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崔可夫元帅战争回忆录-第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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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术，射击训练，操枪动作，白刃战——从起床到熄灯，一切训练项目都按照军队作战强度进行。学员不同于士兵，他们肩负双重任务。你想当个指挥员吗？那么就要忍耐，就要锻炼。要使你自己能经受住任何严峻的考验。
训练我们的是沙皇军队的旧军官。应该说，他们教学的态度还是勤勉的。
“刺杀！枪托击！不对，箭步！突刺！收枪！前进！后退！掩蔽！”
这样连续要做10—15遍，然后，还要连续跃进，一直练到你的双脚都站不稳为止。大概，教官们有意给我们加大训练量，过于严厉地要求我们，是想考验我们当红军指挥员的决心。但这些丝毫没有使我产生畏难情绪，相反，我还希望经受更多的考验，检查一下自己是否能够得上一个红军指挥员。因为我知道，我们面临的将是与经验丰富、训练有素的白匪军官和士兵、与外来的武装干涉者进行战斗。如果没有经过这样的训练，缺少对自身能力的信心就去打仗，那只能是去送死……
每星期日，我们每人发15颗子弹，以防万一，然后，带上乐队，沿着莫斯科的大街“行军”。我们从列福尔托沃开始，沿着萨多沃耶环路、米亚斯尼茨基大街和特韦尔大街前进。走20公里并不是件轻松的事，因为每个学员一日的口粮只有1俄磅。但是，大家在行进时精神饱满，歌声嘹亮。因为我们都知道，这种“行军”的目的，是让居民们、朋友们和敌人们都知道：苏维埃政权有可靠的、忠诚的部队，他们在需要的时候，可以对反革命的进攻给予必要的反击。
1918年7月2日早晨，我们从野外作业地被紧急召回营区，我们受命整装待发，接着，就列队到室内运动场上参加集会。那里是我们的食堂。我们来到场地时，看到饭桌已被撤走，前边摆着一个讲台，大厅里挤满了红军志愿兵，所有人都在热切地等待着什么。
突然，室内运动场的大门打开了，一个个子不高的人快步向讲台走去。立刻从讲台那边传来一阵阵雷鸣般的掌声。声音就象撞到了石头墙上，又以更大的能量反射回来一样，紧接着整个大厅响起热烈的呼喊声：
“列宁！列宁！”
呼喊声连成一片，变为愈来愈强烈的轰鸣声。
“列宁同志万岁！”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迅速地登上讲台，他举起手，请大家安静。我觉得，他似乎很急没有时间等待这阵喧哗声停下来。大家渐渐地安静了下来。
“同志们……”
他的话里充满信任，似乎这不是伟大领袖开始演讲，而是继续他被打断的谈话，就象在忠诚的老朋友中间大声地谈论着人们关心和思索的问题。是啊！在大厅里的人都是他可信赖的忠实的朋友。大概，他的伟大正是表现在这里，他的每一个姿势，每一句话，都使人们靠拢他，然后开始平等的谈话。他使人们把为苏维埃国家各民族的命运而斗争、为整个国际社会主义的利益而斗争，当成自己的崇高责任。在结束时，他这样说：我们一定会胜利，“如果劳动人民的先锋队、红军能牢牢记住：他们代表着并且捍卫着整个国际社会主义的利益的话。”①
①《列宁全集》中文版第27卷469—470页。
当我听列宁讲话时，我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情，用语言恐怕是难以表达的。我只能说，我用整个身心在听，全神贯注地看，除了列宁，我谁也没看见。他的话象警钟一样在我的耳边回响，它号召我们去建立功勋，去忘我奋斗。由于激动，我感到胸中紧缩、呼吸急促。
