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这是宋史-第23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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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辙，这个在文艺世界里一直保持着高瘦、沉默、文雅、温和形象的世外高人，在官场上完全是另一副截然相反的形象。在元祐时代的九年里，他是旧党里对敌人最凶狠最彻底最无情尽一切可能打压的人。

有两件事可以证明。

第一件，蔡确被旧党围攻贬过岭南，某一天高滔滔出宫，车驾行进中，突然从一辆驮轿里传出一个老妇人的喊声：“太皇万岁，臣妾有表。”

这是蔡确的母亲明氏，她和高滔滔有过一面之识，为了救儿子，她冒险拦驾求情。这是宋朝前所没有的事，有宋一代善待士大夫，从不以文字之罪杀人，现在堂堂国家首相的母亲被逼到了这份儿上，从情理上说，为了舆论上好听点，也得饶蔡确一命了。

不，高滔滔一定要蔡确死。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把同情心杀死，她不惜赤裸裸地说出真相，把之前公开定案的理由推翻。她说，蔡确的罪不在那几首诗上，而是他对国家利益有害。为了公益，他必须死。接着她问在场的顶级大佬，爱卿们，这事儿关系重大，你们怎么看？

当时在场的是刘挚、吕大防、苏辙。朔党元首先表了态，刘挚一脸的不屑，说这都是蔡家人看到吕惠卿贬职两年就换了地方，也想捡便宜。白日做梦，不必理会。

吕大防沉默。

苏辙第二个发言，一句话就定性了——“惠卿量移时，未有刑部三年之法。”这句话说出去，高滔滔的脸皮微微发红。什么叫水平，既做了事，还不露痕迹，一切都推到法律上。蔡太夫人，不是我们不给你儿子活路，此一时彼一时，他和吕惠卿没法比，法律变了。

哪像高滔滔、刘挚那样穷凶极恶、剑拔弩张的。

第二件事，朔党独大时，是新党被打压得最狠的时候。得意之中，吕大防、刘挚有点心里没底，私下里商量了下，准备给新党一点甜头，稍微升点官，缓和下矛盾。上报之后，高滔滔也有点犹豫，也许之前真的太狠了，那就缓和点？

苏辙突然出现。停！都太不专业了，你们根本不懂什么是政治斗争。“君子与小人势同冰炭，两处必争。”矛盾是不可调和的，一定要把批判进行到底。

有可能出现的历史拐点，就这样被苏辙掐断了。

回到现实，经过回忆，哲宗明白了苏辙的本质，事情会变得简单了。哪怕面对再大的挑衅，为了目标的顺利达成，也要忍住。他选择了继续沉默，他绝不想像元祐年间那些大臣们隔着帘子和高滔滔互吼，在吼叫中事情会变得越来越邪门。

但是他想静，苏辙却不想，第二封奏章紧接着就到了。苏辙要趁热打铁，一鼓作气把哲宗的新政之梦打碎。这封奏章是这么写的。

——要是皇帝您觉得神宗的政策不能更改，那么请走正规程序，把问题交给我们宰相来讨论。现在我们做宰相的什么都没听到，您忽然间授意科考出了这次的题目，这是成心让天下人心烦。回首过往，元祐更化也是经过各级职能部门讨论的，现在想改，也不能凭谁一个人说了算。臣提请陛下颁布正式公文，大家在公开场合集体讨论，看看到底应该怎么办。

图穷匕见，一定要分出死活了。很好，哲宗这次终于打破了沉默。明天朝会大集群臣，给苏辙这个机会！

第二天，苏辙带着必胜的信心走进了大殿。在朝会上展开辩论这是他最擅长的事了，在过去的九年里，他的成功率在元祐大臣中以绝对优势排名第一。

他准备得很充分，根据经验，在未来的几个小时里，他将和小皇帝好好讨论一下过往30年间的政治形势。其实那都是假的，一切都会迅速地归入到形而上的层面，各种代表实际意义的数字，比如说国民收入总值、各项支出费用，都没意义。

王何必言利。

所以要讨论的是，哪些利益是君子所推崇的，除了这种特定的范畴之外，其余的都是非法所得，都是小人所为。到了这一步，苏辙有信心必胜。这也是他们每每和高滔滔隔帘互吼总能占些便宜的原因所在。

