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崔可夫元帅战争回忆录-第1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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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生力部队到达以后，我们将混编团的残部并入M·C·巴特拉科夫步兵旅。同样，遭受了巨大损失的南翼的剩余部队被编入杜比杨斯基近卫师。他们的司令部则到伏尔加河左岸集中，重新组编。
这样，集团军左翼仍旧是两个步兵旅——第42、第92旅以及杜比杨斯基的近卫步兵第35师。这样，就使部队的指挥变得更为方便。
9月17日夜间，集团军指挥所转移到新的地点。通讯器材、勤杂人员和一些司令部军官从晚上就开始转移。军事委员会、参谋长和作战参谋最后才撤离。带着各种文件、材料，穿越敌人冲锋枪手甚至敌坦克控制的街道，这是极为冒险的。我们很可能突然与敌人遭遇。因此，决定参谋编队和军事委员会的成员走水路。他们将实施复杂的机动——从察里察河口出发，到伏尔加河左岸的克拉斯诺斯洛博达，再由那里乘汽车向北，到扎伊采夫岛对岸的“62”号渡口，再换乘装甲艇重返伏尔加河右岸，然后迅速抵达新指挥所。
从察里察河口乘船渡过伏尔加河到克拉斯诺斯洛博达的保障工作，交给了I·A·维特科夫上校及他的助手们。午夜12时，我们的车队满载着文件和一些私人用品，趁天黑从掩蔽部出发，顺利地在上船地点集中。途中，炮弹和迫击炮弹时而从我们的头顶上飞过。
渡过伏尔加河后，我们在博科尔德村和克拉斯诺斯洛博达村之间，为寻找我们的汽车，耽阁了近1小时。最后，终于找到了汽车，我们把一切东西都装到汽车上。这时，库兹马·阿基莫维奇·古罗夫走到我跟前，建议我去距克拉斯诺斯洛博达5公里处的国营苗圃，可在那里的管理处吃点东西，洗个澡，然后再去新指挥所。
我们请克雷洛夫带领司令部的编队先去新指挥所，并许愿给他带回些吃的。
然后，我和古罗夫以及我们的副官们来到国营苗圃。那里的人象迎接从另一个世界来的稀客一样，盛情地款待我们。我们洗了蒸气浴，换上干净暖和的士兵服，填饱了肚子。就这样，吃饭、喝茶，时间不知不觉地过去了。由于窗户都被遮住了，以至我们没有觉察，黎明是什么时候来临的。当我们发觉时，我们立刻紧张起来，因为我们知道，渡口只在夜间工作，我们恐怕赶不上了。如果我们今天不能到达新指挥所，那么克雷洛夫和参谋们会怎么看我们呢？
我们跳上汽车，就向“62”号渡口飞驰而去。我不熟悉道路，由古罗夫那辆车在前面带路。但是，他也记错了路。我们不知不觉又转向到克拉斯诺斯洛博达。知道走错了路之后，我们又赶紧向回开。
当我们来到“62”号渡口时，我看到码头上只停放着一艘小快艇，我觉得好像就要解缆了。在这紧急关头，好像故意与我们为难似的，我们的汽车又扎在沙地上空转起来。我脑子里闪现一个念头：这最后一艘装甲艇就要开走，我们全天将被困在左岸上。这一整天，集团军将会发生什么事情？斯大林格勒将会发生什么变化呢？……我的头发根都竖起来了。我不敢往下想，急忙向码头奔跑过去。装甲艇已开始离开码头。我使出全身力气，连跑带跳地向小艇奔去。我使劲一跳，终于上了艇！古罗夫正向码头跑来。我向舵手喊：
“把船往回开！”
他慢条斯里地转过头问道：
“你是谁呀？”
“我是第62集团军司令员！”
舵手把艇开回码头，古罗夫和副官们跃上船舷。装甲艇离开岸边，全速全右岸驶去。
