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这是宋史-第36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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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在于台谏，怎样把这样独立于整个朝纲之外的大圈子抓在一介高级服务员的手里呢？这个命题荒诞到让人抓狂，就像现代社会里一个街头小贩要遥控香格里拉连锁饭店一样。可韩国戚觉着自己肯定能成功。

说干就干，他悄悄地伸出了手。

先是要把赵汝愚的好事搅黄。

赵皇亲当然知道台谏官的重要性，上位之后第一时间进行了调整，他先是把两个亲近的原台谏官提升，进行了内部调控。可是几天之后，这两位就突然被调离了。赵汝愚觉察出了反常，可是又觉得这是个好机会，台谏官出缺，正好安排他的真正亲信补上。

他推荐刘光祖任侍御史。

首相推荐，万无一失。可是新任的枢密位陈骙突然跳了出来，声称他早年与刘光祖结怨，如果刘光祖入台，他将受到政治打击，与其这样，不如他现在就辞职。

赵汝愚愕然。

因为根据规定，台谏官必须身世清白，与所有官员都无怨无恨，如果素有嫌隙不和，并且有人直面讲出的话，两者必须有一人回避。

回避者以职位决定，低者回避。陈骙是枢密使，谁能比他更高？也就是说，刘光祖没等上任就被辞退，赵汝愚的第一步安插计划胎死腹中了。

初战失利，赵汝愚变得警惕，他开始了积极运作。他提议，空缺的言官人选由侍从来推荐。这样做堪称妙不可言：第一，可以向侍从圈示好，使宰执与侍从携起手来，哪怕控制不了台谏圈，也能孤立台谏圈；第二，他相信侍从之中，正人君子还是多的，士大夫阶层的元气还在，选出来的言官一定不会是宫廷小人一伙。

他想的都对，选拔如他所愿，两个名额都被与他亲近的人得到。不过可惜的是，临上任之前突然间风云变幻，原本落选的刘德秀，居然硬生生地挤掉了一个名额，进入了御史台。

理由是陛下御笔内批。

这还搞什么，公平竞选变成了空降兵部队。

赵皇亲猛然意识到了御笔出了问题，成了对方手里的利器，一定得除掉。他命令言官首领之一的右正言黄度弹劾这一点。

但出手又晚了一点，黄度的奏章刚写好，还没呈上去，就突然接到了外调的命令。仍然是御笔，还是没走任何程序，命令直接生效。

黄度大怒，拒不接受调令，在原有奏章上再加了一封，弹劾御笔这种东西本身就与宋代立国法制不符，应该取缔。

皇帝无动于衷。

皇帝有权沉默，那么只有走程序。黄度上书宰执，要求宰执为此事向皇帝进谏：从前导致北宋亡国的六贼之首蔡京就以操纵御笔祸乱朝局，现在怎么还能容忍这种东西存在？！

理由充分，赵汝愚乘机带着奏章去找皇帝，要把事情彻底说清。说了半天，说得赵汝愚口干舌燥，黄度的命运却一落千丈：从外调州府变成了宫观闲职。

如此当头一棒，打得赵汝愚本人灰头土脸，更让他的班底们心惊胆战。那可是言官里的高层，说完就完了，谁不害怕！此时，赵皇亲应该想尽办法提升士气，做一两件奋起回击的狠事，才能挽回局面。可是他没有，他办了一件让人怎么都想不通的事。

赵彦逾被踢出临安，出知建康府。

赵彦逾，当初政变的真正发起者。他本是上天赐给赵汝愚的天然伙伴，两人从出身到志向完全契合，从哪个角度来说，都会团结到死党的程度。可赵汝愚偏偏就不履行承诺，说好的官职不给，并且没过几天就把他贬出了京城。

这是为什么呢？

赵彦逾无论如何想不通，难道说这个命令不是赵汝愚下的？可是签发部门是都堂，尚书级别官员的调动必须经首相批准才能实行，赵汝愚肯定是知道的。想来想去，只有一个可能，赵汝愚过河拆桥，恩将仇报！

