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国际特工-第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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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文秋也不理他，只顾将小车往前推，那家伙见势不妙，拉了一下枪栓准备开枪，就在这时，张文秋将手中的小车猛地一推，小车脱手而出，撞了密探们满身粪便，张文秋趁机逃脱了。

夜晚，张文秋用身上仅有的几枚铜板买了碗面吃，便悄悄向董秋斯家走去。

刚转到街上，迎面碰到一个英国警察。他打量了张文秋一番，突然发问：“你是从哪里来的？请出示护照。”

尽管英国警察的中国话很蹩脚，但她还是听明白了，于是张文秋将护照递给他。

英国警察看了看护照，“你是个教书的，”又抬头看了她一眼，“为什么这么慌张，是不是带了违禁品，我要搜一搜。”说着，就要动手动脚。

张文秋看到英国警察的那副嘴脸，真想抽他一记耳光。但是她很快平静下来，后退一步，正色道：“我没犯法，凭什么搜我？”

英国警察晃动着警棍：“这里是英国女王陛下的香港，可不是你们大陆，你放明白些。”

张文秋心想，他一搜身那些文件肯定暴露，决不能让他靠近自己。这时，她的手下意识地碰了一下怀里，摸到一小包吃面剩下的辣椒面，于是她有了主意。

张文秋把手伸进怀里，说：“您等一等，我把东西交出来还不行吗？”

英国警察瞪大眼睛，想看看她能掏出些什么。突然，张文秋将手一扬，一包辣椒面全洒在了英国警察的脸上，英国警察猝不及防，被呛得哇哇大叫，张文秋趁机钻进了一条小巷。

半夜，张文秋从董秋斯家借了些钱，便拿了一个小皮包匆匆离去。

凌晨，张文秋登上最早的一班电车，向码头驶去。然而，令她万万想不到的是，竟又碰上了范宗义。这两天发生的一连串事情，已使张文秋格外提高了警惕。范宗义假意和张文秋打招呼，身子慢慢挤了过来。“秋萍，这几天让我好找哇？”

此时，张文秋想躲也来不及了，这家伙挤到她身边，用揣在裤兜里的手枪悄悄顶住了她的大腿，低声说：“秋萍，你跟我去自首，说出在港的共党，香港当局不会亏待你的。”

张文秋见一时无法脱身，便用话稳住他，“你说的倒好，凭什么让我相信你。”

范宗义从兜里掏出了一个蓝皮“派司”晃了晃，“我现在是香港皇家警察队的华籍探员，怎么样，这回该信了吧？”

张文秋冷冷地说：“那真是恭喜你了。”

范宗义得意地说：“秋萍，干这共党有什么意思，你就说出来吧，保你享受荣华富贵。”

张文秋装作犹豫的样子说：“让我想想。”

范宗义见张文秋一副认真的样子，便放松了警惕，抬头四下张望。张文秋见有机可乘，便抬腿狠狠踢了他一脚，然后拨开人群就向电车门口跑去。范宗义掏出手枪大喊：“都闪开，老子要抓赤色分子。”车上的乘客立刻闪出了一条道。他见张文秋快走到车门口，便举枪瞄准，张文秋知道不妙，不等电车到站停靠，就赶紧跳车跑了。好在那时香港电车的车门是不关的，只要你胆大心细，跳车是没有危险的。就这样，张文秋终于甩掉了叛徒范宗义。

由于张文秋在港暴露了身份，按正常途径离港风险很大。于是，她找到了一艘香港开往烟台的货船。这是一艘英国船只，大约4000吨，只载货物，不载旅客，途中经上海卸下货物，其他港口一律不停靠。停靠码头时，只有海关人员查货及办理上下货报税手续，不大为军警、特务分子所注意。张文秋购得一张去烟台的船票，谎称自己替父亲押运货物，从容地登上了这条货轮。

随着汽笛的鸣叫，货轮启碇。张文秋站在空旷的甲板上，思绪万千。此刻，她不是在为自己的安危担扰，而是更加惦念远方的战友。

接着，张文秋又连续执行了几次任务，多次受到佐尔格等人的赞扬。由于她工作出色，佐尔格打算将她送去国外学习，将她培养成一个高级情报人员。哪知此时佐尔格奉命调往日本，张文秋出国一事就被搁下了。

