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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席外交官-第4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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却见沈哲稍稍顿了一下，立刻话锋一转
第二十九章 苦守危壤，不如施之于民（12
“但是微臣以为，我大清如果当真要完全按照法兰西的要求行事，让江南制造局就这么彻底放弃在长江的运营，同样不可取。一者，自太平之乱平息以来，朝廷一直自诩中兴，百姓皆以为华夏之民而荣，皇上更是刚刚才下最己之诏励志图强，如今不过是西夷稍有威吓，我大清立即妥协让步，置我大清之威严于何顾。况且现在的情况与签订《江宁条约》和《北京条约》的情况不同，那个时候是兵败如山倒，刀架在脖子上不答应也得答应，但现在并不是江南制造局被法兰西商行打压得无法生存反而是法兰西自己争不过才向朝廷施压，若这个时候退让，我大清则是不败而败，必将是在四海众目睽睽之下颜面扫地。
再者，江南制造局为大清洋务之表率，此次以长江营运之功充盈府库，以报朝廷，更为各地制造所之典范，若此时勒令其弃长江营运而独顾其本职，则各制造局、所之经费难以自给，永为朝廷之负累。”
在载淳和恭亲王看来，沈哲给出的理由的确值得深思，而在荀同庆这些清流派的眼里，除了顾及朝廷颜面还说得过去以外，其他的连借口都算不上，既然现在他们洋务派自己都说这些制造局，制造所的是朝廷的负累，那就干脆趁这个机会关门大吉便了，省得以后亏得更大。
不过，沈哲虽然已经阐述了这一番长篇大论，却还有一张最关键的王牌没有出，而只要这个最重量级的理由一亮出来，无论是清流也好，载淳或者恭亲王也好，应该是任谁都找不到反驳的依据，那就是：“如果朝廷因为法兰西公使的一句话就制裁江南制造局的话，必然会让外界以为我大清对法兰西听之任之，其它邦国怎么想无所谓，最主要是英吉利会做何想法？”
众人闻言顿时警觉起来，他们刚才都一直在考虑法兰西的动作，若不是沈哲提了这么一嘴，险些忽略了，在远东占有最重要地位的是英吉利，虽然如恭亲王方才所言，如果大清在此时与法兰西发生冲突，英吉利最大可能采取的行动是保持中立，但不可否认的是，以英吉利作为当今世界头号强国的尊严以及与清帝国具有法律效益的盟友身份可以坐视法兰西对清帝国颐指气使，但不会坐视清帝国对法兰西惟命是从。
见众人神色稍变，沈哲立刻趁热打铁：“中英两国之同盟的确尚欠双方都看得见的‘诚意’，理论上双方都有示诚的责任，但如今英吉利强盛而我大清待兴，实力悬殊，这份诚意大概是需要我大清首先示与英吉利的，就算现在还没有这个机会，但总不能与法兰西有过多牵连。”
载淳刚开始觉得这件事没什么大不了的，被沈哲这么一说才觉得棘手，法兰西得罪不得，英吉利更加得罪不得，此时他终于真正体会到了“夹缝求生”这个词描绘的是怎样一番境地。
“沈大人说的固然没错，可是法兰西……”从一开始就没发表过任何意见的荀同庆终于开口，虽然他所代表的清流派对西洋的态度一向都是抵制的，但是在他传统的儒家观念中，经商本来就是一件羞耻的事，如今又是因为一个国家机构去和一些个体户抢生意而引发的矛盾，内心深处对洋人的厌恶固然仍顽强地存在的，可在这件事上却觉得自己理亏，因此，他和他的同僚李鸿藻都认为，万事和为贵，还是先言和的好。
