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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色国际特工-第2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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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守先望着赵国文远去的背影，思考到：老赵是个好同志，开朗、热情、有干劲。可就是有时情绪化，这对于秘密工作是很危险的。今后要帮助他克服这个毛病。
回国的前一天，军情学校总监杜曼宁少将来到学校，将纪守先叫到了办公室。
杜曼宁严肃地对纪守先说：“这次你和瓦夏、舒拉回国后，负责满洲地区的对日情况工作，重点放在对日后方基地的骚扰、破坏上。”
纪守先问：“我的领导人是谁？”
杜曼宁说：“你的领导人叫A。鲍威尔，住在上海。你务必于7月23日下午3时，左手持《大美晚报》在上海公共租界南京路入口巴拉斯咖啡馆和此人接头。到时有个自称密斯特李的外国人和你说话，他就是鲍维尔。”
纪守先问：“如果没接上头怎么办？”
杜曼宁说：“如当天联络不上，可于8月3日、8月13等每逢‘3’日再去该地接头。”说完他掏出一叠美元交给他，“这是经费，一个月只有40美元的开销，注意节省。”
纪守先接过美元，“请将军同志放心，我们一定会胜利完成任务！”
杜曼宁握了握纪守先的手：“你们经符拉迪沃斯托克由陆路返回满洲，祝你好运！”
3月，纪守先三人准备启程归国，缪勒尔、米哈依尔特意用学校的大轿车将他们送到莫斯科的火车站。
在候车室里，缪勒尔和他们一一握手告别。大家相互喊着口号“努力”，然后在依依不舍中分手。在回学校的途中，缪勒尔突然问米哈依尔，“你说，在万尼的身上，是中国人的性格多一些呢？还是共产主义战士的性格多一些？”
米哈依尔思索了一阵子说：“好像是中国人的性格多一些。”
“是的，”缪勒尔说道：“万尼首先是个爱国者，其次才是个共产党人。”
回到学校的办公室，缪勒尔仿佛仍在琢磨纪守先，他不住地自言自语：“万尼……万尼。”
站在一旁的米哈依尔不禁有些吃惊，他发现他的上司已经对这个中国人着迷了。
“校长同志，吃午饭的时间到了。”米哈依尔说。
缪勒尔突然问道：“第二期学员是谁推荐的？这个人是不是国际情报组织中的人？”
米哈依尔答道：“是哈尔滨国际情报组织负责人杨树田介绍来的。”
“杨树田！”缪勒尔问道，“他为什么不来莫斯科受训。要知道这对于他是非常重要的。”
“校长同志，据悉，他们已在赶往莫斯科的路上”，米哈依尔说道：“不久，您就会见到这位卓越的中国情报战士。”
“我很想见到此人。”缪勒尔严肃地说道。
与此同时，中苏边境苏联一侧奥特波尔的山路上，正艰难跋涉着三名中国人。
为首的是位身材不高，但却很结实的男人。他身穿皮衣，头戴貂皮帽，显得十分干练。他便是国际情报组织哈尔滨负责人杨奠坤（杨树田）。紧随他身后两名情报组织成员，身材略高一些、穿狗皮大衣的名叫张逸仙。
踏着厚厚的积雪，三人来到一处苏联边防军的哨所前。
“不准动，举起手来！”苏军哨兵大声喝道。
杨奠坤立刻上前，用熟练的俄语说道：“我们是自己人，我要求见舒拉上尉。”
哨兵拿起电话，向上级汇报此事。不久，他走了过来，友好地示意跟他走。
三人被带到了一座木刻楞房内，里面烧着大铁炉（用汽油桶改装的），非常温暖。一个中士进来，给他们端来一盆菜汤和几块黑面包。大概是饿了的缘故，三个人立刻狼吞虎咽地吃起来。中士则在一旁偷偷地笑。
