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雄霸天下之光绪大帝-第5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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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人像不但制作粗糙，全身**，造型十分丑陋，而且还不是真金，分明是外面镀上了黄铜，下面的字更是莫名奇妙，不知所云。无论如何，这都不是一件有礼貌的礼物。虽然不明其意，但所有的日本人都感到了一种羞辱。
5月26日，在从天津大沽口返回东京品川港的轮船＂旭日丸＂上，有一个人正在满腔激愤的奋笔疾书，此人就是随团的著名思想家、教育家福泽谕吉。
他也曾收到一个丑陋的＂小金人像＂，也是唯一一个作为非官方代表而获此＂殊荣＂，但他显然没有感到多少兴奋。＂小金人像＂底座上的那行字更是让他胸口堵得慌：御赐奥斯卡金像奖…最佳女配角…福泽谕吉。
所以登上轮船的那一刻，便将其扔到了垃圾桶里。这个人像后来被人从垃圾桶里捡出，辗转过无数人之手，直至漂洋过海，最后成了美国雕塑家乔治·斯坦利的收藏，他剽窃了这神秘的东方雕塑艺术，于1928年为美国电影艺术与科学学院制作了颁奖礼品，连奥斯卡三字也一并继承。
此时的福泽谕吉深感耻辱，他愤怒的在自己的笔下写道：＂日本虽处亚洲东部，但国民精神已脱亚洲固陋，转向西洋文明，虽常说‘唇齿相依’，但现在的支那、朝鲜于我日本无丝毫帮助，反而玷污我名，当今之计，我日本已不可坐待邻国开明，共兴亚洲，毋宁脱其伍，与西洋文明国共进退。。。。。。对待支那、朝鲜的方法，也不必因其为邻国而特别予以同情，只要模仿西洋人对他们的态度方式对付即可。。。。。。假如支那人卑屈不知廉耻，日本人的侠义就会因此被掩盖。因此必须谢绝支那、朝鲜等亚细亚之恶友。＂
1882年5月29日，这篇名为＜脱亚论＞的文章在日本＜时事新报＞（产经新闻的前身）全文刊登，随后迅速被其他报刊转载，在日本舆论界和思想界引起了一场轰动。
之前对华外交失败的消息已经到处散布开了，上至耄耋老人，下至学龄儿童，都知道由于中国的阻挠，大日本帝国无法在朝鲜顺利发展，再加上这一股＂脱亚＂热潮，一时间整个社会都充满了对中国的仇恨。在官方、报纸、书籍的宣扬下，日本底层民众的苦难和贫穷，都被归咎于＂支那的压迫＂。
这股仇恨也转移到正在日本访问的中国舰队，在愤恨情绪的支配下，一群长崎的市民冲上海边炮台，企图抢夺大炮轰击停泊在港内的中国舰队。而上岸游玩的士兵也时常受到当地人的挑衅。
这次舰队的访日，开始于5月11日，加上一些维修工作，估计要持续一个月的时间。但鉴于日本当地的复杂情况，司令刘步蟾在请示国内后，于6月4日提前返航了。
整个访日期间，舰队表现出来的实力以及严整的纪律，给了日本人很大的刺激，＜时事新报＞也报道称：“舰体巨大、机器完备、士兵熟练，值得一观之处颇多。＂
前世北洋水师访日后，有一个日本人，名叫小笠原长生，写了一本小说叫＜圣将东乡平八郎＞，在里面胡编造谣说，东乡平八郎亲眼看见北洋水师官兵把衣服晾在大炮上。后来天朝国歌的作者田汉，不分真假，就把这本小说当历史书翻译过来，误导了好几代中国人。而实际上，东乡平八郎根本没有接触过北洋水师，而且当时海军在大炮上晾衣服是符合条例的事情，英、德海军都是这样干的。