名词解释，君子是什么？这是个圆周率问题，小数点后有无尽的余数，可以任由儒家弟子们发挥，今天、明后、后天，君主们永远只有乖乖听课的份儿。

贤德如仁宗如此，英锐如神宗如此，粗暴凶残的高滔滔如此，难道才满18岁的小皇帝是例外？

很不幸，哲宗真的就是那个例外。他上殿之后，把苏辙叫出来，第一句话问的是：“你怎么能把汉武帝与先帝相比？”

苏辙愣了，哲宗这句话立即划定了界限，今天追究的是苏辙本人的错误，根本就不给往政治辩论上靠的机会。怎么办，皇帝的话必须回答，他只能见招拆招。

“汉武帝是明君。”他努力镇定，这样回答。

却不料立即掉进了坑里，哲宗等的就是他这句。“明君，你是说汉武帝穷兵黩武，下罪己诏，这都是明君的意思？”

苏辙蒙了，他突然发现这个坑能摔死他，穷兵黩武、罪己诏，这两样宋神宗也都做过。从习惯上，人们对下罪己诏的皇帝很钦佩，认为有理性有担当有自检功能，可在严格意义上，犯过错误的人哪怕浪子回头也有不良记录。

下过罪己诏的皇帝绝对称不起明君。

苏辙被绕进去了，作为一个资深政斗人员，他很清醒，这时无论说什么，再怎么说，都只会越描越黑。危急中，他展现出元祐大臣里最冷静最缜密的人的特质，他什么都不再说，慢慢地从议政大殿靠近御座的宰执区离开，向后退去。

看到这个举动，全殿的人都明白苏辙认输且认命了。这是一个官方特定动作，叫“下殿待罪”。做出这个动作就像举起了白旗，宣布认输。

苏辙开始绝望，准确地说，他感到了陌生。之前他全想错了，现在看来，元祐年间他们之所以屡屡得手，是因为遇到的是高滔滔。这女人固执、凶狠、粗暴，但头脑简单，总会跟着大臣的思路走。可年轻的哲宗不一样，他牢牢地握住了皇帝的特权。

领导者不仅有决定权，更有选择权。皇帝可以随时决定从哪件事的哪个阶段谈起，比如说现在哲宗就漠视了苏辙整篇奏章里的其他内容，直接揪出来汉武帝与宋神宗对比的例子，只要叫准了这一点，苏辙就是罪人。

罪人有资格参与国家大事吗？

这一刻宋朝满殿的大臣和苏辙一样，看向哲宗的目光显得陌生，这个在九年里一直沉默的少年皇帝实在是个狠角色，很懂得怎样整人。

意识到这一点，满殿的大臣们更加决心把沉默进行到底。很明显小皇帝是想杀一儆百，拿苏辙开刀立威，这种时刻谁出头谁倒霉，绝无例外。

例外总会有一个的，有一个人从元祐更化开始，直到宋朝在哲宗之后又换了一个皇帝，在无数的政治风暴中始终保持了独立的人格，从不因为形势去妥协。他的一生，无愧于自己那位高贵的父亲。

范纯仁。

他走了出来，从容地说：“汉武帝雄才大略，史无贬辞。苏辙拿来比喻先帝，并不是诽谤。现在陛下刚刚亲政，进退大臣之间，不应该呵斥奴仆。”

哲宗犹豫，就算他有再大的怨气，也不想对范纯仁发作。这是一池泥垢中难得的青莲，是他在旧党中难得认可的几个人之一。

“可是，人们都把秦皇汉武并称，秦始皇是暴君。”想了想，哲宗还是追究了下去，苏辙是第一个跳出来叫板的，怎么样都不能轻飘飘地放过去。

范纯仁继续解释：“苏辙说的是事件和背景，并不是指具体的人。”