列宁在讲话中提到不久前的一段事，我记得特别清楚。他在芬兰时听说，一个芬兰老农妇在月台上看见红军战士时说，过去很多人，其中包括她，害怕到地主的树林里去拾柴火，因为地主派人带枪看守着林子。而现在，世道变了，到树林去不仅没有危险，而且还有人保护她、帮助她。
在雷鸣般的掌声和“乌拉”的欢呼声中，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结束了讲话。他很快离开了讲台，迈步向门口走去。在门口，他停了一下，向我们转过身来，笑了笑，挥了挥手。
列宁同志走了，可学员们迟迟没有离开室内运动场。大家回味着列宁的每一句话。记得我当时就下了决心：如果需要，我将一辈子不放下手中的枪。在这个世界上，最重要的使命就是保卫劳动人民……
7月初，我们被调到了莫斯科附近的兵营——谢列布里亚内松树林里，我们在这里进行野外作业。严禁请假外出。
7月6日，天还没亮，就响起了战斗警报。学员们立即起床，集合。每人发了60颗子弹。斯维尔德洛夫同志的代表来到军营。训练班政委马斯连尼科夫在队前宣布，在莫斯科，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发动了反革命暴乱。他们妄图破坏与德国签订的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和约。社会革命党人杀害了德国大使米尔巴赫。暴动者占领了电话局、电报局，拘禁了苏维埃政府的一些成员，其中有捷尔任斯基同志。左派社会革命党人的司令部设在三圣徒巷。政委马斯连尼科夫说，列宁亲自领导这次镇压暴乱的斗争。瓦采蒂斯同志指挥部队……。政委宣读了列宁同志的命令：训练班和拉脱维亚部队一起占领左派社会革命党人的司令部，平息暴动。
过了一会，支队在政委带领下向莫斯科进发。我们连队由学员连连长（旧军官安德列耶夫）指挥。我随学员连1排前进。指挥这个排的是莫斯科人波列塔耶夫。他选择了一条通往三圣徒巷最近的路。
我们排配属了1门3英寸口径炮，炮手们用双手推着炮前进。我们采取短距离跃进方式沿着墙边向前运动。接近三圣徒巷时，敌人的机枪响了，一个横穿街道的学员中弹倒下了。
作为对敌人机枪火力的回答，我们的大炮开火了。一声，两声……，但我没听见第三声。大炮就在跟前，看来我被震聋了。耳朵里嗡嗡作响，外界的声音什么也听不见。我只看见同志们手中的枪在颤动，炮身管里卷出一股股火药的烟雾，这说明我们正在进行射击。同志们张着嘴向前跑去，这就是说，已经开始冲锋了。大家干什么，我就干什么。我努力使自己不落在同志们的后面。
小巷深处的地面上，冒出一股股闪着火光的浓烟。这是炮弹在爆炸。烟雾愈来愈大，这说明，不仅是我们排的火炮向这里送来小礼品。大地在脚下颤抖着，愈颤愈烈。火炮向敌人齐射。学员们和拉脱维亚的射手们从左边和右边向毗邻的街上冲去。
当我们跑近敌司令部的大楼时，射击停止了。浓烟由楼房的窗子里滚滚而出，所有的玻璃全打碎了。暴乱者举着双手从大门走了出来。大部分叛乱参加者被拘捕。我们仅仅减员了一个同志。
叛乱很快被镇压下去。因为在莫斯科没有一个人支持左派社会革命党。第二天，莫斯科和莫斯科人又同往常一样地生活、工作，就好象什么也没有发生过一样。
7月9日，训练班的全体学员为死去的战友（很遗憾，我把他的名字忘了）送葬。我们把他埋葬在万民圣灵墓地。
当我们在哀乐声中一起把棺材放进墓穴时，枪声齐鸣，我们向战友致告别礼。这时，我好象又感受到了我们冒着机枪火力向叛乱者进攻时的那种紧张情景。