可他的话刚刚说到了一半，最关键的部分还没有表露出来就被沈哲给打断了，儒家向来讲究个尊师重道，荀家万世师表，更是备受敬重，沈哲此举在这些道学先生眼里可谓是堪比他当初面圣不跪的大逆不道，可是沈哲这厢虽是以
“荀大人，恕晚辈僭越……”
这样有礼有节的措辞为开场，但面色上却没表现出任何的羞赧之态，反而很是理直气壮，似乎根本没看见荀同庆和李鸿藻二人的又惊又气，自顾自说得是引经据典，掷地有声——
“晚辈听闻，东周战国楚怀王当政之时，楚国朝臣分裂，一方亲秦而另一方则以齐为友，楚怀王本应主持大局，拿定主意，却偏偏心智不坚，朝近秦而暮就齐以致秦、齐二国无一欲以之为盟反以为仇，后来丹阳一役，楚风俱溃，白起拔郢，王气散尽，即便有曾问鼎中原的过往最终连自己的故土都守不住，只能弃江汉而避走他乡，此乃前车之鉴。邦国之交，最忌讳的是摇摆不定，上古时代尚且如此；况乎今日？就算英吉利真的是荀大人所说的蛮夷之邦，但他们至少也讲究个经商信用，既然大清与英吉利的同盟已经白纸黑字，有据可查，就已经没有选择了，荆楚覆辙在前，我大清万不能重蹈如是。”
“按沈卿家之言，拒法兰西不可，从法兰西亦不可，岂不是无计可施。”
载淳不是一个革命家，在自己的存亡都值得考虑的时候绝对不会在意自己的立场问题，因此，在这个时候他是完全没工夫去思考这次小型廷议自己是应该一如既往地坚定站在洋务派一方还是适当地给清流派几颗糖吃，只要谁能提出一个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管他是清流还是洋务他都会予以采纳。
“不然，臣以为若避开与法兰西的交涉尚有一法可取，不过实行起来可能要圣上费一番周折。”
载淳听到这，心已经放下了大半，他知道沈哲最擅长的就是另辟蹊径再来个峰回路转，等到走过曲曲折折再回头看，才发现自己原来走的是条捷径，就算是费周折，但回报绝对比付出多。想也不想就立刻给了通行证：“但言无妨。”
“臣以为此事如果单纯只是听从或者是拒绝法兰西的要求的话，且不说英、法两国最少也会得罪一边，而且绝非长久之计，江南制造局业以长江航运损害到西洋各国的利益是必然的，就算朝廷真能有一个万全之策能让大清端平这碗水，今天是法兰西公使上奏，明天就有可能是美利坚、普鲁士的使臣，朝廷将永无宁日。”
沈哲和载淳两个人一个说得慷慨激扬，一个听得兴致盎然，谁也没注意到在荀同庆眼底那股自打沈哲迈进殿门就开始涌起的敌意已经在逐渐消退。
荀同庆一点也不否认自己对这个姓沈的年轻人从一开始就具有很大的偏见，从其李鸿章义子的身份到从头到尾的“假洋鬼子”做派，都让荀同庆和他的清流派成员觉得称之为“败类”亦不过分，不过他开始并不觉得自己带着这样的偏见有什么不对，他有“充分”的理由来证明自己的判断是正确的——正所谓“物以类聚，人以群分。”这个人能跟京城中的洋人们好得像穿一条裤子似的，其品行能优良到哪里去。
以至于自打这场廷议开始，只要是沈哲讲话，荀同庆本能的第一反应不是判断这个人所说的话是对是错，而是怎样去反驳他的观点，直到此时，荀同庆觉得反驳起来越来越困难的时候，才猛然意识到，眼前这个看上去有些狂傲不羁的年轻人说的话似乎并没有错，不但没有错，仔细思索一番还觉得似乎是很有道理，心下立刻对此人的印象大为改观，虽然现在还不清楚这个年轻人的品行怎么样，但是至少从他刚才的话可以看出，他还是一个不急功近利，肯办实事的人，至少他的见识并不浅薄。
甚至觉得朝廷之所以这么多年来和西洋纠缠不清，就是因为朝廷里的官员们太怕和洋人打交道，因此一旦出了事端，也只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只求将事态尽快平息而从没有为真正解决中西关系而做一个长远的规划，或许现在的朝廷正需要一个像沈哲这样不怕和西洋人打交道的人，来和西洋人彻底做个了断。
