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这是宋史-第22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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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马车刚到城门边上，就被卫士们发觉了，顿时全城轰动。老百姓都拥了出来，围观、欢呼、赞美、挽留，他就是当时最绚烂、最璀璨的明星。可是该明星被吓坏了，面对都城的空前人气，司马光二话不说，调转马头就跑，直接跑回老家洛阳。

什么神宗不神宗的，爱死不死，我的名誉这样大，已经高过警戒线了，必须躲过这风头！可是身为巨星有时是很无奈的，他前脚刚到老家，还没在独乐园里喘匀了气，开封城的追兵就到了。

北宋第一贵妇，高太后的私人代表，内宫供奉官梁惟简梁大太监驾到。先是向司马光致歉，官方考虑不周，准备不足，吓着您这位国宝了，特此慰问。接着代表太后、代表新皇帝向司马光请教治国之道，您看现在最应该做的事是什么呢？

机会，盼了整整十五年的机会终于还是来了！司马光有太多的话要说，经过缜密思考，他拟定了一系列的行动步骤。由点及面，最开始的一步是把现有的朝臣、以往的政治完全打倒。

历时十五年之后，司马光的第一篇奏章这样开始——“近年以来，风俗颓敝，士大夫以偷合苟容为智，以危言正论为狂。是致下情蔽而不上通，上恩壅而不下达……皆罪在群臣，而愚民无知，往往怨归先帝……”

皇宫深处，高太后手捧这样一篇奏章，脸色开始变得灿烂。好，非常的好，把熙丰年间所有的成就都抹平了，把她亲生儿子一生的事业彻底贬低。做得实在太好了！

召司马光进京。

司马光和吕公著一起回的开封，起步的官职就是门下侍郎。任命刚刚下达，他的第二篇奏章也发表了——著名的《请更张新法》。

从名字上就点出，从此割掉熙丰新法的草。这篇文章很出色，真实地反映了司马光的心声，他开篇就把王安石骂了个狗血淋头。

——“……不达政体，专用私见，变乱旧章，误先帝任使。遂致民多失业，闾里怨嗟。”之后长篇累牍向各条新法排头砍去，把它们比作社会毒瘤，一定要尽快铲除。

这篇奏章是面旗帜，高太后读得神清气爽，看到了恢复旧法的曙光。多年来被压制在地方上只能喃喃咒骂的反对派们更是眼前一亮，觉得终于看到了反攻倒算的希望。可是现实是无奈的，不管司马光有怎样的抱负，高太后有多大的权柄，神宗留下的领导班子还在，蔡确、韩缜、章惇乃至于中层的干部人员都是新法集团的，这些人站在一边嘻嘻哈哈地看着上蹿下跳的司马光，只觉得很好玩。

大家上眼看哈，看一眼少一眼了，这就是传说中的司马光。十五年前被王荆公、吕惠卿等前辈赶到洛阳码字的老古董，不知还能活多久，又跳出来咬人了。

针对这种现象，老谋深算的司马光没生气，他的表情变得更加神圣，提出了一个大公无私的建议。太后，群众的眼光是雪亮的，请下令大开言路，让天下人畅所欲言吧。

高太后心领神会，好，这样才公平。

这条命令一下，全国各地的奏章雪片一样飞向了开封城，司马光得逞了，全是赞同他结束新法的。为什么会这样？原因很简单。熙丰新法只是十五年间的事，之前传统的士大夫阶层积累了多少时代的底蕴，基本上能在朝廷里当官、说法、写奏章的人，都在他们的范围之内。

借助这种舆论，司马光趁势把变法前被赶出京城的同党都召回了开封，把他们一个个安插进了重要部门。刘挚、赵彦若、傅尧俞、范纯仁、范祖禹、唐淑问成为台谏，把持言官口舌；吕大防、王存、孙觉、胡宗愈、王岩叟、苏轼、苏辙进入六部，随时候补中枢；文彦博、吕公著、冯京、孙固、韩维等元老为国家咨询政务，像元老院一样地位超然。

