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暴行:被遗忘的大屠杀-第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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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强暴者的逼迫下摆出淫荡的姿态，她们脸上扭曲的痛苦和耻辱的表情令人刻骨难忘。
　　在一个眩晕的瞬间，我陡然明白生命和人类的经历本身都是如此脆弱。我们从小就知道死亡是什么。任何人都会被卡车或巴士撞倒，生命随之在刹那间消失。如果没有某种宗教信仰，我们会认为这样的死亡是毫无意义也不公正的对生命的剥夺。但我们也知道，大多数人都尊重生命和死亡的过程。如果你被一辆巴士撞了，也许有人会乘你受伤的时候偷走你的钱包，但更多的人会来帮你，抢救你宝贵的生命矗有人会拨急救电话，有人会奔跑到街上叫当班的警察，还有人会脱下大衣，叠起来垫在你的脑后。这样，即使这是你生命的最后时刻，你也能从这些很小却很温暖的事情中感受到他人的关心。挂在库帕提诺墙上的照片却展示了千千万万的生命会因他人的狂妄念头而遭到毁灭，而这种死亡在第二天就变得毫无意义。更重要的是，那些带来死亡（即使是难以避免的，也是人类历史上最骇人的一幕悲剧）的人竟还羞辱受难者，逼使他们在最大限度的痛苦和耻辱中死去。这样对死亡的残忍的不敬，这样人类社会过程的倒退，将只会缩成历史的一个脚注。除非有人迫使这个世界去记住它，否则它就像计算机程序中的一个无害的小错，也许会，又也许不会引起任何问题。想到这里，我感到一阵心悸。
　　在这次大会期间，我得知有两本关于南京大屠杀的小说已经完成：《天堂之树》和《橙雾帐篷》，另外还有一部关于大屠杀的画册《南京的暴行：一段无法否认的图片史》。但直到那时，还没有人用英文写出一本关于南京暴行的长篇叙事纪实的著作。在对大屠杀的历史进入更深入的研究之后，我发现，写作这样的一本书所需要的材料其实一直就有，在美国就可以找到。美国的传教士、记者和军官在日记、胶片和照片中记下了他们对这一事件的看法，以供后人参考。但为什么没有一位美国作家或学者利用这些丰富的原始资料去为南京大屠杀写出一部纪实作品或一篇论文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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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言（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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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京大屠杀为什么在世界历史上受到冷遇是一个奇特的谜。不久，我想我找到了部分答案。南京的暴行之所以不像犹太人遭到的大屠杀或广岛原子弹爆炸那么举世皆知，是因为受难者自己在保持着沉默。
　　但是，一个答案的出现又会引发新的问题。我又在想，为什么南京暴行的受难者没有发出呼吁正义的呐喊呢？或者，假如他们曾发出了呐喊，为什么他们所遭受的苦难得不到承认
　　呢？我渐渐明白，这种沉默的幕后操纵者是政治。由于冷战的诸多原因，有关各方共同造成了对这一事件的历史性忽略。1949年以后，新中国和台湾都没有向日本要求战争赔款（像以色列不要德国赔款一样）。面对苏联和中国的〃威胁〃，美国急于得到它从前的敌人日本的友谊和忠诚。这样，冷战的紧张态势使日本逃避了许多严历的惩罚，而它的战时同盟国却没有逃脱。
　　另外，日本恐怖的气氛阻止了关于南京暴行的公开的和学术上的讨论，进一步压制着人们对事件真相的了解。在日本，如果表明自己对中日战争的真实看法，他可能会，也一直会受到失业的威胁，甚至生命威胁。（1990年，日本长崎市长本岛均说，日本裕仁天皇对战争负有一定责任。他因此被一名枪手射中胸部，差点死掉。）在这种危险弥漫的气氛下，许多严谨的学者都不敢为进行这方面的研究去日本查找档案。的确，我在南京听说，因为担心遭遇不测，中国很少允许学者访日。在此情形之下，对于外国人来说，要想接近日本关于南京暴行的档案材料是十分困难的。另外，虽然近年来有一些参加南京暴行的日本老兵冒着被排斥乃至死亡的威胁，将他们的故事公诸于众，但大多数人并不愿接受采访。
