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史-第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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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消工资制，重新采用战争年代实行的自由供给制，他声称，人活
着只搞点吃的，同狗就没有什么区别了，“不搞点帮助别人，不搞
点共产主义，有什么意思呢？”他断言工资制是一种“资产阶级法
权”，其结果是“发展个人主义”。他评论说，有些人硬说平均主
义会助长懒惰，但实际上等级制才是这样。②
　　毛明确地把整个社会的斗争精神与牺牲奉献精神和过去的武装
斗争联系起来。他说，“我们共产主义也是从军队首先实行的。中
国的党是很特别的党，打了几十年仗，都是实行共产主义的。”现
在，在与帝国主义和自然力量所进行的双重斗争中，目标同样是清
楚的，采用自由供给制度决不会削弱人民的主动性和献身精神。③
　　在论述公社包含着“共产主义萌芽”时，毛把它们与城市进行
了对比。在城里，人们需要“正规化”，还充斥着高高在上的大衙
门。在号召拼命干、大炼钢铁时，毛指出，有些人批评后院炼钢是
“农村作风”或“游击习气”，实际上，这样的观点是“资产阶级
思想”的表现，它已经丢弃了我们党的许多优良传统。①
　　1958年9月29日在与一位记者的谈话中，毛又一次公开指责那
些认为动员群众搞工业生产是“不正规”或是一种“农村作风”的
人。②不过几个月后，即1959年7月，他不得不承认这一指导失误，
导致了“全局性的混乱”，并且是对资源的极大浪费。③
　　只是因为推行军事共产主义式的自由供给制，毛泽东实施着的
计划才被劝阻下来，周恩来根据各个部提供的资料作了精细的估算。
结果表明，与工资制相比，自由供给制的昂贵简直是灾难性的。④顺
便说一句，毛泽东在1958年1月的南宁会议上发动、并在3月的成
都会议上猛烈抨击了1956年“反冒进”的人，而周恩来就是这种抨
击的主要对象。尽管如此，他能够在这个问题上劝阻毛，显然证明
了周的执著和威信。⑤不过，虽然毛承认这种想法在眼前是不现实的，
但他继续做着这样一种乡村乌托邦梦。
　　然而，早在1958年11月的第一次郑州会议上，毛就清楚地认
识到农民对自身的物质利益表现出某种依恋。他声称：“在没有实
现农村的全民所有制以前，农民总还是农民，他们在社会主义的道
路上总还有一定的两面性。”在1959年2—3月的第二次郑州会议
上，他几次重申了这一论断，并认为，在现阶段，在工农关系中仍
然扮演着“老大哥”角色的是工人，而不是农民。①
　　也许，无论是在实践上还是在内心里，毛从来就没有真正地解
决这样的一个两难命题，即农民阶级既是社会的中坚，同时在社会
主义建设中又是工人阶级的“小弟弟”。
　　毛泽东在大跃进时期试图创立关于社会主义发展的总体模式中
特别富有启发性的象征，就是“继续”或“不断”革命的理论。毛
在1958年1月的“工作方法六十条”中，这样阐述这一理论：
　　　　　我们的革命是一个接一个的。从1949年在全国范围内夺取政权开始，接着就是反封
建的土地改革，土地改革一完成就开始农业合作化，……社会主义三大改造，即生产资料
所有制方面的社会主义革命，在1956年基本完成，接着又在去年进行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
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即反右运动＇。……但是问题没有完结，今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每
年都要用鸣放整改的方法继续解决这一方面的问题。现在要来一个技术革命，以便在十五
年或者更多一点的时间内赶上和超过英国。②
　　由于这段话说得清清楚楚，经济、社会、政治和文化改造同时
进行是大跃进的特点，总的来说，这同毛对革命的总的看法一样。
与此同时，在1958年毛的眼里，技术水平和物质生产水平的迅速提
高是很重要的部分。号召进行“技术革命”及1957年12月宣布的
“十五年赶超英国”的口号，明显地表示了对生产和技术的重视。
　　确实，在大跃进的高潮中，毛曾两次把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开端
和变革的时间定在19世纪末，那时，张之洞开始实施他的工业计划。
1958年9月，毛根据机床的数量衡量进步的程度；1959年2月，他
的计量标准则是中国工人阶级队伍的增长。这两次，他都比较了1949
年前后中国在追赶世界上发达国家方面所取得的成就。①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毛把工业化或经济上的总体发展看作革命
的全部实质之所在。1958年5月，党的八大二次会议正式宣布开始
“大跃进”，毛在会上的一次讲话中表明了他要加速经济增长的决
心，但他又指出，革命并不是经济发展的唯一结果：
