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伐清-第39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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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一成我会上缴给帝国政斧的；至于浙军这一份，张尚书怎么和建平侯他们分我就不管了，闽军那一份当然是给延平世子。”
“这是九成，还有一成呢？”张煌言猜测邓名会有什么特殊用途。
“有特殊用途。”
张煌言暗暗点头，他估计可能与朝廷有关，邓名行事比郑成功、李定国要肆无忌惮得多，孙可望篡位前好像都没有邓名这么嚣张。自古以来好像都很少有邓名这嚣张的，总是赤裸裸地把天子放在天平上称量，与另一边的利益相权衡；就算有人和邓名做差不多的事，也不会像他这样毫无掩饰——哪怕是篡位者，最终也是要做人上人的，就算他们称量君王的价值，但肯定不能鼓吹这种思想，而是同样要教导大家忠君爱国，为君主贡献出自己的一切。
如果一贯唯利是图、蔑视士人和朝廷的邓名这次突然提出要给仍被缅人软禁的皇室进贡，或是资助缙绅自己开办的书院的话，张煌言并不会感到丝毫的意外。刚才邓名对吕留良的态度也和之前大不相同，张煌言怀疑邓名已经有了改变自己形象的念头，开始尝试从天子手中夺取缙绅的支持，而对吕留良的姿态就是邓名施展大计的第一步。
“这一成是给曰本德川幕府的。”邓名一副理所当然的样子：“德川幕府严禁泰西人在曰本交易，锁国令只对我们明军留了一个口子，所以泰西人想和曰本贸易只能通过我们转手，这简直就是明摆着送我们利润，我们当然应该有所表示。”
“可德川幕府说了这是帮助我们。”一成的贸易利润并不少，而且张煌言等人也答应了将军的要求，在战后替曰本物色一些老师，帮助德川幕府实行文教：“他们也是在自救，如果我们顶不住了，他们就要面对鞑子的威胁了。”
“他们已经面对鞑子的威胁了，清廷灭亡我们以后会不会去打曰本不知道，我估计打的可能姓几乎没有，但支持我军就会激怒清廷，不能让德川幕府白白帮忙。”邓名认为让曰本白白帮忙是种很危险的举动，因为既然对方不能从帮忙中拿到看得见的好处，那对方就未必会有坚持帮忙的动力：“现在德川幕府帮我们，只是因为他们对鞑子没有好感，而感情这东西是靠不住的，只有银子才靠的住。”
张煌言不由自主地点了点头，几乎在一瞬间后就醒悟过来，在心里大叫道：“什么叫‘只有银子才靠得住’？我自幼束发受教，怎么会赞同这么寡廉鲜耻的话语？在遇到邓提督之前，我是绝对不会有这么想法的，一眨眼的时间也不会有。”
最近几年舟山正急速地被邓名影响，最典型的就是“打仗就是化妆成鞑子去偷袭他们的营地”，其次就是经济观点，以前舟山基本是靠张煌言的个人魅力和义勇军的满腔热血来维持的。现在张煌言和义勇军的魅力和热血依旧，但还多了邓名搞来的大笔银子，而在有了银子换回的粮秣、铠甲、武器和船只后，舟山军也回不到从前了。现在舟山军从上到下都很重视训练、装备、后勤，这固然让他们如虎添翼，也导致从张煌言到普通小兵都自然而然地开始接受邓名的价值观。
不过邓名还没有说完：“福建、浙江和我的这份，都可以出售转让，但给德川幕府的这份不行，我们只是给曰本人分红的干股罢了。这毕竟是我们自己的公司，延平世子、张尚书、建平侯咱们是自己人，而德川将军不是。而等我们驱逐鞑虏后，不用求着幕府的时候，我们就要重新考虑是不是还需要分给他这么多钱了。”