赵彦逾怒了，你做初一，我便做十五。

他找到了韩侂胄，说了一句话：“内禅是我俩之力，赵汝愚不过坐享其成而已。现在他身居相位，擅作威福，视我俩如无物。怎么办？”

韩国戚立即认可了这个同伙。

这次会面很可能被赵汝愚知道了，几天之后，赵彦逾的调令有了更改，不去长江边的国防重镇建康府了，而是去四川当安抚制置使。

火上浇油，居然外调成了半流放！

赵彦逾气到头晕，再没了顾忌，他在临行前争取到了一次面见皇帝的机会，把一份名单交了上去。他说：“老奴今去，不惜为陛下言，此皆汝愚之党。”

这些都是赵汝愚的死党。

这种揭发在官场上是大忌，哪怕毁了对方，也会同时毁掉自己。赵彦逾这样做，纯粹是气到不行了，而效果也的确达到了。

赵汝愚是皇亲，很多人提醒过赵扩，宗室为相凌侵君权，是赵匡胤当年定下的国之禁忌。赵扩没信，毕竟他之所以能上位，全是赵汝愚操作的。而这时不一样了，赵彦逾同样是拥立大臣，同样是皇室宗亲，他出面指证，由不得赵扩不信。

至少，一片阴霾笼罩在了赵汝愚的头顶上。

赵汝愚连战连败，有人坐不住了。

圣人朱熹。

朱圣人是赵皇亲推荐入朝的，两人说好了协手改造宋朝，使之政治、精神双丰收，创南渡以来未见之美好局面，可以说荣辱与共。这时赵汝愚根基动摇，朱熹自然要出面。

介绍一下朱熹。

朱熹，生于公元1130年，南宋江南东路徽州府婺源县（今江西省婺源）人，福建长大。字元晦、仲晦，号晦庵、晦翁，又称考亭先生、云谷老人、沧州病叟、逆翁等。履历表里显示，他从小聪明，近乎于生而知之，对《孝经》等根性读物几乎一见即懂，懂了就有见解。

朱熹十九岁科考中举，进入仕途，没多久就重归湖海，再读诗书，开始了考问天地宇宙、思考人伦根底的大事业。

也就是在这时，他继承了北宋的二程道统。前面“北宋卷”中，曾经详细记叙过神、哲两宗时期的党派之争，洛、蜀、朔三党各有首领，各不相让，最后三败俱伤。二程是洛党，他俩以河南农村书生的身份硬生生地与国家顶级大臣分庭抗礼，对国家大政指手画脚，凭的就是学问。

即“理学”。

二程中小程更了不起，关键是活得久。他的众多弟子中有一位叫杨时，是南剑州将乐（今属福建）人，世称龟山先生。他南归时，小程高兴地说：“吾道南矣！”

一语成谶。

杨时传罗从彦，世称豫章先生；罗从彦传李侗，世称延平先生；李侗传朱熹，朱熹不称先生，称圣人。至此，小程之学终于光大宇宙，主宰天地。

当然，朱熹之所以超越自先秦以来所有人，位列孔孟之后，排行第三，凭的不只是继承，更是发扬。他认为“理”是一切，是先天地而生，为万物之先的存在，是超越现实、社会等真实存在之上的一种永恒的标准。即“天理”。

作为一个现代人，我们看这一段时觉得云山雾罩玄之又玄，不知所以。但是，从另一个角度看，可以知道它有多么伟大。

这个“理”如此牛，无敌一样的牛，还能有什么物件能超越它吗？从概念上分析，肯定没有了。作为发现它、弘扬它的人，朱熹又应该是什么地位呢？

让孔孟列在前面是出于尊重而已，他应该是开天辟地重建乾坤的盘古才对！

既然卖概念，就要有盼头。“天理”如此神奇，在朱熹的理论中，还是可以实际触摸到的。办法就是“格物致知”。

要做到“穷格”，格到了极处，天理自现。只有天理出现，世间才会有真、善、美；反之，破坏这种真、善、美的，就是“人欲”。所以要存天理灭人欲，建设出人世间和谐的完美环境。

