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剑桥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史-第7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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辨出收入分配的趋势，而且，所能得到的中国数据根本也不适合于这种精确的计
算。但是，城市和运输干线周围已富裕起来的公社，很可能从发展经济作物和副
业活动的良机中获得大小不一的好处。毕竟，贫困的山区既不能为城市居民提供
蔬菜，又不能为城市企业从事分包工作。因此，自由化的经济控制，或许能在
80年代初期造成不平等在某种程度上的增长。
然而，当我们转向城乡收入差别情况问题时，自由化的控制与更大的不平等
之间的关系便不十分清楚了。事实上，自由化在一定条件下，能有效地减小不平
等。
整个六七十年代的一个中心特征是，从农村向城市移民实际上是禁止的。此
外，成百万的城市青年被遣送到了农村公社和国营农场。如本章早已描述的，在
同一时期，国家继续源源不断地把投资倾入以城市为基地的工业。在投资成为日
益增长的资金动力时，城市地区对劳力的需求仍在稳步增长。这个需求可从已是
城市居民的人中得到满足，或从那些住在城市附近的公社中、能经常往来于城市
之中而无需城市户口的人中得到满足。结果，在城市中，城市人口的劳动者与被
赡养者的比率稳定地增长着，而对那些在国内已经是最富裕的公社来说，在城市
中工作的机会增加了。如表28的数据指出的，工资虽未增加，但结果是，城市
里人均消费比在农村增加得更快。有关郊区公社的类似数据无法得到，但这些数
据或许将指明一个相同的趋势。
城市与农村的人均消费
表28 （以时价元计）
1978年以后发生了什么事情？部分答案是，从乡村向城市移民并不是在那
个时期所制定的放松控制的措施之一。许多被遣送到农村的城市青年，被允许或
者已经自愿地返回城市，而到80年代中期，一些农业人口也被允许迁入较小的
城镇，但是，农村居民仍然不能随意迁往城市。虽然农产品收购价格的大大提高
并未改善农村居民的相对地位，但是，由于城市食物的销售价格没有提高，因此，
对中央政府的预算来说，这个措施的代价太大，不可能重蹈这个覆辙。①对城市
住宅的大规模投资和城市工资的普遍增长，有助于城市居民保持他们优于农村地
区的地位。无论如何，只要中国更贫困地区的农民离开本地区、迁往城市甚至县
城的做法受到阻制，迅猛的工业化便可能伴生出一个很大的、可能范围很广的城
乡收入差额。因此，1980和1982年城乡差距比1978年缩小了一些，但不应将
此视为一个长期趋势的开端。尽管由于表28的数据就是如此，以致于从这些估
价的微小差别中得不出有力的推论，但是，这个差额实际上在1986年已有所增
大。
① 例如，在巴基斯坦代表团所调查的10个公社中，个人自留地总共占全部可耕地的7。55％， 而政府的
指标是5％。沙义德贾维德伯基：《中国公社研究（1965）》，第35—36页。
② 60年代的数字出处见前引书，第40页。1982年的数字来自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 （1984），
第471页。
① 这种数字年年都稍有起伏。这里的数字是1965年的（《中国农业年鉴》（1980），第5页）。
② 同上。
③ 有关1981年各种责任制的讨论，参见刘绪茂：“我国农村目前实行的几种生产责任制介绍”， 《经济
管理》，第9期（1981年9月15日），第12—14页。在凯思林哈特福德的“社会主 义农业死了；社会
主义农业万岁！：中国农村组织的变迁”中，对这些制度也有大段论述，见 伊丽莎白J。佩里和克里斯廷汪
编：《毛以后中国的政治经济改革》，第31—62页。
④ 关于向家庭农业转变的过程，许多作者曾做过描述和分析。这个过程中较早的部分能够描 述，这部分
地是以第一手的村庄研究材料为基础的，见威廉L。帕里什编：《中国农村的发 展：巨变》。又见戴维兹
维格：“对中国农村变革的反对：责任制与人民公社”，《亚洲概 览》第23卷第7期（1983年7月），弗雷
德里克W。克鲁克：“公社体制的改革与乡—集 体—家庭体制的兴起”，见美国国会联合经济委员会：《面
向2000年的中国经济》第1卷，第 354—375页。
① 然而，与实际缺货市价的背离，依然确实存在。例见尼古拉斯拉迪：“中国的农业价格”。
① 如果双重市场（其中一个受控制）被一个单一的不受控制的市场取代，则辅助性市场的价格 往往就反
映不出可能发生的事情。这个统一市场上的价格将高出过去政府控制的价格水平。 但是，较高的价格将造
成粮食消费缩减，因此，供求通常能在低于辅助性市场的价格上达到 均衡。然而，要确定所达到的具体价
