蝴蝶效应之穿越甲午-第10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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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着好六十多岁地张荫桓代康有为给自己赔罪，孙纲吓了一跳，赶紧说道，“不敢不敢，康先生也是一心为公，只是失之急躁，见解不同而已，晚辈哪里敢存这等心思，樵野先生如此说可要折杀晚辈了。”

这几个人里面数他岁数小，张荫桓和康有为关系很好，朝会时他也在场，可能是担心孙纲和康有为再起冲突，所以才拉上罗丰禄和伍廷芳两人替康有为向他“道歉”。他们几个都是受过北洋军情处派人暗中保护“恩惠”的，知道北洋军情处地“实力”，也可能是生怕孙纲“一怒之下”派人去把康有为干掉，才一起来折节拜访的。

（二百零四）四大“鬼使”会京师

“老康也是，象个炮仗一样，一点就着，”罗丰禄说道，“他要总这么干下去，人就好都得罪光了。”

“老康也是心忧国事，恨不得一下子把所有的事情全办好。”张荫桓替康有为解释道，

“不然，他行事太过刚愎自用，认准的事容不得别人反驳，”伍廷芳摇头说道，“我是后听到敬茗这个关于分解日本的方略的，乍一听来有些不可思议，但仔细一想却十分有道理，可老康偏偏就是听不进去，真是让人费解。”

“这个分解日本的事，可就着落在你我这几人身上了，哈哈，”张荫桓有些自嘲地笑道，“自古未闻有以分解他国为乐者，当从你我四人始，真是可笑之至。”

“后世史书提及此事，或谓之四大鬼使分日本，咱们这些办外交的，此生足矣。”罗丰禄也笑道，可孙纲听出来他笑声里有一丝苦涩之意。

“外交为一国之重务，何来鬼使之说？”孙纲听了他们的话，不由得奇怪地问道，

“未能事人，只能事鬼，遂去父母之邦。就是说咱们这些个办外交的。”伍廷芳也苦笑道，“敬茗这回和咱们上一条船，这仕途上可就要吃亏了。”

孙纲想起来慈禧太后那句“委屈你了”和江穆齐说的“前程受影响”的话，心中更是觉得不解，就向他们细问端详。

真是不问不知道，一问吓一跳。

原来，在大清中国现在的“主流”社会，“外交官”是被士林最看不起的一群人。

早在1876年。也就是甲午战争前的十八年，郭嵩焘受命出使英国，成为大清帝国以平等身份派驻海外的第一个使节。郭嵩焘其人才高八斗，学贯中西，世界各国当时都对他评价甚高，称其为“少有地中国聪明使臣”。可在他的家乡湖南，当时的士大夫“愤青”们却认为他的所作所为无异于“汉奸”，不好好在国内呆着“报效天恩”，出去“伺候”洋鬼子？是何居心？当时有人甚至还做对联骂他，“出乎其类。拔乎其萃，不容于尧舜之世（都这样了还尧舜之世？）；未能事人，焉能事鬼？何必去父母之邦！”

此后，中国外交官们的“鬼使”称号就此载入史册。

由于湖南士子乡亲们认为郭嵩焘“放洋事鬼”的举动简直是“辱没祖宗”，很多人叫嚷着要砸烂郭嵩焘家，以表“拳拳爱国之心”，在他们看来，即使郭嵩焘在英国打不着本人，那么砸两扇“鬼使”家地窗户也算是申了“民愤”了。这类“民间打砸抢”事件到底发没发生现在已经不可考了，可郭嵩焘从此再也没能翻身，虽然李鸿章多次向他施以援手。可这位中国第一位杰出的外交官终其一生，也没能摆脱身上的骂名。

在中国人的传统观念里，身为“天朝上国”的中国遣使藩属和“四夷”，只有两种情况，不是宣扬“皇恩”（比如说郑和下西洋），便是羁縻“远藩”（比如汉唐时期地“和亲”政策，为什么派个男人去“交涉”就不可以，送个女人去让人家白那个“什么”却没有人认为有什么“不妥”，不管这个女人是公主还是平民百姓。难道是怕男人去被人家那个“什么”有伤风化？中国人的“传统文化心理”真是让人琢磨不透），“天朝上国”这一辈子他就从来没有这个“对外派驻常任使节”的“规矩”，也不接受“夷狄”们派驻使节，甚至于连外夷来中国朝贡的使节也都不许久留！