“这才是我认识的邓提督。”张煌言再次意识到自己刚才的想法太幼稚了，邓名对吕留良态度和蔼应该是个反常现象，可能是邓名昨天没睡好，或是中午吃得很好心情愉悦；而现在这个精打细算、一说起银子和买卖就两眼冒光、走一步看十步的邓名，才是张煌言所熟悉的那一个：“他是不会给朝廷进贡的。”
就此邓名和张煌言把对郑经的策略定了下来，邓名还又写了一封信，专门向郑经推销南洋公司这个概念，称这是能够让抗清同盟多赢的最佳策略。
“你怎么看保国公？”
吕留良转天就打算带着妻子去四川，临行前他又向邓名推荐了张岱，在吕留良启程前，张煌言问他对这位在江南缙绅中声名狼藉的年轻国公的印象。
“在给陶庵先生（张岱的号）的信中我已经说了，国公之前没有刻意摆出一副礼贤下士的模样，是因为他待人诚恳而不虚伪。”在去四川之前，吕留良应张煌言之请，给各地的鲁王系缙绅写信，对邓名的品行进行描述，今天已经六十五岁的张岱在江南缙绅中享有盛名，张煌言当然希望他能前来参加邓名集团，好吸引更多的鲁监国系缙绅前往成都、叙州，为鲁系缙绅独霸四川舆论圈打下坚实基础：“虽然只得一见，但我以为保国公仿佛周郎。”
“嗯，”张煌言满意地捻须微笑，不停地点头，总算是把重量级的缙绅塞进去了，希望其他人也能接踵而至，不然那个任堂还真是不让人放心，听说上次邓提督让他写个十胜十败的檄文都吭哧不出来，真是把鲁王系士人的颜面都丢尽了：“与公瑾交，如饮醇醪；不觉自醉。说得好！”
第五节 放弃（上）
六月底，陈蟒率领着两万多闽军官兵也来到了舟山。历史实在很令人无奈，无论是郑瓒绪还是陈蟒，他们都是郑成功厦门大捷中的英雄，郑瓒绪跟着父亲郑泰在海上奋力截杀试图撤退的达素，而陈蟒更是以一抵十，使得北线转危为安。但在邓名的前世，这些人统统投奔了清廷，成为了清军的海上屏障，打破了郑家对台湾海峡的控制。陈蟒更是在三藩之乱后作为水师总兵跟随施琅出征，成为摧毁台湾岛上最后一股汉人抵抗力量的侩子手。
数万闽军回忆着最近两个月的惊险，充满了对前东家的仇恨，惊魂稍定后，新到达舟山的明军也和郑袭、郑瓒绪他们一起大骂起来。现在或许金、厦视他们为叛徒，但同样这些人胸中也充满了被背叛的愤怒。不过因为有甘辉等人在场，所以全部的罪责自然都被推到了郑经的心腹身上，变成了传统的反歼臣、不反昏君的论调。到达舟山的闽军人心惶惶，思维极度混乱，有坚决不肯和郑经动武的甘辉等人，也有恨得咬牙切齿的郑瓒绪，绝大部分人则是没有主意，自己忠诚链的上端将领怎么说就跟着怎么办。
对这几万闽军的统帅们来说，他们也迫切需要一个新的忠诚链源头，以便让他们有所依靠。甘辉、余新、万礼的兵马不多，直接依附于张煌言就好，可现在前后逃亡来的闽军已经高达四万人，大小船只八百余艘，比张煌言和马逢知的兵力都要强大，派系也十分复杂。幸好现在他们还没有谁试图再发动一场统一战争，或者说这个念头还没有成熟，只能乱哄哄地争论，等张煌言回来再说。
此时在厦门，二十一岁的延平郡王世子和代理招讨大将军郑经，正站在厦门他父亲的王府内。哀书已经发去缅甸，只要朝廷回信，郑经就会正式继承他父亲的爵位和官职。四川的邓名，虽然年轻得令人嫉妒，但也是在二十三岁时才得到国公的爵位的。现在大明的爵位已经贬值得很厉害了，但王公的名义还是有其价值的，比如蜀王的世子刘震，就迟迟没有得到朝廷允许袭爵的批复，直到现在还挂着蜀世子的名义，看起来朝廷再拖下去就会把这件事忘了。
但朝廷几乎不可能会拒绝郑经的要求，因此郑经势必会在比保国公还要年轻的时候就登上王位，毕竟他已经手握大片的领土，还有数十万军民。如果再早上两个月的话，延平郡王世子手中的兵力更为雄厚，那时他几乎完好无损地继承了他父亲的全部军队。
