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崔可夫元帅战争回忆录-第4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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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走自己的同志和战友库兹马·阿基莫维奇后，我们仿佛很孤单，经常想念他。1943年8月，古罗夫牺牲的消息使我们感到非常震惊。他过早地离开了我们，再也不能和我们一起分享全面胜利的喜悦了。我们将永远怀念库兹马·阿基莫维奇……
我们开始登上军用列车，向西、向前线开去。第62集团军转移到北顿涅茨河的库皮扬斯克地域。集团军司令部在沃罗波诺沃车站上车。白天，我到集团军编成内各师上车的车站巡视一遍，黄昏时我来到沃罗波诺沃。
传来机车的鸣笛声、车轮的震动声和有节奏的敲击声。我们每个人都默默地说：
“再见吧！伏尔加河！再见吧！你这饱经沧桑、受尽战火煎熬和洗礼的城市！我们还能再见到你吗？到那时你该是什么样子、再见吧！长眠在这块浸染着鲜血的土地里的战友们！
我们就要向西挺进，我们的责任就是为你们报仇……”
我戎马生涯中最艰难、最重要的一个时期，就这样结束了。
北顿涅茨河1
当我去思考斯大林格勒会战之后接连发生的事件的意义时，进军柏林已成定局。我的思绪一再回到那些令人难以忘怀的往事。它们使我确信，苏联军人思想上的转折——决不能再往后退！正是在伏尔加河的接近地上最明显的地表现出来。
希特勒的将军们和军官们不会感觉不到苏军心理上的这种无形的转折。
我作为原第62集团军的司令员。也曾郑重地宣布过：只有在这样的条件下，即在最后一名城市保卫者被打死的情况下，敌人才有可能占领斯大林格勒。我们向党、向人民发过誓言：“宁死不屈！”只有牺牲了才能使我们的解除誓言。这一信念的产生，不仅仅是由于对战略形势的认识，而且也是出于对扼守城市的必要性的理解。这是神圣的使命。它反映了我集团军将士们思想上的转折。
《红星报》在1942年12月1日在社论中写到：
“第62集团军的震惊世界的顽强精神，使我统帅部有可能集结兵力，转入进攻，重创庞大的德国法西斯部队。”
………………
“第62集团军的光荣将与世永存。几年后，在炮弹翻耕过的战场上，将长出嫩绿的青草；在自由的斯大林格勒，将耸立起一座座崭新明亮的大楼。那时，我们老战士将会自豪地说：‘是的，当年我曾在英勇的第62集团军的旗帜下战斗过！’”
我那时的激动心情是容易理解的。理所当然的自豪从来不会使人有思想负担，但它也不会让你高枕无忧，否则，你要受到良心的谴责。如果考虑到：当时消灭敌被围集团的战斗还在进行，敌编成内有22个师、160个独立部队，共计33万人；随着合围圈的缩小，他们被紧迫到遭到破坏了的城市的墙角里，但他们还相信，“顿河”集团军群的强大的坦克兵团一定会接应他们。那么，那些天我心情激动的原因，也就显而易见了。我那时毫不怀疑，这场规模宏大的交战，必将以敌人的全部覆灭而告终。然而，如果曼施泰因的部队突破合围圈，并与保卢斯部会合的话，那么，第62集团军还要付出多大的努力，还要经受多少次考验呢？
这个问题不能不使我焦虑不安。其实，对于这个问题，不仅在当时，就是很久以后，在各级领导人中，也有不同的见解。例如，在斯大林格勒会战结束后差不多过了10年，即1952年夏天，我有幸同斯大林就这些事件交换了意见。
事情是这样的：
我那时正在索契疗养，午饭后，响起了电话铃。
