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东坡这哥们儿-第1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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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九、安石罢相观朝事

王安石的新政从神宗熙宁二年（1069年）开始，风风火火、磕磕绊绊、勉勉强强坚持了七八年。

人怨自不必说，朝中名臣宿老几乎没有不反对的――当然也被尽数赶出了京师，这些都不足以动摇王安石在朝中的地位，或者说王安石在皇帝眼中的地位更为准确。

要害在于：皇帝如果失去了耐心呢？这就是所有专制政权的最大的危害之处――国策民生系于一人好恶，一旦此人转念间兴奋，或大脑掺水，那时必然国不将国，民难为民！

前文说过，从苏东坡离京任职这件事上，已经初显皇帝与宰相王安石之间的不愉快，从那之后，国家、朝局的混乱愈加不可收拾。

最先被主动中止的是“方田均税法”及“保马法”。　所谓“保马法”无非就是把政府的马匹强制寄养在老百姓家里的制度；“方田均税法”有点类似把农民组织起来向国家纳税的集体制度。

其实所有的集体制度对百姓无非多榨取些而已，人民不可能从中获得幸福，只能乖乖的交出自己最高贵的：自由！

神宗熙宁七年（1074年），又一项新税法公布实施了，该法称为“全民财产申报法”好像更为名副其实，林语堂先生把它称作“所得税”法也有其道理，因为新法登记人民财产的目的还是为了从中敛钱增税。

这下全国终于鸡犬不宁了！据史载：此法公布之后，“民家尺椽寸土，检括无遗，　至鸡豚亦遍抄之。　”

这也没什么，民穷国富也未尝不能暂时立国，最要害处：政府近似在强迫他的人民煞费心机去欺骗政府！

这是在诱导“举国撒谎”！老百姓谁有大公无私的政治觉悟？社会道德沦丧一旦成为必然现象，大宋便开始风雨飘摇了！

不过此法在苏东坡的治下没有得到实施。苏东坡称其不合法理，拒予推行，苏东坡尽其力所能及有限的保护了辖区内的百姓，给自己留下了祸患。

不过祸患提前临到了新法的制定者王安石头上。

不管王安石的新法对国家多么有利，但事实上不得民心是客观存在的，要想维持一个不得民心的制度，唯有加强特务统治，控制舆论工具，这些，宰相王安石一直在努力！

他不是一个人在战斗！一批甘心效忠的同党填塞在了御史台，皇帝的耳朵开始充斥着新法的颂歌。但皇帝也不是那么容易被忽悠，也想知道天下人民是否真的爱戴自己及新法？于是便自己成立了工作组，派人去暗访真相。

但是，中央特派员无非是那些太监或把万岁喊的响亮的官员，这些人哪有不是观风高手的？当然知道皇帝内心赞成变法，当然总是向皇帝报告：百姓喜爱新政，说税吏一到，人民欢呼，吾皇德被天地，功在千秋，是人民心中最红最红最红……的红太阳也！

但文武大臣们还是前仆后继的上书反对新法，这里面就包括苏东坡弟兄，尤其是对“青苗法”，大家几乎怨声满朝堂，皇帝开始动摇了，有意中止青苗法。

王安石觉察到了皇帝欲敲退堂鼓，遂来了个以退为进，请病假休息――撂挑子了！这下不得了了！连反对派领袖司马光都开始呼吁：“士夫沸腾，黎民骚动。”，怎么办？大臣们讨论此一情势，一致主张让宰相王安石销假再说。

宰相从劝回到了朝堂，看来动摇王安石的地位不那么容易。

宰相就那么牛？不然！有时一个意外的自然现象尤其是自然灾害就可能令宰相失势。（文*人－书－屋－Ｗ－Ｒ－Ｓ－Ｈ－Ｕ）

神宗熙宁六年（1073年），南岳华山山崩。皇帝大为惊恐，依照宫廷惯例习俗，迁到另一宫殿住宿，以示敬畏神灵。并且下令以粗粮三餐上进御膳――现在皇帝还处于把祸端归于自己的阶段。

说来也怪，自此年夏季到次年春季，全国大部竟然一直干旱不雨，皇帝不知如何是好，甚为忧愁，无奈只好问计宰相王安石。

王安石回答极为爽快：

“旱涝乃是天灾，尧汤盛世也曾发生。吾人之所能为者，应是力行善政而已。”