如此伟岸的理论，如此高尚的追求，当然是珍贵无比的。于是，道学的传播变得神圣、挑剔。当时有一位叫陈亮的名士曾经为道学家们画了一幅像，非常传神，记录如下：

“因吾眼之偶开，便以为得不传之绝学。三三两两，附耳而语，有同告密；画界而立，一似结坛。尽绝一世之人于门外。”

这是说他们的自重。重到拒绝所有看不上眼的人，不是同党的人。而对于这些人，这些不懂道学、不懂他们发现的真理的人，他们会非常残忍。

“以道统自任，以师严自居，别曰是否，分毫不贷。”

也就是说，这票人不管你是否愿意，就开始按照他们的标准来评价你的思想，分析你的行为，从你的灵魂深处寻找你之所以这样的根源，然后分毫不差地处罚你，一点都不宽恕原谅。

这像什么呢？

非常像欧洲中世纪时的教廷，除了没权力把犯人绑到广场的火刑柱上烧死之外，他们什么都干了。所以后世有人说，礼教杀人，道学杀人！

朱熹时代，还只是初期。到了后面，理学家们才真正露出他们凶狠酷厉的嘴脸。但是，既然要认真地、公平地说朱熹，以及他所创立的学术，那么就一定要结合他所处的时代来评判。南宋，自从赵宋南渡之后，就一直存在着一个反思。

——为什么会失败。

北宋如此文化昌明，为什么会败给野蛮的、刚刚开化的女真人呢？！这绝对不应该。于是他们分析，寻找根源所在。当然答案有无数种，可在理学家们看来，是思想病造成的。是人的心变得贪婪，去追求财富。比如王安石等改革派，让人的心乱了，从而天降灾祸。又比如人的心残忍了，总想着打仗，与辽国战，与西夏战，与吐蕃战，搞得帝国元气大伤，最后败给了迅速突起的女真人……所以，战争是错的，也有罪。

这些都是“人欲”。所以要破灭之，根除之！然后才会存得天理，复归昌明，重新振兴华夏。

所以后世也有人认为，虽然理学有种种不妥、不近人情之处，但是也有它积极的一面，甚至是实用的一面，不能全盘否定。

朱熹在当时并不能统一天下学术，就算在理学内部也有不同的声音，著名的一位名叫陆九渊。陆九渊认为“理”并不是至高无上的，与之同等的还有“心”。

“心即理”。

陆九渊痛快淋漓地说：“宇宙便是吾心，吾心便是宇宙。”宇宙万物之理就是每个人心中之理。所谓“万物森然于方寸之间，满心而发充塞宇宙，无非此理”。

这个理论一经提出，让朱熹一脉大为光火。试想，朱圣人要穷尽一生之力，玩命地格物致知，才能知道“理”是什么，才能通过“理”去涵盖万物，高于一切。可陆九渊倒好，直接就天人合一了，他就是宇宙，宇宙就是他，这还让朱圣人怎么搞？！

一怒之下，文人开始互殴，两人隔着很远很远互相交换了很多口水，有人看不过去了，索性给他们提供了个专门的大舞台，让他俩登台辩论。

组织者名叫吕祖谦，时间是南宋淳熙二年（公元1175年），地点在信州（今江西上饶）鹅湖寺，后世人称之为“鹅湖之会”。

这次大会上两派各自夸耀，互相贬低，从学问辩论到人身攻击，堪称全武行。朱熹讽刺陆九渊的学术过于简易；陆九渊反击说朱学破碎支离，无法自圆其说，还吟诗一首：“易简功夫终久大，支离事业竞浮沉。”朱圣人大怒，想再反驳，发觉自己诗文功底不够，这种大会必将万古传颂，一旦写得不好，将永留后世，倒不如藏拙，于是不欢而散。

时间可以验证一切，朱熹在南宋时棋高一招，死后十几年间就奠定了理学圣人的地位，他所提倡的理学观念也成了官学，他注释过的“四书”位居“五经”之前，成为后世历朝历代科考、官用的不二经典。

相比之下，陆九渊没这么风光，官方一直不大认可他。从根本上论，也是他的学术不那么招人喜欢。领导们一眼就能看出，朱熹的理论是以先天的“理”驾驭人心，管得民众老老实实，非常方便管理；陆九渊的心学过于注重个人心灵强度，稍不注意，就会出现思想叛逆的动乱分子。