哲宗的神色缓和了下来，他看出来了，范纯仁会一直解释下去，那样会很被动。毕竟就这样定了苏辙的罪，跟文字狱也一个性质了，亲政之初，他不想定下这种基调。

当天苏辙平安地回到了家里，第二天上交了辞职信，主动要求外调。哲宗批准了。由此，基调确定，不管之前九年间遭遇了多少不平事，哲宗本人还是希望温和处理。

毕竟这是他自己的江山，他要追随父亲当年的脚步，去完成伟大的事业，有这样的抱负，九年恩怨不过是鸡虫之争。

可惜的是，别人不像他这样想。他是皇帝，在至高无上不容丝毫怠慢的心态下，他遭遇的那些是怨怒是愤恨，一旦他亲政，真正手握皇权了，回首时却很难再保持住当年的怨毒。

尽管仍旧意难平。

但在真正受迫害的那群人里，就是另一回事了。九年间每一个新党人都对旧党恨之入骨。败坏天下危害民族，手段卑劣杀害大臣，旧党以君子之名做出了多少罪恶，有一些已经是永远无法挽回的。

蔡确死了。

这位前首相没能等到哲宗亲政，他死在了元祐八年，仅仅只差几个月，没能看到新党的黎明。他的死讯从岭南传过长江，传进京城，一路上让每一个听到的官员都瑟瑟发抖，从心底最深处感到了寒冷。不管他们是新党还是旧党，都意识到了一件事。

宋朝终于有一位顶级大臣死在了党争之中，这不再是官场游戏，而是生死大仇。很多旧党人后悔了，比如朔党的党魁刘挚，多年以后当他走到生命尽头时，回忆一生的经历，他长叹一声，这辈子没什么懊恼的事，只是蔡持正（蔡确字）的事做得不对啊。

可惜晚了，蔡确的死点燃了新党集团的怒火，他们仅存的一点点平和心态也消失了。本就是一群锐意进取的人，怎能不快意恩仇！

拉开复仇序幕的人名叫张商英，他是第一批返回京城的新党要员，被安插进台谏部门当言官。在哲宗的思路里，做事之前要统一思想，调回新党人当言官，可以创造出重新改革的有利气氛，就像新科考题一样，把自己的意志尽快地广传天下。

但是事情失控了，事后来看，无论选谁第一批回京当言官都比张商英合适。张商英性格太激烈了，完全和哲宗的温和大方向相反。

第十七章　何以清算，唯有凶残

张商英，字天觉，四川新津人。本是个地方小官，按步骤发展的话，很可能终生都迈不过长江。之所以能名扬天下，就是由于脾气性格的原因。

他很牛，首先长得帅，“长身伟然，姿采如峙玉”。在普遍矮小些的四川人中鹤立鸡群，与众不同；第二，他才华高脾气大，负气倜傥，豪视一世，尽管官很小，只是通州主簿，可整个四川官场都对他发怵，说不过更骂不过，谁想谁头痛。

不过也有用。

往回翻历史，到章惇平荆蛮的时候，章大人沿江直下，把一窝一窝的蛮人搅得鸡犬不宁，捎带着把各级地方官也修理得七上八下。每到一地，不仅考核业务，更要谈论学问，要知道章惇能和苏轼交朋友，边走边玩边聊天，这个过程需要庞大的知识、敏捷的文思才能让友谊之花盛开不败。这种水平和接近岭南地区的地方小官接触，能愉快才见鬼了。

不愉快，章大人就会让对方加倍地不愉快。章惇一路轰鸣着碾过蛮区官场，嬉笑怒骂肆意张扬，大伙儿终于受不了了，一致决定，关门，放张商英。

两个都很牛的人就是在这种气氛下见面的。张商英那天穿着道士服，随随便便来见荆蛮战区总长官，见面没行官礼，只是作了个揖。之后两人唇枪舌剑、口若悬河，互相喷了对方好几朵莲花，最后分出了胜负，章惇……竟然败了。

失败的章惇很兴奋，好学识好胆魄，你在荆蛮太屈才了，我来推荐你进京去见王安石。张商英从此迈进了主流官场，成为新党中的一员。

张商英不同于李清臣，后者是永远做不了大事的，因为他的清高。清高者必孤傲，孤傲者必孤独，孤独的人没法融入集体，更没法集合大众形成自己的团体。只凭个人，是不可能翻天覆地的。张商英与之相反，他积极地活在潮流里，带着自己坚定的信念，在时代的大河里尽情折腾。

