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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这是宋史-第15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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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答应就算了，李元昊的国书在半年之后再次降临，这回一切都很正规。要求宋朝增加岁赐，割让边地，解除盐禁，重开榷场，一共是11个条款。
尤其是开头的称呼变了，再没有儿子父亲的说法，他直接称自己为“吾祖”。注意，不是兀卒，怕你们宋朝人看不懂，来了个直接的汉译音。
“吾祖”……
我是你爸爸！
这两个字还有别的解释吗？这份国书一露面，宋朝立即炸了锅，各位御史们先跳了出来，蔡襄怒不可遏。这是在玩我们宋朝，如果答应了，以后他们上书时自称“吾祖”，我们答诏书时也称其“吾祖”，我们堂堂大宋成了什么？！
是可忍孰不可忍？绝不答应！
由此上纲上线，文官们的想象力和尊严感无限度攀升，每个人都变得血贯瞳仁。朝廷里的和、战两派又开始分裂。和，以宰相晏殊以及范仲淹等人为首，他们认为李元昊那些党项人的传统就是没有道义廉耻，一时半会改不了的，毛病总会犯，就算现在乖了，以后肯定还会变化。
这点看得很准，以后的确不停地变，一直变了100多年！
所以嘛，我们许和是必须的，只是要震慑一下对方的气焰就是了。
战的一派以韩琦为首。比较可怜，精确一点的说法是，中书省里只有他一个人为“首”。韩相公怒了，他坚决不同意和谈，无论谁劝都不行。最后首相晏殊没了办法，做了件特没面子的事，他把刺猬扔给了皇帝。陛下，我们都同意了，只有韩琦反对，您看着办吧。
皇帝把韩琦叫来，问为什么。韩琦说现在之所以认为李元昊肯定会降，而且以后不会再造反，是因为契丹方面稳定了，辽国和我们再次成为盟友，他们会约束李元昊的。可是有一点，辽国能让李元昊罢兵，自然也能让他举兵，那时两线作战，我们怎么办？
回想一下，辽国是因为什么和我们再次结盟的？是历代的友情？还是富弼以及军方的压力？很明显是后者。如果我们现在以屈辱条件同意李元昊的和谈，辽国方面会重新掂量我们的分量的！
虎狼之邦，不能以仁义礼智来衡量，我们得时刻清醒。所以和谈是肯定的，但不是现在。
这样的理由谁也没法反驳，于是事情就拖了下来。一拖两个多月，西夏的使者等得实在等得不耐烦了，你们先聊着吧，啥时有信儿通知我。
西夏人回国了。西线就此进入扯羊皮状态。
宋朝的麻烦却刚刚开始。这时是七月，在这个月和五月时，宋朝内部连续出现了两次兵变。五月那次发生在沂州（今山东临沂），京东路“捉贼虎翼军”的士兵王伦，按照宋朝的官方说法是恶性不改，此人聚集了四五十个士兵，就造反了。
50个人，就砍倒了沂州巡检使。之后一路南下，经密州（山东诸城）、海州（江苏连云港）、楚州（江苏淮安）、泗州（江苏盱眙）、真州（江苏仪征），到高邮（江苏高邮）。这么一大路的折腾，他的军队终于扩大了，达到了……200多人。
就这么点人，居然所向披靡，没人能挡。沿途路过的州县衙门不是投降就是逃跑，尤其是高邮知军晁仲先生最搞笑，他没跑，而是贴出了个告示，号召居民们拿出牛羊金帛，出城迎接好汉们进城！
