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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这是宋史-第16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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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有副作用的。拍马屁一定要有个限度,领导对你好,你也别对领导太好,你是个下属加外人,这一点要永远牢牢记住。
回到重点,那个一直压制破案进程,甚至隔天之后命令杀死最后一个人证的人,可以浮出水面了。只能是皇帝本人。
能做到成功压制,如果另有高人的话,之后的宋朝就会后患无穷,那个人必将有第二次、第三次行动。可后来的仁宗朝非常平静,皇帝的寝宫内外,再没有半点意外发生。
这件事过去了,我们瞧不出所谓的真相和幕后。资料都被蒸发了,我们所能感到的,只有宋仁宗赵祯的平静原则,宽厚性情。面对刺杀行为,他都没有失去理智,没像99%的各代皇帝那样,采取高压政策,既是报复,又是警告,绝不许再出现这种事!
他一切都包容了下来,稳定发展高于发泄。
第十九章 典型的官员
夏竦被辞退之后,首相陈执中跟着下岗。这是个仁宗年间典型的官员,谈不到什么了不起的能力,甚至当上了首相,是国家政权的最高层领导了,也想不起来他做过什么大事。
历史长河里一粒可有可无的沙子而已。
要是一定要说他升官的秘诀,倒也有一个。他眼光蛮准,真宗赵恒晚年时神志不清了,刘娥又只想着自己当权,于是赵祯虽然身为唯一的皇子,可就是没法当上合法继承人。陈执中独自上了一道奏折,居然把赵恒打动了。
一个月之后,太子诞生。他的终身富贵也从此注定。这就是宋朝平静时期的官员的缩影,您可别看着一个个大名鼎鼎的名字,就认定了他们光芒万丈,有时就是些无聊的官场投机蛀虫。
所以他们走马灯一样的来回换,你上我下的,基本上我都会省略不说。之所以说了这次,是因为他的下岗是有价值的。按照次序,文彦博加昭文馆大学士头衔,成了帝国首相。这是个命中注定要处理大事的人,他刚上任,大事也真的来了。
宋庆历八年(1048年)六月六日,黄河在澶州府商胡(今河南濮阳东北)决堤,决口宽近一里,浊浪排空黄水滚滚,横漫中原北部。这是空前的浩劫,黄河改道了,中国有史以来只有8次,这就是其中之一。它的河水改向北,经河南内黄之东、河北大名之西,横贯河北平原,汇入御河(今南运河),再经界河(今海河)入海。
这种级别的灾难,别说是古代,就是现代科技也没有应对的办法。想想我们在汶川地震时的凄惨就很能说明问题了。回到当时的宋朝,巨灾面前,只能听之任之,黄河的水席卷中原,它想怎么流就怎么流,能做的就是等它流够了,再说别的。
水量变小之后,救灾行动开始。按说这是号称明星无数的仁宗朝名臣部落的大好时机,满怀激情地为人民做贡献啊。
对不起,纵观整个事件,就是个经典的笑话,完全可以用西方的一个老段子来概况:话说午饭时间到,两位律师走进餐馆。侍者躬身笑问,请问想吃点什么?答——少啰唆,只管拿来菜单,让我们就吃什么再争论一番。
完全不是为了吃,而是为了继续吵。
庆历八年的这次救灾行动就是这样,一个个明星出场,印象中都是经天纬地之才,那么看一下他们都说了、做了些什么。
前面说了,黄河这次改道途经大名府,那里有位大人物,庆历新政的死对头、前宰相贾昌朝。他提议要恢复旧道,让黄河走原来的路。具体做法是用京东州军来修黄河旧堤,引河水回东流,堵住商胡口。这样才能一劳永逸,让各地区恢复到决口前。
反对方是另一位前宰相丁度,这是位从现实出发的理智人。他提醒,这个“劳”,得劳到什么程度。从前天圣年间,滑州也决过堤,远没有这次的严重,还准备了3年多才动工。现在商胡口的局面,再加上天很快就要冷了,得怎样动员民众,才能达到“永逸”的目的?
