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美国当警察-第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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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89年我将东华和石姗接来美国陪读，从此三口人的命运都改变了。　　　　
　　　　为迎接东华母女的到来，我找到一处月租500美金的房子，比我原来自己住的开销长了一倍。我来美国一年了，什么也没添置，还是从国内带来的两只箱子和几身旧衣服。房子对面有幢十几层的高级公寓，常有人搬家时把不要的家具扔在路边，我抽空去那拾了几件像点样的家具，好歹算是在美国安了第一个家，虽说简陋了点，可比当时在国内的房子宽敞多了。我来美国一路坎坷，只有一件事顺，就是签证。记得在美领馆门外排队时，都说我这样的自费生准得拒签，我心里一下子就凉了一半，再看着F…1申请者一个个耷拉着脑袋出来，心里全凉了。硬着头皮进了美领馆，谁知竟爆出冷门，第一个签了出来。这次东华母女俩排队时听到的又都是泄气话，说你自己准签的可能都不大，还想带孩子？东华说，要走一块走，要留一块留，娘俩死活都在一块。没想到竟然如愿以偿，母女双双获准来美国。　　　　
　　　　“你怎么了？”东华哄石姗睡着之后，见我望着屋顶发呆，知道我有心事。　　　　
　　　　我把支票本交到她手上，这1200美金是全部的积蓄，下学期得交4000美金学费，加上房租，生活费，我得再找份工才行啊。　　　　
　　　　东华沉吟片刻，坐在我身边安慰道：“你别着急，咱明天不去逛华盛顿了，以后有的是机会，你忙你的，有机会也给我找个打工的地方。”　　　　
　　　　“东华！”我忍着眼泪说：“你刚来，语言又不通，怎么能让你去打工呢？”听说她要来美国，银行的同事们都羡慕的不得了，以为她去美国享福了，其实是跟着我一块受洋罪。　　　　
　　　　六岁的石姗开始了快乐的一年级。东华也找到了在美国的第一份工作，在中餐馆端盘子。　　　　
　　　　我每天一大早就出去打工，晚上到学校上课，11点多才能回家。东华的班也是晚上，只好把孩子一个人扔家里了。当时哪知道把未成年人丢在家里是犯法的，恐怕有小孩子的中国留学生都有如此经历。东华为女儿做好晚饭，然后教她怎么用微波炉热饭，还告诉她，要是害怕，就打开电视机。石姗懂事地一个劲点头。那台旧彩电也是我从街上拣来的。　　　　
　　　　东华走后，石姗看窗外已经黑下来，便拉上窗帘，又走到门口挂上门链，妈妈说这样坏人就进不来了。吃完晚饭，石姗打开电视机，又拿了条毛毯放在沙发上。这个双人沙发还是吴新玉帮我从马路对面抬过来的。那天本来还有一卷挺新的地毯放在沙发上面，我俩刚要动手抬，就见一男一女两个年轻美国人朝这边走来，我一拉吴新玉，叫他等这两人过去再搬，多难为情呀。没想到这两位在这堆旧家具周围转了两圈，顺手把那卷地毯抱走了，敢情也是来拣东西的，大大方方的，哪像我，死要面子，我为这事后悔了好几天，要不，石姗就可以坐地毯上玩了。　　　　
　　　　我和东华前后脚回到了家。　　　　
　　　　“石姗，开门，妈妈回来了。”东华用钥匙开了门，见里面挂了门链，只好压低声音叫女儿开门。都半夜了，孩子早睡着了，电视还开着，声音很大，叫了半天，屋里一点反应也没有。这是栋两层小楼，楼下住着位律师，我们住顶层，就是屋顶斜斜的那种。我一看，再叫把邻居都吵醒了，只好自己试试身手了。我找好一个方位，顺着墙角一点一点往上爬，东华提心吊胆地站在下面，一个劲叫我小心点。我倒不担心会掉下来，就怕万一警察从这路过，以为我想图谋不轨。　　　　
　　　　我爬上了二楼，因为天热，窗户没关，这才钻进屋子，把门打开。　　　　