皇帝终于把天灾联系到了人祸，忧心重重地说：“朕担心正是此事，现在所行之法是善政否？商税法的怨言甚多，宫内人人皆知，连皇后太后早听闻。”

另一大臣冯京在场，对皇帝见解表示附议：“臣也听说了。”

王安石冷笑：“为什么我没听人说过天下怨言？冯大人之所以能听到，大概是因为所有对朝廷不满的人都围在你身边了吧？”

这话太狠！冯大人恨不得割掉自己的舌头。

皇帝默然无语，像是同意了宰相的见解。

王安石根基就那么坚实？事情的发展令人恍然若梦：当朝宰相竟然栽到了一个宫廷门吏手里！一个小人物举手之间改变了一批大人物的命运。

这个小人物名叫郑侠，时任皇宫的门吏，郑侠不愧名字中一个侠字，为人确有侠胆，他亲眼看见大批百姓逃荒在京师，心中不忿，便画了几幅“流民图”辗转呈献给了皇上。

“流民图”上画的是农民身上一半裸露，在狂风暴雨中挣扎跋涉；还有半裸的男女正在吃着草根树皮；还有百姓项带铁链，扛着瓦砖薪柴去卖了缴税。

皇帝竟然被感动的掉下泪来！恰又出了两个不解的天象：惊人的警星出现；中岳嵩山崩陷。皇帝追究源由，废止了多项新法。

导致王安石被罢相却是源自宫闱：皇太后发话了。

皇帝把郑侠的“流民图”带到了寝宫，被皇帝的祖母看到了，老太后开始干政：“听说百姓为了免役税和青苗贷款，苦不堪言，看来我们不应擅改祖制。”

皇帝辩解：“实行新法也是为民谋福，并无害民之意。”

太后教导孙子：“我知道王安石确有大才，但是在朝已然树敌甚众，为了他自己，还是暂时中止他的职务为好。”

＇文＇皇帝还是难舍安石：“但是在满朝大臣之中，唯有王安石愿意身当大任啊。”

＇人＇皇帝的弟弟歧王此时正在一旁，顺口插言：“陛下应当听太后她老人家的话呀。”

＇书＇皇帝大怒：“好啊！朕不会治国！这皇位应该让给你坐？”

＇屋＇歧王惶恐伏地：“臣弟万死不敢有这个意思。”

皇太后脸色铁青：“这些乱子都是王安石惹的，你看着办吧！”

第二天一早，圣旨颁下：王安石罢相出京，贬为江宁知府！商法、青苗法、免役法、保甲法、土地登记等八种新法中止推行。

更出奇的事情出现了：天开始下雨了！

难道真是老天爷高兴了？

人怨是真，天怒未必！苍天从来无情，就像些地震、洪水、流星雨赶在一年之类，巧合罢了。

三十、起落更知世薄情

王安石推行新法，有赖于他提拔的一些新人，但恰就是这些一步登天的新贵，使变法越来越像一场闹剧。

王安石执政期间，主持御史台的两个人是御史中丞李定及王安石的一个亲戚谢景温。李定为了能继续当官，隐瞒父丧不报，朝野皆鄙视其为人下流、无异禽兽；那谢景温则为求提拔，把自己的妹妹嫁给了王安石的弟弟，也是弄得舆论大哗。

但两人却是新法的坚定支持者，所以也得到了王安石的支持，而王安石却因此二人却不知失去了多少人支持。

王安石的两个助手，吕惠卿和曾布，在王安石在职时表现还是不错的，至少对王安石新政的支持从未动摇过，但从皇帝突然罢免王安石那天开始，两个人几乎同时变了嘴脸。

还有个重要人物叫邓绾，此公由于公开说过一句名言而名留青史：“笑骂从汝，好官须我为之。”――他这里的“好官”可不是通常意义的“优秀干部”，而是：只要能做上我想做的官就是“好官”，就算达到了目的，嗤笑算什么？谩骂算什么？都随你的便！