艇长向我道歉，说不认识我。十分钟后，我们已到达右岸。我紧紧地握住他的双手，并向他表衷心的感谢。
在新指挥所里，我们见到了克雷洛夫、维特科夫和其他一些人。我很兴奋。因为我们又在一起了。但，不是所有的人都在。晚上我们清点了人员伤亡情况。炮兵、工程兵及装甲兵的副主任全都离开了我们。
军事委员会给我们指派了几个新的副职：炮兵副主任尼古拉·米特罗法诺维奇·波扎尔斯基少将，装甲兵副主任马特维·格里戈里耶维奇·魏因鲁布中校，工程兵副主任的位置还空着，因为未找到代替人。我为此事给方面军军事委员会打了报告，很快，科先科少将到我这里来了。在B·M·特卡琴科中将到来之前的几个星期里，由他来作我的工程兵副司令员。
新的集团军指挥所没有掩蔽部，甚至连能够躲避子弹和炮弹的碎片的掩体也没有。在我们的上方，在陡峭的河岸上，有很多储石油的油槽和混凝土制的装重油的贮油池。在浅滩上堆放着车床、发动机及一些其它的工厂设备，原先准备把它们疏散到伏尔加河对岸，结果都丢在这里。河边停着几只没完全打坏的驳船和许多浮运的木材。
集团军司令部的工作人员都住在驳船上，其实，就是睡在露天里。军事委员会和参谋长被安排在河岸附近匆忙掘成的避弹壕里，这些避弹壕甚至还没上盖。
工兵们不知听信了谁的话，认为在陡岸上方的储油槽全是空的，于是就在其下方开始修建掩蔽部。后来，我们不得不为这种轻信付出了代价。
集团军右翼部队准备向马马耶夫岗西南方向实施反突击，以便从北面与三个担负反冲击任务的集团军（近卫第1集团军、第24、第66诸兵种合成集团军）协同作战，切断和击溃向斯大林格勒进犯的德军部队。
9月18日象平时一样开始：太阳刚一露头，敌机就出现，开始轰炸并冲击我战斗队形。敌主要目标是车站和马马耶夫岗。空袭之后，敌人的火炮、迫击炮紧接着向我开火。作为回报，我们的大炮也轰隆隆地响起来。战斗非常激烈。上午8时，城市上空的德军轰炸机突然消失了。我们都明白，在城北作战的斯大林格勒方面军的部队已在积极行动。那边已开始了战斗侦察。14时，我们上空又出现了几百架“容克”，它们又继续早上开始的对第62集团军的战斗队形实施轰炸。这意味着，北边的战斗侦察已经停止，或者说，暂时告一段落。
敌机对我军积极行动的反应非常敏感，尤其是对北边。我们根据敌机的这一活动规律，常常可以猜到我方面军其它地段的态势。我们感谢这位“邻居”，也因为这6小时的轰炸间歇时间，使我军得以加强，使我阵地更加完善。
清晨，我右翼部队转入进攻，并取得了很好的战绩：戈罗霍夫上校的步兵旅，占领了30．5高地；萨拉耶夫师的一个团，占领了135．4高地。在坦克第23军的地段，机械化步兵第38旅，彻底占领了“红十月”村西南边的果园。A·E·叶尔莫尔金师的分队及A·F·叶林的近卫第39团，在马马耶夫岗进行着顽强的战斗。一天之内，他们就向前推进了100—150米，并在马马耶夫岗的顶部，修筑了牢固的工事。在市中心和集团军左翼的战斗，仍象从前那样的残酷。敌人虽然在兵力上占很大优势，但并没有取得什么进展。我们的部队仍坚守在除车站以外的已占领的阵地上。在5天的浴血奋战中，车站曾易手15次之多，只是到9月18日傍晚，才最后被敌占领。
我们已无力再对车站实施反冲击了。罗季姆采夫将军的第13师已精疲力竭。他们渡过伏尔加河后，就立即投入了战斗，并承受住了攻打这个需市的德国军队的主要突击。近卫军战士们使敌人遭受了重大伤亡。但是，他们也被迫把斯大林格勒的几个街区让给了敌人。这并不是退却。谁也不想退却，近卫军勇士们死守在阵地上、撤退的只是重伤员。与师主力部队失掉联络的近卫军战士，单独一个人或两、三个人一组，仍然在铁路板道房的岗亭里、在车站的地下室里、在月台线后面、甚至在车厢底下，坚守着，战斗着。他们在独立地继续执行上级交给自己部队的任务——插入敌后方或两翼，打击法西斯强盗，不论是白天还是黑夜，他们都强迫敌人接受这样的巷战战术，即：迫使敌指军官不分昼夜地使自己的连、营处于紧张状态，并不断地向各个方向投入兵力，去包围、压垮战斗到最后一口气的苏维埃战士的“单人堡垒”。当时，我已经比较明确地形成了一种想法（这种想法我在前线生活的第一天就开始酝酿了），即用什么来对付敌人已形成的、但又陈腐的战术呢？