一直等到太阳落山，也没见舒拉上尉来。于是三人便倒在大木床上睡了起来。
大约在半夜的时候，两名苏联军官走了进来，三人从梦中惊醒。
其中一名军官冲他们喊了一句：“米赫伊鲁！”
这是联络暗号，杨奠坤也立刻喊道：“米赫伊鲁。”挺身从床上坐了起来。
那名军官说道：“我是舒拉上尉，负责送你们去莫斯科。”
杨奠坤马上说：“舒拉上尉，我看这里没有交通工具，能不能给我们搞几匹马来。”
舒拉上尉点点头，“没问题，明天我就给你带来几匹军马，送你们上路。”
果然，第二天，舒拉上尉带着一个士兵牵着马来接他们。不过只有两匹，而且也不是军马。
他们三个人只好替换着骑马，赶了大约三四十里，又坐了一段火车，到了奥洛维亚那亚，住进了当地驻军的招待所里。这里的条件非常好，有暖气、热水、浴室、卧室，三人洗了澡，吃了俄式午餐，美美地睡了一大觉。第二天，来了两位佩戴大尉、少校军衔的军人。
少校和气地说：“你们好，中国同志。在这里休息的好么？不要急，好好休息一阵，这里是绝对安全的！”
另一名大尉又走到“茶炊”（铜制大茶壶）跟前，打开水龙头给他们泡了几杯热茶。
杨奠坤三人在这里感到了一种浓浓的战友情意。
几天过后，大尉送来了一封介绍信和两个证明文件，又每人发了500卢布，两套军服，把他们送上火车，沿着横跨欧亚大陆的西伯利亚大铁路，向莫斯科进发。
经过15个昼夜的旅程颠簸，火车终于平安抵达莫斯科。三人在苏军总参情报部一位将军的家中借住一夜。第二天，正好是“五一”国际劳动节。杨奠坤三人走到临街的阳台上，观看下面的街道。只见工人、学生穿着制服，打着红旗、标语、唱着歌前进。大家都被这欢乐的游行队伍感染了，不住在阳台上冲街上的队伍招手致意。
这时，一辆汽车停到楼下。房东老太太告诉大家，有人来接他们了。
几个人告别房东，坐上汽车，向莫斯科市郊驶去。
大约行驶了20公里，便到了苏军总参情报部军事情报学校。
这时，杨奠坤才发现这里各国的学员都有，德国人、波兰人、蒙古人、中国人。
在办公室里，校长缪勒尔亲切接见了大家。
缪勒尔拉住杨奠坤的手说：“杨，我很早就听到过你的名字，你为我们输送了许多优秀的学员，如今见到你，真的很高兴。”
杨奠坤用俄语回答：“校长同志，我只是一名普通的共产党员，没有做出什么大事情，请上级在这里考验我吧！”
缪勒尔拍了拍他的肩，“很好。你会在这里得到锻炼的。”停了停他又说：“从今天起，你的名字就叫瓦尔德尔。”
当天，杨奠坤等人吃饭、洗澡、换衣服，开始了新的生活。而被称作“古斯达夫”的张逸仙和杨奠坤同住一个寝室。
第三期训练班共有12人，除杨奠坤三人外，还有一个叫“马克斯”的中国人，原名叫阎荆璞，营口人，曾当过卡车司机。另一个叫“威利”，是佳木斯人，原名王君。不久，在学校开课后又来了两个中国同志，一位叫“埃菲德”的奉天人，原名常杰男；另一位叫“普尔斯”，原名张明礼，他俩都是皮鞋工人。时间长了，大家才了解到，校长缪勒尔是位老共产党员，1917年就参加革命，在德国坐过牢，腿有风湿病，不时要发作。他为人很风趣，能用手势表达出丰富的思想内容。他的夫人是学校的厨房经理，照顾学校学员的饮食。他们的儿子叫鲁迪，在莫斯科一所航校学飞机驾驶，每天早出晚归。星期天便同学员们一起玩，和大家相处的非常好。
这几天没有开课，杨奠坤等三人都在学校里休息。一天，缪勒尔来到宿舍看望他们。
“瓦尔德尔，现在生活习惯了吧？”缪勒尔问。
杨奠坤回答道：“很好，要比我们在国内的条件好得多了。”
这时，有人敲门，杨奠坤立即把门打开，只见进来一个工人模样的苏联人，问有没有烟。