可是，心学的先进性是无法被否定的，更是没法掩盖的，二百七十余年以后出现了一个人，终于让这一学术光耀于世间，创造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奇迹。

那人名叫王阳明。

回到政治上。朱熹学有所成，自然不甘寂寞。南宋四位皇帝在位时他都应召入朝，可时间都不长，都因为这样或者那样的原因重回山野。

每一次回山，都会增加他的名望。这是不恋富贵、品性高洁的象征。

这次不同了，朱熹清楚地知道，这是他施展报复的唯一一次机会。赵构不是他能左右的；孝宗同样心性坚定，尤其那时他的学术还在完善中；赵惇是个疯子，跟谁也不讲道理；直到赵扩，第四位皇帝年纪虽小，但心智正常，而他已过古稀之年，这时不搏，一世将过。

所以他及时跳了出来，旗帜鲜明地支持赵汝愚，打压韩侂胄。在他的奏章里，不点名地把韩国戚定为祸乱朝野的小人，是使用阴险卑劣手段见不得人的东西，简直是从根本上否定了这个人。

上来就这么狠，要么怎么说道学杀人呢。

摆在韩侂胄面前的只有一条路，那就是低头认罪，判什么罪就认什么罪。想反驳？好，你是奸邪；想反抗，更该死了。站在了道学的对立面，一定会搞得你永世不得超生，遗臭万年。

韩国戚没急，他天生就是道学家们的克星。朱熹害我，搞倒他就是，急什么。他轻松自在地想了一会儿，办法就出来了。

很快一场傀儡戏在宫廷内部上演，一个木偶在优伶的操纵下，仿效朱熹的样子讲说性理道德。

该木偶嬉笑怒骂，对国朝大政，对百官形态，对皇帝的起居日常无不横加指责，在他的眼里，世间充满了错误，谁都要接受他的斥责。

仿佛他是上帝，而其他人都是凡人，都生有原罪。

赵扩在台下看着，一言不发。他心底的怒火迅速升腾，台上演的不是戏，都是真实的生活。朱熹自从当上他的经筵官之后，的确什么都管，对一切都插手。长此以往，到底谁才是皇帝，谁才是这个天下的主人？！

韩侂胄冷眼旁观，只加了一把咸盐。他说：“朱熹实在是太迂腐了，陛下行动必有千乘万骑，而他要求您每天朝见一次太上皇，这实在是无理取闹。”

这说到了赵扩的心坎上。

几天之后，赵扩亲书御笔，贬朱熹回乡，只授予宫观闲职。

赵汝愚第一时间知道了朱熹罢职的消息，他利用首相职权把御笔封了起来，不给别人看。之后迅速去见赵扩，希望能够挽回。

首相在皇帝榻前且拜且谏，说了很久。皇帝没有打断他，只是随着时间的流逝而加强了一个印象——赵汝愚，你跟我对着干。

你助朱熹不行君命！

赵汝愚失望而归，第二天朱熹罢职的御笔传遍朝野，事情开始变大发了。道学，在当时只是显学，是南宋学术界的一大主流，并没有成为官学，但受众众多，朱熹的门徒、崇拜者遍布官方民间，想罢免他，完全是在捅马蜂窝。

先是侍从圈炸了，给事中、中书舍人轮番上阵，动用封驳权阻止罢免；再是省部级高官，吏部、工部的侍郎们一起上阵，跟新皇帝叫板；最后一锤定音的人是一位负责登闻鼓院的牛人，名叫游仲鸿，他告诉皇帝：“……朱熹一去，则谁不欲去？正人尽去，则何以为国？”

上升到了这种程度，任何稍有理智、逻辑的人都能看出来，游仲鸿说的不是某位德高望重的大教授，而是国家唯一的领导人。

而游仲鸿正是最初选御史时，被御笔顶下来的那个倒霉蛋。结合在一起，赵扩就算再不聪明，都能联想到赵汝愚结党干政上去。

韩侂胄要的就是这个结果，大家都闹起来，让皇帝看一下，到底谁是忠君的，谁是另立山头的。都对号入座之后，事情就简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