在这样的局面下，王伦觉得时机成熟了。他在高邮穿上黄袍，宣布称帝，连年号都定下来了。所以嘛，高邮的同志们请注意了，以后别再像近代文学大师汪曾祺那样说，高邮除了出产双黄的咸鸭蛋之后就只有吴三桂了，而是还出产过皇帝。
王伦在七月时被捉住，押解京城砍头。他死的时候，陕西南部暴发了第二次兵变，领导人叫张海、郭邈山，这两个人的活计就比王伦玩得地道多了。首先是人多，开始时也只有几十个人，可是迅速壮大，一个月左右就扩大到了几千人。而且不断地有饥民、叛兵、囚徒，以及职业土匪加入。
这样的战斗力是惊人的，西北方面的正规军居然都抵挡不住，宋朝高层们先是惊骇，紧接着就是庆幸。真是幸运啊，这帮人没在和李元昊死掐的时候冒出来。由于地区敏感，宋朝派出了最高规格的战力。由韩琦火速出京，到陕南去，以西北最精锐的部队平叛，要求越快越好，绝对不许拖延！
韩琦不负众望，以半个月的时候，一举全歼叛兵。这样，宋朝的局势终于稳定了一些。不过别急，这一年是宋朝著名的灾年，天灾人祸品种繁多，老天爷也出面打劫了。
这一年从开春时起，直到五月份，宋朝中原大地滴雨未落，一片干旱。众所周知，我们中国是农业大国，这一点，就算到了现代，或者未来，都必然一贯如此。
因为我们人多，民以食为天，必须得先吃饱饭。那么雨水就是最重要的民生甚至战略物资了。可是很难，雨水一直是我们民族几千年来的死穴，就算到了现代，缺水都是制约我们发展进步的瓶颈，至于原因，那就太多了。
在现代，有各种解释。都比较科学高端化，比如说从全球的气候形成上看，中国的腹地如果想下雨的话，就得由西北的冷空气云团和东南亚沿海方面的海洋暖气流在当地的上空汇集，才能达到。两者缺一不可，只要在需要的季节里稍微互相错过，那么干旱随时发生。
这只是一个解释而已，其他的还有N多种。可在古代，解释只有一个，皇帝老子近期不学好了，他肯定吃穿浪费，留恋女色，或者办错了什么案子，等等等等，都是领导人不好。
于是宋仁宗陛下就只好专程去京城第一大寺相国寺，以及道教的第一大观会灵观祈雨。仪式隆重，万般虔诚，可是很显然，当天玉皇大帝也在忙别的事，或者和王母私聊去了？反正祈雨没效果，该旱还是旱。直到近六月时的一个夜晚，天空中终于传来了隐隐的雷声。
仁宗当时已经睡了，空阔的皇宫里他突然间爬了起来，来不及穿鞋，赤脚跑到了宫殿外面，他向茫茫的夜色跪倒，对苍天叩拜100次。雨，终于下了，瓢泼大雨，倾盆而下，仁宗就在雨中站立，这时皇宫里所有的人都走了出来，陪着他一直站到大雨停了，才慢慢走回宫里。
旱情终于得到了点缓解，这一年的收成似乎还可以盼望。但这只是冰山一角，根本没法高兴。宋朝的钱、粮，这里专指皇帝可以动用的政府钱粮，在赵光义耗尽赵匡胤毕生所积，赵恒自利更生又自生自灭，经刘娥稍微恢复，又被李元昊、耶律宗真轮番消耗打劫之后，又所剩无几，能维持基本运转，都只能依靠皇家的最后一根救命稻草——内库了！
第十一章 经典时刻
河干海落，竭泽而渔，眼看着全国都在吃亏空，最后都吃到皇帝的老本了。这日子还能再过吗？赵祯想来想去，刀已经砍在了脖骾上，必须得想出改变的办法来。
在这样的局面下，历史迎来了一个经典时刻。
宋庆历三年，公元1043年的九月三日，宋仁宗把朝廷里的两府大臣，以及知杂御史以上的官员都召集进皇宫，一直把他们带到了天章阁里。天章阁，这座以前用来安放皇家御制文集，以及追忆前列皇帝的宫殿，从此在历史上声名显赫的名声，意义非凡。
那一天，登阁的人除了四人年龄稍大之外，都非常的年青。四位老人，是晏殊、范仲淹，各52岁；章得象、杜衍，各65岁。他们是两府的首脑。其余的三司史王尧臣40岁，富弼39岁，欧阳修、王素36岁，韩琦35岁，王拱辰、蔡襄31岁。都是年富力强，心雄天下的年纪。尤其是韩琦和富弼，他们与异族在不同的战场上肉搏厮杀，堪称年青才俊，国之精英。