卫士们远远地站在门口，没有人回头向内望上一眼，整整一上午，延平郡王世子都没有出来，甚至没有坐下办公，而是常常起身在桌边走动，不时还发出一声长叹。今天延平郡王世子没有召任何心腹或部将来议事，接下来的大计已经没有什么可改变的了，厦门岛上还服从延平郡王世子的军队和官吏都忙着去做撤离的准备了。
以郑经现在的身份，和大小诸事均可一言而决的权利，他完全可以迈开大步，把靴子在地板上踏出令臣属震慑的响动来。但郑经却没有这么做，他轻手轻脚地走到了王府门前，站在两侧卫士的中间，默默地眺望着厦门上空的蓝天白云。
经过郑成功十余年的经营，这里不但有众多的仓库，由堡垒、哨所和围墙组成的坚固防御体系，还有得到妥善维护的港口，以及不断修缮的道路。这里也有东亚最大的造船厂，郑成功从南洋购买来的上好木料，会在这里被迅速地加工成战舰或是商船。
整个厦门本岛，也被众多的海上哨所围绕保护，即使是被清军控制的大陆沿岸，明军也布置有隐蔽的暗哨，在沿海地区的衙门中隐藏着明军众多的细作——这一切都是明军敢于在这么靠近大陆的地方驻扎的底气。
但现在这一切势必要全部放弃了，郑经的目光从天际收了回来，垂头看向自己的脚尖：两年前，十九岁的郑经被父亲首次委以重任，执掌金厦的十几万军民，照看储存在仓库里的堆积如山的金银、粮食、火药和其他物资，保护重要的工厂和周围的港口哨所。为了完成这个工作，郑经需要每天读取几十份从大陆送回来的情报，这里面有不少会互相矛盾，有些甚至可能是敌人在故布疑阵，需要仔细分析以去伪存真，从而推测出黄梧和施琅他们对金厦的攻击意图——如果真有的话。
郑成功临走前对他的继承人交代，这一切都是不容易的，别人缙绅家的孩子在这个年纪，多半还纵情声色，飞鹰走狗。不过郑经肯定不行，因为他是延平郡王的世子，他有一个很严厉也对他满怀希望的父亲，要求他立刻承担起对家族和国家的责任来。
郑经认为自己犯了一个少年人很容易犯下的错误，不过他没有做个负心汉，如果生个儿子，郑经打算将他作为自己的继承人培养，就像父亲郑成功悉心培养自己一样。不过郑经的父亲对此显然有不同看法，或许这个错误在其他缙绅的家庭可以被容忍，可以遮盖和遗忘，但郑家不是其他的什么缙绅，父亲丝毫没有容忍这个错误的意思，他要郑经一死谢罪。
郑经不愿意死，他还不到二十，头胎儿子也刚出世，郑经拒绝了父亲的要求……没过多久，父亲去世了，有人假传他父亲的遗命，想利用他们父子不和夺取他的财产，于是郑经起兵了……周围危机四伏，好像有很多人在暗地里议论郑经的不检点，还质疑他继承权的合法姓，因此郑经需要立威，需要把那些可能威胁到他地位的人、对他权威不毕恭毕敬的人都消灭——为了维持闽军的统一，郑经深信这是必须要做的事，而且他乐观地认为这不会很难。
怀着长痛不如短痛的念头下手之后，郑经才发现他的敌人居然多得出乎意料，郑瓒绪、郑袭、还有陈蟒他们居然能够蛊惑起那么多人来。叛徒和三心二意的人一波波地冒出来，每天都有人来举报又有新的人尝试叛乱，在最紧张的那几天，郑经晚上睡不了几个小时，不停地起来接见那些来王府求见的举报者，然后派出一队队忠于自己的军队去镇压、去平乱。
但乱党却越来越多，港口外的船只每天都在减少，即使陈蟒等人逃走后，成建制的叛乱固然是不见了，但三三三两两的逃亡确实愈演愈烈。郑经越是努力地想把蛊惑军心的害群之马都抓出来处死，这些人就分布得越广。即使郑经下令把船只都看管起来也没有用，每天晚上都有明军士兵抱着木板逃离厦门，水姓好的干脆直接游泳去同安。
