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剑桥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史-第9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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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务的权力。这种地方干部成了人民政权群众基础的一部分，毛将
此称为“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①
那些被政府定为贫下中农的有抱负的年轻人自然就形成了那种
政权基础的另一部分。对他们许多人来说，这无疑是非常激动人心
的时代。他们有机会获取村领导的权力。他们所要做的是积极推动
合作社化的进程，坚决谴责富农和其他所有在向社会主义金光大道
迈进中拖他们后腿的人。但是，对中农和上中农来说，日子则很暗
淡。而那些被划作富农的人，就更惨——他们失去了所有的财产和
政治权利。
对许多贫下中农来讲，这是个充满未知数的时代。虽然间接地
得到了富农和中农的财产，但他们更多地失去了工作的权利。他们
到处受合作社干部的摆布，这些干部基本上都是外地人，属于别的
村、别的家族、别的姓和另一辈——这些人除他们自己外什么也没
有，因此有可能对他们毫无同情心和忠诚感。然而当这些农民们所
担心的问题将要解决的时候，出现了更大的问题。1958年，毛主义
者的政府开始了大跃进。
在普通农民看来，大跃进初期是好的。大量城里的干部被政府
派下来，开始进驻村里，帮助提高粮食生产，直到此刻，大部分城
里的干部受到了欢迎。他们将帮助农民播更多的种子，打更多的粮
食。但许多人涌进农村，问题也随之而来——此时新出的点子而带
来的问题——很多城里人下到村里，使得村里难以接收。①
城里干部下到农村与政府不断升温的“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
义”的口号同时发生，实现这个口号的方法之一是在农闲期间，组
织数以千计的农民修建堤坝，兴建更新、更好的水利工程。从此，
季节性的工作节奏被打乱。这时候已不存在“农闲季节”，耕种和
收割之间不再有空闲时间，以前农民们在这个时候可以在家里放松
一下或搞些个人副业。如今一年四季都得参加集体或公益劳动。每
年定期的插种季节到来时，农民们就被要求采用一些新的耕作和插
种技术。他们告诉农民，如果田能犁得更深些，行距密一些，粮食
产量就将大幅度提高。根据“两条腿走路”的方针，建立新的村办
工业，如“小高炉”。这些炼铁炉一般技术都很简单，劳动强度很
高。②
这个时期几乎所有的新的改革措施都需要投入大量的劳动力。
这些劳动力从哪里来？来源之一是农村的妇女，在中国的大部分地
区，她们传统上是不下地的，只被限制在家里做家务和手工活。农
村自由市场取消之后，她们几乎再也无法靠手工纺织为家里增加收
入了，但又仍然需要干家务活和照看小孩。在河南省，当地干部搞
了一个公社集体食堂，目的是为了把妇女从锅台上解放出来，使她
们在农业和水利建设中能与男人并肩劳动。年轻姑娘和年岁大的妇
女被安排照看公社的小孩、病人和老年人。家庭生活的节奏从此改
变了。
所有这些活动怎么协调？高级社的规模太小，无法完成这一任
务。解决的办法是把生产合作社联合起来搞成更大的合作组织。河
南省在1958年中期在这方面做了尝试，新建立的组织称之为“人民
公社”。这年的8月，毛主席视察了河南第一个人民公社，宣称“人
民公社好”，在短短几个月之内，中国的所有地方都建立起人民公
社。
人民公社是“一大二公”，在规模上要大大超过传统的社会和
经济合作组织。新的公社可能包括10—20个村，平均总人口约5000
人，一般相当于几个当地的集市。①这样的大单位在其区域内有很多
公共财产——田地、牲口、工厂，等等。那些农民一直认为不可剥
夺的私人财产，如首饰、炊具、甚至屋里的金属门栓，也经常擅自
被拿到落后的炼炉上熔化来生产钢，或者卖掉为发展新的公共经济
提供经费。人民公社空前的规模使得管理成为一个难题。②公社指挥
部是决策的中心，对公社范围内的工程，如如何实施水利建设或炼
钢，或者关于种什么作物，在哪儿种以及怎么种等事项作出决策。
然后，指挥部从公社的各个村中选派排组和队（军事术语，管理公
社确实需要一种集体合作和高度统一的精神）的人去干。总部为数
不多的干部，在时间非常紧的情况下，怎么决定哪些民工干哪些活？
由于不可能对这种事情作出非常准确的判断，因此大量劳动力浪费
掉了。指挥部的干部也不可能知道每个民工所干的工作以及应该付
给他们多少报酬，因此每个人得到的都一样。1958年秋，在第一个