所以永逸,根本是不实际。
他的想法是先放一放,甚至把河道再挖一挖,让水流得更多些,更快些,哪怕淹得更严重也无所谓。这样转过年来,材料、人员也准备得差不多了,再去打怎么堵口子的主意。
丁宰相很稳重,贾宰相很气愤,老丁,你完全是看似妥当,实则误国!他拿出了精心准备的一张图,上面标注着黄河分流于漯川、横陇、商胡等地段的位置,根据全盘地理地形的考虑,唯有恢复旧道,堵塞商胡,才是唯一的正解。
为了做到这一点,他说需要1000多万贯经费,动员民工、士兵10万人,日夜加班,100天就可以完工。
100天就彻底解决问题,太诱人了!皇帝很动心,灾民很激动,但是大臣们不这么想。每个人都是顶天立地的,都有自己的主张。
在以后的日子里,涌现出了N多种治河方案。有贾氏的恢复旧道,有丁相的缓缓处理,更有高人来了个旁河减水法。要用一条黄河的支流把成灾的洪水泄走,这样既不大动干戈花费千万去修故道,又顺应了大自然,不拗着黄河,人家想怎么走,就怎么走,这样才会平安无事嘛。
更有甚者,等过些日子,仁宗朝的吵架王欧阳修回京城之后,斗争瞬间就会炽热火爆了起来,他永远是独树一帜的,唯一正确的。他会数着人头,挨个敲过去——你们这票烂人,都闭嘴,听我说!
反正高潮复高潮,争吵何其多,河患始终在,民生尽蹉跎。欲知后事怎样,咱们慢慢说。事先声明,不是我想慢,是他们吵架的欲望太高,过程太长,这时是公元1048年,到了1060年,这事儿都没有结果!
还是先看眼前的事吧,在河患初生的这段日子里,京城里最牛的人,最炫的事,是宋朝史上流传最广,传说最多的桥段。
包拯包大人隆重出场!
这个人的名望、事迹是诸葛亮那个级别的,他不仅是人,更是神,行走在阴阳两界,无论对方是谁,他都是一张铁脸相对,他的智慧就是个无敌型的放大镜,什么样的罪,什么样的隐私,都别想逃过他的眼睛。当然最最让人神往的就是他的力量。
只要你有罪,就肯定罪有应得。不管你是谁。
好了,现在让我们从头来看,他真实的履历生平。包拯,字希仁,庐州合肥人。他不是像传说中父母早死,由嫂子养大,所以要称她为嫂娘。相反,他的父母都健在,和他生活在一起,直到生命的最后时刻。
包拯在天圣五年时考中了进士,那一科人才鼎盛,号称是“宰执榜”。从状元王尧臣,到韩琦、吴育、赵概、文彦博等人,都先后荣登东西两府,成为宋朝的顶级朝臣。
尤其是因为宋、夏战争而异军突起,以超年轻的资历就进入西府的青年才俊韩琦。与这些人相比,包拯的荣耀来得太晚了。中进士之后,他以父母年老为由,辞官不做,回归乡里。一直奉养双亲,直到二老谢世。接着再守孝3年,前后共10年之久,才出山做官。
他得从头再来,从知县开始。这时让我们的心态变得功利些,他的确是晚了吗?不见得,那一榜的同学中是有人先于他发达,可后来只要他进入官场,上升的速度就超级惊人。原因何在?是他能力超强吗?还是不见得。他在知县的位置上只留下了一个可以记载的例子。就是那个著名的杀牛案。
某人养了一头牛,被人偷割了舌头,这人就来报官。可是毫无头绪,也没有证据,得怎么办呢?那年头又没有指纹追踪之类的高科技破案手段。包拯也很无奈,他告诉报官者,回去杀了那头牛吧,反正它也活不成了。注意,牛没了舌头必死。
牛被杀了之后,又有一人来报官。根据宋朝法律,私自杀牛者有罪。这时包拯问这位热心公民,你干嘛要割了那头牛的舌头,再来反告?你跟人家有那么大的仇吗?