“您是崔可夫同志？”
“是我。我有幸同谁讲话？”
“我是波斯克列贝金夫。斯大林同志要同您讲话。”
由于太突然，我有点慌张。很快传来了低沉、平稳、人人都熟悉的、带有格鲁吉亚口音的声音。斯大林问：“崔可夫同志，休息得怎样？感觉如何？”
“休息得很好，感觉也极好。”我回答说。
“您能到我这儿来一下吗？”斯大林问。
“遵照您的吩咐，斯大林同志，我什么时候都可以去！”
“现在就派车去接您。来吧！只是不要把这看作是命令！”
我收拾准备不到10分钟。汽车来了。我们走了不长时间。
斯大林在门口迎接我。我下了车走到斯大林跟前，报告：
“斯大林同志，我遵照您的命令来了！”
他轻轻地把我的手从帽檐上拿开。说：
“为什么这么正规！认我们随便点吧！”
“是，斯大林同志。但这是我的习惯。”。电子书下载
斯大林微微一笑说：“如果是习惯，那就与我不相干了。”我们走进一个作台球房用的大房间。斯大林开始问我有关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情况。当时我任驻德苏军总司令和苏联对德管制委员会主席。
晚餐安排在露天阳台上。饭桌旁毫不拘束的气氛，有助于开诚布公地交谈。我沉着地回答了斯大林提出的所有问题。
他想起了斯大林格勒会战，突然问道：
“您说说看，崔可夫同志，您是怎样想的，1942年12月我们能否将曼施泰因集团放进斯大林格勒，在那儿把它同保卢斯一起收拾掉？”
当时，在斯大林格勒交战中，我就考虑过这种可能性。因为我们不能不考虑到曼施泰因的部队突向保卢斯部的可能性，也就是解救被围部队的可能性。坦率地说，当时我们对阻止霍特的坦克突破我合围的外围廓正面是没有充分的信心的。敌“顿河”集团军群也有可能晚些时候突至斯大林格勒。也不能排除这样的可能性，就是敌人解救出保卢斯集团军后，就不再会给我们机会把们们关起来了。
我们当时清楚地知道的一点，就是就合围本身来说，天衣无缝的合围在军事史上并不多见，更不会一再重复。我们非常明白，我们决不能冒这个险，即把德军从斯大林格勒放出去。
会不会发生这种情况，即曼施泰因的部队突入斯大林格勒之后，给被围部队补充兵力，给他们带来得救的希望，并鼓动他们与解围部队一起冲出合围圈呢？如果这样的话，我斯大林格勒地区的兵力将会长久地被牵制住。而消灭这样一个庞大而凶猛的集团，不但很不容易，而且也要拖延时间。
我把心里的这些想法都告诉了斯大林。
斯大林叹了口气，沉思起来。他低声地说：
“这是非常冒险的。而冒险是不行的！人民渴望胜利！”
他站起身来，在凉台上走了几步，又停下来。他抽着烟斗，突然问道：
“您说说，崔可夫同志，什么是被围之敌？”
这个问题对我来说太简单了。我思索着问题的后面有什么含义。但不等我回答，斯大林自己回答起来，阐述着自己的观点：
“如果被合围的是惊慌失措的胆小鬼，那么，他会立刻放下武器，甚至不去查实一下是否有突围的出路；如果被合围的是凶狠的敌人，那么，他会战斗到最后一个人。战争史上很少有敌人被合围得水泄不通的例子。许多统帅都曾试图把敌人合围得天衣无缝。但为什么没有成功呢？他们未能取得成功的原因，同库图佐夫未能合围拿破仑一样。沙皇亚历山大曾要求库图佐夫合围并分割法国军队。库图佐夫未能做到这一点，仅仅是因为法国人的逃跑比库图佐夫的追击快得多。斯大林格勒会战结束后的战争期间，人们不止一次地向我提出合围德军的方案。当我拒绝这些方案时，他们可能对我都有些抱怨。拟定合围敌人战役计划的同志们往往忽略了这样几个因素。第一，斯大林格勒战役后，德国统帅部不会等着我们去对他们的无论哪一个集团的侧翼实施突击或封上合围圈，在这之前它已急急忙忙地使部队摆脱被合围的危险，同时退出我们的领土。第二，德国士兵对斯大林格勒战役记忆犹新，不愿再陷入合围。如果士兵不想陷入合围，那不管什么样的合围，他总是能突破出去，或者及时地撤退。刚一发现合围，德国士兵就放弃阵地撤退，再次让出我们的领土。这与我们的主要任务——将敌人从我们的领土上赶出去是相符的。”
