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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这是宋史-第19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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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苗法起源于唐朝中后叶,唐朝中央政权被各路藩镇分割,除了军队数量不足外,更悲惨的是没钱。青苗法就在那时出现,其主要目的就是为皇帝创收。
什么救民不救民的,皇帝都快饿死了,还谈什么老百姓。
再比如均输法,它最早出现在汉武帝时期。由桑弘羊这位在近期宋史里频频出现,每次都和王安石挂钩,被反对派骂得狗血淋头。其实也该骂,均输法都是汉武帝与匈奴掐架掐得最狠,搞得军费飞腾,国库见底时搞的国家紧急状态法令。
前后一共搞了两次,国内矛盾激烈程度比这时的宋史只高不低,可真的帮助汉武帝度过了难关。再比如方田均税法、保甲法、保马法等其他法令,也能在各代史书中找到实施过的根据。于是结论出现,王安石的学识绝不是通常意义上所说的超逸绝伦,冠盖当时。
他最多只是个传道者,往好里说是集古人之大成,刻薄些相当于文贼,偷窃古人成法,而且是效果不佳名声不好的各种法,真是脑子短路,难怪把宋朝搞得官场混乱、党争剧烈、外交僵化、经济崩溃,直至几十年后亡国……
持这种理论的主要有后来南宋的开国皇帝赵构,以及后来历朝历代的士大夫阶级,也就是国家的官方认知。
但这就够了吗?除此两层认识之外,就没有别的疑问存在了吗?比如说,王安石、宋神宗就算再白痴,他们作为当事人,总会知道这些法令在当时朝代里的成绩吧?
有那样的前科,怎么还会玩命的推行,不遗余力,不留余地,拿自己的国家猴耍,不耍死不罢休?
很显然他们都清楚,那么还这样做了下来,就一定有他们的用意。这就必须得有第三个层次的答案才能解释得清。
即“军费”说。
得出这个结论,首先要站在前两层认识的肩膀上,了解了第一层中宋朝当时的现状,再结合第二层里分析出的明知新法有弊,却知难而进的行为,再当一回事后诸葛亮,参照之后宋朝七八年间发生的事情,才会得出“军费”说的结论。
而它的萌芽,却种在宋神宗刚刚登基的时候。
我们回忆,他上台之后曾经第一时间“求言”,让大家针对国事敞开了说。就在当时众多顶级大佬们的发言里,有一个默默无闻的小角色曾经也写过一篇奏章,这篇奏章和这个人在这之前什么都不是,而之后,他成了北宋史上一段最有争议,也最为辉煌的军事传奇。
有一个疑问,一直以来,提起宋朝的军人,如果要排名的话,三百年间第一人没有任何争议,是岳飞。具体到北宋,有人说是潘美,有人说是狄青。
说潘美,那是从战绩上讲,平南汉灭南唐,攻燕云战辽国,潘美是宋初时汉人最强的将军,这无可争议。远比“模范军人”曹彬强万倍;说是狄青,公平地讲,更多的是出于一种悲悯苍凉的无奈情结。
自古英雄多悲剧,狄青的一生太不公平了。
但是事实上,北宋还有一个人,他的战绩堪与潘美媲美,相比绝不逊色,甚至尤有过之。而他的悲情之处更远在狄青之上。狄青千年传诵,而这个人始终处在争议的漩涡里,被历代的写史、传史的士大夫阶层有选择地忘记。
他的名字叫王韶。
王韶,字子纯,江州德安人。他首先是一个文人,走的是一条正统之路。考中了进士,当上了一个小官,分配在新安县任主簿,后调到建昌军当司理参军。
他很求上进,任期中参加了制科试,可惜这一次他落榜了。就在这时,他做出了一个让人意想不到的决定,堪称官场不着调行为的经典。
他弃官不做,出去旅游了。而且看他选择的路线,就知道他肯定是脑筋秀斗无可救药了。身为长江边上的南方人,他居然跑到了陕西去。当时很多人都在猜想,这是不是考试不中升官不成之后心理变态,虐待自己找平衡?
十多年之后,那些人目瞪口呆,他们亲身印证了一句成语——燕雀焉知鸿鹄之志!