不久，吴照高也调去日本。离华前，张文秋为他饯行，还应吴的要求将女儿思齐带给他看看。吴照高抱着思齐亲了又亲，并十分动情地说：“我永远不会忘记我们一道工作、并肩作战的日子，特别珍视这段特殊的‘家庭’生活。以后我们不必再装成‘夫妻’了，不过我想当你的哥哥，我会为有你这样一个妹妹而高兴，如果你同意，就让孩子叫我‘舅舅’行吗？”孩子乖乖地叫了“舅舅！”张文秋也表示永远不会忘记他，为他敬酒，祝他一路平安。吴照高十分高兴地说：“今天，我要向你道歉！过去我对你关心照顾很少，那次对你的批评很过分，希望你原谅。我相信有一天，中国革命胜利了，全国人民游行庆祝，那时我一定争取再来，和你们一起欢呼胜利！”

哪知吴照高一去就没再来，他的去向以至生死，都成了不解之谜……

还在吴照高离开中国之前，共产国际远东局为了深入了解上海工人运动的情况，将张文秋派去上海浦东，打入英美烟厂，专事搜集有关情报。

时任浦东区委书记的李耀晶，让张文秋以英美烟厂子弟小学教员的身份为掩护，并参与区委领导工作，以便全面掌握工运情况，又在工厂附近为她租下了住房。李说，单身女人是租不到房子的，要以“夫妻”名义才能办理手续，并要求她将女儿思齐也带来居住，这样才更像一个“家”。

张文秋想，自己与吴照高的“夫妻戏”还没演完，又要与李耀晶建立个像样的“家庭”，真成了“戏中戏”。她同意了，于是李耀晶成了她的第四位“丈夫”。新“家”组建后，订下了共同遵守的工作和生活制度。对外李耀晶是这家的“先生”，但平时不在这里住，只在星期三、六下午来此与“太太”见面，实际上是研究工作。张文秋每周去一次共产国际机关汇报工作和递交情报资料，平日在学校授课，并在厂区和家属中活动。思齐接来后，无疑多了份拖累，便请房东照料孩子，房东见他们“夫妇”都是正派人，思齐又长得惹人喜爱，就高兴地答应了。

一天晚上，李耀晶来了。张文秋严肃地问：“今天不是碰头日，你怎么来了？”李耀晶忙插紧门，笑道：“按规定，我晚上不能来，更不准在这过夜。可是今天我应该来。”“你可不能违反纪律啊！”“你想想，如果我一直不来，外人反而会怀疑我们，这家的先生怎么老不回家？这里是我的‘家’，我常来更安全。今天有急事找你商量。”“什么事，你快说吧！”李耀晶却卖关子似的，掏出香烟慢慢地抽，十分开心地说：“我这不是回‘家’来了吗？在‘家’里还不让人宽松些？”待思齐睡了觉，他才极其机密地说：“共产国际对你的工作非常满意，打算对你进一步培养深造，中央负责同志已商量好了，想送你到国外去学习。我先同你通个气，组织上将会正式找你谈。”张文秋喜不自禁：“谢谢你先来告诉我！……可是，我已经没有家了，我把孩子交给谁呢？”李耀晶说：“我就是为这事而来的……我想，能不能就利用我们的‘夫妻’关系，索性把思齐当作我的孩子，让我母亲负责抚养他。母亲早就催我结婚，正盼着抱孙子呢！”事情来得太突然，张文秋一时拿不定主意，便同“丈夫”商讨妥切的办法。不觉已经夜深，张文秋警觉地说：“这么晚了，你该走了！”“这么晚我更不能走！人家会说，你‘先生’很少回来，到了半夜又走了，容易使人怀疑，暴露目标。”“那你——怎么住？”李耀晶也严肃地说：“我们都是党的负责干部，都要遵守党的纪律！”说着就抱起一床闲着的被子铺到墙角地板上，倒头便睡。张文秋见了，心中说不出是什么滋味，担忧，敬重，怜惜，她几乎一夜未眠。