我们的谈话到午夜才结束。斯大林送我到门口，我们互相告别……
现在，我一次又一次地回顾往事，不能不指出，现在西德的历史学家以及诸如曼施泰因那样的一些为失败而悲叹的回忆录的作者们，总是不考虑某些无可争议的因素，随意歪曲事实。在斯大林格勒战役中，保卢斯的第6集团军和坦克第4集团军的一些部队被合围。他们被全部、彻底地歼灭了。而红军从合围第6集团军开始，在它所实施历次进攻战役中，全部地歼灭了敌人的5个集团军，尽管他们没有被合围。这5个集团军是在野外条件下，在他们有一切可能实施广泛的机动、并有足够的弹药和技术装备作保障的各个战役地区被击溃和歼灭的。
因此，问题不仅仅在于合围。
即使曼施泰因最终突破了斯大林格勒大包围圈，保卢斯的集团军也在我们的合围圈中打开了一个缺口，难道就能改变南面的局势、改变第6集团军的命运吗？不能。西德的一些军事学术理论家也不得不承认这一事实。请看E·梅伦廷是怎样回答这个问题的：
“第6集团军的覆灭已成定局，现在什么东西也挽救不了保卢斯。即使出现某种奇迹使希特勒同意保卢斯突出合围的尝试，即使备受折磨、半饥半饱的部队能够冲出了俄国人的合围圈，他们也没有运输工具，能够经由被冰层覆盖的大草原，撤退到罗斯托夫。集团军将象拿破仑的士兵从莫斯科向别列津纳河撤退时那样，会在行军中覆灭。”①
①E·梅伦廷：《1939—1945年的坦克战》，节译自英文·莫斯科，1957，第173页。
是的，希特勒是有意地、纯粹从战役和战术的目的出发，把保卢斯集团留在合围圈中。他认为，被围的第6集团军可以牵制我数个集团军。确实，他赢得了时间，他从高加索的包围中爬了出来，他把我大量兵力牵制在伏尔加河，推迟他惨败的时间，以便用全部力量作垂死挣扎。他的将军们帮了他的忙，但结局如何，这是众所周知的。
那时我曾考虑过心理方面的问题。这个问题的实质是，必须有下列条件来保证：使集团军的全体成员从精神上来个转变：即明智的决心；各级指挥员和司令部（包括集团军司令部）进行野外进攻战的素养；善于在比防御性的巷战更大的范围内指挥部队实施机动的素养。
事实上，集团军是在非常狭窄的地带上进行了150多天的防御战。当时，部队指挥员和司令部参谋们制定了一整套非常明智的战术决心，他们已习惯于在狭小的地方行动，并为达到了目的而自豪。而现在，当面临要进入野战阵地；要通过不是几百米、而是几十公里的区域；还可强渡江河障碍；要指挥营和团穿过田野、高山峡谷；不言而喻，他们已考虑过这些。而习惯是第二天性，要摆脱它却不是那么容易的。
一想到这些，每次我都把自己当作一个团长，来检查自己适应这种变化的能力。
在那时，也象以往一样，我在国内战争时期的战斗生活的亲身经验，帮了我的忙。
那是1919年，在车里雅宾斯克交战之后，被击溃的高尔察克部队不战而退，渡过托博尔河，其速度之快，简直无法追赶。
我指挥的步兵第43团，因为在历次战斗中屡立战功，被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授予荣誉革命红旗。
很快，团里来了一位新政委F·C·尤苏波夫，他原是那久日工厂的工人，他比我大15岁左右，有很好的组织才能，但对军事一窍不通。他很快就宣布：
“团长，你来指挥，我将保证做好政治路线方面的事。”
他的直率很合我的心意。