司马光宣称“以母改子”时，他是第一个公开反对的人，在被贬职之前，对吕公著也很不恭敬。这时调回京城，到知谏院报到没几天，他提出了一个要求。

——神宗盛德大业，跨绝古今，都被司马光、吕公著、刘挚等人结党乱政败坏了。九年之间，他们利用职务之便打击报复，陷害了很多正直官员。现在我要求，开封城内各级部门，上至中书下到六部，九年间所有公文都建档封存，除我以外不许任何人调用，以便勘察每一个官员的清浊邪正。

这个消息传出去，开封城里的官儿们集体发抖，这招儿是传说中最凶残的“滚汤泡老鼠，一窝全要死”大法，只要用上，基本上指谁打谁，百发百中。试想身为公务员，谁没有点隐私呢？这样抄大家老底的做法，简直是集中营行为。

有人跳出来反对，说这是没事找事分化官员队伍，在历史上有很多的例子在极力避免这种事，比如曹操在官渡之战大胜后，把手下与袁绍暗自勾结的书信当面烧掉，一概不问，立即稳住了军心士气。两军对垒尚且这样，和平年代怎么可以主动窝里反？

乍听觉得说得有道理，可是哲宗居然同意了张商英的要求。至于为什么，正是“和平”二字。

官渡之战时，曹操打赢了都丢了半条命，再在自己的队伍里搞清算，纯粹是嫌命长自杀。以为他不恨叛徒吗，再恨也得先保住自己的事业。哲宗时代的宋朝不一样，和平时期净化官员队伍，本身就是必要的。

说句难听的话，对宋朝的文官就应该下狠手，100多年来的优待，让他们比刘备入川之前的四川官场都放肆腐败，必须得用诸葛亮治蜀的严厉手段，才能让他们清醒。

张商英的工作进展得很快，在文山案海里迅速找到了第一个目标。苏轼，这个跑得最快的家伙中奖了，他真是太聪明了，知道自己在这九年里做的事有多招人恨。

苏轼的才名当世无双，当上两制官之后很多著名人士的官方著名文件都出自他手。比如前面提过的应司马光之命写给王安石之死的制文，里边明扬暗贬，写成了阴阳两面。让推崇王安石的人能看到尊重，让仇恨王安石的人也能看出鄙薄。

高，实在是高。把人气得抓狂，还拿他没办法。谁让人家的文采好呢，还有高滔滔罩着。但是啥事都怕万一，高滔滔是人，她总要死的。而文采，永远是文字狱的化肥＋发酵粉。

在他写的众多精妙委婉晦明不定的制文中，有一篇是他怎样推脱、怎样解释都迈不过的坎儿，这成了他一生中最大悲剧的开场白。

《吕惠卿责授建宁军节度副使本州安置不得签书公事》，简称关于吕惠卿同志监外执行不得随意走动剥夺政治权利的说明。

这篇制文是苏轼主动，甚至争着抢着写的，为的就是在吕惠卿倒台被贬出京城时出口恶气。只是很奇怪，吕惠卿一生得罪人很多，基本上仇敌满天下，可是和苏轼之间并没有发生什么不共戴天的事。而苏轼写的这篇贬制，可以说是太不留情面了，准确地讲，就是在骂人，并且在骂吕惠卿的同时，还骂了改革派里的所有人。

全文很长，挑点经典词。

——以“凶人在位，民不奠居”开始。凶人在位，指的是谁呢？宋神宗，还是王安石？之后转到吕惠卿本人，说他“以斗筲之才，谄事宰辅，同升庙堂”。行为上“乐祸而贪功，好兵而喜杀”。学问上“以聚敛为仁义，以法律为诗书”。罪行上“首建青苗，次行助役。均输之政，自同商贾”。“反复教戒，恶心不悛。”

接下来苏轼越写越高兴，渐渐刹不住闸了，他忍不住把新党集团拖出来集体受骂。

——“苛可蟗国以害民，率皆攘臂而称首。”“始与知己，共为欺君。喜则摩足以相欢，怒则反目以相噬。”

这两句话稍微翻译一下，苏轼说，只要能害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