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剑桥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史-第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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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多，而且位置优越。〔我们的人民〕工作勤奋、吃苦耐劳，如果没有合作化，要想得到
农民是不可能的。中国的农民甚至比英国与美国的工人都好。我们必然能够更好更快地实
现社会主义。③
因此，早在1955年毛就表示，因为他们是在农村进行了20年的斗争之后获得政权的，而
不是在大城市突然取得统治，所以中国共产党人在1949年时比列宁及其同志们在1917年
更懂得在基层群众中行使权力，并获得他们的支持。另外，以毛之见，中国的农民为建设
社会主义社会提供了丰富的人力资源。
然而，这决不是一种毛当时努力推动的片面的“乡村”革命。虽然他1955年7月31日关
于合作化讲话的一个显著特点，是要求在中国，集体化应先于机械化，但也不是要走得过
早，因为对拖拉机、水泵和其他工业产品的准备是很紧迫的。从更广泛的意义上讲，毛继
续坚持他在1949年提出的观点，按照这一观点，“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这里的
含义很明确，那就是，通过使他们学习城市所创造的知识、尤其是技术知识，必须把这些
乡村居民引入现代世界。在这一过程当中，科学家、技术人员和其他知识分子将起关键作
用。的确，1956年1月，在他宣布关于农业发展十二年纲要时已认识到这一点。他指出，
中国人民“应该有一个远大的规划，要在几十年内，努力改变中国在经济上和科学文化上
的落后状况，迅速达到世界上的先进国家水平”。他还说，“为实现这个伟大目标，决定
一切的是要有干部，要有数量足够的、优秀的科学技术专家”。①因此，在1956年1月，
毛要求用说服和理解的方式对待从旧中国过来的知识分子。在中央召开的关于知识分子问
题的会议上，毛强调中国是一个工业和技术的各个方面都落后的国家，而且一些方面处于
依赖的地位，因为它还不能生产一些自己所需要的关键产品。他还评论说：
有的同志说些不聪明的话，说什么“不要他们也行”（指知识分子）！“老子是革命的”！
这话不对。现在叫技术革命，文化革命，革愚蠢无知的命，没有他们是不行的，单靠我们
老粗是不行的。②
50年代中期，毛对于建设社会主义的主要看法，最恰当地总结在他1956年4月25日在政
治局会议上的讲话——《论十大关系》中，此文有令人信服的总结。这篇著名讲话的各个
方面都讲了同样的意思：要懂得事物的内在联系，不要顾此失彼。因此，正像我们所看到
的，他要求在政治领域扩大地方的权力和给地方更多的自主性，以利于建设一个强大的社
会主义国家。在经济领域，他提出减少以牺牲农业和轻工业为代价的对重工业过多的优先
权。（但并不是把关系颠倒过来，虽然他有时也这么说。）他认为一味重视重工业会拆自
己的台。但与此同时（这表明了他当时的平衡与公平思想），他提出应适当注意进一步发
展上海和其他沿海城市现存的工业基础，而不是把所有能得到的资源都投入到整个内地去
扩大工业。①
如前所述，在起草这篇讲话时，毛仔细考虑了陈云以及其他经济工作方面的专家的意见。
《论十大关系》从总体上讲无疑代表了他自己妥协的立场，企图以此来获得党内广泛的赞
同。然而，毛因此而在个别问题上采取温和与妥协态度，丝毫也不能表明他准备在所有方
面向其领导集团中大多数人的意志低头。
1955年，在他发动加速农业合作化进程的运动中，毛泽东已经表示出对所有与他的意见相
左的反对派进行粗暴打击的意向。②1956年年中，他又以一种更隐蔽、但却
是更可怕的态度再次表露了同样的偏狭。1956年早期毛曾经相信，
农村社会主义“高潮”成果，将能促进所有的经济工作的发展。面
对着出现的矛盾与不平衡，1956年6月20日《人民日报》发表了周
恩来负责起草的关于“反对冒险主义”的重要社论，事先，毛曾经
审阅了社论，但他并没有表示任何意见。给他的同事们的印象是他
已赞同了这一讨论，然而在实际上，他对此是有所保留的。当他承
认不能要求经济发展过快时，他仍相信中国经济可以飞速发展。在