天亮后，李耀晶悄悄“上班”去了。不久，组织上跟张文秋谈了准备送她出国学习的事。她也同意将思齐交给李老太太照管。李耀晶马上给他母亲写信，说自己早已在上海结了婚，并且有了一个女儿，因为“夫妻”二人工作太忙，收入又有限，想把“女儿”送回老家跟奶奶过。那位盼孙心切的老奶奶喜出望外，立即给未见过面的“儿媳”和“孙女”寄来了盘缠，让她们赶紧回老家。

岂料就在这时，李耀晶和张文秋的“家”被突然破坏了！一天，李耀晶去市区开会，被叛徒告密，当场被捕关进监狱并惨遭杀害。组织上让张文秋以“妻子”的身份出面处理了烈士的后事。

由于国内外形势急剧变化，共产国际的机构被撤销了，张文秋奉命回到中共党内参加抗日救亡工作。直至1937年，组织上才决定让张文秋带着女儿回到延安党中央这个“家”。踏上西去的列车，张文秋心头异常沉重，她想起自己一个又一个“家”，一个又一个比亲人还亲的战友和同志，他们有的不幸牺牲，有的不知去向，她闭上泪眼，脑海里不断地浮现着李耀晶、吴照高、林育南、刘先源等“丈夫”的高大形象……

方文——北平秘织情报网

呜——！汽笛鸣叫，一列火车奔驰在铁道线上。这是北上的列车，终点站是北平。

坐在车厢中的方文，心情是平静的。此时，并无第一次出征南京时那样的紧迫感。回顾这一年多来在佐尔格领导下所做的工作，虽没有太值得称道的地方，但自己毕竟尽了最大的努力，完成了一系列看似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尤其让方文深感欣慰的是，自己在南京亲手建立了几处情报点，虽然后来遭到破坏，但鲁丝等人却牢牢地钉在了敌人心脏。而这次北平之行，则是新阶段工作全面开展的第一步。

此行第一个要见的人叫张永兴。此人是方文在南开中学的同班同学，并同住一室。他是东北宽甸县人，虔诚的基督教徒。他在中学只读了两年，就因家贫辍学，回到老家教书。“九一八”事变后，他积极投身抗日活动，参加东北救国会的工作。前不久，来南京汇报工作，正好碰到了方文。他向方文叙说了自己的苦闷，深感无法依靠国民党政府抗日，指望蒋介石收复东北更是没希望，必须重新寻找救国救民的道路。方文感到张永兴是个热血男儿，决心帮助他走上革命的道路。

到北平后，在一个小胡同里找到了张永兴的家。见方文如约来访，张永兴格外高兴。两人彻夜长谈，张永兴顿开茅塞。最后他表示一定要跟共产党走，只有共产党才能领导人民抗日，拯救灾难深重的中国。

方文通过考察，觉得张永兴是个绝好的情报人员。不过，暂时还不忙发展他，应先让他在社会上经经风雨，见见世面。

当时，北平是蒋介石在华北攻打中国红军的司令部所在地。张学良奉蒋介石之命撤离东北后，被委任为“剿总”副总司令，驻北平。他的军队开赴河南，正向我党领导的鄂豫皖三省边界大别山根据地进攻。东北军被迫把自己的家乡让给日本强盗，置三千万父老兄弟的生命财产于不顾，背井离乡，却又被迫去攻打中国工农红军，官兵们的情绪普遍不高。方文决心在东北军里找一些有识之士，争取他们不要为蒋介石卖命，为革命贡献自己的力量。

通过张永兴得知，南开中学的另一个同学于毅夫在东北军司令部中做秘书工作。方文虽然和他不熟，但久闻其名。他曾在五四运动中，因无计阻止北洋军阀的卖国罪行，愤而跳海自杀，幸遇救而未死。此举曾震动全校。后来不意在北京燕京大学读书时两人又成了同学。1927年初方文秘密离开天津去武汉参加北伐军时，于毅夫还特别为他送行。大革命失败后，各地掀起清党活动，大肆捕杀共产党人。于毅夫从官方得知方文的名字已被列入特务的黑名单后，立即通知他，使方文得以逃离魔掌。