　　在写作本书期间，使我困惑和气愤的是，顽固的日本人拒绝承认自己的过去。不单单是因为日本交出的战争赔款尚不及德国赔偿战争受难者的百分之一；也不仅是因为大部分纳粹分子即使没有因其罪行受到监禁，也至少是被迫退出公开的社会生活，可是在战后，许多日本战犯继续在工业和政府部门担任要职；也不仅是因为这样一个事实：在德国不断向大屠杀的受难者表示歉意的时候，日本人却在东京膜拜战犯……一位在战争中受到日本迫害的美国人把日本人的行动形容为：这在政治意义上相当于〃在柏林中心为希特勒建造一个大教堂〃。
　　尽管证据确凿，日本许多知名的政治家、学者和工业巨子仍顽固地二口咬定，南京大屠杀从未发生过。在进行本书漫长而艰辛的工作时，他们的态度一直激怒着我。相形之下，在德国，如果教师在历史课上删去大屠杀部分，将是违法行为，而日本人在几十年来一直把课本中南京大屠杀的材料有系统地清除得一千二净。他们从博物馆拿走南京大屠杀的照片，销毁原始的资料，从大众文化中抹去任何关于大屠杀的痕迹。甚至一些受尊敬的日本历史教授也加入右翼势力，进行他们认为是为国尽忠的工作：怀疑、诋毁关于南京大屠杀的报道。在专题片《以天皇的名义》中，一个日本历史学者用这样的话来否认南京暴行：〃即使有二三十人被杀，日本方面也会非常震惊。那时，日本军队一直是模范部队。〃正是因为某些日本人有预谋地企图扭曲历史，我才强烈地感到写作本书的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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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言（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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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了以上这一因素，本书也是对一些完全不同的观点的回答。近年来，人们努力地试图迫使日本为其行为的后果承担责任，这种努力被称作〃打击日本〃。但更重要的是，如果把对日本人在特定时间和地点所作所为的谴责看作是对整个日本民族谴责，那么，这不仅会伤害在这次灾难中丧生的南京的男女老少，也伤害了日本人民。本书无意评判日本人的性格特点，也不打算分析做出暴行的民族之基因构成。本书探寻的是为什么文化的力量能把人变成恶魔，能撕去那层使人成其为人的社会约束的表皮，同时文化的力量也能加强这种约束力。今天的德国是一个很不错的地方，是因为犹太人没有让这个国家忘记60年前发生的事情。由于认识到奴隶制丑恶，并在100多年的种族隔离之后解放了奴隶，美国南部也是一个相当不错的地方。除非日本向世界和自身承认自己在半个世纪前所做所为的错误，它的文化将不会进步。实际上，我惊喜地发现，有很多海外日本人也参加了关于南京暴行的会议。正如其中一个人所说：〃我们想同你们了解得一样多。〃
　　本书叙述的是两个相互关联却又不尽相同的暴行。一个是南京的暴行本身，讲述的是日本人怎样清洗敌方首都数十万无辜的平民。
　　另一个是关于掩盖事实，讲述了日本人如何在国际社会的缄默姑息之下，企图从公众意识中抹煞整个大屠杀，进而剥夺被害者在历史上的应有地位。
　　本书第一部分〃大屠杀的历史〃的结构在很大程度上受到《罗生门》的影响。这是一部由日本作家芥川龙之介的短篇小说《在竹林中》改编的电影，讲的是10世纪发生在京都的一起强奸谋杀案。从表面上看，这个故事十分简单：一个强盗拦路抢劫一名过路武士友其妻子；妻子被强奸，武士也死了。但当故事中的人物从各种角度出发叙述事情发生的过程时，故事也变得更为复杂起来。强盗，妻子，死去的武士和一个现场目击者对发生的事情的叙述相去甚远。读者就要将所有的叙述集中起来，亲自判断其中的真假虚实，通过这一过程作出主观的也通常是个人臆想的一种较为客观的假想。任何讨论犯罪公正性的课程都应该包括这个故事。它指出了历史的实质。