　　　　床上没有石姗，沙发上却堆着毛毯，掀开一看，石姗正缩在里面酣睡，小脸儿红红的，捂了一头汗。我心疼地抱起女儿朝卧室走，才六岁的女孩子就整晚自己呆在家里，真可怜。睡的迷迷糊糊的石姗睁开眼睛，看见是爸爸妈妈回来了，“哇”的一声哭了，一晚上的委屈都释放出来。东华连忙接过女儿，在她小脸上亲了又亲：“石姗乖，石姗不哭，妈妈在这呢，妈妈陪石姗睡。”　　　　
　　　　东华侧身躺在女儿身边，轻轻拍着她。夜深了，东华毫无睡意，她轻轻拭去还挂在女儿小脸蛋儿上的泪水，自己的眼泪却止不住流了下来。她心疼孩子，心疼又得打工，又要读书的丈夫，还要忍受餐馆老板的专横跋扈。一家三口好不容易在美国团聚，再苦再难也得咬牙挺过去。她只有一个信念，帮我完成学业，一家三口回国，所有的噩梦都将结束。


第1章　跨出国门成功拿下刑侦硕士学位

　　　　日盼夜想的通知只有一行字，我却反复默念了十几遍，我通过了，通过了！我站起身，朝东华张开双臂，东华激动地扑到我的怀里，一年多两地分离的牵挂，两年来打工留学的辛苦，还有等待通知的煎熬，都随着泪水流走了。　　　　
　　　　我们在汗水和泪水中又熬过了一年，石姗上二年级了，已经能用英语跟小朋友们打成一片，我也啃完了36个学分，以优秀的成绩获得参加毕业考试的资格。　　　　
　　　　论文答辩有充分的时间准备，还可请人指点。毕业考试要完全靠自己，那才是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哪，我们系每次考试都有人通不过，我当时心理压力特别大，因为时间和金钱都不允许我再来一次。　　　　
　　　　我停止了一切打工，全力投入了这最后的冲刺。华盛顿夏天气温能达到摄氏40度，我们住在屋顶，又闷又热，为了省电，空调也舍不得老开着。　　　　
　　　　“哎，喝杯冰可乐吧。”东华递给我一大杯冰可乐，又把电扇调大了一档。她这个动作一下子让我想起78年准备高考时的情形。　　　　
　　　　那时，唐山大地震已过去两年，我家祖孙三代还挤在一间临建棚里。白天得去抓革命，促生产，晚上回家后，只能在两平米的小厨房里复习功课。当时也是夏天，小厨房里也是又闷又热，那时连电扇都没有，只有成群的蚊子跟我作伴。我在身上涂满了避蚊油，光着膀子坐在小板凳上看书。有一次又停电了，我站起来找蜡烛，猛然发现背后站着个人，原来是我妈妈，正站在那给我扇扇子，也不知站多久了。我说：“妈，您去睡吧，我撑得住。”那时我姥姥已经卧床不起，没等看到我金榜题名就与世长辞了。　　　　
　　　　“快喝呀，发什么呆？”东华见我一个劲儿愣神儿，用手推了推我的肩膀。　　　　
　　　　我一扬脖儿把一大杯冰可乐喝个精光，心里想，我这春天出生的马，命里注定吃苦受累，刚过一山，又见一坡，毕业考试这一关一定一次通过，不然谁都对不起。　　　　
　　　　考完试，我就像热锅上的蚂蚁，惶惶不可终日，等通知的那些天，我算尝到了度日如年的滋味，一天往邮箱跑好几趟。东华也为我捏着一把汗，凭我刻苦钻研，应该能通过，可这是美国，用英文考试，打工耗费了我不少精力，通不过的可能也不是没有。这两年，我们没看过一场电影，没下过一次餐馆，没买过一件新衣服，如果通不过，一切努力不都白费了吗。　　　　
　　　　我们焦心地盼着早一天接到通知，可又怕等来坏消息。古往今来，名人落榜都大有人在，宋代文学家苏东坡两考不中，明朝医学家李时珍三次落榜，清代文学家蒲松龄四次失利，我也得一颗红心两手准备才行啊。　　　　
　　　　熬过漫长的两周，考试通知终于寄来了。我从东华手里接过粘得严严实实的信封，不知是吉是凶。东华搬过来一把椅子让我坐稳，我把信按在扑通乱跳的胸口上，又想看又不敢看。过了一会儿，我终于鼓起勇气，用颤抖的双手撕开信封，抽出了那只有一页的考试通知。　　　　