荀同庆突然发现，此时此刻他并不像去在脑海中搜遍二十四史找出什么反例，反倒很想听听这个年轻人能说出什么“妙计”。
一个时代的主旋律往往具有如此强大的力量，虽然荀同庆的学识与阅历都是沈哲遥不可及的，甚至连沈哲自己都没有要说服这个人的心思和行动，但却在不经意间已经开始扭转这位三朝元老的态度，这并不值得奇怪，因为真正起到强大的推动力作用的，并不是沈哲而是后世人们常常说到的“历史潮流。”
如果沈哲可以用他向来敏锐的观察力注意到此时荀老先生的转变，再稍稍的推一下波，助一下澜的话，说不定可以提早打造出一个张之洞式的人物，可这项行动却偏偏不在他的计划之内又不在老天给他安排的任务之内，天命有常，连尧舜、桀纣都无可左右起存亡，荀同庆和沈哲就更没这个本事。
以至于沈哲接下来的话就让荀同庆对这个少年刚刚建立起来的一点善意消失殆尽。
荀同庆只听到那个年轻的南方人操着不带一点南方口音的官话道：“依微臣之见我大清可暂时不对法兰西回复，当务之急则是在朝廷和西洋之间建立一个‘缓冲地带’，避免朝廷的利益与西洋的利益进行直接接触，务必让西方人明白，不是朝廷对他们不友好或是不给他们面子，而实在是朝廷也无权干涉，因此就算是给朝廷施加再大的威胁也没有意义，这样的一个‘缓冲地带’一旦形成，不但法兰西的问题迎刃而解，也省去了日后与各国之间的麻烦。”
沈哲说话总是要夹带一些让人云里雾里的新鲜词汇，经常与其接触的同治皇帝和他叔叔恭亲王早已习惯了。
载淳虽然不是很明白“缓冲地带”一词作何解释，但大体意思上还是听清楚了，想来是相当于两个国家一旦接壤，只要不是一个极强、一个极弱无论两国有多文明开化、通情达理也必然会就领土问题产生摩擦，但是如果隔了一片海或者是一个国家甚至是多个国家的话，摩擦发生的概率就要小得多，这就好比三百来年前当欧洲人还执着而顽强地在大陆另一端守着自己一亩三分地和地中海那个大池塘的时候，中西关系是很和谐的，但一到他们跨越了大西洋，印度洋，甚至是太平洋，在印度，越南这些地方建立据点之后，中西关系的裂痕就开始越扯越大了。总之，这个“缓冲地带”绝对是一个好东西。
“那沈卿家以为，究竟要以何为这个……‘缓冲地带’？”
沈哲沉吟片刻道：“在朝廷与西洋各国之间建立一个‘缓冲地带’其目的是作为朝廷的屏障，对朝廷形成庇护，因此这个‘缓冲地带’必定是要在朝廷的掌控之下，但是又要让西方人认为朝廷对其并没有控制能力，这么看来，可以担当此任的也只有商贾了。”
“商贾？”载淳颇为怀疑地眯起眼睛，他不是一个守旧的人，但从小接受的是传统教育，倒不至于对商人有什么太大的偏见，可是毕竟这是一个“士、农、工、商”的社会，虽然封建政权其最本来的初衷是防止商人垄断国家财富才重农抑商，但在这个制度延续了近两千年后的晚清，商人早已失去了朝廷“假想敌”的身份，变成了毫无影响力的角色。
因此，载淳实在是想不到商贾如何可以起到这样的作用更不知道他们该如何起这样的作用。
沈哲很坚定地点了下头，解释道：“在我大清，天下之民，莫非王臣，农人也好，商贾也好，必以朝廷之命是从，但是在西方则不然，他们对个人的私有财产尤为看重，就算是农人也能把君主告上衙门甚至还能打赢这场官司，在西洋人的观念里，朝廷根本无权干涉商贾的行为，更别说剥夺他们的财产，左右他们的生意，因此，微臣以为，此中西观念之异正好可以为朝廷所用，将江南制造局的长江营运之权以‘兴旺大清商营’为由转卖给商贾，由私人经营之，西洋则再无威胁朝廷之借口。如此一来，即撤出了江南制造局无开罪于法兰西，却可以以其他理由打消英吉利的疑心，最重要的是，长江营运之利，仍可充盈府库，不至于全然落入西夷之手。”