登阁之后，先由皇帝率领，参拜了太祖、太宗、真宗三位皇帝的御像，然后来到书桌前，上面已经准备好了笔墨纸砚，大家对国家的现状都有所了解，现在就把你们看到的问题，和解决问题的办法都写出来。
以振兴国家！
那一天，范仲淹、韩琦、富弼、王尧臣等人心情澎湃，或在当天，或在回家深思之后，都写出了自己的见解。历史中，根据各自的名声，以及后来在改革中起到的作用，把范仲淹的意见列在首位。他写出了《答手诏条陈十事》，把问题的所在，及改革的办法，具体细化在十个方面。
明黜陟、抑侥幸、精贡举、择长官、均公田、厚农桑、修武备、减徭役、罼恩信、重命令。
这十个方面、30个字，看着很枯燥，但稍微想一下，就会不寒而栗。这样想——一个国家，难道可以赏罚不明、胡乱恩典，拿官职当赏钱，科考乱七八糟，随便谁都可以当上司，不种田、不织布、乱派徭役，外加没有信用，毫无纪律吗？！
这还是一个国家吗？
这时的宋朝就是这个样子。我们逐条细分一下，真正明白范仲淹讲的是些什么事。
第一，“明黜陟”。这条讲的是改变宋朝当时做官最重要升迁制度，即“磨勘”。
这是指宋朝的官员，只要不犯错，文官每三年一次，武官每五年一次，可以把政绩呈交京城考课院审查。可以官升一级。
毛病显而易见，考的不是谁有多优秀，而是谁犯了什么错误。于是想升官，就别犯错。可做事难免会出错，于是就别去做好了……宋朝的官场就变成了佛教《金刚经》里的神妙境地——“使人坐荆棘丛中，动即被刺，不动即不刺，所以动不如静也。”
都这么静，国家的事谁去办？
所以范仲淹第一条就要改这个。从官员的办事精神上去革新，从奖惩条例上调动积极性。具体的做法是：把太祖、太宗时期的保荐制度和真宗的磨勘结合起来。看一官员的优劣，不仅要看他是否出错，更要看他的成绩，这个成绩就由上级部门，宰相、枢密们来确定。
同时规定，做官要分出京、外两种的区别。京官里，经保荐的3年一次磨勘，自己申请的，要达到5年才准磨勘。这针对的是富家子弟，这些人有门路，就是要压制他们。
还有就是完善出惩罚条例，无能即是错，考课院以后会专门评定官员们的才能等级，是凡无能的……别怕，不是罢官，是另外安排。
第二，“抑侥幸”。
说侥幸，只这两个字，范仲淹就得罪人了。不仅是官员，还有皇帝。因为那本是皇帝的恩典，从伟大慷慨的真宗皇帝赵恒开始。
从他开始，宋朝官员们每年都热切地盼望着年关附近的南郊大礼，还有皇帝的生日。那两天，宋朝从两府大臣到各路的提点刑狱官以上，都可以向朝廷申请，请恩荫我的儿子侄子们吧————从此，这些官崽们就正式当官了。
并且恩荫制度还有丰厚的等级观念在里边。比如翰林学士以上的官员们，每做一年，就可以恩荫一人。请想象年少中举，30岁以前就进入两制的高材生们，只升不降的官场生涯，做个20多年有什么难处？那就是20多个不经科考就进官场的二世祖！
再凭着老关系往上爬，长此以往，宋朝的官场是个什么样呢？
所以要改。范仲淹提议，以后转运使和边防上的文官，到任满两年才可以提请恩荫；两府以及两制高官，每次大礼时只许申请恩荫一人，并且必须是亲生儿子，连侄子都不行，从此下考场去；阁馆要职，也不许两府、两制高官的子弟们轻易进入，不仅要考，更要经过保荐才可以。
第三，“精贡举”。
范仲淹作为过来人，发现在文、武两途，宋朝现在都人才断档了。人才，来自科考；科考，取决于考题。而考题，就决定了人才平时都学什么。
