人的一辆装甲列车从东边开过来，遭到我炮兵的打击，立刻向瓦尔加希车站退去。

到上午10时，全团前出至树林的东边，突破了敌人的纵深防御，且战且进，推前了约15公里。我们旅的其它部队跟随我团转入进攻。

中午时分，沟通了联系。卡尔波夫师长打来电话，向我下达了新的任务：在东北方向上巴拉什科沃村进攻。我试图解释说：部队没有睡觉，已很疲劳，需要休整。师长打断我的话说：

“我希望第43团同样出色地完成新的任务，从而支授极需支援的其他各团。”这时，仿佛是顺便说说似地，师长又补充道：“我要给第43团请功，呈请授予政府级奖赏。”

在这场战斗中，我们捉了500多个俘虏，缴获了3挺机枪。我们师的突破和尔后的进攻，与第5集团军部队的总攻汇成一片。敌人失掉托博尔河上的有利阵地后，开始向东撤退。

对我来说，这场战斗实际上是一次取得独自定下决心、果断地指挥作战的资格的考试。战斗中需要深思熟虑的果断，正如鸟儿需要翅膀一样。而最主要的是，我相信了这样一条真理：有志者事竟成。

当然，不能把国内战争时期的进攻战实施方法机械地套用在伟大卫国战争的战场上，因为时过境迁、进行战争的手段也不尽相同。然而，对解决战斗任务采取创造性的态度这一原则本身、包括主动性和慎重的果断性，是决不能放弃的。回想起过去的经验，我从精神上做好了解决新任务的准备，并尽力在准备经受新的考验过程中，用这种精神去感染教育部属。

2

1943年3月底，最高统师部大本营将第62集团军调入西南方面军编成内，并从斯大林格勒附近换防到北顿涅茨河的库皮扬斯克和斯瓦托沃地域。

集团军驻扎在阿赫图巴河一带的村庄里。我们补充了兵员和技术兵器，掌握了新的技术装备。

最高统帅部为了推广斯大林格勒部队的战斗经验，把这些部队分散到了各个军团。有些兵团完全离开了我们。一些新的师、新的兵团补充到我们集团军。

我们离别任何一块土地，从来没有象离别斯大林格勒这样难舍难分过，尽管正是在这儿，我们集团军经受了从未预料过的考验。斯大林格勒仿佛已成为我们每个人的第二故乡……

我们离开了这座城市，告别了那些永远长眠在这块土地上的战友，正是他们的牺牲才使我们活到今天。我们发誓一定把敌人赶出我们的国土，摧毁他们的柏林的巢穴；我们发誓永远铭记牺牲了的战友，坚决战斗到流尽最后一滴血。

军用列车沿铁路艰难地行进着。敌人在撤退时曾试图彻底破坏所有一切，他们炸毁了桥梁，破坏了铁路的路基，将钢轨运往西方。我们光荣的铁路工人，在难以想象的复杂条件下，居然想出办法，沿着被破坏的路基，一点点地修复了铁路线。

集团军军事委员会设置在一辆破旧的双轴客车车厢里。车厢晃来晃去，简直象货车。然而，只要它摇晃，说明客车还在行进。路上经常停车。

我想起1920年国内战争时期步兵第43团从库尔干开往船基时的情形。那次我们在铁路行驶了30天左右。从斯大林格勒到斯瓦托沃一库皮扬斯克的距离，要比从库尔干到大卢基近5—6倍，但军用列车却走了一个多星期。

谁也还没有给我们布置具体的任务，然而很清楚，我们集团军很快要投入从德国法西斯侵略者手里彻底解放乌克兰的战斗中去。

这时第62集团军本身的状况如何？

在斯大林格勒战斗中编入本集团军的几个师，经过改编后，只留下3个师。这3个著名的战斗兵团是：C·C·古里耶夫将军指挥的近卫第39师；B·F·索科洛夫将军指挥的近卫第74师；H·E·巴秋克将军指挥的近卫第79师。与我们一起留下的还有一些非近卫军部队。

代替已调往其它集团军的几个师，而补入第62集团军的新部队是：B·C·格列博夫将军指挥的近卫步兵第27师；B·B·弗拉基米罗夫将军指挥的近卫步兵第88师；A·A·马卡连科将军指挥的近卫第82师。

这些师曾在其它集团军的编成内参加过斯大林格勒进攻战役。

这些部队全部满员，具有优良的战斗传统，并在斯大林格勒会战的进攻战中，获得了战斗经验。

不久，我们同尼古拉·伊万诺维奇·克雷洛夫告别的时刻来临了。他被任命为集团军司令员。

他要离开的消息，很快传遍了司令部各部门和各师、团。集团军里许多人都认识他、喜欢他、对他非常尊重。当然，大伙都舍不得他离开，但同时又为他的军事天才得到承认而高兴。不举行欢送会是不能让他走的。我清楚地记得，那是在库皮扬斯克以东约30公里处，在基斯洛夫卡镇一所乡村学校的一栋炸坏了了楼房里，我们在匆忙地打扫出来的大厅里，把没有损坏的课桌和讲桌都移到一起，摆成了饭桌。

生活中常有这样的时刻，当你想说点心里话时，却找不到适当的词句。是语言贫乏、是太激动影响了用词、还是这些心里话无法用语言表达？我当时就处于这种状态。

我心里明白，任命我的这位战友为集团军司令是一项非常正确的决定。然而感情上该怎样接受这一事实？我含着眼泪，真想延长分别的时刻，多看他几眼，多听听他的声音。可是，我致完简短的告别词后，就离开了。我要单独地呆一会。尼古拉·伊万诺维奇理解我的心情。在临走时，他到小屋里找我，我们互相告别……

集团军政治部主任A·B·瓦西里耶夫少将，也跟着克雷洛夫离开了我们。他也得到提升，提任了集团军军事委员。值得自豪的是，我们斯大林格勒的保卫者们总是争先恐后地去执行任务，但往往不太注意安全。这种担心不是没有根据的。政治部主任瓦西里耶夫就是由于粗心而牺牲在德军的狙击手枪下。

B·B·弗拉基米罗夫少将代替H·A·克雷洛夫担任了集团军参谋长。他受过高等军事教育，熟悉司令部的业务工作。然而，领导一个师和领导一个集团军当然是有差别的，这种差别不可能不表现出来。B·B·弗拉基米罗夫得到了H·A·克雷洛夫精心培养出来的集团司令部的参谋人员——一批天才军官的大力帮助。

很快，原近卫步兵第39师政委E·E·切尔内绍夫上校接替了H·A·古罗夫军事委员的职务。他曾参加过斯大林格勒战斗。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