　　　　　我们不提“干部决定一切”的口号，也不提“苏维埃加电气化就是共产主义”。我们
不提这个口号，是否就不电气化？一样的电气化，而且更化的厉害些。前两个口号是斯大
林的提法，有片面性。“技术决定一切”，——政治呢？“干部决定一切”，——群众呢？
在这里缺乏辩证法。斯大林对辩证法有时懂，有时又不懂。②
　　因而，虽然中国想要实现“电气化”，也就是说像苏联那样迅
速地发展经济（这里用的是列宁的一种比喻的说法），但毛认为这
个过程是与人的转变紧密相连的。
　　这样大跃进就并行不悖地包括了许多各不相同的灵感和强制命
令，同时坚持技术革命与政治动员仅是这方面的一个实例。这类矛
盾中最显著的就是，一方面用“政治是统帅”这一口号来强调党的
统一领导，另一方面，经济上的主动性和控制权分散到这样一种程
度，以致连毛后来都承认，行之有效的计划经济基本上不再存在了。
这个问题的出现，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在1956年重新采用“双重领
导”制度造成的（参见《剑桥中国史》第14卷第3章）。这一制度
在1958年对党极为有利，以致于各级领导的实际控制权都在党的干
部手中，而他们没有任何办法来检测经济决策的广泛后果，即便他
们想要这样做。
　　当时，毛认为这没有什么好担忧的，因为不平衡是推动事物发
展的“普遍的客观规律”。①在这一意识形态公式的背后是这样一种
信念，那就是把所有的人都动员起来在经济发展中发挥能动作用是
绝对必要的。反转过来说，这不仅强调作为专家对立面的人民群众
的创造性，而且实际上赋予全体“革命人民”（专家或至少是他们
当中的“红色”专家）无限的能力，去改造他们自身的环境。因而，
在那些在大跃进时期明显地反映出了毛的观点的思想著作中，我们
发现了诸如“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或甚至是“主观创造客
观”这样令人瞠目结舌的言论。②
　　或许可以这样说，在大跃进时，即1968年5月事件前的十年，
毛就领会并阐明了“想象会变成力量！”的口号。后来巴黎的学生
使这一口号名噪一时。当然所不同的是毛大权在握。1958年夏，总
的来看，不是冷静观察而是不断的狂热，作为确定真理和事实的标
准。
　　1958年9月毛在进行形势总结时宣称全国的粮食产量差不多翻
了一番，并可望在1959年再翻一番。以致于很快就会发现，粮食太
多，即使喂了牲口也有余，于是，就会出现如何处理粮食的问题。③
　　1958年12月9日在武昌召开了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毛
泽东在会上发表讲话，他在全会召开前举行的非正式讨论中，再次
提出了“实事求是”的口号。他解释说，这就意味着在计划工作中，
需要既热情又冷静，既要有崇高的志向，同时又要进行大量的科学
分析。毛具体地说到，当他在预计1962年钢产量达到1。2亿吨时，
他仅仅是考虑到中国对钢的需求，而“没有考虑到可能性的问题”。
他说实际上这样的目标既不可能也不现实。中国人民不应该把向社
会主义的过渡和向共产主义的过渡混为一谈，或企图先于苏联进入
共产主义。①
　　在1959年的头几个月里，当“共产风”刮遍全国时，毛本人再
次陶醉在幻想之中。1959年3月，他对安娜路易斯斯特朗说，
如果钢产量能像1958年那样达到1959年所订的目标，那么就可以
每年有600万吨钢用于农机设备的生产，机械化很快就可以实现。②
到7月，他终于认识到土高炉是一种鲁莽的冒险行为，他应该对此
负责。③不过，经济上取得突破性进展的时间表虽然很快朝着更加现
实的方向作了修改，但是，经济高速发展这一决定性的根本目标仍
然没有改变。
　　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就需要全国上下进行有效的通力合作。因
此，在1959年7月对在大跃进高潮时期摧毁了计划体制一事也负有
责任④的毛，赞同了1959年初采用的“全国一盘棋”的口号。
　　在认为有必要对工业领域实行更加有效的集中控制的同时，毛
又带头在公社实行了所有权和控制权的分离。1959年3月，在调整
有关核算与分配的基本单位是否应下推一级或两级的激烈争论中，
毛选择了后者这个比较大胆的解决办法。⑤（这里讨论的单位是“生
产队”，通常译为“Production　team”，这意味着在1959年，现
在所说的队就大致相当于过去的高级社）。中间方案坚持要把后来
取消了的相当于行政管理区域的实体作为基本的核算单位，毛反对
这一方案。有关这方面的详情以及对后来发展的说明，参见《剑桥
中国史》第14卷第8章。
　　人们使毛相信，人民公社制度基本上是正确的，通过1959年春
和初夏的调整，很容易得到巩固。①或许他认为，由他亲自动手修正
他以前设计、或者说至少由他推广的制度中的缺陷就可以消除党内
可能对他的批评。如果他真是这样想的，那么他也实在是太失望了。
在1959年7、8月间的庐山会议上，彭德怀、张闻天和其他人公开
抨击了大跃进的一整套政策。②
　　这一冲突对于庐山会议，不仅在毛对待他的同事们的态度上，
而且在他的思想实质上所产生的影响，我们难以作出过高的估计。