全国各路，无数的学子们，都还在背诵四书五经，学作诗词歌赋，这样的“人才”对治理国家，都能说得头头是道，无非都是以仁治国，与民休息，勤政爱民之类的老生常谈，说白了，就是在背孔夫子孟夫子当年的语录。对于抵御新生的胡汉杂交品种的契丹，还有奸诈狡猾的党项，半点实用价值都没有。更别提怎样为国家生产财富，让民有钱，国有钱，大家都过好日子这样的终极大问题了。
要改，要从底层教育模式上改。
不过具体详细起来，就采取了模糊观念。
“教以经济之业，取以经济之才”，“先取策论次考诗赋，少一些虚夸词饰之臣。”这让人看着迷糊，这是方针，而不是细节，怎样实施，根本找不到依据。
如果非要说细节，倒真是有一个，堪称魄力非凡。
把弥封卷制度删除，以后的考卷都要露出考生的实名。理由嘛，是看不见名字，就失去了乡里举荐选才的本意了，以后谁还会为朝廷选才，怎样鼓励民生士气呢？
至于作弊，你们考官是干什么的，监察院、开封府是干什么，只要仔细察，狠处理，就一定能刹住歪风邪气！
为了节省篇幅，更为了清晰内涵，下面的七项新政，可以分为两大类。即“择长官、均公田、厚农桑、减徭役、罼恩信、重命令。”等六项为一类，余下的一项自成一体。
“修武备”。它放到最后才说。
那六项之所以能归纳到一类里，它们有个共同点，择人，选什么人来当官。这件事在中国古代，不仅是宋朝的梦魇，一直到封建社会的晚期，满清时，都是无解的毒咒。它的官方说法，就叫做“吏治。”
怎样来治理官吏。
这一条基本无解，因为人这种动物天生的本能，就是追求生活的完美。而完美的生活，怎能抛开物质的享受呢？不必讳言，就算社会发展到了今天，这都是每时每刻都要注意的地方。在宋朝，仁宗年间，它就具体工作表现在了这六项里。
“择长官”——选出合格的官员。范仲淹的办法是以人治人，从上至下，由两府宰执来选荐转运使、提点刑狱使等路级干部10人，大州的知州10人；两制官，即翰林学士、知制诰来选一般州郡的知州10人，以此类推，层层推荐，环环相扣，直到最小的知县。
这样利害相关，选出来的人应该能靠点谱了吧。
“均公田”——为了让官员清廉，给他们田产，但是问题也产生，田地有好有坏，你给谁好的？官员的田紧挨着老百姓的田，侵占了几亩、几顷、几十顷的，也很正常吧？于是纠纷出现，官员跟百姓打，官员跟官员打，天圣年间刘娥愤怒了一下，公田就取消了。
范仲淹建议恢复，怎样消除不公呢，参考上一条，吏治好了，大家才会好。
“厚农桑、减徭役”两条顾名思义，是农民的事，可官府的责任更大，怎样让农民专心种田，国家要有奖励，更要少折腾，给农民干活的时间。
最后的两条“罼恩信、重命令”很让人无语。人无信，不知其可也，这是做人最起码的准则。一个国家呢？居然早上说一套，晚上做一套，根本就是朝令夕改，而且毫无处罚，这不是国家的法令世界，是孩子们在玩过家家！
怎么办？一个字，罚！见了血的猴子才知道恐惧，才能认真干活。除此以外，别无他法。
综上所述，问题很严重，解决的办法很简单。范仲淹的方案说白了就是“责任制和处罚制。”用举荐制度把官员层层捆绑，再设立些以前没有的处罚制度，让官员们稍微懂点事。
如此而已，管不管用，甚至有没有比原来的制度更不妥的地方，要从以后的实践中，才能看出。这时能肯定的，就是处罚的力度不是够不够重的问题，而是有没有力度的问题。
连处罚的具体条款都没有，你让犯事的人怎么害怕啊？！
现在来说“修武备”。这一条，按说范仲淹是最有发言权，而且肯定言之有物的问题，因为他刚刚从战场归来。宋朝的边防问题严重到不能再严重了，辽国不去说，党项人已经变成了西夏人，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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