在敌人的机枪火力下锻炼一下，学员们——未来的年青指挥员们——仿佛一下子长大成人了。大家学到了平时学不到的东西。
8月31日夜间，又传来了命令：
“取枪！”
值班员的声调显然在说明，这不是平常的演习警报。
我跳向枪架，抓起我的步枪，放在床位旁，开始穿衣服。
“领子弹！”值班员命令道。
在黑暗中，我们整好队，点了名。然后被分成组，并分别被带开。
我和其他7个学员坐上了汽车。我们这个组由两名契卡人员指挥。他们中的一个人与司机并排坐，另一个和我们一起坐在车厢里。汽车开始后，坐在车厢里的肃反工作者说：
“今天有人谋杀列宁同志。”
我们的心一下子抽紧了。
“在哪儿？是谁干的？怎么回事？列宁还活着吗？”许多问题在脑海里翻滚，但没敢提出来。
“列宁还活着。”他好象回答我们的问题似的说道。他接下去说明了我们此行的目的：我们去反革命分子的秘密指挥所驻地，我们的任务是务必将他们一网打尽。
从这一刻起，我什么也没想，什么也没注意，我只想着快点与敌人遭遇，为列宁报仇！
汽车沿着昏暗的街道急驰，由于紧张，我不知道汽车把我们带往什么地方。我只知道，这时是在城外，到了一个什么别墅村镇里。汽车停在镇子边上。周围漆黑一片，我们向前走了几百步。这时肃反工作者让我们查看一下周围的地形。片刻，黑暗中显出了别墅围墙的轮廓。再往深处，是高大房屋的屋顶。契卡人员让我们包围了别墅，并严厉地命令我们：任何人都不能放出去，任何人也不能放进去。然后，他亲自带着两个学员翻进了围墙。
过了10分钟，或许更长的时间，房子的窗户里闪出了灯光，同时传来了两声枪响，紧接着是打碎玻璃的声音。我听到有人在跑动，就隐蔽起来。借着微亮的天色，在围墙上隐约地闪出一个陌生人的影子。
“站住！要开枪了！”
但是，那个人已经跳下来了。我立刻向他开了枪。离我不远处有个什么东西啪的一声倒在地上，很快又安静了。没有呻吟声，也没有其它动静。我凝神看去，难道没有命中？不会，不可能。但还要准备应付一切。我端着枪，随时准备射击……
过了几分钟，从别野里传来了熟悉的声音。自己的人来了。他们拿着手电筒。
“谁开的枪？”一个契卡走近我，问道。
“我。”
“他跑了？”
“好象没有……”
汽车驶过来，我们把被打死的人装上车，把两个被捕的人捆好。汽车向莫斯科、向卢比亚卡驶去。
8月31日清晨，首都的大街上挤满了举着标语牌进行的莫斯科人的游行队伍。上面写着：“反对白色恐怖，我们需要红色恐怖！”我感到自豪的是，不管怎样，为了替列宁报仇，我已经让敌人付出了代价，我已经用实际行动回答工人们的口号。
在兵营里，我收到了哥哥伊万和伊里亚的来信。他们告诉我，他们已动身去镇压富农暴动。这就是说，农村的社会革命党人也在进行着罪恶活动。我又一次想到了自己的使命，想起了在列宁演讲后我所下定的决心。是的，我要做一个带枪的人，保卫革命的成果——这就是我的使命。
9月初，根据莫斯科卫戍区的命令，所有居住在莫斯科的旧军官都要重新登记。他们应该到室内运动场来报到。契卡人员负责登记，我们担任警戒任务。
应该说，苏维埃政府的这项措施使那些参加了反革命组织的旧军官措手不及。他们奔向车站，想逃到有白匪军的地方去。但是，在车站和月台上已布置了契卡的部队。
我记得，旧军官们一群一群地涌到我们这里来，那些没有卷入反对苏维埃政权阴谋的人，很快就获准去参加工作了。
但大部分人需要进行仔细的审查。委员会不分白天黑夜地工作。我们学员们同样也整日整夜地执行着警戒任务。
1918年9月，好消息不断传来。红军击溃了捷克斯洛伐克和白匪军的联合军队之后，向喀山和辛比尔斯克①展开了大规模的进攻。