格，关系到种种假设。由于这些假设过于复杂，在这个 注脚中我们不能涉及。
① 联合国：《亚洲和太平洋地区统计年鉴》（1984），第277页。
① 经济计划委员会：《韩国经济主要统计资料》（1986），第75页。
② 经济计划与发展委员会：《台湾统计数据册》（1986），第65、67页。
③ 中国人的收入年均增长约为9％。对粮食需求（包括牲畜饲料）的收入弹性的保守估计可能 是0。6，这
将意味着粮食需求一年中以5。4％的速率增长。假设不同，得出的结果也就不 同；但是，要提出一个在这
个时期产生出不高于5％的需求增长率的合理假设，并不是件容 易的事。
① 例如，在1987年11月在北京召开的一次关于乡镇企业的会议上，杜润生在发言中清楚地指 出了鼓励
进口的政策和解决粮食问题的方案之间的关系。
② C。R。罗尔：“中国农村收入的分配：30年代与50年代的比较”。
① 罗尔的数据按地区给出了富裕的、中等的和贫穷的农民的收入。如果假设在既定地区富裕农 民和贫穷
农民的收入在集体之后与中等收入农民一样，便能得出这个模拟分配的吉尼系数 为。211，这个系数勉强低
于集体之前（和土地改革后）的那些时期的，277的数字。
① 罗尔：“中国农村收入的分配”，第72页。
② 德怀特珀金斯和沙义德尤素福：《中国农村的发展》，第115—119页。
① 这个问题在拉迪的“中国的衣业价格”一文中有更大篇幅的讨论。
结 论
显然，认为整个文化大革命时期根本没有任何经济发展战略的
说法是错误的。投资计划是一个斯大林主义式重视机械与钢铁的计
划没有改动的翻版。自力更生，或者说最大限度地减少对国外进口
和外国技术的依赖，在1966—1976年这10年间成了常用的术语，
听起来像是毛主义的调门。但在实际上，自力更生与50年代中国自
给自足的政策或30年代俄国对外贸易的政策之间，不存在显著的差
别。
在中国农村，政策受苏联影响极小。首先，人们认识到如果农
业产量停滞不前，就是致命的大事。问题在于如何提高农业产量，
而不是要不要提高。而中国采取了一种双管齐下的战略，将“实用
主义”与“激进主义”的观念不稳定地结合在一起。“实用主义”
推动了化肥工业迅速发展并进口了大量肥料。那些与毛观点接近的
人搞了大规模的群众劳力动员，还树立了大寨榜样。他们还力主农
业所需的现代化投入物资大部分应由农村地区的小型工厂提供。
在形式上，计划和控制的经济体制依然沿袭苏联的集中化模式，
只是60年代初期作了小小的修改。五年计划或许始终都有问题，但
年度计划依然决定着一个企业生产什么。重要的物资和设备通过行
政手段而不是市场进行分配。工资依据苏联的制度分为八级来支付；
而农村集体的收入，与50年代（不包括大跃进时期）和60年代初
期一样，是以所挣工分为基础的。
如果形式上尚无不同的话，那么，在60年代后期和70年代初
期，在这种形式的范围内，政策的实际贯彻情况却发生了相当大的
变化。苏联的八级工资制的意图本是提供物质刺激，促使人们更努
力地工作，但中国人以冻结工资级别和取消奖金的手段，撤消这些
物质刺激。在农村地区，政治态度在分配工分时，往往与所付出的
劳动具有同样重要的影响。在管理方面，企业继续接受降低成本和
投入的指标，但如果产量指标完成了，这些指标就不必认真地对待。
此外，政治上的考虑常常干扰着评判标准，而在其他国家，这种评
判工作是更加重视技术条件的。
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政治干扰和取消物质刺激的尝试，看起来
并未减缓增长。但事实上，现在有了可以分析研究60年代末70年
代初增长情况的数据，使许多分析家大吃一惊的是，在此期间，除
政治动乱达到最高峰的1967、1968两年外，发展仍然相当迅速。但
是，这种增长是建立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高的投资和能源投入上
的，而这些投资和能源投入的无效使用正与日俱增。只要这些投资
能持续增加，大庆油田的石油源源不断地涌出，就会构成维持增长
的可行手段，尽管这种手段对提高人民生活水准作用不大。
然而，到了70年代中期，经过20年实际工资的停滞之后，劳
动纪律正受到破坏；大庆和其他油田的石油产量已达到顶峰，面临
着下降的危险。投资率虽然持续上升，但资本—产量比提高得则更
快。无论由谁来控制政治局面，由于恣意滥用人力和物力，保持稳
定增长的年月都是快到尽头了。
随着毛的去世和“四人帮”被清洗，中国在1977—1978年间的
暂时领导人在一场加速增长的尝试中，进行了明显的外向型转变，
鼓励企业大量引进国外技术；他们还同样明显地推翻了文化大革命
反对物质刺激的政策，恢复了奖金，提高了农业收购价格，全面提
高工资。但是，人们仍然重视机械和钢铁，这种重视与物质刺激和
对外贸易的政策不相协调。