一个多月的时间里，司马光就准备就绪，要对新法开刀了。

上面的举动新法集团都看在了眼里，他们终于意识到，危险到了。这人能成为新法教主王安石的终生大敌，是相当地不好对付的。

紧张之余，他们想到了一个万全之策。既然在权力上没法对抗，那么就从礼教上寻求力量。正好反对派们时刻都标榜自己是君子，那么孔夫子的戒律是不是要遵守呢？

——“父死，子三年不改其道，可谓孝也。”

这是最起码的对亡父的尊重。现在登基的是哲宗小同学，无论如何不能让他立即就改变神宗的政治纲领吧。而三年，这对政治来说是相当漫长的时光，足以让很多变数发生。

这个说法正中要害，刚刚还张牙舞爪的反对派们都沉默了，天大地大孔夫子最大，他说的每句话都是最高指示，谁敢反对？而“孝”字是儒家学说的核心要素，敢在这上面含糊，那就真的国将不国了。

但在司马光的身上无效，他的脸都绿了，三年，他都等了五个三年了，现在他连三个月都不能再等了！那么怎么办？眼珠一转，计上心头，作为一个名义上的纯儒，一个道德上圆满无缺的完人，他虽然不能修改这句话，可并不妨碍他弄虚作假。

他提出了个口号，我们废除新法，并不是“以子改父”，而是“以母改子”，是以神宗亲爱的妈妈高太后的名义进行的。

并且特别注明了，虽然是改动了神宗的法规，但并不是说神宗有什么错，错都在王安石、吕惠卿，神宗是被他们蒙蔽欺骗的。

……这是不是在隐晦地说，神宗很笨、很好骗呢？

抛开这个不讲，“以母改子”本身就是个大笑话。查遍儒家经典，只有“女子在家从父，无父从兄。出嫁从夫，夫死从子”，司马光是从哪儿翻出来个“以母改子”的呢？

况且登基的是小皇帝哲宗，高太后只是垂帘听政，一个摄政者而已，她凭什么去干扰国政，篡改儿子的法令？仅仅以她是母亲的角色？

无论哪一条，都说不通。可司马光觉得理由足够了，高太后更觉得充分得过了头。在她心里，这件事只要经过了探讨，都是对她尊严的挑战。难道她想干什么，还要谁来批准吗？！

司马光如愿以偿，真的在神宗死亡三个月之后，就对新法动手了。

头一刀砍向了“保甲法”。要看一下他废除法令的原文，才能知道什么叫丧心病狂、胡言乱语。

摘抄主要原句——“自唐开元以来，民兵法坏，戎守战攻，尽募长征兵士，民间何尝习兵。国家承平，百有余年，戴白之老，不识兵革。一旦畎亩之人，皆戎服执兵，奔驱满野，耆旧叹息，以为不祥。”

这是中心思想，第一，他说中国人有一百多年不练兵了，所以也就没必要再练。为什么呢？这不单是愚蠢的惯性思维可以解释的，要结合奏章后面的结束话，才能知道他把本族人看成了什么废物。

这时重点看第二点，从“国家承平，到以为不祥”这一段，这是他之所以要废除保甲法的理论依据。因为到处都是练武的人，让乡村的老头儿们很不安，觉得不吉祥，所以要废除。

稍微有点脑子的人都会气得四处乱窜，就算他不是什么史学大宗师，仅仅以他四十年以上的官龄，都不应该说出这样的蠢话。

国家大臣思考重大国策，居然要以农村的平民老头儿的喜乐为依据，这真是滑天下之大稽。人类社会什么时候进步到这种地步了，北宋真的是人间的天堂？重大国策会让基层的老百姓举手表决？相信当时每个人都心里有数，可司马光硬是要这样说，还有些人，比如高太后居然能听进去，并且照此实施……知道什么叫无耻了吧。

和下面两段原文对比，上面的这个又不算什么了。

下一段，司马光谈到了钱——“朝廷时遣使者，遍行按阅，所至犒设赏赉，縻费金帛，以巨万计。此皆鞭挞平民，铢两丈尺而敛之，一旦用之如粪土。”

