唉,我的沧桑50年-第3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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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站在门外，越想越不是滋味儿，想进去再说理去，可是一推门，发现门已经锁上了。我再也忍不住，飞起一脚踹在门上，破口大骂：“姓陈的我操你姥姥！你他妈的就是个骗子，什么他妈的公平公正，什么他妈的反腐倡廉，全都是放屁！还他妈‘焊王’呢，我把你娘的老逼焊上。”

屋子里静悄悄的，毫无声息。

我被几个同事拉拉扯扯劝回了车间，怒气渐渐平息，浑身筋疲力尽。我失魂落魄地坐在凳子上，看着我挥汗如雨十几年的车间，心中一阵阵酸楚，几乎忍不住要放声大哭。

一个姓何的同事走过来坐在我旁边，递给我一支烟，我们俩点上火默默地抽着。他跟我一样，也在名单上。

“老赵，真没想到你也在名单上。”老何说。

我低下头没吭声，狠狠抽了一口烟，以掩饰我就要忍不住掉下来的泪水。

“你是不是没给秃头陈送礼啊？”老何问。

“嗯。”我点点头说，“我问过秃头陈，他说他不收礼，还告诉我不许搞不正之风。”

“他那是放屁。什么他妈的不正之风，他自己都是不正之风，还不收礼，他收的礼都没地方放了，不收那是嫌少。”老何愤愤地说。

“你送了吗？”我问。

“送了啊。”老何委屈地说。

“送了怎么还有你？”我问。

“送的少了呗，我送了两条中华两瓶五粮液呢，我以为不少了，我看见还有只送一条烟的呢。后来我跟人一打听，差点没悔死我，你猜怎么着？人家送的烟，烟盒里装的都是钱，就我他妈的是傻子，竟然送的是真烟。”老何几乎要哭了。

“这个秃驴，太他妈的狠了，咱写信告他妈的。”我怒道。

“算了吧老赵，别犯傻了你，人家秃头陈的哥哥在纪委，嫂子在反贪局，你上哪告去？小心整死你。”老何说。

我领教过这些人的厉害，明白自己确实无能为力，只好瘫坐在凳子上长叹一声，自言自语道：“妈的，就没有个说理的地方吗？”

“嘿嘿。”老何冷笑两声说，“没有。”

2002年12月15号，我最后一天上班，那天我穿得很正式，倒不是为了缅怀点什么，我还没那么矫情，就是想最后一天了，弄得利利索索的，别给自己丢脸。那天其实已经没有给我们的活儿了，大家都是去收拾东西的，我的东西不多，除了一些自己用过的劳保用品，就是一些奖状，两面锦旗，还有几个奖章，我站在工厂的大门口，手里捧着一堆奖章奖状，嘴里一阵阵发苦。这些曾经的荣誉，如今看起来更像是一种嘲弄：你不是很厉害吗？你不是先进工作者吗？你不是劳动模范吗？你不是还想当三八红旗手吗？你咋下来了呢？

那天要走的工人中，有很多干了二三十年的老职工，我记得当时很多人都跟犯病了一样。有人抱着自己用过的车床号啕大哭，死也不肯撒手，有人一遍遍擦拭自己用过的工具，像个傻子一样自言自语。压容车间有个老工人丁师傅，十八岁进厂，整整干了四十年，其年五十八岁，再熬两年就退休，结果一不小心也下岗了，老头怎么想也想不通，拎着一把菜刀堵在厂门口，要找厂领导拼命，后来领导报了警，他才被带走，听说回家待了不到一年就死了。

相比之下，我还算是比较理智的，只不过在厂门口画了个圆圈，把那些破奖状什么的点了一把火烧了而已。

在我蹲在地上烧奖状那一刻，我还只是单纯地把下岗理解为失业而已，我满脑子都是安慰自己的格言，比如什么车到山前必有路，船到桥头自然直啊，天无绝人之路啊，二十年后老子又是一条好汉啊，乱七八糟的什么都有。可是事实证明我又想错了，下岗绝不仅仅是失业那么简单，它再一次改变了我的生活。