大跃进前夕，他开始发泄他的感情。在此之前有一年半的光景，他
总是对这篇社论怀藏怨恨，对周恩来尤其如此。①
同时，在1956年春季和夏季，毛不仅提出了“百花齐放”的口号，而且也对阶级与阶级斗
争问题、共产党与其他社会力量的关系问题、是非关系问题等采取了非常缓和的态度。他
在1957年2月27日《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讲话中，更为详细地论述了这些问
题。但毛在此之前的讲话中已多次提到这些问题。由于“阶级斗争”在1957年到1976年
间所具有的重要作用，有必要专门对这一主题进行详细讨论。
人民、阶级与矛盾
1957年2月之前，毛考虑这些问题的理论框架基本上是在1937年的《矛盾论》中形成的。
在这篇文章中，毛认为，虽然矛盾“贯穿于每一个发展过程的始终”，虽然所有的矛盾都
包含着斗争，但它们不一定都是对抗性的，对于不同性质的矛盾应该采取不同的解决方法。
在毛当初写的这篇论文的原文中，他把“非对抗性矛盾”的范围规定得非常宽泛，对阶级
斗争的范围规定得也就很严格了：
例如，共产党内正确思想与错误思想的矛盾，文化上的先进与落后，经济方面城市与乡村
的不同，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生产与消费，交换价值与使用价值，各种不同的劳动分工，
工、农在阶级关系上的矛盾，以及自然界中的生与死，遗传与变异，冷与热，白天和黑夜
——没有一种是以对抗形式而存在。①
1951年的校订本当然构成了我们这里所考察的这个时期正统的思想意识的标准，在这个版
本中，毛泽东划分界限更为谨慎，他解释说，“共产党内正确思想和错误思想的矛盾，……
在阶级存在的时候，这是阶级矛盾对于党内的反映”。“但如果犯错误的人坚持错误，并
扩大下去”，这种矛盾也就有可能发展为对抗性的。但还指出，城乡矛盾，在资本主义社
会里面，在中国的国民党统治区里，都是“极其对抗”的矛盾，但在根据地里面，在社会
主义国家里是非对抗的矛盾。②
就这篇著作的语气而言，这里存在着重大的差别。它反映了毛泽东对强调阶级斗争的需要，
他要在整个50年代或多或少地掀起阶级斗争。但是，考虑到对于这两个仅有阶级所采取的
态度（正像我们从前文关于《论人民民主专政》研究中所看到的）对新政权构成严峻的问
题，他在1951年所划的界限没有重大变动。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仍然要“通过
社会主义革命”方式来解决；而在社会主义社会里工人与农民之间的矛盾，1937年设想的
是通过“农业社会主义化”解决，现在他提出要用“农业集体化与机械化”的办法，这确
实比以前具体多了。③
1950年6月，在七届三中全会上，毛泽东作了题为《不要四面出击》的讲话（该讲话已收
入《毛泽东选集》），他在当时的这个讲话中坚定了他基本温和的态度。换句话说，就是
不要同时与很多阶级进行斗争。在总结党在目前对于中间阶级即民族资产阶级的态度时，
他指出：
全党都要认真地、谨慎地做好统一战线工作。要在工人阶级领导下，以工农联盟为基础，
把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团结起来。民族资产阶级将来是要消灭的，但现在要把他们
团结在我们身边，不要把他们推开。我们一方面要同他们作斗争，另一方面要团结他们。
①
以毛的观点，到1952年6月，事情已经发展到了这样的地步，工人阶级与民族资产阶级之
间的矛盾已成为中国的“主要矛盾”，因此再把民族资产阶级界定为“中间阶级”就不合
时宜了。②
然而，他在1952年9月写给黄炎培的信中说，在整个“一五”计划时期（到1957年止），
要求一大部分资产阶级接受社会主义思想，那是不合理的。他们必须接受工人阶级指导，
但要求他们接受工人阶级的思想，放弃赚钱的念头，那是“不可能的，也是不应该的”。
③
1955年夏，毛泽东又进一步推动农村的阶级斗争，特别是区别“上”中农和“下”中农，
把这两部分人之间的界限当作中国农村社会的基本分界线。1955年10月召开的中共七届
六中（扩大）全会正式认可了他的农村路线。在这次全会的总结报告中，毛总结了当时的
形势，再次提到共产党人的两个联盟，一个是同农民的联盟，另一个是同民族资产阶级的
联盟。这两个联盟都“很必要”。但在这两个联盟中，同农民的联盟是“主要的，基本的，
第一位的”，而同资产阶级的联盟是“暂时的，第二位的”。在强调这两个联盟间的相互