那人服罪。
接着他升官,从知县一跃变成了端州府知州,并且兼任殿中丞。这样的升官幅度之后,他的表现仍然只是清廉,在盛产端砚的端州当官,直到卸任,没有带走任何一块。
他根本不需要带走什么,他得到了更大的好处。下一站是御史台,他已经是一流的京官了。综上所述,见仁见智。如果要往功利上想,这真是一条别致又正统的登龙术。包拯完全摸准了中国古代儒家理论的人才鉴定标准。
“非孝子不忠臣。”一个人只有对自己的父母孝顺,才会对君王忠诚。这一条百试百准。
可是做人要厚道,无论如何,包拯没有迷恋权力地位,抛弃了所有的享乐和威风,在乡下奉养父母。这样的人,值得我们尊敬。他的人生标签无可挑剔,就是道德的典范,纯洁的化身。所以把他升入御史台,完全是件好事,整风运动开始。
第一枪,就打中了皇帝心中最爱的最爱。
话有点绕,其实很简单。皇帝心中的最爱是张美人,张美人的最爱是她的伯父。该伯父名叫张尧佐,其实并不亲,一来只是她父亲的堂兄,非亲兄弟;二来张尧佐很薄情,真正做到了见死不救。
张美人的父亲刚死时,一个小官,没有家产,遗孤们身在外地,举目无亲。唯一的出路就是投奔伯父,可张尧佐拒绝。理由是他当官的地方太远,在四川,你们走不到的。于是孤儿寡母,只好改行当舞女,才勉强活了下来。
按说这样的长辈,基本上可以无视,当作没这个人就对了。可是奇怪的是,张尧佐就是有本事让侄女失忆。自从她进宫之后,他就攀定了这门亲,不知说了些什么话,美人就被洗脑了。从此以后,以伯父的升官发财为己任,为乐事,终生奋斗不息。
效果很显著,截止到皇祐二年(1050年),伯父已经从遥远的四川边陲小地一介推官,升到了帝国两府高官之下第一人,三司使,掌管天下钱粮。
综上所述,可以得出两个答案。第一,张尧佐很无耻;第二,张美人很善良,并且健忘。可这不是包拯所想的,他看到的是帝国的危机。之所以称其为危机,完全是由“真理”来告诉他的。
真理就是儒家学说。虽然说超级博大,可是也能精简成一句话,即与士大夫共治天下。在这个大前提下,没有任何势力被允许抢走他们的特权。包括其他的诸子百家,以及皇帝的老婆、亲戚。
尤其是张美人这样年轻貌美,出身贫寒(等同于没有修养,没有见识)的妃子,和她无耻加无能的伯父。让他们当权,必将祸国殃民!
于是包拯决定弹劾,这时他的身份还是相当的低,只是刚从御史台转到知谏院的一个普通官员,要说事时还得拉上好多的同僚。插一句题外话,包拯在言官系统里还是蛮吃香的,因为他的队伍站得好。
在我们的普通思维里,包拯是和范仲淹、富弼、欧阳修等君子站在一起的伟人,是好朋友。可惜错了,他在庆历年间被提拔进京城,是由当时的御史台长官王拱辰推荐的,上任之后猛烈抨击新政,拆范仲淹的台时,是一把罕见的好手。
通过和新政君子们过招,包拯的热身运动做得很到位,这时准备向张氏集团发力。为什么要说集团呢,那就是张美人的力度了。
纠正一下,这时的美人已经是张贵妃了。她的权势和欲望都水涨船高,很让封建社会里男权至上的士大夫们不顺眼。他们回首前尘,展望未来,觉得身上发冷。这个张贵妃,已经有了刘娥的影子。
同样贫寒的出身,同样的热衷权势,仁宗的男人指数又比不上他的父亲,宋朝很有可能再出一个天圣级的太后啊!这点并不是危言耸听,有很多的内幕在坊间流传了很久。
比如说,宰相文彦博在四川时就和张尧佐来往密切,进京之后,和张贵妃内外勾结。除了贝州平叛的内部信息之外,还被皇帝抓了现形。某年上元节,皇城头观花灯,张贵妃衣着特别,万众瞩目,乃是一件罕见的灯笼锦。皇帝问,哪儿来的?