　　本书从3个不同的危度讲述南京的暴行。首先是从日本人的角度。讲述了一次有计划的侵略……日军奉命干什么，怎么干，为什么干。第二个是从中国受难者的角度出发，讲述了当政府面对外来侵略无力保护市民时，一个城市的命运。这部分收录了一些中国人的故事，有失败、绝望，也有背叛和生存。第三个是从美国人和欧洲人的角度，作为外来者，这些人至少在中国历史上的一个时刻是英雄。在大屠杀期间，很多西方人士冒着死亡危险帮助中国平民，并向外界发出警报，通报发生在他们眼前的浩劫。在本书关于战后时期的章节中，我们再讨论美国人和欧洲人出于实用主义，对他们曾身临屠杀现场的同胞的话所持的漠然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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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言（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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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这本书的最后部分分析了半个多世纪以来的阴谋企图使南京暴行远离公众的种种势力。我还列出了近年来人们为挑战被歪曲的历史，所做的种种努力。
　　为澄清真相，每一种尝试都注意到日本人作为一个民族，是如何安排、培育和维护他们集体性的健忘症……甚至是在这一时期面对其所做所为时完全赖帐。面对历史，他们的回应不仅仅是在本应留下痛苦记录的历史书上留下空白。事实是，日本的学校教育中没有关于日本军队在中日战争中最丑恶方面的内容。与之相反，他们精心伪装，编造神话，把日本发动战争的角色转换为战争受害者的角色。在广岛和长崎爆炸的原子弹给日本人民带来的恐怖帮助这种神话去代替历史。
　　时至今日，面对世界舆论，日本仍拒绝对其战争行为表明悔意。甚至在战争刚刚结束的时候，尽管战争法庭审判一些日本领导人有罪，日本人还是设法逃脱了文明社会的道德审判，而德国人则要为他们在那段梦魇般时期的行为接受谴责。在继续逃避审判的时候，日本人又成了另一桩罪行的主谋。诺贝尔桂冠诗人伊利·威塞尔多年前就曾提出警告：忘记大屠杀就等于第二次屠杀。
　　我最大的希望是这本书能够激发其他作家和历史学家的兴趣，使他们都能尽早调查、研究南京大屠杀幸存者的经历，毕竟，这些来自过去的声音正在逐年减少并终将全部消失。或许更为重要的是，我希望本书能唤起日本的良知，接受对这桩事件应负的责任。
　　在写作本书的时候，我的脑海里一直浮现着乔治·桑塔亚（1963…1952，西班牙哲学家小说家。……编注）的不朽警句：〃忘记过去的人注定会重蹈覆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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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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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管战后历史的进程如何，南京的暴行将永远是人类的荣耀之中的一块污迹。但使这块污迹特别令人厌恶的是历史并没有为这个故事写下一个适当的结局。60年后，日本作为一个民族，还在试图埋葬南京的受难者——不是像1937年那样葬于地下，而是要把他们埋葬在被历史遗忘的角落。在这种无耻行为的掩盖之下，由于很少有人试着记录并为公众系统地描述，南京大屠杀目前在西方几乎无人知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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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暴行》结语（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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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京的暴行只是日本在9年战争中无数野蛮行径中的一个事件。在南京大屠杀之前，日本就头一个打破了空中力量只能用做战场武器的禁令，而将其用于威胁平民百姓，日本也因此而臭名昭著。而后，日本又发动其军队开始屠杀，从上海到南京，然后发展到中国内地。