缪勒尔不高兴地将那人轰走，然后对杨奠坤说：“你为什么不问问是谁就开门让他进来。你要知道，你们将来回国都负有重大责任，假若现在被人认识了，对你们将来有极大危险。”
这时大家才感受到学校的特殊性。在以后的日子里，他们接触的第一条原则便是：叫你知道多少就知道多少，其他不准打听。
一星期后，开始正式上课。课程是每天上一门。每天早上，从莫斯科派来一位教官，教一天，晚上回去；每隔五天休息。总课程是六个月零十八天。学习的课目有：秘密工作学，包括通讯传达法、药品贮藏法、情报员联络、侦察技术；政治学，包括马列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燃烧化学；爆破学；射击；格斗；车辆驾驶。除政治和秘密工作课程外，其他课程均注重实地操作。
杨奠坤经过一段观察发现，学校的校长缪勒尔只是负责学员的学习和训练，而真正的神秘人物是来自总参情报部的少将——学校总监杜曼宁，他是专门负责学员的派遣工作的。杜曼宁不定期地来学校视察，他每次来学校后，都会有学员离开学校。
细心的杨奠坤还发现，学校二楼尽头的一个宿舍里住着几名女学员，她们很少露面，上课也不和男学员在一起，由一名女红军大尉专门负责他们的训练。杨奠坤印象里有一个女学员叫汉布尔格，还有一个叫罗莎，两人个子都不高，约有30多岁。
学校的生活紧张而神秘，杨奠坤感到自己仿佛进入了另一个世界。
一天，缪勒尔单独将杨奠坤叫到了办公室。一见面，缪勒尔就开口问道：“下午你们还有什么课程？”
“是政治课，校长同志。”杨奠坤答道。
“不要上了，”缪勒尔习惯性地把手一挥，“你马上跟我走，去见一位重要人物。”
下午1时，一辆黑色的大轿车将缪勒尔和杨奠坤接走。轿车仿佛是故意在街上兜圈子，也不知走了多久，最后停在了阿尔巴特街一幢灰色的大楼前。听缪勒尔说，这便是“格柏乌”（苏军情报部）的总部，苏军全军最高情报指挥中心。
通过戒备森严的岗哨，缪勒尔带杨奠坤来到一间很大的办公室，他们先在门外的休息室等候。不久，一位少校出来说：“将军同志，请你们进去。”两人起身走进办公室。
杨奠坤随缪勒尔走进办公室。只见一位身穿将军制服的中年人坐在办公室的后面，真有点不怒自威的气势。
“别尔津同志，”缪勒尔恭敬地说，“我将学员瓦尔德尔带来了，请你指示。”
“缪勒尔，你的任务已经完成了，可以返回你的岗位上去。”别尔津礼貌地说。
缪勒尔敬了一个军礼，转身离去。
杨奠坤着实有些吃惊。因为，眼前坐着的这位将军，便是苏军总参谋部军事情报部部长扬·卡尔洛维奇·别尔津，原名帕维奇·伊万诺维奇，是个传奇式的人物，领导苏联情报机关已经有很多年了。
别尔津从座位上站起来，走到杨奠坤的面前，两手搭在他的双肩上，向后一仰，盯着他的脸说，“好样的，瓦尔德尔……听说你非常能干，为我们在中国东北打开了局面。可你应该知道，这仅仅是开始。来，咱们谈一谈。”别尔津回到座位上，直截了当地问：“你对日本怎么看？……”
杨奠坤努力调整了一下自己激动的心情，脑子开始飞快地旋转。日本是俄国的宿敌，也是中国的宿敌。现在日本人在东北的所作所为，决不仅仅限于此，他们还有更大的野心……
杨奠坤回答别尔津说：“我认为，日本是中国和苏联最大的敌人。日本人的野心在于称霸亚洲，其中也包括苏联的远东地区。”
别尔津同意杨奠坤的看法，他补充说道：“那就是说，我们必须掌握潜在之敌人的计划，打入他们的组织，侦察他们的行动……这将是我们对保卫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的贡献。识破敌人的阴谋就等于粉碎他们的侵略计划，至少可以做到有备无患……消除战争的威胁，这是当务之急。你说对吗？”