可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情况就已经发生了根本变化，西方列强竟然要求向北京派驻外交使节！

这在外国人看来本来是一个很“正常”的要求，可没想到居然比“割地赔款”引起的“舆论反弹”还要大！中国传统士大夫们群起抗议。认为这些洋人们“羁縻京师”。有失天朝“体统”（中国人的这种想法真是不可理喻，皇帝的园子都让人烧了砸了抢了。还有什么“体统”可言？）但在西方列强的枪炮面前，“天朝上国”也只好乖乖地放弃“原则”（可见还是“拳头大才是硬道理”），“洋鬼子们”便堂而皇之地在“天子”脚下住了下来。

西方使节进来了，可“天朝上国”却坚持不外派对外使节！

郭嵩焘出使英国，其实也是无奈之举。因为此前中英之间发生了“马嘉理事件”（又称“云南事件”或“滇案”），英国驻华使馆翻译马嘉理擅自带领一支英国探险队由缅甸闯入云南境内，和当地居民发生了冲突，英国人开枪打死了数名当地居民，当地居民则奋起反抗将这个不知死的家伙干掉了。英国借此事件，强迫清政府签订了《烟台条约》，根据该条约里的一条，中国应派“钦差大臣”到英国“道歉”，并担任中国驻英国公使。

郭嵩焘同意出使，其实也是这位开明地洋务派官员和李鸿章一样，有着替国家担当的胸怀和气魄，他当时自己就说过“以为时艰方剧，无忍坐视之理”。即便这样，他仍然得不到“大多数人”的理解，以至于最后还是身败名裂，连亲朋好友都为他惋惜，认为他千不该，万不该，去当这个“鬼使”的外交官。“文章学问，世之凤麟。此次出使，真为可惜”，“以生平之学行，为江海之乘雁，又可惜矣”。

中国外交官不仅被士林视为“鬼使”，实际在中国官僚制度的设计上，也被作为“等外品”处理。根据清廷的相关规制，外交官一职并非“实职”，而只是“出使某国钦差大臣”，临时“差使”而已。论这个“实职”与“差使”，那里面的“讲究”可就大了去了，“实职”乃是经过吏部任命的经常性官职，被纳入国家升迁考核的完整体制当中去，而“差使”则是临时性地派遣，等于是后世的“出差”，“差使”完成仍回原职就算不错了。

外交官只是作为“差使”，而且在国家制度设计的时候，没有明确“销差”回国后的“政治待遇”，这一趟“出差”最短一二月，有的甚至是好几年，这样一来，在这个通讯还不发达的时代里，外交官与国内官场的联系自然要稀疏甚至中断，这对官员地升迁来说有相当不利地影响，在中国传统官员们看来，出任“鬼使”无疑是和“自断前程”划等号的。

上次朝廷安排李鸿章出访欧美，其实也是有一定“深意”地，害怕李鸿章位列中枢，权力太大，所以用这个办法制衡一下，效果也是很不错的。

康有为不也就是这么“鄙视”李鸿章的么？

孙纲听了他们的解释，这才明白，慈禧太后为什么要对他说“委屈你了”，而江穆齐不陪他出使，坚持要留在国内“替他看家”的举动，也就很好解释了。

自己为什么一直没有升迁的机会，他现在也知道原因了。

李鸿章没有和自己明说当中的玄机，其实可能他是基于对自己性格和能力的了解，才没有事先告诉他的。

因为他知道，自己能够理解他的苦心。

孙纲现在才明白，怪不得中国在外交方面为什么总是吃亏的多，其实不光是“弱国无外交”的原因，这个举国上下以外交为“耻”的观念，根本不知外交为何物，在里面也起了相当坏的作用。

“四大鬼使又怎么了？谈笑间，改变世界格局，正是我辈鬼使所为！”孙纲听完后，大声说道，“那些腐儒怎么会知道？这一次去日本，咱们四大鬼使，如此这般一番，就要干他一回惊天动地的事业来给全世界瞧瞧！”