这简直是睁眼说瞎话。作为一个史学大宗师，他应该连三代以上中国历朝历代的文献资料都了如指掌，那么为什么宋朝本代的资料他会选择性失明呢？

之所以要实行保甲法，为的就是消减军队，减少军费。虽然保甲法实行中也有支出，但都由皇宫里神宗的封桩库、消减兵源节余的军费里划账，没动用户部的一分一厘。这怎么能算是浪费呢？查一下具体的明细。以熙宁四年为例，节约军费160余万贯，保甲法支出130余万贯，还多出了30万贯的富余。

这只是京城附近的统计，放之于全国，节余数字会更惊人。保甲法是费钱，还是省钱，还用争论吗？

最后一段，在看之前，请大家深呼吸，别被气晕过去。原文如下——“……彼远方之民，以骑射为业，以攻战为俗。自幼及长，更无他务。中国之民，大半服田力穑，虽复授以兵械，教之击刺，在教场之中，坐作进退，有似严整，必若使之与敌人相遇，填然鼓之，鸣镝始交，其奔北溃败，可以前料，决无疑也。”

这是唯人种论了，中国人就是种地的，不管怎样训练，都没法和异族人相比。因为人家天生神武，从小练兵，我们再怎么练，只要一个照面，立即全体卧倒仆街，一点别的可能都不会有。

第十二章　还有比这更恶毒的言论吗

司马光也算读过书、研过史，中国人在北宋之前，甚至就在北宋初年，什么时候比异族人弱过？不说燕赵习武旧地，就以农民为论，中兴宋朝最强的武将岳飞本人就是农民，之后明朝戚继光等人的军队里，农民更是骨干力量，甚至近代新中国成立，也是由农家子弟打下来的天下，农民哪点给中国丢过脸？相反，坏中国大事的，倒全是由司马光所力挺的禁军、厢军所造成的。

他的这种言论，是对整个中华种族的蔑视，是对已往所有历史的大不敬，可深深地得到了高太后的共鸣。她所需要的国民就是一群懦弱的奴隶，只有这样，她才会能活得轻松、活得自在，觉得世界真是和谐。

保甲法就这样被废除了，宋神宗、王安石苦心经营的不费钱、不误农的全民皆兵政策，已经实施了十五年，让两代人习武成长的政策，就此破灭。几十年之后金兵突破边关后长驱直入，直抵开封城下，灭亡北宋时，任何一个有理智、有记忆的中国人都应该知道恨谁。

司马光这个败类，如果有保甲法在，国家的希望就不会仅仅局限在开封城内那些糜烂的禁军身上。

当年新法登台是有步骤的，这时废除新法仍然有先有后。司马光是有头脑的，他先废了保甲法，卸掉农民身上的武装，下一步才能让农民回到水深火热的旧时代里。

废除方田均税法。

一个时代结束了，农民成了从前的农民，地主变成了以前的地主。

这只是开始，司马光的动作非常快，难得的是节奏感保持得妙到毫巅。要动手，先雷霆万钧，把新法集团打懵，保甲、方田均税两法废除之后，市易法、保马法也相继作废。

这四项搞定之后，帝国的军、政、商、农四大支柱都面目全非。蔡确、章惇大怒，这是图穷匕见，上来就分生死！

可是他们一步慢，步步慢，刚想着反击，司马光的节奏感决定了一切。你们很生气是吧，很想咬我是吧，慢来！

帝国这时有件压倒一切的重量级事务要办，要以举国之力去办，根本就没半点精力留下来吵架——给宋神宗发丧。

这在封建时代是无比重大的事情，新旧两党不管是谁，必须放下恩怨全情投入。尤其是当权的新法集团党魁，比如蔡确。王珪死后，出殡的主持人，山陵使这个职务非他莫属。想想神宗皇帝这一生对你们多么的情深义重，你们好意思在丧期里添乱吗？

