踏秦川-第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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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调“其出入钱以当金，布，以律”。这“以当”、“以律”四字很重要，说的是：在法律上，布币是主币。钱币是辅币，一布等于十一钱。所以，在其他法律条文上，写的虽是钱币若干，实际上却是当布若干。十一钱者，即一布。一百一十钱者，十布也。一千一百钱者，百布也。了解了这一点，我们就会懂得，量刑标准实际上本是以布为单位的，因此也是采用十进位的。“其出入钱以当金、布”的法律条文，和在法律上实际上是以布币为量刑标准的单位，以及把一部关于货币的专门立法直接称为《金布律》，都证明了布币的主币地位。

　　　　在研究中国经济史的同志中间，曾经有一种颇为流行的观点，认为中国古代虽曾同时使用几种货币，但在这几种货币之间；说不上有主币与辅币的关系，因为在法律上没有这种规定，甚至没有法定的兑换比价。秦律的出土，使我们对这个问题有必要再作进一步的研究了。

　　　　第二，在春秋战国时期的历史文献中，记载当时的货币主要是布币，或者以“布”统称当时的货币。

　　　　古代中国的货币，在周中叶以后，开始了一个重大的变化。变化的内容是相辅相成的两个方面：原来以实物形态充当一般等价物的贝、龟、玉、珠等，由于种种原因逐渐地从货币领域中被淘汰出来，不再起货币的作用，还原为一般商品，与此同时，一些为广大群众所需要的生产工具，如铲、刀、纺轮等等，又从一般商品演变为货币这种特殊商品。这一变化过程经历整个春秋战国时代，到秦统一六国后，才在法律上宣布，“币为二等；黄金以溢为名，上币、铜钱质如周钱，文曰半两，重如其文，而珠、玉、龟、贝、银、锡之属为器饰、宝臧，不为币”＇《汉书？食货志》＇。在这个变化过程中，布币适应当时商品交换水平的需要，成为主要的货币；

　　　　在商品交换发展的最初阶段，布匹早就同龟、贝、珠、玉等成为一般等价物，起着货币的作用。“古者市朝而无刀币，各以其所有易所无，抱布贸丝而已”＇《盐铁论？错币》＇。在这几种货币中，布是来源最广泛又为人们最需要的，所以成为日常交易中最主要的货币。而龟、贝、珠、玉等，或由于来源有限，或由于不易分割，或由于没有固定的形式与价值，或由于不是人们日常生活或生产中所必需的，总之，由于不能适应商品交换日益频繁对货币的要求，便先后被淘汰了。到了周中叶以后，真贝在市场上不见了，仿制的石贝、铜贝、银贝随后也销声匿迹。《管子》中说：“古以珠、玉为上币”。珠、玉与龟壳大概只限于在贵族之间作为财富的象征和支付手段，始终没有成为民间日。常交易中的货币。周中叶以后，就很难看到龟、玉，珠，贝和金属块起货币作用的记载了。但是，有关布作货币的记载，却比以前更加突出了。《诗？卫风》：“氓之蚩蚩，抱布贸丝”。毛传：“布，币也”。《孟子》中说周代有“布缕之征，粟米之征”。《左传》昭公二十六年记有“鲁人买之，百两一布”的话。《礼记？檀弓》；“子柳之母死……既葬，子硕欲以赙布之余具祭器”。“孟献子之丧，司徒旅归四布”。《墨子？贵义》：“子墨子日：今土之用身也，不若商人之用一布之慎也”。《管子？戒》，“市正而不布”，就是“即其物而正之”，不必交纳货币。《周礼》中有许多关于布的记载，如廛人所掌的辕布，总布，质布，罚布、廛布等。这些文献上所说的起货币作用的布，就是当时布币的实体。这一点，也为云梦出土的秦简所证实。在秦简中也有“布入公，如赀布，入赍钱，如律”的法律条文。至于布成为当时货币的通称，那就更能证明它是那时的主要货币了。