这么个要官不要脸的家伙也是新政的支持者，也得到了王安石的破格提拔，邓绾就是摸准了这样一点：只要对新法大唱颂歌，就绝对是正确的升官之道！

他上书神宗，夸赞皇帝有贤良辅佐，新法的颁行使“民莫不歌舞圣泽”；这种大好形势“以臣所见宁州观之，知一路（路：宋朝行政区划，相当于后来的省）皆然；以一路观之，知天下皆然”。――什么好听就说什么，哪怕信口胡诌。

邓绾通过对王安石　“贻以书颂，极其佞谀”，争取到了王安石的极力举荐，以至皇帝紧急“驿召对”，要他火速进京。这次召见原本只是准备给他官升一级，为宁州知州。

还要回地方去？邓绾特不高兴，干脆对宰相发牢骚：“急召我来，乃使还邪？”――原来他来的时候根本没打算再回去。

大家问他：“君今当作何官？”他厚脸回答：“不失为馆职。”――直接伸手要官了。

关键是第二天他居然真的升为“集贤院校理”了，邓绾的“乡人在都者”都替他难为情，骂他是无耻之徒，人家邓绾却毫不在乎，并说了这句“笑骂从汝”之千古名言来回敬同乡。

当官不要脸，神仙也难管！

吕惠卿和邓绾便都属此等神仙也难管之人。王安石去职后，俩人同去见皇帝，在皇帝面前哭的梨花带雨，悲从心出！两副极为动人的面孔终于感动了皇帝，吕惠卿得以官拜副相知政事。

吕惠卿与曾布一向相互不服，现在的宰相韩绛不过是个用于过渡的摆设，实际吕惠卿成了朝中第一人，二人的交恶顿时表面化，在一阵狗撕猫咬声中，曾布垮台下台。

邓绾何等人？当然主动投靠吕惠卿，两人结成了牢固的统一阵线，向王安石的残余势力开刀了：门吏郑侠扳倒了王安石，但郑侠献画的渠道却是非法滥用了国家驿站的邮差，郑侠因此要在御史台受审。

吕惠卿趁郑侠案件的机会罢黜了王安石的弟弟王安国，又与邓绾合谋，把王安石牵连在山东一个亲王的谋反案件中，王安石被控与叛逆通谋，证据是他与其中一逆贼是朋友。

但王安石虽然下课，外任江宁，其实余威仍在，岂能是几名旧部新贵所能欺辱的？再加上王安石与谋反一案确无干系，经过调查，王安石竟然又在神宗眼里重现光辉，神宗熙宁八年（1075年）二月，王安石被召回京，重任宰相。

邓绾这下后悔不迭了，忍住几分尴尬，连忙火线背弃吕惠卿，重投王安石麾下。为了再得王安石的青睐，他决定用吕惠卿做自己的垫脚石，便暗中和王安石的儿子王秀勾结，控告吕惠卿勒索华亭商人五百万缗。

这下该吕惠卿倒霉了，朝廷降吕惠卿为陈州太守，邓绾已经得罪了吕惠卿，如何能让新仇人如此轻易逃过？乃联合朝臣吕嘉问请求重新审理，将吕惠卿羁押在京师的御史台监狱中――吕惠卿不死，邓绾已经睡不安稳了。

但是王安石和皇帝对邓绾的人品已经清楚，对变节背信的邓绾早已厌腻了，还是将他罢官斥退。邓绾的仕途努力终归虚无！

新政要人内斗不休，大员纷纷落马，一任副宰吕惠卿也被关在在御史台监狱候审，谁知狼在陷阱也伤人：监狱中的吕惠卿竟能对王安石狠狠反咬一口！

这一口非同小可，竟能将重新上台的宰相一口咬回平民，造成新法永久性流产，王安石对仕途意冷心灰，从此宰相回归文人。

原来，吕惠卿那些年作为王安石的亲信，他保存了老宰相的一些私人信件，原准备敲诈之用。现在到了鱼死网破的关头了，他把这些信都呈交给了皇帝，控告王安石在皇帝背后图谋不轨，因为有几封信上有这样的宰相批示：“无令上知此一帖”。