……越过乌拉尔之后，展现在我们面前的是一望无际的西伯利亚大平原。
高尔察克退过托博尔河以后，依靠各城市的富家子弟和哥萨克，补充了自己的部队，他认为这些人将会同红军作坚决的斗争。
在高尔察克的命令中规定，农村居民中拥有私人土地50俄亩以上者为征召对象。
西伯利亚的牧师们全力支持高尔察克政权。鄂木斯克的大主教谢里维尔斯特特别卖力。在他的策划下，组织了配十字架的教徒游行，搞了什么“祈祷和忏悔日”、什么“赐胜”祈祷、什么宗教呼吁书、报纸文章和宣传小册子等等。这一切都被动员起来反对红军的进攻。高尔察克顺利地在哥萨克人中间进行了招募，组建成一个军，辖15个团。他们依靠美、英、法、日的支持，简直武装到了牙齿。
红军的几个团征战近1000公里，人困马乏，衣衫褴褛。弹药、特别是炮弹严重不足。下面的这个事实或许能有力地说明当时的困难；方面军从中央要了4万双树皮鞋和包脚布。
粮食供应全靠当地居民，他们完全站在红军一边。
夺取了叶卡捷琳堡和车里雅宾斯克之后，东方面军改组成两个方面军：土耳其斯坦方面军，由M·B·伏龙芝指挥，下辖第1和第4集团军；东方面军，由B·A·奥尔德罗格指挥，下辖第5和第3集团军。第2集团军转隶南方面军。阿津的步兵第28师、第7师和第21师的一部，随集团军调走。我同我的团留在东方面军。这些师调往南方面军是因为邓尼金的集团军已对莫斯科构成威胁。
东方面军得到的装备和弹药越来越少，粮食供应更无着落。尽管这样，红军战士的土气仍很高昂，我们继续向东发展进攻。
各团高喊着：“非拿下西伯利亚不可！”的口号前进。
西伯利亚的大门是库尔干。在光荣的骑兵首领托明的指挥下，红军骑兵大队飞也似的驰入库尔干，并转向北边的别洛泽尔斯克。我们尾随骑兵大队也进入库尔干。
那天，我们派出了侦察兵。他们在托博尔河对岸的一片林中空地前遭到有组织的火力袭击。我了解到，敌人要坚守该城前面的有利阵地。我部面临的任务，就是用战斗强渡托博尔河。为了预防万一，那天我在城南不远的地方涉水过河亲自去观察。侦察兵的情报和我的判断都证实，这里的敌人没有撤退的意思。
呆在我团里的斯特罗加诺夫根据师首长的命令，下达指示：第45和第44团从两侧控制住库尔干——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铁路，并准备强渡托博尔河；第43团退向南面，任务是强渡托博尔河，并沿铁路右侧向瓦尔加希车站进攻。
经过短暂的休息之后，我团未发一枪一弹就渡过了托博尔河，但无法发展进攻，因为在这个地段，我们的道路被旧河床、河岔和到处都是泥泞的河岸切断。还好象有意作难似的，地图上的标记也到此为止。这些河岔和旧河床究竟有多少，走向哪里？谁也说不上来。我曾亲自与骑兵侦察员去寻找过出路，但没有什么结果。在一条河岔前面的河湾洼地东边，我们遭到伏击，牺牲了两名侦察员，我的坐骑也被击毙。战马倒在烂泥里，我的双脚卡在马镫下，我差点就长眠在那里。雅科夫·马尔德尼科夫把我从泥足深陷的困境里解锐出来。据他自己说，他能藏身在马肚下驰骋。
全团停止了前进。我只好向旅部报告，说在该地段无法实施进攻。
次日清晨，我带着1名传令兵和2名侦察兵前往库尔干师司令部。接近该城时，我们听到铁路桥附近响起炮声，随后是轻机枪密集扫射。我知道，这是我们的友邻部队在进攻，于是我决定去看看他们是怎样作战的。斯特罗加诺夫和各团团长指挥所就在库尔干东北郊。
从库尔干向北不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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