　　　　有的学者认为金属铸币一产生，就把实物货币排挤出货币领域。历史的实际却不是这样的。因为，铲，刀等生产工具，从一般商品中脱胎出来，成为特殊商品并具有独立价值形式的货币，是一个自发演变的，缓慢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铲币、刀币等因为尚处于形成过程之中，还很不完善，作为货币，它们的优越性还不如布币。例如，最初的铲币，厚重博大，从现存的来看，就有长达十多厘米，宽五，六厘米至十厘米、重达百余克的，上下皆有尖尖的棱角，容易刺破口袋，又无贯穿绳索的孔洞。可以想见，它们是多么不便于携带。其次，由于，当时金属冶铸技术水平的限制，一个模型只能铸一次或少数几次，又是手工操作，所以铸出的金属货币在质量上不能统一。当时的政府无法改变这种状况，只有运用政权的力量，用法律的形式强行规定，无论是政府或私人，都不准在货币的质量上进行选择。这一皋在《金布律》中也有反映。《金布律》中就有两条是关于这个方面的：“官府受钱者，千钱一畚，以丞、令印印。不盈千者，亦封印之。钱善与不善，杂实之。出钱，献封丞、令，乃发用之。百姓市用钱，美恶杂之，勿敢异。金布”

　　　　“贾市居列者及官府之吏，毋敢择行钱、布；择行钱、布者，列伍长弗告，吏循之不谨，皆有罪。金布”

　　　　当时的布匹，也是手工生产的，在质地上也很难一致，可是在长与宽的数量上可以做到统一。钱币则在数量重量上也不能统一。所以《金布律》要特别强调用钱要“美恶杂之，勿敢异”。再次，当时的货币铸造权是不统一的，各自为政，不仅各国的金属铸币形制不同或铲币，或刀币，或圆币，就是在一国之内，各地铸的货币在形制、重量上也各异。现存的实物证明，在相当于今天一个县的地域内，在同一个时期，竟铸造了几种货币，在形制、文字、重量等方面均不相同。这就使每一种金属铸币只能在一个非常有限的范围内。流通，不能适应各国之间，各地区之间商品交换的需要。布币则无此限制，它能在割据状况下的各国，各地区间通行，成为那时流通最广泛的“国际”货币。历史文献和出土文物说明，当时各国都使用布币。可见，布币是在中国货币形式演变过程中的一个特定阶段，即由实物贷币到金属。铸币韵过渡时期，起着承先启后的作用，而成为主币的。

　　　　布币的主要特点

　　　　许多货币学者之所以不承认春秋战国时期有布币，看来是由于他们不了解布币这种货币的主要特点。

　　　　布币的主要特点是什么？我们还是从《金布律》分析起。从现存的资料看来，《金布律》是我国最早的一部关于货币制度的专门立法。这部关于货币制度的专门立法的内容，从现在的人看来，似乎有点奇怪，因为它包括了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方面是关于金、钱、布这三种货币的有关规定，另一方面却是关于发给刑徒、官奴隶农服费用的有关规定：

　　　　“禀衣者，隶臣，府隶之毋无妻者及城旦，冬，人百一十钱，夏，五十五钱，其小者，冬，七十七钱，夏，册四钱。春，冬，人五十五钱，夏；册四钱，其小者，冬，卅四钱，夏，卅三钱。隶臣妾之老及小不能自衣者，如春衣。亡，不仁其主及官者，衣如隶臣妾。金布”

　　　　根据我们前面的解释，可以知道，百一十钱、七十七钱，五十五钱、卅四钱、卅三钱，即十布、七布，五布；四布，三布。因此，这条法律实际的内容是：发给布若干，供他们做冬夏农服。

　　　　为什么会把发给刑徒、官奴隶衣服费的规定，写进关于货币的专门立法《金布律》之中？看来，原因就在于布既是货币，又是发给刑徒，官奴隶做衣服的实物。

　　　　法律是经济关系的反映。《金布律》内容的特点，表明布匹在当时具有二重身份：它既可，作衣被之用，又可作货币之用，既是可以作为交易对象——买进卖出的一般商品，又是可以用来购买其他一切商品的特殊商品。布既然是货币，关于货币制度的立法，当然应该包括它在内，布又是做衣服的材料，关于发给刑徒，官奴隶衣服的立法，当然也应该包括在有关布的立法之内。这两方面的事物，在布匹这个实体上有了统一性。《金布律》之所以会包括上述两方面的内容，正是由于布匹具有这双重的资格。