成立公社的热潮期间，为了摆脱剥削，刮起了“共产风”（村民们
现在还这样叫），这种想法叫人难以理解，其后果实际上是爆炸性
的：是真正的共产主义而不仅仅是社会主义的组织形式。至此，政
府的口号不再是“按劳分配”，而是“按需分配”。
起初，相当多的农民好像欢迎这股共产风。确实，在某些地方，
这种狂热有点类似于中国历史上当起义领袖号召农民起来造反，许
诺即将建立的新世界会给他们带来好处时的周期性热情一样，在这
种情形下，有充裕的食物经常是人们最主要的梦想，在大跃进期间，
许多农民陶醉于这个梦想而幸福地忘我工作。当所有人不用付钱，
都可以到公社食堂随便吃以后，似乎乌托邦的理想社会变成了现实。
广东的一位农民对看似丰富的免费吃饭制度至今记忆犹新，“我们
走到哪儿吃到哪儿，啊，开始的时候，我们吃得都很胖，我们什么
时候想吃，就什么时候都可以到公社食堂里去吃。”①公社运动的早
期被一些农民叫做“吃光”阶段，因为一个人一天经常要到公社食
堂去吃五六顿。②
但这种无节制消费的梦想不久变成了一个恶梦。高层领导下达
指示，要求试行不切实际的新耕作方法。那些对此有不同看法的地
方领导被说成是“右倾”。面对不合理的要求，他们只好谎报，投
其所好，上面领导在生产增长方面想听到多少，他们就报实现了多
少。有些革新的结果，如报其密集地插种，使整块地的粮食都浪费
掉。工作安排不合理，因此，在完成一项重要工作之前，农民经常
被从一个地方调到另一个地方。农民们吃光了他们公社集体食堂的
所有粮食，就只好让别的村帮助其解决种子问题。公社化的整个过
程，就如一些农民形容的“太早、太快、太急”。③这股“共产风”
导致了社会的混乱，1959年十分恶劣的天气造成的自然灾害加剧了
社会混乱。
所发生的饥荒是20世纪最大的人类悲剧之一。根据最近的统计
分析，1959—1962年，大约2000万人直接或间接死于饥荒。1960
年死得最多，而有些农村地区一直到1962年还有人饿死。这个数字
表明在这次饥荒中农村人口损失要比城市多得多。①
然而，令人惊奇的，几乎找不到有关记载这次人类悲剧所遭受
的损失方面的材料。假如这么严重的灾害发生在世界别的任何地方，
旅游者和社会科学家就会根据所看到的情况大量报道和描述其情
形。但是，中国作家在当时不让报道饥荒，外国记者一般都被拒之
门外（这时候极少数来到中国的外国记者是中国的“老朋友”，像
埃德加斯诺和韩素音，他们相信主人的话——虽然有些困难，但
没有什么了不起，或者自觉地遮掩这次饥荒的一些情况）。②在1970
年和1989年被采访的农民都不愿意谈他们那时候的遭遇。他们即使
谈了，也谈不出更具体的情况。
80年代，根据临时凑合在一起的目击者的大致回忆，出现了下
面一幕在饥荒中人们吃草根情景。粮食吃完后，农民们开始吃村周
围能吃的青草、树根和野兽。③在一些饥荒特别严重的地方，他们只
好背井离乡，四处要饭——自然，如果附近地方真有多余的粮食，
如果那些濒于绝望的人有钱购买，外出才能解决一点问题。④生产队
和大队——这是公社所属单位，是按农民居住的自然村划分的——
把剩下的所有粮食救济那些急需的家庭。大跃进期间，有些生产队
和大队在某种程度上抵制了集体化的最左的指示，或把要在公社范
围内进行一平二调的粮食藏了起来。他们此时的境况要好一些，比
那些顺从听话的大队和生产队能较好地照顾自己的社员。那些有余
粮的大队和生产队对外来买粮的人经常毫无顾忌地要高价。①
死于饥荒的人大多数是小孩和老人。成年男人在数量极少的粮
食供应中，占第一优先权。在地里干活这是基本条件，他们必须有
足够的能量才能去种新的谷物。②至少有一个地方，许多妇女不得不
离家去要饭——再也不回到她们的丈夫那儿。③为了节省能量，小孩
被迫停课。④《陈村》一书曾引述了一位农民的大致回忆：“一些人
病了，一些老人死了。我们村变得很寂静，好像所有人都死了。”⑤
当时死一般的寂静可能表示了人们因衰竭而不再活动。共产党
宣传说要有远见，反对传统的农民社会的宿命论，宣传说，中国共
产党将从根本上破除农民的迷信，使农民成为自己命运的主人。开
始时，让人觉得似乎共产党真要实现这个目标。土改的目标不仅为
了土地，而且也是为了自主。贫农将不受地主和高利贷者意志的摆
布。土改开始不久，看起来确实不错，贫农似乎终于获得了主宰自
己命运的权力。他们参加农会组织，斗地主，分田地。后来，农民
们在“自愿和互利”的基础上加入了互助组。但集体化运动实际上
使他们失去了很多自主权。随着运动的深入，政府逐渐用强制的权
力把农民的生活控制得越来越紧。到了50年代后期，农会作为一个
群众组织已名存实亡。⑥如果农会还存在的话，它们也不过充当政府
的宣传渠道和完成上级制定的政策的组织罢了。同时，那些宣传越
来越荒唐，政策也越来越多变。
共产党政府的官员能够把农民控制起来，这种控制对农民来说
比地主更令人痛苦。随着公社的建立，农民们看到干部们住在远处