1927年夏，于毅夫大学毕业回黑龙江老家，在省政府任秘书职务。“九一八”事变后，随东北军撤到北平，并在张学良司令部任职。基于他的经历判断，于毅夫的革命性不会比张永兴差。于是，方文拜访了于毅夫。

在东北军的司令部里，方文见到了一身戎装的于毅夫。老友相逢，格外亲切。于毅夫把方文领到家中共进晚餐，饭后方文就留宿在于毅夫的家中，两人躺在床上，彻夜长谈。

“毅夫，东北军已是亡国亡家的人。你在这里干得舒心吗？”方文故意用话刺激他。

于毅夫叹了一口气：“舒心？能活下来就不错了。我们东北军在这里真好比丧家之犬。”

“那你就甘愿这样活下去吗？”

“我一个堂堂男子汉，当然不愿苟延残喘。”

“你希望走上一条不同于现在生活的新生之路吗？”方文开始引入正题。

“当然愿意，”毅夫看了他一眼，“我知道你有些背景。如果我没猜错的话，你依然为共产主义事业奔波。”

方文点了点头：“毅夫，实不相瞒，我此次是奉共产国际上海情报组织之命，到此开展工作，希望你能给予帮助。”

“共产国际！”于毅夫惊喜地看着老同学，“你了不起，干起了国际共产党。　好，你说吧，需要我帮什么忙，尽管开口。”

方文正色地说：“我们组织想了解一下东北军对鄂豫皖边区红军的军事计划和行动。”

于毅夫考虑了一会儿，说：“虽然我提供不了全部的材料。但据我掌握的材料，也能给你们提供十之七八。好，我愿做东北军司令部中的革命耳目！”

从此，方文便秘密住在于毅夫家。于毅夫家是个四合小院，偏北的一间房留给方文居住。这间房就成了他的秘密工作室。同时，方文也将携带的微型的照像器材隐藏在屋内一个角落里，供工作之用。

一天夜里，于毅夫拎着一个大皮箱走进了方文的居室。

于毅夫将皮箱放在桌上，高兴地说：“老同学，看，我给你带什么好东西了。”说罢，打开了皮箱。方文凑过来一看，吓了一跳，只见皮箱装着满满的军事文件和作战地图。

“啊呀，你这不是把东北军的机要室都搬来了嘛！”方文急忙安置好翻拍架，卡上照相机，调好焦距。于毅夫则内行地将一盏台灯移过来。

“咔嗒、咔嗒。”室内静悄悄的，只能听到照相机摁动快门的声音。

三个小时过后，总算将文件和地图拍完。

方文拍着于毅夫的肩说：“毅夫，首先我代表组织谢谢你。其次，我要劝你，今后万不可大批量地偷拿司令部文件，万一被上级知道了，暴露了你的身份，岂不坏了我们的事业。”

于毅夫诚恳地点了点头，“放心吧，老同学，今后我会格外小心的。”

在东北军的工作进行之时，上海情报小组的成员柳忆遥从上海赶来向方文报告，他在山西省军阀阎锡山司令部发现了有用的线索，请他考虑是否录用。

当时在华北有两个被蒋介石利用的地方军阀，一个是东北军，另一个是阎锡山的山西军。现在已在东北军里有了于毅夫，正应在山西军里寻找革命的耳目，如在那里也找到可用之人，则华北工作的组织问题基本上解决了，所以柳忆遥的消息使方文十分兴奋，连忙追问详情。原来山西省省长赵戴文的儿子赵宗复是北平燕京大学的进步学生，很想为中国的革命事业做点工作，在他毕业回山西之前，主动找到老同学柳忆遥，说如有用得着他的地方，他一定尽力而为。赵戴文是阎锡山的老师，他的儿子如能为革命工作，就等于在阎锡山身边安置了一枚重要的棋子，这样的人，正是组织寻求的理想对象。方文初步同意接收他，并接受柳忆遥的建议，以共产国际代表的名义，正式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