我思考中的第一要素，就是我们的士兵。他们比任何人都更早地与敌人面对面地交锋。有时，他们比在指挥所里观察敌人战斗队形的将军们，更了解敌军士兵的心理状态。他们研究敌人的特点。我这里强调“研究”二字，是因为大自然赋予他们智慧，赋予他们激情和思考能力。他们不仅理解自己指挥官的意志，而且还能判断形势，识被敌人意图。当然，他们比起司令部的参谋们，对敌人的部队了解得要少，也不能看到我们从观察所里所能看到的那么广阔的战场，但他们在与敌人周旋的无数次冲击和反冲击中，根据敌人在战场上的行为，能够比别人更多地、更强烈地感觉到敌人的士气。而了解敌人的士气，不是抽象的，而是直接从战场上看到的——这才是任何战斗中最重要的要素。
甚至在最激烈的战斗里，训练有素的士兵，因为了解敌人的士气，所以他们不怕敌人数量上的优势。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的战士受伤时也不下战场，并竭尽全力给敌人以致命的打击。
党教育我们的军人热爱祖国、忠于人民。部队的政治部门、党团组织，在完成党中央委员会指示的同时，努力培养每个军人对我们正义事业的信心。通过战斗生活的具体实例和英雄们的功绩，来增强他们对祖国的高度责任感，升华他们的道德精神。所有上述要素使我们坚信，我们的军人具有坚韧不拔的战斗精神。正是基于这一点，我们认真研究审订了我们的分队在巷战时所应采用的战术。
我们应该做到，第一座房屋，只要里面有我们的军人，哪怕只一个人，也要成为敌人攻不破的堡垒。在地下室里、或者是在楼梯平台上战斗的士兵，如果他们了解集团军的总任务，他们将大无畏地战斗到最后一人，并独立地去完成应该完成的使命。在巷战中，士兵有时就是将军。
不相信士兵能力的人不能成为指挥官。在争夺车站的那几天里，我同军事委员会委员K·A·古罗夫、参谋长H·A·克雷洛夫就决定改变我们的战术。我们没有让军队中原有的一些条例、制度来约束我们的手脚，在连、营里，除已有的班和排之外，又组织了新的战术单位——突击小组。
9月18日，我接到东南方面军的命令。当时第62集团军隶属东南方面军，下面就是这份文件。
《第00122号战斗命令》摘要：
东南方面军司令部，1942年9月18日18时。
斯大林格勒方面军各兵团向南方全面转入进攻以后，不断给敌人以打击，使敌人在库兹米奇、苏哈亚、梅切特卡、阿卡托夫卡等地区遭受巨大损失。为抵抗我军北方集团的进攻，敌人从斯大林格勒和沃罗波诺沃地区抽出大批部队和兵团，经古姆拉克调往北方地区。
为粉碎进攻斯大林勒格的敌军集团，我命令你们协同斯大林格勒方面军：
1．命令第62集团军司令员，在马马耶夫岗地域组织至少3个步兵师、一个坦克旅的突击群，对斯大林格勒西北郊的敌人实施攻击，并把他们歼灭在这个地域。当日任务：在切实保障背后的雷诺克和奥尔洛夫卡地区、128和98．9高地以及斯大林格勒西北郊和西郊的前提下，消灭城里的敌人。
命令方面军炮兵主任，以强大的炮兵进攻来保证第62集团军在右起戈罗季谢和古姆拉克、右至察里察河的地带实施突击。