“敬茗小友的心志，真是不可估量啊，”张荫桓感叹道，“老夫这回也拼了这把老骨头，让列强在日本狗咬狗，为大清争他十年和平！”

“眼下日本局势错综复杂，诡谲多变，咱们今天一起上敬茗这里来，其实就是想协商一下，怎么样才能把日本分得永远合不上，还能让列强无法抽身。”罗丰禄笑着说道，“我从中堂大人那里知道了敬茗提出的这个亲英，诱法，联德，拉美四管齐下的方略了，可谓旷古未有之奇着。这次和以前不一样，不再是弱势外交了，咱们这些鬼使好容易咸鱼翻身一回，可以好好玩一回了。”

张荫桓和伍廷芳也都一脸兴奋的样子，孙纲有些好笑地看着他们三个，心里暗暗在想，中国外交史上最“壮丽辉煌”，也是最“啼笑皆非”的一页，就是从他们这四大“鬼使”会京师这里翻开的吧？

（二百零五）不一样的朝鲜王国

几天后，朝廷的正式任命下来了，以张荫桓为“头等钦命全权出使大臣”，以罗丰禄为“钦命出使大臣”（就是副使），孙纲和伍廷芳为“赞襄出使大臣”，让他们去日本同列强会谈，并命令北洋水师派舰护送前往，恩准朝鲜特使一同出发。

本来“内定”的孙纲是副使，现在和罗丰禄换了位置，让孙纲感觉十分奇怪。

他倒不是想争这个“副使”的名分，而是觉得朝廷做这种变动，是不是有什么别的“意思”在里面？

朝廷的主要“任务”之一，其实就是“相互制衡”，以此来维持整个帝国的“稳定运行”。

难道朝廷是想让他们四个相互“钳制”不成？

不管朝廷那里搞什么鬼，反正“行动计划”他们“四大鬼使”都已经商量好了，不管人员的位置怎么变，计划是不会变滴。

得知要护送他们前往日本，北洋水师提督叶祖圭率领在朝鲜的北洋分舰队回到了旅顺，孙纲等一行人准备完毕后陛辞出京，先乘火车到了天津，然后转船去了旅顺。

在北京期间，金舜姬已经给朝鲜国内发了电报，要求朝鲜政府选一位副使出来，和她代表朝鲜王国一同出使，叶祖圭回来的时候，就把这个人和他的随员给捎过来了。

原来，在朝鲜光复后，刘铭传没接到孙纲的电报前，就认为朝鲜应该尽快的稳定下来，不然，清军海陆兵力始终被牵制在这里，一旦国内别处发生战事。大军不及调回，后果堪忧。为使清军可以早日回国布防，接到孙纲的电报后，刘铭传立刻按孙纲的“授意”。开始在朝鲜“恢复秩序”。

政权组织方面，刘铭传首先以建立朝鲜“保国军”（也就是统一的国防军地意思）的名义，对朝鲜的八道十二路义军开始整编，将各军将领统一集中在“保国军”旗下，在朝鲜各处要地驻防，并提议朝鲜仿中国官制，设了一个类似内阁的“集贤院”，作为国家地最高行政机构。又设“资政院”，其成员由朝鲜八道军民共同“推举”。“资政院”再“推举”出“集贤院”成员，“执掌国政”，两院领袖称“院总长”，“集贤院”下设吏，户。礼，兵，工，刑六处，负责国家日常事务，“资政院”则为全国立法机构，“仿中国及泰西各国政法，为治国之本”。

军事方面，由朝鲜八道十二路义军整编而成的朝鲜“保国军”作为朝鲜的武装力量。实行军政分离，“保国军”的日常训练及作战由另外设立的“军务院”负责，军械后勤供应和调动由“集贤院”下属的“兵处”负责，战时由“集贤院”以国家名义“通过国王授权”发布作战命令和计划，“军务院”负责具体作战行动的执行。