“正是这样！”杨奠坤高声说：“部长同志，我愿意完成上级交给我的任何任务！”
“好，这就是把你叫来的原因，”别尔津说，“来，咱们研究研究。”
别尔津走到书柜边，打开一个小保险柜，拿出一本棕色硬皮夹子，翻了一下，打开递给杨奠坤，“你看看吧，请用俄文读出声来。”
杨奠坤接过皮夹子，发现别尔津翻开的那页，是份中文的抄件，于是他用俄文念道：“《帝国对苏俄之积极根本政策》：惟欲保证帝国在东亚的利益，必须解决俄国问题，在满洲国建立起绝对安全之地带，并夺得出海口。这样，哈巴罗夫斯克、符拉迪沃斯托克等东部地区应在日本帝国的绝对控制之下……”
“好，这就够了，”别尔津打断他的话。杨奠坤急忙将皮夹子递给别尔津。
“你看，这就是他们的打算。”别尔津说，“如果我们错过时机，历史将不会饶恕我们。我认为我们的决定是正确的：迅速在满洲国建立庞大的情报组织，搜集日本军队，主要是关东军的战略情报。这就是我们的决定。”别尔津习惯地用一只拳头击着另一只手掌心，站在杨奠坤面前，补充道：“干我们这一行，既要足智多谋、英勇绝伦、履险如夷，又必须慎之又慎，这就是我们的辩证法，懂吧？”
这之后，杨奠坤又和别尔津多次会面，渐渐了解了这个神秘的人物。
扬·别尔津整整比杨奠坤大22岁，是一位阅历甚广、经验丰富的革命者，同时也是一位面貌年轻性格开朗豁达的“老人”。早在16岁那年，当时名叫彼得·丘济斯的他，就饱尝了哥萨克大兵步枪通条的抽打，同宪兵搏斗时三处负伤，被判处死刑，后来又改判终身苦役，已煎熬得满头白发。当他从遥远的雅库特逃出来，在一天深夜偷偷回家时，母亲竟不敢认他。他苦笑了一下说：“这也是在所难免的……那么现在我就叫别尔津，扬·别尔津了。当年的小彼得已不复存在。他在西伯利亚的原始森林里销声匿迹了……妈妈，你看，我用了父亲的名字。我不会让他的名字蒙受耻辱，永远不会……”
别尔津始终没有违背自己的誓言，在1917年的二月、七月和十月革命中，扬·别尔津都坚守革命岗位，他同士官生打过仗，参加过彼得格勒武装起义，后来参加了拉脱维亚起义……这些都是有一次别尔津在闲谈中告诉杨奠坤的。
“这就是我一头白发的由来！宪兵和警察使我变聪明了。我上了6年学，蹲过差不多6年监狱。幸好我从苦役中逃出来，才得以提前毕业……”
在杨奠坤和别尔津累了时，扬·别尔津就提议下盘棋，清醒一下头脑。他们喝一杯浓茶，又接着研究。研究出了什么呢？那就是一项针对日本侵略军的绝密计划——“戈比旦行动”。
别尔津总是对杨奠坤说：“瓦尔德尔，你知道我要给你讲什么吗？要随时保持高度警惕，不要认为敌人都是呆头呆脑的傻瓜，要把他们看成是高明的对手。要勇敢机智，随机应变才能克敌制胜……别嫌啰嗦，你应当比我看得更清楚——你要去的地方是满洲呀！”
杨奠坤每到这时，都会认真地聆听。
“干我们情报工作，要有强烈的爱国心、冷静的头脑和钢铁的意志，”别尔津说，“我们重任在肩，应该尽一切力量防止战争，特别是日苏战争。这是你们的主要任务。此外，如果条件允许的话，还可以给他们一家伙。瓦尔德尔，你懂我的意思吗？”
别尔津有个习惯，总要问明对方——他的工作人员和同伴是否听懂了他的意思。这一良好的习惯被杨奠坤、张逸仙他们很好地继承下来。
“戈比旦计划”明确之后，别尔津就设想，应该在哈尔滨、北京、奉天、天津、青岛一线建立网状情报点。首先应在哈尔滨、大连扎根，因为这里有很多俄国侨民，便于苏联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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