　　　　日盼夜想的通知只有一行字，我却反复默念了十几遍，我通过了，通过了！我站起身，朝东华张开双臂，东华激动地扑到我的怀里，一年多两地分离的牵挂，两年来打工留学的辛苦，还有等待通知的煎熬，都随着泪水流走了。　　　　
　　　　我终于戴上了硕士帽，和金发碧眼的美国同学一起，站到了毕业典礼的主席台上。布莱尔教授亲手为我颁发了学位证书。他说这是刑侦系历史的一刻，这个为美国警察部门培育执法精英的高等学府，培养出第一个来自中国的刑侦硕士。　　　　
　　　　打工留学的日子如今已变成遥远的过去，但我不会忘记，无论在农村，在工厂，在部队还是大学，我都不曾被击败，到了美国也不会。法律课对美国学生都困难重重，我是用永远带着中国口音的英文，比同学大出一截的年龄，还有披星载月的打工，靠着“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决心和“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的气概，在美国著名学府拿下了硕士学位的。然而，我在美国就业的道路上却遇到了不可逾越的障碍。


第2章　特邀嘉宾“美国之音”专访中国第一人

　　　　常言道，入境随俗，既然选择了留在美国，不适应美国文化怎么能行，华人不能永远把自己封闭在中国城里，得打入美国主流社会，得忍痛改变自己。对我来说，这种改变有如一次粉身碎骨的重新打造。　　　　
　　　　作为一名美国警察，我从未想过要在媒体上抛头露面，但是要来的东西，谁也挡不住。　　　　
　　　　突然间，我接到“美国之音”的邀请，成为他们电视节目的特邀嘉宾。　　　　
　　　　我对“美国之音”并不陌生，早在出国之前，为了提高英语听力，就天天收听美国之音的英语900句，还有马克土温的《汤姆历险记》。如今的“美国之音”，已经有了覆盖全球的广播、电视网络，并与国内主流媒体有合作项目和节目交流。　　　　
　　　　虽然平时执行警务时也有机会上电视镜头，可那都是不知不觉的，我干我的，他拍他的。面对贼亮的灯光和摄像机接受采访，我还是第一次，觉得有些不自在。　　　　
　　　　年轻的女主持人笑容可掬地采访了我，她的中英文都说得十分流利。“美国之音”是美国惟一的官方媒体，经常邀请作出一些特殊表现的人接受采访。她说我是八十年代开放国门后，来美留学生中第一个在美国做警察的，特警，尤其是我曾经是中国警察，这样的经历简直是绝无仅有。众所周知，美国是个移民国家，就连统治美国的白人祖先也是乘五月花号从英国移民到这块曾经属于印第安人的土地上来的。美国的发展壮大与移民的奋斗和贡献密不可分，星条旗上，凝聚了移民的智慧，汗水和鲜血。在美国历史的丰碑之上，当然也少不了华裔的名字。　　　　
　　　　美国华人中间，不乏有人效仿杨振宁、李政道、张亚勤＊，而像李月英＊那样，在改变华人形象、打入主流社会的崎岖山路上默默攀登的人就为数不多了。从政、从军、从警，许多华人望而生畏，要克服的障碍太多了，就因为我们是黄皮肤。我是李月英的追随者，来美国十几年来，也一直沿着李月英没走完的路而继续攀登。我头顶星条旗，身着蓝警服，嘴嚼着清贫，在设满种族、文化、语言障碍的从警之路上，“历尽苦难痴心不改”。我曾多次应邀为国内警察赴美国考察团讲课，也曾多次回国与司法界进行业务交流。有一次，南方某市警察代表团在听完我的讲课之后，还饶有兴趣地询问了我在美国的经历，他们听后感慨万分，说我在美国警界单枪匹马杀开一条血路，与美国警察相比，为穿上这身象征正义的警服，我必须付出比他们多几倍的努力。　　　　
　　　　采访在愉快的气氛之中进行，女主持人问了许多关于我的问题，包括我的童年、我的家庭、我的警察职业，当然还有怎么练的这身功夫。她最感兴趣的一个问题就是，我每天要与不同肤色、不同语言和文化背景的人打交道，而警察又要统一执法，不同的文化背景是否要因人而异呢？　　　　