这三院成员皆由全国军民“推举”，其主要成员全部来自于八道十二路义军，由国王任命。

地方区划仍按朝鲜旧有的八道设置。“道”（相当于省）下为郡。州，县。官员也是由“集贤院”举荐，国王任命。

朝鲜新政权地国家机构就这么建立起来了。

光复后的朝鲜国号仍旧为“朝鲜王国”，改年号为“光平”（纪念光复平壤后，朝鲜全境得以收复），尊目前下落不明地李熙为朝鲜国王，政府成员名义上需要国王“任命”，可现在国王和世子“活不见人，死不见尸”，王族又被日军屠杀殆尽，“宫室尽废，典章册印，历代所藏，皆丢失损毁于兵火，不知下落”，在这种情况下，朝鲜新政权只好“自己动手，丰衣足食”了，“以朝鲜多铜，又示民以不尚奢华为要，取百炼精铜铸以为印，方形坛钮，印文为朝日鲜明，国祚永长八字篆书，为钤国书，颁政令之用”，又“仿中国之青龙黄旗图样，以玄虎三色旗为国旗，又取泰西等国服样为参考，以朝鲜古制为依归，文官仍用袭用原服，武将服为法式，衣裤皆为白色，金钮赤徽”，新政权成立后随即发布了一系列休养生息的政令，开始全力重建被战火毁坏的家园，“三韩之民大悦，由是朝鲜官民面貌为之一新。”

一个新的朝鲜就这么诞生了。

朝鲜新政权成立后，因为名义上仍然是原来“李氏朝鲜”的继续，所以也不存在什么国际承认不承认地问题，一切看上去都顺理成章，大清还是朝鲜的宗主国，朝鲜和除日本以外的其他国家之间的外交关系依然有效。

只有孙纲和北洋军情处的核心人员知道，这个朝鲜，骨子里已经“变味儿”了。

虽然看上去还是原来的“朝鲜王国”，国体政体似乎都没有太大的变化，但实际上国王已经成为了名义上的国家元首，除了礼仪性的权力外，没有什么实权，王室贵族地实力因为战乱而被大大削弱，依靠清军复国，大多来自民间的军人实力大增，实际上成立了一个“军人政权”。

可能是担心军人实力大了会“篡位”（朝鲜李朝的太祖李成桂原来就是大将，以军事力量为后盾，自立为王上台的，传到现在的“国王”李熙这里已经是第二十六代了），刘铭传实行“军政分离”，给朝鲜弄的这个新政权实际上已经带有西方虚君立宪民选政府的意思了，这其实也是没办法地事，只是刘铭传还不知道，这个新地朝鲜政府凡是主要军政部门的人，几乎都是北洋军情处地“门下”。

在朝鲜的“秩序”初步得到恢复后，刘铭传开始和众将率军回国，为了加强朝鲜的军事力量，刘铭传和众将以“战损”的名义，给朝鲜“保国军”留下了许多枪枝弹药，“其价俟朝鲜国力复后以商货补之”，还有俘获的日军枪炮弹药等武器装备也都留给了朝鲜，并帮助朝鲜军民修筑了一定数量的工事和房屋，得到了朝鲜朝野上下的一致感激，“大军归时，韩民不舍，哭送者相望于路，我兵闻之亦流涕不忍离”（吴大成《渡辽平倭日记》），朝鲜和中国的联系因此而更加紧密了。

这些，很多都是从朝鲜来的那位作为“美女特使”的“副手”告诉孙纲的。

这个人，是现在的朝鲜“军务院”次长，原来的朝鲜“忠义军”统领金咏庆（自己上回就等于是“忠义军”救的，他又和自己二老婆一个姓，让孙纲很是怀疑他们俩是不是有亲戚关系）。

金咏庆带来了加盖朝鲜政府国印的朝鲜特使的全权证书给金舜姬，还有一封给北洋方面的感谢信，以及给大清的国书，对中国帮助朝鲜“复国”表示最诚挚的谢意。

其实，从单独给北洋方面发感谢信就能知道，朝鲜现在和北洋接近的程度。

“我国集贤院总长徐启安及全体院士代表我国政府和百姓感谢孙大人和北洋海军对我国的帮助。”这位朝鲜将军郑重地对孙纲说道，“希望此次谈判能够让日本人放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