就在中国舰队返航的当天，日本政府再一次召开了御前会议。鉴于对华访问的失败，与会的大部分人都认为，要解决朝鲜问题，必须和中国一战。包括原先持谨慎观点的岩仓具视，在访华外交后，他也加入了强硬派。倒不是因为他被颁发了一个＂最佳女演员＂的小金人像，而是从中方代表的坚决态度中，可以认为中国在朝鲜的政策已经很难改变了，除了战争，没有别的解决办法。
而一直持中间立场，轻易不表态的太政大臣三条实美，也罕见杀气腾腾的要＂与支那决一雌雄＂，他倒是真被激怒了，因为他被转交了一个＂最佳道具奖＂。
唯一能保持冷静的，只有伊藤博文，他对中国异乎寻常的强硬和挑衅感到迷惑。
通常意义下，一个人也好，一个国家也罢，只有在两种情况下，才会如此肆无忌惮，不留情面。一种是愚昧无知，狂妄自大，对世界一无所知；另一种则是有所图而存心为之。
但中国之前与法国一场恶战，战场上与外交上都与法国斗得不可开交，无论如何也不能用愚昧来形容，所以后者的可能性更大。
那难道是故意为了激怒和刺激日本吗？伊藤博文感到既疑惑又担忧。
但他的意见却是极少数，几乎没有人支持他的观点。尤其是大藏卿大隈重信，更是直接出示了中日会谈期间，中国最高议事机构军机处的许多会谈纪要，这些纪要让在场众人极为惊奇，大隈重信对此洋洋得意，声称中**机处的一位官员，平日里有写日记的习惯，常纪录所见所闻，他万万没想到，其心腹养子乃是日本派去的间谍。
从这些纪要上可以清楚看出中国的狂妄，以及对日本的无知：
其中官员刘坤一说道：“以日本手掌之地，而又土瘠民贫，如欲与中国为难，多见其不知量矣！”
福建道监察御史臣安维峻奏报：“倭夷之在外洋，国小而俗贪。其地，曾不能当中国一二行省之大”。
御史庞鸿书在奏折中也称：“日本蕞尔小国，近年以来，诸事张皇，国弩久虚，必不能于倭日久征战。”
建设部副部长怀塔布认为：“日本弹丸，狡焉思启，皇上挟中国人全力取矢，零以加遗，鼯鼠、螳螂自救不暇。”
军机大臣张之洞说道：“日本甚穷；华市一绝；商贾立窘；严修海防静以待之；中国之兵力财力；何至不能御倭哉？相持一年；日本穷矣。”
甚至中国的皇帝也在军机处会议上说，日本区区“蕞尔小国”，挑战中国实在“不自量力”，不值得在乎等等。
这些纪要铁证如山般证明，伊藤博文的担忧纯属多余，连伊藤本人也不得不承认。但他仍然坚持慎重，认为以中国之大，可以忍受错误，重新来过，而日本一旦犯错，很可能会万劫不复。
同时伊藤博文认为，访华并非一无所获，从与暹罗大臣的会谈中，双方已经隐约有结盟的倾向。应该迅速将这种倾向变成事实，通过对暹罗的支援和武装，使其能牵制中国的后方。
他甚至提出一个包围中国的战略，那就是从日本往下，是西班牙控制的菲律宾，接着是受英国＂保护＂和控制的东南亚各个邦，再到法属交趾支那，最后暹罗。
日、西、英、法、暹罗都是立宪或正准备立宪的国家，都是＂西方文明＂。完全可以联成一个＂自由与繁荣之弧＂，对中国实行战略包围，造成对日本有利的外交态势，最后能支持日本的朝鲜政策。
伊藤博文的这个提议得到了与会者的赞同，作为与扩军备战方案并列的＂文武二道＂，以天皇御旨的形式，确定为日本的基本国策。
随后新一轮的扩充军备计划也出炉了。
第一百零二章 日本扩军和火车追尾（）
1882年6月初，日本内部发生了激烈的争论，焦点就是增加新的军备扩充计划。
由于之前的几次扩军计划，已经使日本的军费预算占国家财政的40，到了国家所能承受的极限，已经极大的影响民生，干扰了正常的经济发展。