第三十章 李冼（1）
第三十章李冼
京城的天气总是四季分明——到底是天子脚下的地方，连老天爷给也足了面子将自己一向无常的脾气收敛了许多，变得循规蹈矩起来，将时令划割得正正好好，无论盛夏的热浪是多么的灼灼逼人也绝不会将这暑气拖到七、八月份。
通常是六月底或是七月初的光景就会来一场爽利的秋雨把这个古都里里外外地彻底洗刷一遍，瞬间就已经浇灭了紫禁城中各个殿堂琉璃瓦上泛出的油汪汪的光亮，给皇城四周拱卫京畿的厚实城墙也添上了冷兵器嗜血后才会泛出的寒光——千儿八百年的古城了，想来这城墙上的砖块所饮过的血也必然不比湘淮军的武官们手上那把快刀碰到过的少。
古城的秋意被这一场秋雨刹那间给聚集了起来，如三国时曹孟德的计谋，狠辣但干脆，绝不拖泥带水给对手任何还手的余地，而一阵夹杂着冷雨的秋风打过去，也只剩下了几棵叫不出名字的老树顽强地在一片萧瑟的枯黄中保留着一星半点的青翠，还能告诉人们夏天其实并没有走远，没准马上就会回来，给京城里已经习惯了习习凉风的人们来个“秋老虎”。
中华民族自古就是一个以耕种为本的农耕民族，即便是京城这个国家的政治、文化、经济三位一体的核心地带的客流量也明显受到农耕时令的影响——眼见着秋日已至又要开始农忙，城门口进进出出的人群陡然缩水了一半儿，但就是再缩水也架不住泱泱中华庞大人口基数的调剂，站在城墙上向下望过去，城门口仍然是往来呼喝，熙熙攘攘，被浓密的黑色长发遮了一半的光溜溜的脑袋或是大大方方地亮着，或者罩着一片儿瓜皮儿帽子，在黑压压的人流中自顾自上下左右地攒动着。
但在这片暗色中，时不时的也会浮出一两片高出人群的浅色，不过这些浅颜色并不属于高大的西洋人，西洋的男人都是带着黑色的礼帽，而西洋的女人们不是打着镂空铜杆儿的小伞，就是带着用丝带绑着羽毛和花花草草的夸张且花里胡哨的大檐帽子，像一个盘子一样撑在头顶上，极好辨认。
那几点浅色大多是属于那些和人差不多高的牲口，同时也是中国从古至今最重要的交通工具——马。
古往今来，中国的交通工具有很多，从水里游的，地上跑的到天上飞的，甚至还有虚构出来的龙和凤凰，但是最让人神往，凤凰、老虎、狮子什么的只有在上古炎黄时代的传说中和天竺佛教的故事里才会心甘情愿地供人类驱遣役使，呼来喝去，龙这种动物简直是想一想都是罪过，而真正能既能给人类美好幻想又符合实际的交通工具也只有这些高头大马了。
而马儿们应该算是中原可以充当的坐骑的动物中最会为“畜”处世的一个种族——他们有品相，有速度，有忠心，食量适中，生命力旺盛顽强，最重要的是性格温顺，不轻易尥蹶子耍混，不像它们的近亲——驴那样一辈子干着苦力，但是吃力不讨好。
并且，对于“闻鸟鸣则情悲，见花谢而惊心”的古代人来说，马不但是良好的交通工具，更加是在一步步远离故土家园的旅途中的同伴，中国人向来认为“月是故乡明”，背井离乡的旅途往往孤寂悲凉，对于一个游子而言，周围的一切皆是陌生，还没来得及熟悉就又要到一个新的环境，什么都长久不了，别说是人，就是路边的花花草草也只有一面的缘分，转个身就天涯各一端了，只有一路骑着的牲口可以长久相随。
从而，马和人所建立起来的往往是猪、牛、驴、羊这些动物无法企及的扶持和信任，它们随主人阅尽大好河山，到遥远的边疆，诡异的苗地，或是和它们怀揣“报君黄金台上意，提携玉龙为君死。”的雄心壮志的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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