贵妃很诚实,文彦博的夫人送的。
再比如说大臣王拱辰,这位前状元也不干净。某次皇帝到贵妃房里散步,突然见到一排定州出产的红瓷器,鲜明耀目,华贵珍异。一问,也老实交代,王大人送的。皇帝很愤怒,举起手里的柱斧,一个个亲手砸碎。
这些不算,她还开始没大没小了。话说国家等级森严,什么人享受什么排场,这是儒家理论里比天都大的规矩,名为“礼仪”。可是该贵妃就不当回事。某次出行,她一定要用皇后的峦驾伞盖,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她施展全套女性魅力,没完没了的磨皇帝。
皇帝受不了了,对她一笑,你去找皇后借吧,她给你,你就用。结果这女人真就去了,而曹皇后也很有趣,你要,我就给。
于是张贵妃喜滋滋地回来报告,皇后借我了耶,却不料皇帝突然沉下了脸,国家典章有秩,你僭越失礼,当什么都是儿戏吗!
还有很多,就不一一赘述了。举出上面的例子,我只是想请大家想深一层。张贵妃的确在逾礼,不守本分,可是问题很严重吗?这个女人贪图小利,爱慕虚荣,哪点能和当年的刘娥相比呢?
刘娥直到赵恒死后,才走上了前台。之前哪怕手握国家大权,都从不显山露水。这份深沉的忍刻,在男人中都极其少见。何况再往深里想一层,上面的每件事都表露出来了赵祯的为人底蕴,每次张美人想要出格时,都被他当场震慑,从来没给过她好脸。
一切都在皇帝的掌握之中,无论是张贵妃本人,还是张尧佐,或者文彦博、王拱辰,都没法做到祸国殃民。危险根本不存在,包拯这些人想折腾,纯粹是吃饱了撑的。
包拯的弹劾行动层次分明,很有节奏感,和皇帝对张氏集团好感的增加成正比。注意,这里不止是针对张尧佐一个人,所谓的张氏集团,不管事实上有没有,包拯们认为有。
张尧佐先是当上了三司使,包拯们很愤怒,但是弹劾是要理由的,找什么呢?集思文议,找到两点。第一,张尧佐不懂业务,他靠裙带关系上位,严重阻碍了三司部门的正常工作;第二,最近黄河改道了,开封城还地震,这也是张尧佐闹的……
不知道这些人的脑袋是不是被门框挤了,先说此人是个笨蛋,接着又说他能影响地球的健康,连黄河改道这种级别的灾难都是他引起的。这还是个凡人吗?
文理不通,发回重写,皇帝看都懒得看,就扔一边了。初战失利,包拯们强忍怒火,回家休息,慢慢想,一定会有办法的!但是左思右想,办法就是没有。
本来嘛,张尧佐本身也是正牌的进士出身,混得不大出彩,可也没有劣迹,凭什么不能当三司使?说他不懂业务,这么多年那么多了不起的名臣、能人,都当过三司使,哪位做出过什么业绩来了?国家该冗兵、冗吏、冗费还是不停地冗,说句难听点的话,都是一种型号的废物!
关键时刻,还是老同志出马。御史台方面的老牌弹劾名人何郯大人的母亲年老,他申请外放当官,就近照应。临走之前,和皇帝聊天一般地说。张尧佐升官太快,下面的人事摆不平了。您要是真喜欢他,就把他当您亲舅舅李用和那样对待好了。
只加官,不给权,一世的富贵享受着,不显山不露水,难道不好吗?
赵祯有点心动,真的挺好。同一时间,包拯升官了,他从御史台转到了知谏院,当上了院长大人。权力越大,责任越大,他尽管没什么办法,但是老调不停地重弹――抄掉张尧佐,抄掉张尧佐,抄掉张尧佐,抄掉张尧佐……
他成了宋朝版的唐僧。
这种压力下,皇帝让步了。在皇祐二年的闰十一月六日,张尧佐终于下台,不当三司使了。胜利,巨大的胜利,包拯们应该狂欢,应该自豪,应该变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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