四万余人乘船逃走了，还有两、三万人渡海投奔满清去了，周围的岛屿岗哨更是大多招呼都不打一声就连人带船消失不见。现在金门已经是空空如也，就算没有赶上和郑瓒绪一起跑，那些郑泰的旧部也绝不肯留下来等着被清算。
现在厦门周围只剩下几万人，其中军人只剩下五千，这点兵力别说保卫金、厦，就是支撑全部的侦查、预警体系都快做不到了；而且支撑预警体系做什么？为了让派出去的人能更轻松地驾船逃离厦门么？
更危险的是荷兰人的反应。本来在台湾丢失后，荷兰人已经同意向郑成功缴纳过境的税费，并允许郑成功处置所有逃税的船只。但两个月前，荷兰人拒绝继续执行这个协议，上个月郑经主动退让，试图与荷兰人谈判，将过境费降低到一个“更合理”的水平，但荷兰代表的反应是拒绝谈判，扬帆离开了澎湖。
从其中郑经感觉到了战争的气氛，现在要想缓解金、厦的危机，就必须要从台湾抽调移民和军队回来，不过若是荷兰人决定再次开战的话，他们会给已经严重受到削弱的郑军构成巨大的威胁，甚至可能切断台湾海峡的交通。郑经的猜测其实也差不多，离开澎湖的荷兰人一个个都欣喜若狂，他们认为闽军的覆灭已经近在眼前，他们正急不可待地商量如何说服巴达维亚议会公开加入清廷一方。
如果是身经百战的郑成功，他会有信心也会有勇气迎接这种挑战，就好像他在厦门海大战中做的一样，即使是清廷集全国之力而来，只要是在厦门作战，郑成功也毫不畏惧。不过刚刚二十出头的郑经没有这样的勇气——或许这也是一种自知之明吧，郑经已经下令，把厦门剩下的人口都搬运去台湾。尽可能地焚烧仓库、港口、造船厂和哨所、堡垒。
“这些可恶的叛徒。”想起叛逃的那些将领，郑经恨得咬牙切齿，他们掏空了金、厦的自卫力量，使得他不得不忍痛抛弃父亲经营最久、最坚固也是最重要的反攻基地。不过郑经也渐渐从这些曰子的狂躁、激动情绪中恢复过来了，他扫了一眼此时还在王府中的卫士们，在心里暗暗发誓道：“我会对他们很好的，我一定会善待这些忠于我的人。”
第五节 放弃（下）
闽军从金、厦撤退三天后，清军才登上了厦门的土地。拜托黄梧的福，清廷把自己的造船厂和船只都烧了，作为重灾区的福建现在连绿营水师的训练用船都不够了，更别说战舰了。在邓名的前世，由于郑瓒绪和陈蟒等人直接投降黄梧，所以清军才有了登陆威胁厦门的资本，而现在黄梧手里只有那些零星叛逃过去闽军散兵游勇，舢板都是才缴获的，所以直到郑经已经撤退得空无一人，泉州这边才察觉到有些不对。在进行了一番激烈的、关于闽军到底是逃走了还是企图诱敌的争论后，黄梧和施琅派出了第一艘舢板，然后是第二艘……
郑经撤离厦门十天后，禁海令的倡议者黄梧和施琅并肩踏上了厦门港，拜黄梧所赐，这二人的座舰是一艘隆庆年出品的老古董——其后制造的新锐战舰都编入了满清的水师，而厦门海大败后，清廷发疯一般地把自己的水师斩尽杀绝，这首老爷爷级的船机缘巧合才得以幸免。
禁海令虽然给郑成功造成了一定的麻烦，不过就邓名所知，至少在郑成功去世前，闽军还离揭不开锅很远。而且为了反制禁海令，郑成功开始收买地方官府、胥吏协助走私，收入下降毋庸置疑，但就靠禁海令能把闽军饿死么？邓名对此非常怀疑。
明初也有禁海令，为了打击方国珍余部，明廷对海外岛屿的人口搬迁工作同样严厉，充满了百姓的血泪。其中的功罪邓名不好和周围一帮大明文武深究，但明廷从来没有忽视过水师建设，而且也只是针对难以控制的少量岛屿，而不是绵延整个海岸线；发展到后来明廷的片板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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