虽有板垣退助、副岛种臣、后藤象次郎等民权派，认为这是＂杀鸡取卵＂，将耗尽国家元气，但政府也罢，整个社会舆论思潮也罢，都认为战争是唯一的出路，最后是以天皇谕旨的形式强行通过了新的军事预算，使其达到了国家财政预算的一半。
为了填补财政的缺口，日本政府开始疯狂的加税，烟草税、砂糖消费税、遗产税、粮食进口税等许多新税种相继出炉。
日本的报纸杂志也在大肆宣传，让人民＂团结忍耐＂，＂勇敢的承担责任＂，并声称＂一切的苦难在不久之后将得到解脱＂等，疯狂煽动战争氛围。
在经济和舆论的支持下，日本再一次通过海军充实案。这已经是第三次了，第一次是以智利的名义，秘密向英国订购三艘新式战舰。第二次是向法国，而这一次又将是英国。
日本海军卿川村纯义，在面对天皇的质询时，信心百倍表示，只要这三次充实案全部完成，海上力量将对中国形成压倒性优势。
同时陆军的改制和扩张也在加速进行，师团制已接近完成，都按照原先的六个镇台改制而来，再加上一个近卫师团，一共有七个师团。
分别为：
组建于东京地区的第1师团（东京是商业都会，民风不强悍，其兵员多来自西面较贫困的长野县），师团长陆军少将野津道贯，参谋长上野勇作大佐；
组建于仙台地区的第2师团，师团长陆军少将佐久间左马太，参谋长大岛义昌大佐；
组建于名古屋地区的第3师团，师团长陆军少将桂太郎，参谋长小川又次大佐；
组建于大阪地区的第4师团，师团长陆军少将长谷川好道，参谋长福岛安正大佐；
组建于广岛地区的第5师团，师团长陆军少将奥保巩，参谋长田村怡与造大佐；
组建于九州熊本的第6师团，师团长陆军少将谷干城，参谋长寺内正毅大佐；
另外一个专职守卫皇宫的近卫师团（士兵多来自本乡、宇都宫、佐仓、水户等），师团长为陆军中将北白川宫能久亲王，参谋长山口素臣大佐。
其中近卫师团编制有：2个步兵旅团，7288人。1个骑兵大队，514人。1个炮兵联队，590人。1个工兵大队，394人。1个辎重兵大队，678人。另有军乐队52人。合计为9516人。
其余6个师团，编制均为：2个步兵旅团，7264人。1个骑兵大队，652人。1个野战炮兵联队，818人。1个工兵大队，520人。1个辎重兵大队，888人。另有军乐队12人。合计为10154人。
一线野战兵力共为70440人，另外由训练有素的退伍官兵组成的预备役，也有7万多人，可战之兵将近15万。少将乃木希典，曾我佑准，黑木为桢等，以及有栖川宫炽仁亲王，小松宫彰仁亲王等，将作为预备役的指挥官。
在武器方面，日军制式步枪为村田式非自动步枪，由村田経芳少佐于1880年（明治13年）研制成功，但该枪无论外观、大小和内部结构，几乎完全照搬法国夏斯波步枪。
步枪口径为11；发射1871年式毛瑟圆头弹；初速435；配用十三年式刺刀；刀长710，单发手动射击。
这款步枪的特点是射程远，弹道稳，精度高，尤其加上刺刀，长度达到两米，白刃战的威力极大。但缺点同样明显，换子弹速度很慢，故障率高，而且维修和维护极不方便，需要拧开螺丝才能取出枪栓。
但不管怎样，这是一款适合日本人身材的步枪。同时也很符合日本武士道战法，能够精确射击，同时要很适合拼刺刀。
在火炮方面，主要使用从德国进口的钢膛青铜炮。
每个师团拥有野战炮24门，山炮12门（近卫师团无山炮），野战部队共有野炮168门，山炮72门。
其中70毫米克虏伯野战炮，最大射程5000米，70毫米克虏伯山炮，最大射程3000米，还有少量80毫米克虏伯野战炮，但是野战师团里缺乏重炮，一方面是缺乏资金，另一方面是军方认为日本拥有大量海岸要塞炮，战时可以调用。