王韶在国家西北边疆上一个人游荡,时刻关注着吐蕃、西夏、羌等《〃文〃》异族的《〃人〃》动态,这是《〃书〃》命运的《〃屋〃》安排,当宋朝换上了一位年轻气盛志向远大的皇帝宋神宗时,西北边疆上也恰巧局势动荡,酝酿着一场即将重新洗牌,确立谁大谁小的风暴。
在这时,王韶把他观察到的情况,写成了一封奏章,呈交给了宋神宗。这封奏章名叫《平戎策》,它在历史中的地位相当高,有人说和诸葛亮的《隆中对》差不多。三国时孔明先生未出茅庐而三分天下,王韶当时游离于官场之外,却把国际大事看得清楚明白,两者的身份,事情的难度都很像。
再看意义,《隆中对》确立了蜀汉的发展方向,占荆州夺四川,出宛、洛得天下。算得非常准,只是最后一环上关羽坏事,让这篇文章有了小瑕疵。而王韶的《平戎策》规定了宋朝在神宗年间的发展方向,其运作意义直接影响到后来哲宗、徽宗,几十年间宋朝每一位男性皇帝都把它当作金科玉律来奉行。
不管王韶本人的待遇怎样,他指出的战争方向,一直都在进行中,哪怕是在北宋灭亡的前夕。在这个意义上,《平戎策》改变了宋朝乃至全体汉人的命运,它的意义又怎么能是内战性质的《隆中对》所能比?
但说来说去,它就是不被承认的。充其量,人们把它和五代十一国里,后周世宗皇帝柴荣时期的枢密使王朴所写的《平边策》相提并论。
只是局部的一点小分争嘛,有什么了不起的……你问为什么,也简单,在宋史里不只是王韶一个人,王安石身边所有人,只要和新政粘边儿,就都是小人、卑鄙、阴险、生事的代名词。
好了,下面我们用自己的眼睛看一下,《平戎策》里到底写了些什么。
《平戎策》共分三篇,它论述的主题根源于一个现状——河湟部吐蕃的分裂。
河湟吐蕃的赞普唃斯啰生前和两个儿子失和,磨毡角和瞎毡分别出走宗哥城、龛谷,吐蕃实力大损。唃斯啰本人在宋英宗治平二年(公元1065年)病死后,局面乱上加乱。
继任的是他的第三个儿子董毡。
董毡只拥有黄河以北的河湟之地,是一个相当勉强的赞普,他无力收服两个分裂出去的哥哥,要等到大哥磨毡角死后,才能把其部属收编。至于二哥瞎毡,他没任何办法,瞎毡死后,其子木征彻底独立,占据河湟两部中的河州(今甘肃临夏东北)。
这就造成了一个可怕的局面。分裂后的吐蕃一盘散沙,对于宋朝来说,它不仅不再是一面抵挡西夏南进的屏障,一支牵制李元昊子孙的力量,而是一个祸胎。
王韶在《平戎策》里说,欲取西夏,必先复河、湟。我方抢先得到河湟,西夏人就有腹背受敌之忧。这是利;如果让西夏人先得到河湟,后果不堪设想。
那时党项骑兵没有了后顾之忧,向宋朝发兵的力度会比李元昊时期更强。秦、渭两地首当其冲,兰、会两州先被割断,古渭境陷入瘫痪。这就造成了以前范仲淹、韩琦、狄青等人都不曾面对过的恶劣形势。
仁宗时期,李元昊哪怕打穿了陕西路,都只有一条路可走,那就是继续进兵,挺进宋朝腹地。这看似一条光明大道,可那会激起宋朝人陷入死地之后的剧烈反抗,除非李元昊能一战定中原,不然他得不到什么具体好处。
可这时就不同了,西夏人得到了河湟,他们可以向西南方发展,在秦州以西的重镇武胜位置建立堡垒,那时随时可以发兵侵袭洮、河两地,宋朝的陇、蜀等州郡都在攻击范围之内。
那时宋朝怎么办?