　　　　这也就是布币这种实物货币的主要特点。

　　　　布币的这一特点，即只有在它进入市场的交易过程中，并只有在交易过程中被当作购买其他商品的等价物时，它才是货币，或者说，才表明它的货币身份。一旦从这场合中退了出来，它既可作为支付手段或贮藏手段的货币，也可以作为制衣被的材料而被使用。

　　　　布币的这一特点，使它当作货币使用时，不必有什么特殊的形制与文字。又使它在不能起货币作用时，可以被制成衣被等而消费掉。

　　　　布币的这种特点，加上布匹实体在地下埋藏过程中易于腐烂，这就使我们今天不可能再看到春秋战国时期布币的实物了。或者即使我们看到当d《布匹的遗迹》但因为上面并无文字标志，从而不是自明的，使我们无法区分它究竟是一般的布匹，还是同时又具有货币职能的布匹。

　　　　有的学者不了解布币的这一特点，他们以现在不存在布币这种实物为理由，否定布币在历史上的存在。周谷城同志之所以认为布币的名称都不能成立，根据也在于“没有布匹形的币”。但何谓“布匹形的币”？是指像布匹那样长，那样宽的金属铸币，还是指具有布纹的金属铸币？我们认为，如果我们根据历史文献和出土文物的明确记载，如实地承认布匹本身就是当时的货币形式之一，它的名称就是布币，那么，就没有必要去想象一种“布匹形的币”，更不需要赖有一种“布匹形的币”的存在，才能论证布币名称之可否成立了。

　　　　关于先秦两汉文献上的货币“布”，是铲形货币的称呼，还是布匹货币的称呼，这个多年来常常被回答错了的问题，现因《金布律》的出土而解决了。《金布律》的发现，使我们可以为布币正名了。

　　　　《金布律》证明：在战国时期，布币之名称是当时实有的，不是能否成立的问题，布币的实体本是布匹，不是什么金属铸币，布币是政府法定的货币，。不是只限于民间自发地使用过的媒介物；布币不仅是法定的货币，而且还是多种法定货币中的主要货币。　

关于秦时的奴隶（）　
提要：就秦简所见，秦朝的隶臣妾有一定的服役期限，在服满一定期限特定劳动强度的劳役之后作为国家奴隶从事于较轻的劳动，服役满的隶臣妾即是秦简所指的“免隶臣妾”。这种服役期限后来成为汉文帝改制实行有年而免的刑期的根据。因此“免隶臣妾”并非是达到免老年龄的隶臣妾，亦非刑满释放恢复自由的刑徒，更不是指刑徒城旦舂、鬼薪、白粲降为隶臣妾者。

　　　　隶臣妾，城旦舂，免隶臣妾，汉文帝改制，有年而免。

　　　　云梦睡虎地秦简《秦律十八种》中出现“免隶臣妾”一词，专家学者们对此大体有三种解释：一，达到免老年龄的隶臣妾；二，“刑满释放恢复自由的刑徒他们还要继续服劳役”；三，“指刑徒城旦舂、鬼薪、白粲降为隶臣妾而言”（此论未考其源出之处，但确有此一说）。

　　　　其中尤以第二说最不可信，从秦简来看，隶臣妾性质当以近于奴隶为确，孙仲奎先生的《“隶臣妾”与“公人”》和徐鸿修先生的《从古代罪人收奴刑的变迁看“隶臣妾”“城旦舂”的身份》二文为隶臣妾为奴隶说做了理论上的阐述，此其一。