率先发难的是叶红，我们一个厂的，这事儿瞒不了她。得知我下岗的消息后，叶红没有埋怨我本事不济运气不佳，更没有歇斯底里地大闹，事实上，她表现出了惊人的冷静与果断，在最短时间内拟定了一份离婚协议书，孩子怎么办，财产怎么分，全都写得明明白白。我知道这些年来我们俩大吵小吵，她早就过够了，我下岗不过就是个导火索罢了。可是要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就做出如此果断的决定，而且考虑得还如此全面周到，丝毫不受什么“一日夫妻百日恩”之类的传统观念所束缚，却也着实令我好生敬仰。

当然了，财产分配之所以这么顺利，也是因为我们家确实没什么好分的，不像现在什么大富豪啊之类的，离婚官司都能打好几年。我们俩就这么点家底儿，不到两分钟就分没了。房子归她，俩孩子归我，存折上有两万多块钱（本来还能更多点，可是前几年买断房子产权交了几万块），一人一半，她每月负担两个孩子生活费三百元，随时可以探视孩子。从协议到正式离婚只用了不到一个礼拜，期间我们心平气和相敬如宾，没吵过一句嘴。

离婚的事儿俩孩子很快知道了，是我告诉他们的，没办法，孩子大了，瞒不住，不如早点跟他们说。我以为他们俩会很难过，或者心理上比较难以接受，谁知道两个孩子的反应很是平静，说他们早就料到有这一天，还说离了也好，省得你们俩相互折磨，谁也过不好，从今以后爸爸还是爸爸，妈妈还是妈妈，我们无所谓。我被孩子们的高风亮节感动得一塌糊涂，同时也暗暗心惊——现在的孩子，太早熟了点！

办好了离婚之后，我和叶红倒真正坐下来聊了两句，我问她说咱俩吵吵闹闹过了这么多年，光嚷嚷离婚就嚷嚷了几百次，哪次也没离，怎么这次这么坚决？

叶红说原来对你还抱有一线希望，希望跟着你能过上好日子，现在我看明白了，你也就这点本事了，我也不想跟你耗着了，趁大家还能动弹不如各奔前程吧。一句话正说到我的痛处，让我顿生体无完肤之感。我面红耳赤地想出言反驳，可是一句话也说不出。其实我心里明镜一般，叶红说得太他妈的对了，对得我老羞成怒，恨不得立即去自杀。

“你大概也早就不爱我了吧？”叶红也半真半假地问了我一句。

“我爱你大爷！”我怒道。

如果算的话，那就是我们最后一次争吵了。

事实上叶红也没挺多久，到了2003年底，锅炉厂第三批下岗职工里就有她，她比我聪明，事先托了一个科长帮忙，还送了厚礼，可是很不幸，她托的那个科长，正好是锅炉厂三个下岗的科级干部中的一个。

这些都不关我的事了。

离婚后，我领着两个孩子回我妈家住，并且努力使日子看上去跟离婚前没什么两样。两个大孙子都到了身边，可把我妈乐得够戗，天天给孩子张罗好吃的。老太太其实想孙子都快想疯了，就是碍于叶红才不进我们家门的，这回俩孙子天天在旁边，高兴得什么似的，天天上学送放学接，风雨无阻，我拦都拦不住。

至于我和叶红离婚的事，老太太一句都没问。

婚也离了，孩子也不用我操心了，我可以抖擞精神全心全意地开始我的下岗再就业之路了，可是当年四十四岁的我却一片迷惘，在工厂干了十几年，早就被一成不变的工作程序体制化了，离开了工厂，我根本不知道我能干什么。

更关键的是，我其实还没有完全适应从一个先进职工到一个下岗职工的角色转换，突然不再是工人老大哥了，这一点让我特别心虚，我害怕见过去的同事朋友，总觉得人家都知道我已经下岗了，就连走到街上都不自在，好像满大街就我一个下岗的一样。其实自己想想也奇怪，下岗又不是我的错，我心虚什么呢？