正如1957年一样，他犯了判断错误，但这番经历不仅没有使他吸取
教训，相反却使他对自己的尊严变得更加敏感起来。结果，从心理
角度看，庐山会议以后，毛泽东不仅力图打击每一个同他意见不一
致的人，而且愈发认为他提出的任何一个想法都是正统的标准。换
句话说，任何与毛所规定的正统标准相左的意见，即便不是彻头彻
尾的反革命，也是“修正主义”。③
　
综合或折衷主义：毛思想中的中国
成分与马克思主义成分
　　　
　　毛作为统治者的自我形象的产生，势必产生另一个二元性的问
题，即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的关系问题。自50年代后期起，这一
问题在他的思想中日益突出。1958年5月，在党的八大二次会议上，
毛宣称，大跃进的新政策带有与中国革命的“先生”——苏联比一
比的意图。他还说，“我们有两个生身父母，一个是国民党的社会，
二是十月革命。”④他明确表示把这一说法用于政治学和经济学。
　　在毛承认的两个“生身父母”中，十月革命的重大意义不用作
什么评论或解释。他一直说，中国从列宁、斯大林以及从1917年以
来的苏联经验中学到了进行革命、特别是建立社会主义国家的理论
与实践经验。另一方面，与“国民党社会”的关系，其所指远比当
初提出时深刻得多。他说，中华人民共和国是由1949年的中国人民
创造的，因此，它不仅反映了在国民党统治的20年，也反映了他们
在整个漫长的历史过程中所形成的思想、态度和风俗习惯。
　　固然，中国需要一场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下的革命改造，但
这并不意味着要把这个国家变成苏联的复制品。1959年3月，毛说：
“有些东西不要什么民族风格，如火车、飞机、大炮，政治、艺术
可以有民族风格。”①在这一论断背后，我们可以再次感到毛在1938
年所表达的信念，即对过去的总结不仅为今天制定正确路线提供了
素材，而且也提供了“方法”。
　　到大跃进时，毛就这样一方面把马克思列宁主义、苏联传统以
及中国历史的经验教训相提并论，另一方面甚至认为国民党社会是
现阶段革命中处于首位的“生身父母”。六、七年后，他强调的重
点进一步发生了转变，他多次对党内的同志说：“我是土哲学家，
你们是洋哲学家。”②
　　在1964年和1965年，毛声称自己是一个“本国的”或“土生
土长”的思想家，并不意味着他放弃了马克思而选择了孔子。但无
论如何可以肯定的是，直到晚年，他的思想中的传统根源仍是十分
重要的。不过，确切地说，在50年代晚期到60年代初期毛的思想
中的中国成分与西方成分是怎样结合在一起的？他们是融合在一起
了或是合并成了一个新的综合物？如果真是这样，那么两个组成部
分中的哪一部分规定了他的整个思想体系的结构？“毛泽东思想”
在本质上仍然是马克思主义的变种，因而归根结底仍然是一种西方
化的载体？或者毋宁说，他的思想的逻辑和模式日益中国化？或者
根本就没有体系，没有明确的结构，只是在由毫无关联的成分组成
的一个笨拙的东西里的两个理论框架在运作，有时相互巩固，有时
相互矛盾？
　　毫无疑问，正如已经指出的那样，毛的思想的性质和他本人对
它的感知，随着时间的推移发生了变化。在人民共和国的头几年里，
他仍然把源于西方的理论——马克思主义——和中国文化视为他一
心要编织的新的社会和政治组织结构的经线和纬线。但是到50年代
后期，他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解释开始沿着某些方向发展。这些方
向既反映了“大跃进”政治气候的影响，又反映在对源出于中国传
统的思想方式的越来越多的强调。
　　在《矛盾论》中，毛泽东毫无保留地接受了马克思和黑格尔辩
证法的“三个基本规律”（对立面的统一和斗争，质量互变，否定
之否定），但在同时，由于把“对立统一的法则”描述为：具有“思
维的根本法则”的特征，从而暗示有一种新的方法解决这些问题。
就这样，他似乎把它放在其他两个范畴之上。①诚然，毛在1957年1
月的讲话中引了一段列宁曾经说过的话，“可以把辩证法简要地确
定为关于对立统一的学说”。但毛马上接着说：“这样就会抓住辩
证法的核心，可是这需要解释和发展。”②另一方面，毛归根到底倾
向于这样一种观点，即对立统一规律本身概括了辩证法的全部精髓。
　　1938年斯大林在为《联共（布）党史》所写的《论辩证唯物主
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一节中，列举了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四个“基
本特征”：一切现象都是互相联系的；自然界处于不断的运动和变
化之中；发展的方式是从渐渐的量变导致质变或“飞跃”；矛盾是
一切事物本身所固有的，对立面之间的斗争“就是发展过程的内在
内容”。①
　　1957年1月在同党委书记们的谈话中，毛明确地就这一问题对
斯大林的观点提出不同看法。他既批评了斯大林四个方面的分类在
哲学上是不恰当的，也批评其在政治上的含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