等于面临了一大片新战场。如果发兵去救,陕西方面的兵力、开封附近的兵力都会被分散,那样处处皆备,等于处处松散,等于无备。
党项人随意选哪里进兵,都会让宋朝应接不暇。
局面恶劣到那一步,宋朝基本上就算死梗了。很简单,想抵抗,只有增加军队,增加军队,就要多加粮饷,多加粮饷,宋朝唯一能立于周边各蛮族环绕下还能保持生存的武器——经济,就注定了崩溃!
到时救无所救,从根子上烂掉了……偌大的文明之邦,幅员万里的大宋朝,居然被区区新兴的野蛮小族西夏人搞死,想想都让人恨得撞墙!
而这,都源发于最初始的那一点——是否保得住河湟。
这是后来对王韶的《平戎策》的最大争议。反对派们说,河湟部吐蕃一直以来都是“不侵不叛”的朋友,你放着敌人不打,先对朋友下手,搞得众叛亲离,有什么好处呢?往好里说,打赢了,把河湟抢过来了,可那就直接和西夏人对话,也等同于多开辟了一个战场。
万一打不赢,或者打得糊涂,变成温吞水,那时乐子就大了,宋朝等于凭空多出来一大堆敌人,不是多一片战场的问题,是既多战场又多敌人的问题!
很不幸,这在以后成了事实。但有一点要指出,请注意,之所以宋朝和河湟吐蕃没完没了的掐来掐去,完全是反对派的错。
他们以司马光为首,把宋神宗、王安石、王韶等人连年血战抢回来的土地,都无偿地还了回去,逼得后来的君主不得已还得发兵去抢!
历史证明了,河湟部只要去抢,宋朝必胜。得到它之后,虽然多出了一块战场,从数量上和西夏人抢得河湟后,在宋朝的西部开战一样,但性质截然不同。
西夏得到河湟,是我们腹背受敌,应接不暇。宋朝得到河湟,是西夏人腹背受敌,应接不暇。这是最根本、也最显著的区别。
这一点都看不清,宋朝当时的反对派们不是一群蠢猪,就是睁大眼睛说白话,为了铲除异己,连国济民生,举族安危都不顾了!
讨论出战争的必须性之后,王韶还谈到了得到河湟地区之后的后续性。打河湟不同于打西夏,西夏那片地方,除了河套平原一小块之外,全都是穷山恶水,沙漠戈壁,老实说那种破地方,白给宋朝都不惜罕。
河湟不一样。
首先,打河湟这个概念就不对,应该是“收复”。这片土地在前代一直是汉人的,往远里说,武威之南的洮、河、兰、鄯等,都在西汉版图之内。说近的,河湟之地,在唐朝的安史之乱以前,还是辉煌的大唐的领地。是吐蕃人趁着汉地内乱,乘虚而入偷窃了它。
200年间汉人自顾不暇,久而久之,就把它遗忘了。直到宋神宗时期,各位满腹经纶的“大儒君子”们,竟然理所当然地把它抛弃。
这是历史基因,再看它的自给状况。
河湟地区土地肥沃,“所谓湟中、浩亹、大小榆、枹罕,土地肥美,宜五种者在焉。”它完全可以自给自足,不必宋朝中央向它拨款运粮。其实多简单,用笨理想想也能明白,这片土地能养着唃斯啰成功地对抗李元昊,无论如何它都是物产丰富,出产稳定的。
至此,打赢之后怎样后续也已经清楚,王韶又更进一步地阐述了征服河湟的根本性原则。从这个原则可以知道,他不是好战成性的人,并不想杀光赶尽那里的吐蕃人,然后派去大量的汉人去移民。
那样不现实,汉人是个特殊的种群,他们在有必要的情况下,可以四海为家,哪怕漂洋过海,也能在大洋彼岸繁衍生息。可是自己的土地有得种,还被迫去移民开荒的话,事儿就会闹大。
篡汉的王莽就是这么死的。
王韶的主张是征服河湟,收编唃氏,通过他们再去收编羌人,最终目的是连吐蕃再羌人都归到西南的武胜,或者西北的渭源等城,让他们习用汉法,变成以前延州的“铁壁相公”李士彬、环州的慕恩那样虽是异族,却为宋朝尽忠的精锐部队。
得其力,不畏其变,这才是利弊权衡之后,最合适的一个办法。