但是，严酷的现实很快就不允许我再摇头晃脑了，两个孩子要上学要吃饭，学校催着交学杂费，还有什么资料费、考试费、试卷费（简直奇哉怪也，难道交了考试费不交试卷费，到考试的时候不给发试卷，让我们孩子干坐着不成？）、电教费、试验费、校服费等等，还有各种兴趣班、课外辅导班，尤其是辅导班，你不参加还不行，现在老师上课都不给你讲明白，留一点儿在课外辅导班上讲，你要不参加，这一点儿你就学不着。这些东西样样都需要钱，而且别人交一份儿，到我这都是双份儿。还有全家日常的生活开销，也不是小数目，孩子长得快，物价涨得更快，就我手里那点积蓄，如果坐吃山空的话，恐怕是撑不了多久，我必须要找个工作养活全家了。

我跑到下岗再就业指导办公室，想问问人家能不能给我介绍个工作，工作人员让我填了一张表，我填好之后他就让我回家等消息，我问他要等多久，他说那可没准儿，你前面排了一万多人呢。一听这话，我心里凉半截。我又问还有什么别的法子，人家告诉我说你也可以自己创业，拿下岗证到相关部门办手续，能享受国家的优惠政策。我说那您看我创点什么好呢？人家说那我哪知道，您自个儿回家想去吧。

我回到家中抱着脑袋憋了两天，创业的事儿没想明白，撞墙的心倒起了几百次，而且尤其怕看电视，那会儿为了给下岗职工鼓劲儿，电视里总有一个胖头鱼一样的歌手，扯着嗓子唱：“心若在，梦就在，只不过是从头再来。”我就怕听这个，一听这个更想撞墙。唱得倒是挺好，可是我一个四十多岁的老帮菜，找工作没文凭，做生意没本钱，我他妈的拿什么从头再来？

但是话又说回来，不从头再来又能怎么样？难道真去撞墙？那可就成笑话了，第二天报纸上就能登出来：下岗职工创业不成改撞墙，撞墙未死变脑瘫。不行，我这还上有老下有小呢，我要是死了全家都得喝西北风去了，到时候又是一笑话：一下岗职工全家狂喝西北风，活活撑死。

不管怎么说，该来的都会来，该干的都得干，光在家待着可不行，到时候就是天上真掉馅饼了你都赶不上，我必须要走出去，必须要干点什么，不管如何艰难，我的再就业之路必须立即开始。

干点什么呢？我第一个想到的是上街捡饮料瓶子。这个大家都知道，既不要文凭也不要本钱，那时候有不少下岗的人都干这个。原来我还笑话过人家，心说干点什么不好，偏要干这个，这不就是捡破烂吗？说出去多丢人啊。现在好了，我遭了现世报，自己也要干这个了。由此可见做人要厚道，总嚼别人舌头根子，自己早晚要倒霉。

说干就干，不能犹豫。第二天我就开始上街捡瓶子。我还特意跑到好远的地方去捡，怕万一被俩儿子看见，心里不自在。干了一天我才发现，这个活儿也是有门道的，绝没有看上去那么简单，必须得眼疾手快，街上捡瓶子的不止我一个，瓶子上也没写我的名，不能说谁先看见了就是谁的。开始的时候我还抹不开面儿，看见个瓶子还不好意思立马就捡，先在瓶子旁边转悠，偷眼观察四周，想等周围没人了再捡，结果一个老头蹦出来一脚把瓶子踩扁，捡起来就走。我只好在旁边干瞪眼，想想这么着不行，我得先下手为强。再看见瓶子，我就假装遛弯没看见，走过去先一脚踩住，准备等没人了再捡。我心想都踩在脚底下了，这回该是我的了吧，结果那老头又蹦出来了，走到我跟前说：“师傅您让让。”我只好一脸尴尬地挪开脚，眼睁睁看着老头捡起瓶子走了。

一天下来，我口袋里就仨瓶子，其中还有一个是我自己喝水剩下的。天气又热，热得我满头大汗，心里憋屈得不行，只好坐在花坛子旁边自己跟自己生闷气。坐了一会儿，抢我瓶子那老头不知道又从哪蹦出来，坐在我旁边，点了一根烟抽。抽了一会儿，老头开腔问道：“下岗的吧？”

我点点头，心中更加郁闷。

“一看就是。”老头说，“哪个厂的？”