①现叫乌里扬诺夫斯克——译注。
对共和国来说，最危险的战线——东部战线的战斗更加激烈了。而我们仍象以前一样，在勤奋地学习军事科学。我们当然知道，我们的训练迟早要结束，迟早会发给我们指挥员证书。那时候，就该上前线了……。但这一切比我们预想的毕竟要来得早得多。上边来了命令：“立即把学员派到南方前线，由波德沃伊斯基指挥，去与白匪将军克拉斯诺夫的部队作战。”
“10月底考试，那时我们将把你们从前线召回来。”马斯连尼科夫把介绍信交给我们时告诉我们。
“到前线去，到前线去，到前线去！”列车的轮子敲击着铁轨，很快就把我们送到目的地。我们的军用列车停在巴拉绍夫。全俄红军组建委员会主席尼古拉·伊里奇·波德沃伊斯基的指挥车停在铁路预备线上。
波德沃伊斯基看到我们的列车来了，立即请我们学员到他那里去。我们每10个人为一组去他的车厢，我在第一组。
波德沃伊斯基显得十分疲倦，眼睛里布满血丝。他和我们一一握手后，立即给我们下达了任务：去补充西韦尔斯旅。
“在旅里，”他说：“有自己的选举制度。指挥员不是由上级司令部任命，而是由士兵自己去选举。虽然你们已经是指挥员了，但是，我建议你们要适应这个部队的情况。你们下去看一看，一有可能就向我报告红军战士和指挥员的情况。”
……在罗德尼乔克车站的旅司令部里，西韦尔斯接见了我们。他淡黄头发，身材消瘦，个子很高，身穿士兵套头服，而且用皮带勒得紧紧的。他谈话很坦率，他说：
“指挥员选举制在部队中已经根深蒂固。要改变人们的这种观念并非易事。现在还不可能设想你们的职务。我劝你们去当指挥员的助手或副手。你们下去多熟悉自己的部下，在战斗中表现你们自己。到那时将会……”
我们当然不能对他的意见表示异议。我被任命为该旅一个团的副连长。
我来到守卫着新罗德尼乔克村的连队。我一下就感觉到，红军战士们毫不掩饰地用不信任的目光盯着我。这些还在帝国主义战争中就是久经战阵的士兵，在与白匪军作战中又身经百战，而现在站在他们面前的却是个黄口孺子，而且还装模作样，搞了个指挥员的官当。他们认为我这个人什么地方有点像旧军官。一大推风凉话向我飞来：
“你很早就把军官皮带搞到手了吗？”
“你为什么在胸前别着教官证章？”
“为什么你把纳甘式转轮手枪放在手枪皮套里，而不插在腰带里？”
我明白在士兵们面前替自已辩解是徒劳无益的，于是我沉默不语。
该旅战线很宽，但只是在一些互不连接的村庄里设有防御，并没有形成一条完整的前沿。与敌军也没有直接的接触。白匪军，特别是哥萨克，经常在大清早对我实施袭击。他们攻击哨卡，搞得声势很大，紧接着又消失得无影无踪。
与这些袭击者战斗是很困难的。他们的战术核心就是出其不意、攻其不备。因此，我们首先必须对周围的地形了如指掌，并熟悉通向居民点的每条隐蔽接近路。
天还没亮我就起床了，带了几个战士，巡查了所有的哨卡、卫兵室和潜伏哨。然后归队向连长作了详细的报告。
一个星期过去了，一次也未与敌袭击者遭遇过。红军战士还象以前一样眯缝着眼睛看着我说：学员官，听说你很卖劲儿，但还看不出你能搞出个什么名堂。而我们既会打仗，还会娱乐呢。
我记得，有一次他们硬拽着我去参加婚礼。结婚的人是我们连的一个战士和本地的一位姑娘。婚礼在小学校里进行。
被邀请的人中有一些指挥员。手风琴拉了起来。
一个红军战士转向我，喊到：
“喂，莫斯科的学员官，给我们跳一个！”
“跳就跳”我回答：“但我找不到一个象样的舞伴。”
“嘿，你还会吹牛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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