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史-第9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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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开始衰落。①然而，即使在今天，远亲关系在由“感情”形成的特
别的人际关系网中也还起着重要的加固纽带作用，正是这种关系网
构成了各种地区联盟和合作的模式。
　　进入80年代后，最具社会破坏性并且令人不满的、政府要改变
社会生活的尝试是它的一对夫妇只能生一个孩子的政策。不过，要
评判这个计划的效果仍然为时过早。发生在农村家庭中的大部分持
久的变化并不是由于政府直接的压力，而是由于农村生活中不断变
化的机会结构而逐步产生的。父母包办婚姻不再多见，部分原因是：
年轻人在学校或生产小组有更多的机会接触未来的配偶。妇女在家
庭中的地位有了一定的提高，因为现在她们的田间劳动具有了更重
要的经济价值。这些变化可能会受到大多数年轻一代的欢迎；而且
这些变化还不足以强烈和迅速到严重冒犯老一代的程度。一些年轻
人确实希望农村家庭生活中发生更迅速的变化。尤其是妇女，她们
的负担只是有稍许的减轻。虽然她们希望减轻负担，但是她们似乎
并没有形成能系统地促进其地位改善的思想方式和组织形式。
　　因此，无论好坏，毛在20年代发现的束缚农民的至少三条“极
大的绳索”，现在仍然粗壮而牢固。旧的政治权威的束缚已被解放，
但取而代之的是强大的新束缚。家庭生活的束缚仍然很紧。而且妇
女仍然束缚于丈夫的权威。第四条绳索——传统宗教的束缚又怎么
样了呢？
　　西方对这个题目研究得很少，尽管作为官僚体制下政治秩序的
神圣化身，旧神的许多权威似乎已经消失。大的神庙（就像台湾农
村中常见的那些）都消失了。不再有为纪念这些圣物而举行的繁杂
而豪华的公众庆祝活动。在文化大革命前夕，政府试图用崇拜毛来
代替崇拜传统的神。但对毛的狂热崇拜失败了，而且官方的政治性
庆祝在农村几乎没产生多少感情上的共鸣。然而，农民神圣的祖先
仍受到纪念和崇敬。文化大革命期间被毁坏或藏起来的祖先牌位现
在又被重修或找了出来。农民仍然庆祝用以纪念祖先和维护其子孙
团结以及他们家庭命运的主要节日。尽管萨满教僧和占卜算卦者已
被取缔，但政府在70年代末就注意到，其中一些人仍在从事“封建
迷信”活动。①至少还有一些鬼怪，作为由从事这种宗教活动的人所
引出的代表险恶、异族和非理性的传统象征，尽管是非法的，但似
乎仍然没有消失。

　　　

　
　
①　《中国统计年鉴》（1984）第2页的统计曲线表明：从1956至1958年粮食产量大约增
长50％，　（当然，大跃进期间有一个陡降，随后在60和70年代有一个持续的回升），同
时，中国的人　口大约也增长了同样的百分比。　　
①　陈月芳、张百川和余团康：“小学生的志愿和学习兴趣一览”，译文见《中国的社会学和
人类　学》第16卷第1—2期（1983—1984年秋冬季号，）第145—158页；蓝成东和张崇
举：“当　年高中毕业生的志愿和爱好：上海三所高中一览”，译文见同一版本的《中国社会
学和人类　学》，第159—169页。　　
②　这是帕里什和怀特的观点，见《当代中国的农村和家庭生活》，第327—328页。　　
①　见杨庆堃：《共产主义革命中的中国家庭》，第191—196页。　　
①　理查德马德森：“宗教和封建迷信”，载《清风》第110－196、217—21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