　　　　假如我到美国第一天就当警察，准把一切都搞乱套。语言、背景、法律、思维方式和处事习惯都不一样。从中国警察到美国警察，对我难度最大的就是把自己融入美国文化，把自己从泥土中拔起来，插到黄油上。执行警务时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得跟美国人合拍才行，不能格色。不少在美国的华人，无论与警察打交道还是到法庭打官司，尽管能说一口流利的英文，可头脑之中还保留不少传统观念和处事方法，说话办事都显得与周围环境格格不入，难以获得警察、法官或陪审团的谅解和同情，最后官司输得一败涂地，只好到中文媒体上写文章诉苦，骂美国法律“怪”。常言道，入境随俗，既然选择了留在美国，不适应美国文化怎么能行，华人不能永远把自己封闭在中国城里，得打入美国主流社会，得忍痛改变自己。对我来说，这种改变有如一次粉身碎骨的重新打造。　　　　
　　　　我每天都要接触各式各样的人，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对待警察的态度也不一样。白人违反交通规则，除了连声道歉，从不请求宽恕，他们认为自己错了，就应该认错受罚。发展中国家来的移民违章，往往先要历数一大堆客观理由，再抱怨谋生如何艰难，要求我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放他们一马。有的出租车司机还想偷偷塞给我点钱，就像贿赂其本国警察那样。我理解他们为什么这么做，可我还得公事公办。有时也会拦住违章的中国人，虽说执法必严，可枪口抬高一寸也在我的职权范围之内，都是炎黄子孙，在美国谋生不易，就下不为例吧。


第2章　特邀嘉宾我的校友——数字英雄张亚勤

　　　　我做的最好的工作是和别人一起合作。科学的分工越来越细，分枝越来越多，你再聪明，再有实力，也只能掌握某一个方面，要么是A，要么是B，而在现在的科学领域，用A加B或许更好些。我相信，这样的合作是1＋1大于2的。　　　　
　　　　张亚勤是我在乔治·华盛顿大学的同学，这位19岁就获得中国科技大学学士学位，23岁获得乔治·华盛顿大学博士学位的神童，在美国出版了11本专著，发表了两百多篇学术论文，在视频压缩、交互式电视、多媒体通讯、桌上可视电话等方面取得了五十多项专利。他和同仁们所共同创造的数字世界改变了人类的生活方式。VCD、DVD、数字电视、网络上影像和声音的传输，已经成为现代生活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以下摘录自《世界周刊》对张亚勤的报道：　　　　
　　　　清晨从北京亮马桥附近的一所国际公寓，一个中等身材，西装革履，戴着眼镜，手提公文包的年轻人风度翩翩地走出来。　　　　
　　　　秋日的朝阳洒在他的脸上，蔚蓝的天空，衬着远处的一地金黄，为这幅生动的画面，平添了几许浪漫的色彩。　　　　
　　　　此时，“星巴克”咖啡的店员在等待着这个年轻人的出现，照例一大杯的“奶特咖啡”在他走进=店门的时候已经开始制作了。他们之间显然已经有了某种默契，不仅是因为他们各自所服务的公司总部都在西雅图，还有，这也是他们彼此一天工作的开始。接过盛满咖啡的纸杯，这个年轻人径直走向一辆别克轿车，司机已在那里等候。他打开车门，坐在后排的座位上，一只手翻看着刚邮寄过来的《华尔街日报》，另一只手端着咖啡送向自己的嘴边。他的一天就这样开始了。　　　　
　　　　他是“微软中国研究院”的院长兼首席科学家张亚勤博士，年方35岁。　　　　
　　　　1978年，年仅12岁的张亚勤从1200名考生中脱颖而出，考入了著名的中国科技大学的首届少年班，这位来自山西太原的少年也成为了当年大陆最年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