至于河湟本土,则一定要由汉人主持大局,军队入主,自给自足。具体的办法,他归纳出《和戎六策》。限于篇幅,就不一一述说了,它会在王韶之后的军事行动里体现出来。
现在回到我们最初的出发点,别忘了我们是为什么说了这么一长套关于王韶的事。
关于新政的核心所在——军费。要破解为什么王安石改革要走得那样急,那样乱。那关系到吐蕃旁边的西夏人。
好久没说说我们的老朋友西夏人了,大家是不是挺好奇的,自从李元昊死后,他们过得好吗?可以明确地回答“非常好”。
相比于微妙的宋史,西夏人永远过得精彩变态。现在我们闪回到李元昊刚被亲儿子砍死的时候,全面回顾下这些年来他们的生活。李元昊死后,他的最小的儿子,“两岔”即位,没多久,两岔就变成“谅祚”,就这是夏毅宗官方名字的由来。
谐音真奇妙,不仅能让平娃变平凹,也能让两岔变谅祚。
由于李谅祚小同学的年纪实在太小,西夏的大权掌握在他的妈妈和舅舅的手里,也就是被宋将种世衡用反奸计害死的野利遇乞的寡妇、李元昊的情妇没藏氏,和国相没藏讹庞。这对兄妹非常的精彩,可以说西夏史在这段时间里之所以流光溢彩,香艳多姿,都是拜他们所赐。
各有各的好玩,以程度来说,从低到高的排列,应该从没藏讹庞开始。
这位国舅加宰相太好玩了,按说权倾朝野,就算西夏是个没有悠久传统,家底比周边的辽、宋,甚至吐蕃都薄得多的国家,可李元昊生前打家劫舍,无所不抢,总会留下点东西吧?他会缺钱缺好东西吗?
事实证明,他缺。
他的找钱办法,居然是派兵侵占了宋朝麟州西北屈野河(今陕西境内窟野河)以西的肥沃耕地,令民种植,收入归己。听着这可真是个大买卖,土地耶,那是国王才有的资本。但是留意下面积就会晕倒。
只是几十里而已……
就为了这么点土地上的出产,就一边顶着西夏国内的骂声,一边派兵和宋朝不断掐架,来保住这么点收入。这是什么样的精神啊,这得有多少损人不利己的性格天赋,才能动用自己同胞的鲜血,来换这么点银子。再得有多大的贪婪,才能利欲熏心,变态到和李元昊生前都搞不定的敌人,与宋朝争利。
没藏讹庞都干出来了,并且与他后面的所作所为相比,这事儿还真的不算太大。
说到大,姓没藏的永远不怕事大。身为哥哥,没藏讹庞的症状还是轻的,为了二三十里土地的出产,他可以和宋朝闹僵,气得宋朝把西夏的经济生存命脉——边境榷场关闭,他一点都不在乎。管你国内青盐堆成山,换不来半尺布。只要我有钱有粮就行。这看上去相当的彪悍了吧?
不,他的妹妹皇太后没藏氏更上层楼。
追溯这位党项美女的一生,从始至终都充满了动人的玫瑰色。婚前怎样不知道,史书未载,不可乱讲。结婚之后,有最初的丈夫野利遇乞,西夏皇帝李元昊,两人相继死后,她登上了国家的权力之巅,这时才显露出她真正的爱好。
年青强壮的男孩儿……她先是和前夫野利遇乞的财务官李守贵私通,后来又转向了李元昊的侍卫官保吃多。说来真是层次分明,连找情人都顺延着以前的丈夫排名。
这样香艳旖旎的生活,毁在了一个没情趣的男人手里。野利遇乞的财务官李守贵,这人也是奇怪,身为前贵族将领的一个账房先生,能和国母风流快活已经很幸福了吧,他居然吃醋了。
没藏氏,你怎么能这样不专一,有了我,又去找别的男人?!不行,我一定要惩罚你!
在某次没藏氏和保吃多去贺兰山打猎的途中,李守贵派人半路截杀,堂堂的西夏皇太后,就这样死了。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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