同时设立指挥机构参谋本部，参谋总长由陆军卿兼任，为陆军中将山县有朋，陆军参谋长为少将大山岩，参谋次长为少将川上操六；海军参谋长由海军卿兼任，为海军中将西乡从道，参谋次长为少将桦山资纪。军务局长为儿玉源太郎，谍报局长为明石元二郎。
军队作战和后勤机构也进行了整合。
后勤保障方面设置了“兵站基地”、“积集基地”、“积集主地”、“兵站主地”、“兵站地”、“海运地”的兵站物流系统；同时建立“军夫”体制，专门负责后勤运输，编入正规军内，受制于军法，人数约为15万。
在军事医疗方面，设立了军医部，下属有卫生员、卫生队、野战医院、卫生预备员、卫生预备厂、患者输送部、兵站部附属卫生部员等医疗部门。
。。。。。。
陆军卿山县有朋表示，＂对支那可操胜券，三个月内结束战斗！＂
在扩军备战的＂武道＂同时，外交的文道也正在进行，日本同时派出了两个代表团，一个由岩仓具视领衔，前往欧洲，将访问英、法、西三国，为日本寻求外交支持；另一个将由外务卿井上馨带领，前往暹罗，商谈结盟事宜。
日本帝国，正在紧锣密鼓的备战，战争的阴云在缓缓飘向朝鲜半岛。
但冷静的伊藤博文也正在做着最后的努力，他坚持认为，除非有必胜的希望，否则绝不能轻易开战，一旦开战，就一定要有打到北京的决心！
而万里之外的北京，丁云桐却在为另一件事头疼，他现在国内外两线作战，敌人可不只是日本一个。此时他正在听取宣传部长陈夔龙的报告，一场莫名的风波正在掀起。
5月23日的晚上，在铁路大动脉的郑州段，发生了一起特别重大铁路交通事故。
一列火车行驶途中，突然停住了，而后方的火车却不知情，直接撞了上来，两车追尾，导致火车脱轨翻滚，倾覆路边，整个事故造成了很大的伤亡。
本来就并不算太大的事情，在这个国家死多少人都不叫事，政府部门也没拿这事当个事，涉事路段很快就重新恢复通车，出事车头也早早就地掩埋拉倒。
宣传部开始也没拿这事当事。
第二天的＜寰球时报＞同样做了轻描淡写的报道，死亡人数经过讨论，被决定为35人，并且动用了宣传部统一规定，可以应付一切天灾**的新闻通稿：＂地方政府启动了应急预案，各项救援工作正在紧张有序进行，官员正在亲切慰问死伤者家属，群众情绪稳定！事态正向好的方向发展！。。。。。。＂
但随后，事情开始变味了，许多媒体报纸杂志都在大肆报道，无数知识份子出于各种目的，借机兴风作浪。
他们写诗的写诗，写挽联的写挽联，哀悼的哀悼，点蜡烛的点蜡烛。
尤其是一位年仅二十二岁年轻文人刘光第，在那＜申报＞上发表了一篇十分煽情的文章，＜永不抵达的列车＞，赚足了眼泪，也赚够了销量。
同时，香港的一些外资中文报纸也在推波助澜。
三大中文报，＜中文新报＞、＜华字日报＞、＜循环新报＞都在连篇累牍的分析和评论火车事故，不断揭发各种内幕，比如当地政府如何封锁现场，禁止记者采访，新闻报道一律使用宣传部统一口径，禁止伤亡者家属乱说话，迟迟不公布死亡名单，争分夺秒让尸体＂入土为安＂等等。
5月25日，＜岭南日报＞发表了康有为的文章＜被掩埋的火车，被掩埋的真相＞；同一天严复在＜字林沪报＞也发表了＜真相，是最好的纪念＞，两篇文章同时提到了＂真相＂二字。
这两篇文章影响巨大，不仅仅因为其作者名望颇高，更因其文章挑动起了，知识分子过去思想和言论被管制、被压抑的愤懑情绪，终于借着这个事故，找到了宣泄口。
整个舆论的矛头，渐渐从火车事故转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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