的指挥部里发出荒唐的命令（出于上头很大的压力），这些没同任
何“群众”商量过的命令导致了可怕的破坏性后果。此外，还有些
干部拿走农民的个人财产，强迫他们到公共食堂吃饭。
在公社运动中，农民们经常抱怨公共食堂，以此来表示他们无
权的情绪。他们经常抱怨饭菜质量差，并怀疑厨师和干部多吃多占。
他们抗议要在规定的时间到公共食堂就餐，抗议吃那些不合他们胃
口的饭菜。烧饭和吃饭在过去一直是家里的事情。事实上，所谓一
家一户，其定义就是一个有厨房的家庭单位。饭菜不是在自己家里
做的，被迫吃别人做的饭，吃饭的次数、环境皆由别人操纵，这些
在农民心态中，也许就是无权的中心内容。
大跃进的失败越来越显而易见，饥荒也开始横扫乡村，此时农
民恨透了“命令主义”。当地干部天黑以后不敢单独出门，害怕被
人打，这成了当时人们的话题。①然而，农民对他们命运的抱怨极少
变成行动上对应对他们这种状况负责的权力制度的反抗。村里变得
“很安静”，抵抗是消极的，表明了其本身毫无生气，以及当务之
急是活下去而不是公共福利。部分原因无疑是饥饿引起的身体虚弱
造成的。但最重要的原因是由于政治上的无能为力所产生的精神上
的绝望。政府的政策再次教育他们要相信命运。
大跃进是建筑在对人类本性极其乐观的看法的基础之上的——
相信中国人民一旦给予适当的机会，灌输适当的政治思想，就会激
发极大的热情为公共利益而勤奋工作。大跃进显而易见的错误管理
方法破坏了寄予希望的一切基础。即使到1962年，粮食供应开始有
所好转，也很少有农民再愿意好好干，尤其是如果卖力气干并不比
偷懒的邻居多给家里带来好处时。很少有农民再关心公共利益。在
集体田里干活的农民在收割东西的时候常偷偷地给自己留下一部
分。①
勤俭节约
为了缓和大跃进带来的经济灾难，政府需要做的事情之一，就
是提高农民的积极性。因此，当饥荒遍及全国的时候，政府宣布了
确定新的农村政治经济秩序的计划，其实质是重新给予农户以更多
的经营自主权，而这些自主权在集体化的激进阶段已经被取消。这
一新秩序体现在1962年9月颁布的《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
案中（即著名的“六十条”）。
作为1960年就已开始的一系列农业改革的最终成果，新的条例
在名义上保存了人民公社制度，但在具体做法上已经作了根本的改
变。首先，公社的规模缩小了，平均大约只有原来土地和人口的1/3，
通常接近于传统的区域集市规模。更为重要的是，公社一级不再负
责日常的农事安排，而是负责对基层的农业计划进行总体协调，以
及管理某些企业和公共事业，如中学、医院、小工厂、修理铺，等
等，在村一级经营管理这些企事业是不可能富有效率的。公社的下
一级行政机构是“生产大队”，这是一个大约由200户家庭的大村
庄或几个小村庄组成的单位，相当于过去的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
这些生产大队的职则是指导基层民兵组织，维护当地的公共安全，
充当基层宣传机构，负责本地的小学，兴修中型水利设施，调整农
民之间的经济规划。但是对于普通农民的日常经济生活，这种控制
是很有限的。平时的农业经营和集体生产财富的分配，由生产队一
级来负责，生产队是个大约有20户家庭、100人的组织，通常是由
邻居和亲属组成，其规模和结构形式相当于过去的初级农业生产合
作社。①
生产队是最基层的集体所有制单位，是土地、牲畜、大型农具
的所有者。农民无须再听从陌生人的命令，该播种什么，选择哪里，
如何种植庄稼，自己就可以作主。生产队由领导们决策（领导是经
过当地党组织的严格考验从候选人中选举出来），②只要不超出政府
的规定范围，能够自行决定如何合理使用土地和合理安排劳力。相
互熟识的人组成了生产队，勤劳的农民可以自得其乐地享受劳动所
得，无须担心本地域外不相识的人来分享劳动财富。社员们共同分
配生产队的集体劳动所得，因而条件好、又善于管理的生产队的社
员们的所得自然比命运不好的邻队多。较熟练、较勤劳的农民不用
再担心缺少技术和积极性的他人会得到同壮劳力一样多的红利分
配。生产队的利润是通过工分制分配给社员们的，社员们多劳多得
报酬。
政府允诺，“六十条”将成为未来30年农业组织的框架性文件，
事实上，在此后的15年里，他们确实这么做了。这是个灵活的框架。
新文件明确规定了生产队领导如何行使权力、安排劳动和取得劳动
报酬。政府官员借此得以允许中国农业朝着类似于私人农业或者半
社会主义的集体农业的方向发展。
20世纪60年代初期，政府为了刺激生产力的发展，便以这样一
种方式来制订政策，它使农民觉得仿佛又回到了社会主义以前的私
人农业经营时代。③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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