“锅炉厂。”我说。

“嗯，我也是下岗的，机械厂的。”老头说，“出来捡瓶子对吧？怎么看见了不捡啊？”

“有点儿不好意思。”我红着脸说，“想等没人的时候再捡，哪知道被您老先下手为强了。”

“哈哈。”老头笑着说，“都成这样了还有啥不好意思？别绷着了，兄弟，我问问你，你是要脸还是要命？”

一句话说得我茅塞顿开，那天回家后我越想老头的话越有道理，是啊，这都什么时候了，命都快没了还要什么脸啊。想想也奇怪，我记得我原来不大知道要脸的，刚回城那时候，破烂也捡过，井盖子也偷过，从来没觉得丢人，怎么现在变得这么矫情了，还装模作样地知道要脸了？唉，都是前几年那破劳模当的，虚荣心害死人啊。

想明白了这一节，我顿时豁然开朗，决定放下自己劳模的尊架，一心一意捡瓶子去。你还别说，这心理障碍一克服，这收成还真不错，虽然没有原来上班的时候挣得多，可是一天也能弄个十块八块的。

这个活干了一阵儿我就不干了，因为季节性太强，夏天还好，冬天就不行了。再加上那年夏天闹非典，弄得人心惶惶的，全城人出门都戴着大口罩，喝饮料的人少多了，都嫌麻烦。而且我也有点害怕，谁知道哪个瓶子上带着病菌呢。

那之后我还干过许多事，都不是很成功。我卖过早点，做煎饼果子，结果弄出来的煎饼跟破布一样，还没等咬就漏一手辣椒酱，别说吃了，看着都恶心，一早上就卖出去四个，没两天就坚持不住了。

我还有过清洗油烟机的打算，因为不太会，所以先拿家里的油烟机试验了一下，结果拆开洗完了之后装不回去了，急得我一身汗，鼓捣俩小时才给装回去。晚上我妈做饭，一开油烟机，里面稀里哗啦一阵乱响，最后“砰”的一声爆掉了，气得我妈拿着锅铲要铲了我。出师未捷身先死，我害怕把人家的修坏了还得赔钱，只好取消了这个计划。

我也在街上干过零工，这种零工各位大概在小区门口、劳务市场之类的地方见过，大部分都是下岗职工，也有不少农民工。每人弄个小纸牌，上面写上“电工”、“水暖工”、“杂工”之类的，举在手里或放在地上都可以，也有挂在胸前的，就像标了价的牲口，一旦有人来问，大家就一拥而上，追着人家喊：“要不要人，要不要人？我什么都干。”就跟打群架一样。

我就是那个“杂工”。因为除了焊接啥也不会，而一般家装又很少用得到焊工，所以只好做“杂工”，可谁知道做“杂工”也不是那么简单，人家那些“杂工”都是全能型的，粉刷墙壁、铺地砖，甚至简单的走线、水暖都会。而我这个“杂工”，说来惭愧，只会打打杂。结果自然可想而知，我在劳务市场蹲了三天也没人答理我，唯一接到的一个活儿还是一个水暖工看我可怜，让我帮忙打打下手，干了三个小时，挣了十块钱。

后来我还摆地摊卖过小商品，就是些手机挂件啊，竹编小家具啊之类的小玩意儿。那次可真是倒霉，摆摊第二天就碰上城管、公安、工商联合执法，百十号人浩浩荡荡杀到街上，整条街的小商小贩抱头鼠窜人仰马翻，水果青菜胸罩裤衩扔得遍地都是。我因为长得驴高马大，又对联合执法出言不逊，说了些什么“还让不让人活了”之类的话，所以被英勇的城管同志重点打击了一下，摊子被掀翻不说，还挨了几下正宗的窝心脚，肋骨差点被踹断。执法行动结束后，我坐在马路牙子上，看着自己花了几百块钱进的货被踩得稀烂，感觉真是叫天不应叫地不灵，心里涌起一阵阵难以言表的伤心和委屈，几乎就要失声痛哭。

这些大概就是我下岗头两年的遭遇，说实话混得是真不怎么样，最惨的一个月才挣了六十二块七毛钱。虽然当时每个月还有两百多块的低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