不要让皇帝知道这个帖子？皇帝对宰相曾有欺瞒自己的行为果然生气，愤怒的皇帝对王安石第一次发了脾气，但朝中无人，再次罢相皇帝还是舍不得。

王安石痛骂不肖子，不该背着他胡乱攻击、招惹吕惠卿，但儿子何曾知道吕惠卿手中握有父亲的把柄？受父亲斥责之后心中憋气，立刻病倒，不久背上生出了恶疮。

王安石虽是个狠人，却信佛祖，他请和尚诵经，请医生开药，但还是无法留得儿子一命，儿子王秀命归黄泉。

老相国经历了白发人痛送黑发人的打击，这位老相国对人生终于大彻大悟了，对政治也终于感觉厌倦了，呈请辞官归隐。

皇帝大概也厌倦了，颁旨允许他在熙宁九年（1076年）十月辞去职务，但还是旧情未了：仍给王安石保留了几个最高爵位，王安石此次下台，并非遭受罢黜，乃是真正的、实实在在的、主动的、被迫退休了。

王相国后来又被恩封为荆国公，从此成了王荆公，但从此不涉政务的王安石还是单人独驴走起了江湖，倒也逍遥，而与他政见素来持异的苏东坡却还在官场经历着波折与煎熬。

多年后两人终又重会金陵，双眸交汇时，心情当然复杂，不过环境不同了，一切都在变化，昔日的政敌也能成为朋友。

三十一、升官未必真升职

欢乐的日子日历翻的最快，苏东坡惬意杭州，不觉恍然三年将过，按大宋的干部任免制度，就要期满离任了。

对下任于何地，苏东坡早就有意北归，以便能与兄弟苏辙团聚，其时苏辙正在山东齐州（今济南）任书记――会议记录员，于是东坡便提前呈请朝廷能调自己于山东的州县任职，求朝廷把自己安排在东州。

这点要求，当时正值混乱的朝廷回复照准，但实际调令下来，苏东坡却被任命为山东东部的密州太守。

虽然都是山东，但密州与齐州东西相距近千里之遥，需要横跨整个山东半岛，朝廷在苏东坡工作再分配上并没有照顾什么。

宋代的官，不大好凭职称定高低，苏东坡由通判晋升太守，表面看是按惯例提升了一级，但是，就像东坡曾任职的凤翔通判与杭州通判，都是通判，却天差地别，有些类似今天的直辖市与县级市的区别吧。

这次虽名义升任密州太守，但即将到任的密州是一个很穷的地方，靠近东海，在宋时应该算是僻壤之乡，主要只长麻、枣、桑树，此地百姓的生活贫困，和杭州的都市生活有天渊之别。

当时新法实施，地方官员的薪俸已经降低。苏东坡在他《菊赋》的序言中说：“余仕宦十有九年，家日益贫，衣食之俸，殆不如昔。及移守胶西，意且一饱，而斋厨索然，不堪其忧。日与通守刘君延式循古城废圃，求花菊食之，如腹而笑。”

这里能看出两点：一是苏东坡不是什么会敛财的贪贿官员，杭州的富地方出了个穷官，那么到了密州这穷庙里，东坡更不会成为富方丈的。

二是按东坡的生活习惯，来到密州暂时还不大适应，东坡以好肉、美食著称，“移守胶西，意且一饱，而斋厨索然，不堪其忧”大概指的是肉食，否则凭一州太守之尊，总不会连面食也吃不饱吧？

假如真是到了太守家断炊的地步，那当地还能有什么百姓不被饿跑？再说了，凭东坡随便泼墨就是金银铜钱的本事，还能穷困潦倒至邀上本州通判去人家丢弃的废苗圃里采菊花果腹充饥？

分来析去，那就只有一种可能：密州缺肉，东坡不能每日肉食下酒。

这点从日后苏东坡带头出城围猎，全城百姓倾城出动配合，也能看出点苗头：猎取野味就是为了取肉解馋么，否则费那么多人力干吗？

该次围猎，东坡填词纪念：

江城子…密州出猎

老夫聊发少年狂，左牵黄，右擎苍，锦帽貂裘，千骑卷平冈。为报倾城随太守，亲射虎，看孙郎。

酒酣胸袒尚开张，鬓微霜，又何妨？持节云中，何日遣冯唐？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

这是熙宁八年，东坡因旱去常山祈雨，归途中与同官梅户曹围猎于铁沟，写了这首围猎词。

词中作者以不满四十岁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