从1942年9月18日19时起，把戈里什内步兵师列入第62集团军建制。命令第62集团军司令员，于1942年9月19日5时前、使这个师的大部分从“红十月”村附近的北边渡口，渡过伏尔加河到斯大林格勒，并用这支力量从102高地区域向城市西北郊实施突击。
步兵于9月19日12时实施进攻。》
从方面军的命令中可以看出，戈里什内师应尽快渡过伏尔加河，于12至18时这段时间里占领出发阵地。
当时，各个渡口的渡河条件都极为困难。期限显然不够用。
然而，戈里什内师渡河——这仅是任务的一个方面。方面军的命令中指出：第62集团军应拿出不少于3个师的兵力组成突击群。到哪儿去找这3个师呢？不是在第2梯队里，还是在集团预备队里，都拿不出整建制的师了。所有能够拿起武器的人，都在前线作战，都已投入巷战。
但方面军的命令毋庸置疑是必须执行的。
在反攻的准备过程中，集团军司令部的各个部门、各兵团和各部队的司令部门，都表现出很强的组织能力和极高的工作效率。
在执行方面军命令的过程中，我于9月18日23时50分签署了对本集团军的命令。在残酷的防御战之后，在尽管是缓慢的、但毕竟是退却之后，在命令中出现一个新的词汇——进攻。
精疲力竭、疲惫不堪的部队，以极大的战斗热情接受了这个命令。他们对自己的力量更加充满信心。他们认为，如果反攻，就说明我们还有力量。由此可见，防御就要结束了。
进攻的时间定于9月19日12时。
从清晨起，我们就密切地注视着敌人的行动，期待着敌人营垒里出现任何惊慌失措的现象，期待着能出现敌人从我方面军地段调走部队的迹象。但我们只发现，敌机活动得不那么频繁了。清晨，斯大林格勒上空没有出现轰炸机。可见，我军北面的部队继续积极行动。
12时正，我部开始实施攻击。攻击是在方面军炮兵群的炮兵火力和航空兵火力支援下实施的。没有敌机的威胁，我们的任务变更很轻松，当然，飞机在巷战中已经起不了什么决定性的作用了。
但快到17时的时候，斯大林格勒上空出现了德国飞机。凭这一迹象可以断定，我军在敌人北翼的进攻又被阻止了。
第62集团军突击群的进攻，无论是在中央地带，还是在左翼，均形成与敌人打遭遇战的局面，只有右翼的敌人相对地消极些。
9月19日全天，在马马耶夫岗地域进行胜负难分的最为残酷的战斗。摩托化步兵旅占领了126．3高地；叶尔莫尔金的步兵第112师的一个团，进入多尔吉冲沟以北地区，并始终与摩托化步兵旅保持着密切协同。戈里什内师的两个团在9月18日夜间渡过河以后，迅速投入战斗。他们没有来得及做好准备，也没有来得及熟悉一下周围的情况，在越过马马耶夫岗脊部以后，立即与正在进攻敌人步兵和坦克展开遭遇战。叶尔莫尔金的步兵第112师的几个分队，从清晨起，就打退敌人数次大规模的进攻，并在日终时，仍然坚守在从马马耶夫岗至波洛特尼亚大街的铁路沿线地区，坚守在多尔吉冲沟的分岔口，以及跨过克鲁托伊冲沟能往阿尔捷莫夫斯基大街的公路大桥。
在我面前放着B·B·古谢夫预备役中校的信。从1942年9月14日起，他就开始在步兵第112师参加战斗。方面军政治部根据他个人的要求，派他到在“红十月”工厂地区作战的部队中去。他在信里写道：
“我父亲在这个厂里做了35年的碾压工人。我就出生在马马耶夫岗附近，并在那里渡过了我的童年和少年时期。我父亲参加过保卫察里津的战斗。当战火在我的故城燃烧的时候，我也不可能有别的选择。
我由“62”号渡口来到右岸。炮声隆隆，伏尔加河陡峭的河岸，就象一艘巨大的装甲舰的船舷。在‘红十月’厂区，我找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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