　　虽然日语中没有一个词等同于德语中的“最后解决”，日本天皇政府却批准了在中国某些地区实施人工灭绝的政策。其中最残忍的之一是在中国华北地区实行的“三光政策”（杀光、枪光、烧光），因为在那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游击队对日本人进行了猛烈和有效的斗争。一位沮丧的日军上校在日记中记下了这一残暴政策是如何简单明了：“我从上级那里接到命令，这里的每个人都必须被杀掉。”
　　这项政策的结果是1941年日本人又发动了以赶尽杀绝中国华北农村所有人口的大规模恐怖战争。华北人口从4，400万锐减到2，500万。虽然一些学者认为上百万的老百姓逃到了安全地带，但至少有一位研究中国的学者朱尔斯·阿彻认为，当时在这一地区失踪的1，900万人中，大部分是被日本人杀害了。《中国流血的世纪》的作者R．J．拉梅尔指出，即使当时中国只有百分之五的人口被杀害，死者数量也将接近100万。
　　为对付中国人，日本人还进行了惨无人道的生物武器试验。因怀疑中国村庄帮助了在1942年4月东京杜里特空袭中的美国飞行员，日本人对这些村子使用了生物武器进行报复。在可以降落轰炸机的地带，他们屠杀了25万中国平民，还破坏了方圆2万英里的所有中国机场。像所有在战争中遭到践踏的地区一样，这些地方都受到疾痛的侵袭。我们已经知道，日本飞行员在如上海、宁波和承德这样的大城市播撒携带瘟疫病菌的跳蚤，并把装有各种致病微生物……霍乱，痢疾，伤寒，瘟疫，炭疽和副伤寒……的瓶子投进河流、水井、水库和房屋里。日本人为传染中国平民和军人，还在食物中掺杂了致命的病菌。他们把带有伤寒病菌的饼干扔在露营地附近，引诱饥饿的中国农民；在成千上万中国战俘被释放前，日本人给他们吃注射了伤害和副伤寒病毒的蛋卷。最后的死亡人数统计简直令人难以置信，是在1，578，000到6，325，000之间。R．J．拉梅尔提供了较为保守的数字：有3，949，000人被杀害，其中400，000人是平民。但是，他指出，有数百万人由于日本人的掠夺、轰炸和医药试验而死于饥饿和疾病。如果这些死亡人口也计算在内的话，可以说，在对华战争中日本人共杀害了900万中国人。
　　对于大多数人来说，是无法想象日本士兵和军官在何种心理下犯下这些滔天罪行的。但有很多历史学家、目击者、幸哿者以及当年的作恶者自己都总结了是什么驱使日本皇军犯下这些赤裸裸的罪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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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暴行》结语（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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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些日本学者相信，中日战争中的南京暴行及其他残暴行为是由一种叫“压迫的传导”现象造成的。据《隐藏的恐怖：在二战中的日本战争罪行》的作者田中雄喜所说，日本现代军队自其诞生之日起就有巨大的暴行隐患。原因有二：首先是日军官兵中存在的独断专行和残酷虐待，再就是日本社会由天皇身旁的人支配的森严的等级制度。在侵占南京之前，日军对自己的士兵也长期施加羞辱。士兵被迫为长官洗内衣，或是温顺地站着任由长官掴耳光，直至鲜血横流。用乔治·奥威尔的话说，日本士兵时常受到的这些抽打，是来自长官的“爱的行动”；而日本海军用“铁拳”加强的残暴纪律，则被叫做“爱之鞭”。
　　人们常说，权力最小的人一旦握有对社会等级中更低微人们的生杀大权，常常会变成最残暴不仁的人。日本士兵来到海外后，因为森严的等级制度而压抑的残暴突然得到了发泄。在外国领土或殖民地上，作为天皇的代表，日本士兵享有巨大的权力。在中国，即使是最低级的日本列兵，其地位也要超过最有权有势的中国人。由此不难看出，长期被压抑的愤怒、仇恨和对权力的恐惧就是如此在南京爆发成无法控制的暴力。日本士兵沉默地接受了长官施加的一切，那么中国人也必须接受他们选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