在1978年末和1979年初，中国的计划制定者最终、至少暂时
地放弃了斯大林主义的经济学。消费品第一次不仅在国内消费，而
且在出口方面，取得了优先于生产资料的地位。中国的发展战略向
它的东亚邻国成功地遵循的那个模式迈出了意义深远的一步。
改革时期第一阶段的某些特征持续的时间并不太长。全面减缓
增长速度以“调整”经济体制的努力并没扩及到1981年之后，1981
年，工业和农业的增长速度猛升。降低重工业重要性的做法，也证
明是暂时的。在1982—1986年这个时期，重工业与轻工业的增长比
率回到文化大革命期间通行的那个水平上。能源供应的不景气状况
结束了，这个关键部门重新恢复了增长势头，这为再次推动运用能
源的重工业部门的发展提供了可能。
但是，中国的部门发展战略并未完全返回以前的模式。重视扩
大出口、向海外借款和欢迎外国对中国直接投资的外向转变，不仅
得以持续，而且还有所发展，并在更多的领域中出现。降低轻工业
和消费品重要性的做法更多地是表面现象，而不是实实在在的。农
业生产波浪式的发展意味着，消费品增加了，增加了的工资和获得
的奖金能买到东西。就部门发展战略而言，中国迈出了引人瞩目的
一步：沿着其东亚邻国已证明是行之有效的战略的方向前进。出口
在中国的发展战略中所起的作用，比如说，不如在韩国大，但是，
这种情况更多地是说明中国幅员辽阔，也反映了这样的事实：贸易
在大国的国民生产总值中所占比重要比小国小。中国的贸易比率，
尽管比韩国或台湾小得多，但与日本60年代的比率非常相似。与周
围较小的国家相比，中国贸易的这种比率，是中国之所以在发展的
早期阶段更加注重重工业的一个重要原因；而相比之下，韩国在60
年代集中发展轻工业，它对重工业产品的需求通过进口得到满足。
部门战略上的这些变化，仅仅是毛去世和1978年12月的三中
全会之后所进行的改革的一个部分而已。具有更大潜在意义的是，
为根本改革以前管理经济的制度而采取的若干行动。
早在1977年中央便已开始放松对外贸易的集中管理，但是又不
得不恢复控制，因为企业趁机签订了远远超过中国支付能力的进口
合同。那些已沿续下来的最初几项改革措施中，有一项是取消对农
村市场管理的控制。紧随其后的是，农业集体实际上被放弃了，生
产责任制推广了，责任制在1983年达到高潮。在1979—1983年这
短短五年里，中国已从一个受来自上级的国家定额和更多地来自党
的干部所坚持的那些标语的共同严格控制的集体农业体制，走向主
要通过间接的市场机制控制的私人家庭农业体制。少数市场限额虽
仍保留下来，但80年代中期已采取措施开始取消这些限额。
工业中苏联式的计划和管理体制废除的速度比较缓慢，一部分
原因是由于这里需要进行的改革比农村中的情况复杂得多。工业体
制改革的试验早在1979年便已开始。这些最初的尝试，本质上是试
图使苏联式的官僚指令性体制能更好地运行。企业的内部管理作了
一些改革，对地区市场的垄断控制有所放松，以利于竞争；给予各
种计划指标的优先地位也得到调整，效益方面的指标越来越受重视，
而产量指标却越来越不强调了。
到1984年10月，部分地由于农业改革取得显著成就，党要求
在工业部门进行更加彻底的改革。在接下来的三年中，中国采取了
重要的步骤，使中国的工业管理和控制的体制摆脱以往集中化的官
僚指令性体制，沿着一个将市场控制和统筹的方法与关键部门中继
续存在的官僚化的控制结合在一起的体制的方向变化。至少对某些
改革者来说，目标是建立一个市场与国家控制相结合的社会主义模
式，就是60年代的日本和韩国搞的市场与国家控制相混合的那种体
制的翻版。然而，到1987年年底，实际情况与这个目标相差甚远。
在1987年10月中共十三大上选出的某些政治局成员，仍然反对经
济体制上的这种巨大变化。同样或更加重要的是，官僚化的控制体
制根深蒂固，即使是最坚决的改革者，在试图铲除这些体制时，也
面临着许多阻力。
中国部门战略的转变和改革经济体制的努力在许多方面反映出
中国已认识到（虽已延续很长时间）国家的经济资源。农业方面的
问题是，如何从一个非常有限的土地和过剩的劳动力中获得更多的
粮食。通过大规模的劳力动员实现这个目标的尝试失败了。更多地
使用化肥和改良的植物品种，只能解决一部分问题；而同样重要的
是，必须更有效地使用这些投入物资。以家庭为基础的农业在亚洲
其他地方已被证实可有效地使用资源；在中国，这种农业在1981年
后也被证明是同样地行之有效。
同样地，高度集中的计划与控制体制，对控制与协调几十万个
在各种不同条件下进行生产的小型企业来说也肯定是个效果不佳的
手段。维护中央控制的尝试导致局部性垄断，并导致了若干严重妨
碍小型企业发展和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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