于是大家用心办丧事。

丧事过后，天下和谐，所有参与的人，不管新旧党，都升了官、发了赏。而且时间到了年底，都忙了一年了，连皇帝都死了一个，大家是不是也要休息一下呢？

于是蔡确、章惇、韩缜、司马光都回家各自过年，准备好年假过去后，再较量。注意，以上这些都是惯例，想当官，想做事，都得按着这套程序走。

只是时间走到了下一年的正月里，新党集团发现自己真是太蠢了，不知不觉之中，都是按着官场的规矩办嘛，也没什么感觉，怎么就掉进了司马光的陷阱里了呢？

新年伊始，改年号为“元祐”。开门第一件事，旧党集中火力猛攻首相蔡确。这位一直走位飘忽，在新旧两党之间左右逢源的顶级大佬，突然间焦头烂额，怎么也没有想到，毫无征兆的，他居然大祸临头了。

其实他是有些预感的，也做了些努力来挽回。他很清楚，在之前哲宗即位的问题上，在邢恕的鼓动下，他抢了高太后的风头。这实在很不妙，可是无论在谁的心里，也没把这事看太重。

因为宋朝太宽松了，别说稍微抢抢风头，就是当面让皇帝难堪，也没见有啥后果。只是事情总会出现的，什么样的奇迹都有第一次。很不幸，蔡确拿到了这个历史性的大奖。

这个大奖是他在宋史里排名超级靠前的资本，他的遭遇是一个时代的开始。他的人生落幕的过程，是之后新旧两党死掐，不死不休，一次次比谁更狠的开端。

一个要命的借口。

事情从宋神宗的丧事开始。其实山陵使这个职务是不难当的，首先它是个暂时性工作，从出殡到入墓，这个过程只要顺利走完，就大功告成。至于危险，几乎可以忽略。因为惯例上这个职务只有已死皇帝的首相才能担当，而且丧事结束，该首相按例就要辞职。所以无论怎样说，有什么样的恩怨，这都是一个结束了。句号划完，人生归零，谁会去在乎、为难一个辞职了的人？

就算是他的敌人，也会轻轻地放他过去。毕竟官场有它的游戏规则，其中之一就是，哪怕该敌人彻底倒台，可以安全地去踩上几脚泄愤，注意，千万别踩。第一坏了自己的名头；第二小心报应。谁都有马高蹬短的时候，这时落井下石，当心自己哪天也走低了。

山陵使、马上退休的首相，在这种双重保险下，还是出了事。旧党里新上任的台谏官们抓住了他三大错处。

一、身为山陵使，应该率领群臣为神宗守夜。可是除他之外，大臣们全在，唯独这位主角整夜不知去向。

二、出殡当天，他应该与神宗灵柩寸步不离。可是他一会儿向前狂奔数十里，一会儿再向后狂跑数十里，中间还消失过一段时间，不知去了哪里，让人怀疑他是不是穿越了。

三、神宗安葬后一个多月了，他还是不辞职。不说首相之职不辞，就连山陵使的职务都一直挂着。不知他要干什么。

以上三条，足以定出个大不敬的罪名。我们也要承认，这三条罪行真是不怎么光彩，太失职、太轻率、太不着调了！

只是历史上还有相对应的别的说法。蔡确守夜当晚失踪了，可小哲宗却有和他谈话的历史记录；出殡当天他没和棺材走在一起，甚至骑马回城了，去干了什么呢？某些资料显示，他和高太后有过交流；至于说啥都不辞职，看着是恋权不放，格调不高。

可这是过年期间，放大假好吧。

总而言之，各说各的理。专注在蔡确的身上，他本人是被突然打击，没有心理准备的。他心里一直很有底，因为之前他曾经补救过。

他在新皇登基的重大日子里，提出了一个非常和谐的建议，给高遵裕复职。高遵裕是高太后的娘家人，在五路伐西夏之战中，他像一个西夏人的卧底一样把西北军团玩残疾，当然也相应地得到了一点点的处罚。他被降职了。

蔡确以首相身份向高太后求情，在这样美好的日子里，连大牢里的罪犯都能特赦，何况本朝这时第一衙内高大将军呢？让他官复原职吧。

多么好的同志，想领导之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