　　　　刑满释放还要继续服劳役，于理难通，不知何据，此其二。

　　　　于第三说，显然是根据汉律来比附的，盖肇源于《汉书？刑法志》：“罪人狱已决，完为城旦舂，满三岁为鬼薪、白粲。鬼薪、白粲一岁，为隶臣妾。”一条。

　　　　秦汉城旦、隶臣妾之名虽同，其实已异，据徐鸿修先生的考证，汉文帝的改刑一是废肉刑，二是实行“有年而免”，明确规定服刑年限，把有期徒刑的适用范围从耐罪以下扩至髡罪犯人。因此汉文帝改制之后的“隶臣妾”，“城旦”已然从秦时的奴隶而变为服刑有期的刑徒了，以汉律来比附秦律显然失察。倒是第一说需要细细辨析。

　　　　秦简中确实有达到免老年龄之隶臣妾，《仓律》：“隶臣欲以人丁粼者二人赎，许之。其老当免老、小高五尺以下及隶妾欲以丁粼者一人赎，许之。”在此，“其老当免老”的隶臣即当是达到免老年龄的隶臣。“当免老”的隶臣是否就是免隶臣呢，我看不是。

　　　　“当免老”的隶臣从简文来看是不必再从事劳作的。何以这么说呢？《仓律》上面这一条把“其老当免老”的隶臣与“小高五尺以下”的隶臣置于一处，有相同的赎取标准，盖出于两者皆不事劳作之故。《仓律》在此之前有这么一条“隶臣、城旦高不盈六尺五寸，隶妾、舂高不盈六尺二寸，皆为小；高五尺二寸，皆作之。”则“小高五尺以下”者不作可明，则与之并列的“其老当免老”者大体上也应该是脱离了劳作的。

　　　　《仓律》“免隶臣妾、隶臣妾垣及为它事与垣等着，食男子旦半夕三，女子三。”在此，“垣”是筑墙一类的高强度劳动，如果达到免老年龄的隶臣妾还要参与这一类劳作显然就没有了免老的意义了。把免隶臣妾解为达到免老年龄的隶臣妾是很难让人信服的。因此“其老当免老”者与“免隶臣妾”根本就是不同的，前者就是达到免老年龄的隶臣妾，后者当另有所指。

　　　　那么“免隶臣妾”到底当作何解呢？关于隶臣妾来源众多已为学者们所共同认可，因犯罪而没入为奴为隶臣妾一大重要来源，在此我仅涉及这一部分来源的隶臣妾。而免隶臣妾亦是其间的一部分而已。

　　　　因犯罪而没入为奴的隶臣妾，一方面具有终身奴隶的性质，一方面还要先服一定期限特定等级的劳役，即在此期间的隶臣妾是带有两重性质的。在服完了一定期限特定等级的劳役之后，方脱离刑徒的性质而只具国家奴隶性质。

　　　　前面已经说过，汉文帝改制实行有年而免，很多学者据此认为隶臣妾，城旦舂是有一定服刑期限的，故此认定隶臣妾是刑徒。以汉律比附秦律故是一大失误，另一方面亦是因为隶臣妾在服特定劳役阶段所具有的双重身份，秦时的隶臣妾在服完一定等级劳役之后还是作为国家奴隶，而非转化为自由人。因此秦时的隶臣妾纵使在很多方面与后世的刑徒有很大的相似之处，但根本上是改变不了其奴隶性质的。没有看到这一点是造成了秦时隶臣妾是刑徒说的根本原因。

　　　　关于秦时的隶臣妾是否有服役期限，当以秦简为据，可惜秦简没有提供明显的例证，只约略可以推测而已。《法律答问》“当耐为隶臣，以司寇诬人，何论？当耐为隶臣，又系城旦六岁。”在此，诬告者在诬告之前已被判为隶臣，又以司寇罪诬人，结果被判处隶臣，外加六年城旦劳役的惩罚。城旦本身不是劳动等级的称谓（不同于“垣”本身是劳动等级的称谓），但是包括了所服一定等级强度的劳役。如果说“又系垣六岁”或者“又系城旦劳六岁”的话，我们很难据此说城旦是六岁劳役。但是简文已经说“又系城旦六岁”，则我们可以理解为城旦本身是服六年一定等级劳役之后再成为国家奴隶，而后从事于别的劳动。

　　　　《法律答问》另有“葆子狱未断而诬告人，其罪当刑为隶臣，勿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