关系时，他说：
1950年，我在三中全会上说过，不要四面出击。那时，全国大片地方还没有实行土地改革，
农民还没有完全到我们这边来，如果就向资产阶级开火，这是不行的。等到实行土地改革
之后，农民完全站到我们这边来了，我们就有可能和必要来一个“三反”、“五反”。农
业合作化使我们在无产阶级社会主义基础上，而不是在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基础上，巩固
了同农民的联盟。这就会使资产阶级最后地孤立起来，便于最后地消灭资本主义。在这件
事情上，我们是很没有良心哩！马克思主义是那么凶哩，良心是不多哩，就是要使帝国主
义绝种，封建主义绝种，资本主义绝种，小生产也绝种。
在头三个五年计划的15年期间内（其中三年已经过去），“国际国内的阶级斗争会是很紧
张的”，他解释说。①农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正像上文刚引述的，毛在
他的讲话中说，大约需要三个五年计划的时间，而实际上到1956年底就全部完成了（见《剑
桥中国史》第14卷第2章）。到1956年早期，毛泽东对未来充满信心，并感觉到自己的
地位日益巩固。正像我们所看到的，他对阶级斗争采取了更加温和、更加稳健的方针，尤
其是对于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作用。他还强调了科技工作者的重要性。
另一件能够反映这一倾向的事情是，不再像先前那样，在接纳新党员时歧视非无产阶级成
分。正像我们已经指出的，为了改变党的阶级成分，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初期，党作出了
艰苦的努力，吸收更多的工人入党。然后，1956年，新党章取消了以前对于非工人成分的
较为严格的审查。其理由正如邓小平在党的八大作的报告中所指出的，“以前的社会成份
的划分已经而且正在失去其意义”。我们有必要回顾一下邓小平观点的详细内容，因为它
们为我们提供了毛在他生命最后20年间关于阶级观点发展的背景材料：
工人和职员已经只是一个阶级内部的分工；……贫农和中农现在都已经成为农业生产合作
社的社员，他们之间的区别很快就只有历史的意义；……知识分子的绝大多数在政治上已
经站在工人阶级方面，在家庭出身上也正在迅速改变着；……每年都有大批的农民和学生
变为工人，每年都有大批的工人、农民和他们的子弟变为职员和知识分子，每年都有大批
的农民、学生、工人和职员变为士兵；……。把这些社会成份分为两类还有什么意义呢？
①
邓在这里更加注重为革命工作的主观态度与愿望，而不是家庭出身，在这方面，他的观点
与毛的思想持续（虽然并不完全一致）发展的趋向是协调的。但是他指出，中国社会的阶
级斗争正迅速消失，在这一点上，他的思想显然与后来兴起而且将党冲垮的潮流是背道而
驰的。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毛泽东当时不同意他的观点。甚至在1966年文化大革命的第一
个高潮期间，当康生抱怨八大政治报告含有阶级斗争熄灭论时，毛还承认他在1956年也持
有这种观点：“报告我读过，而且是经大会通过的。我们不能让刘、邓两人单独承担责任”。
②
毛是怎样又是为什么开始戏剧性地改变他对于阶级和阶级斗争的态度，而在10年后把刘少
奇打成“头号走资派”呢？一般的情况众所周知。值得强调的一个方面是中国知识精英关
键性的更新换代，这无论如何是不可避免的，但1957年的事件却加速了这一进程。在1949
年以后的最初几年间，中国所必需的技术干部与管理干部，大多数是旧社会留下来的，他
们出身于“资产阶级”，或在西方，或在从欧美或日本留学回来的人执教的大学中受过教
育。毛认为这些人的忠诚是可以得到的，他们是专家，也可以变红。毛在1956年春天提出
的“百花齐放”政策，主要是考虑到这样一个目的，在提高他们的修养、改造他们的过程
中，把1949年以前的知识分子拉进来，积极参与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
他在1956年4月25日最初向党阐述《论十大关系》时，重申“党内的原则上的争论”是
“社会上阶级斗争在党内的反映”，同时，强调了交流思想的重要性，尤其是在科技领域
与国内外人们的交流。①在政治局讨论他的报告的过程中，提出了“百花齐放”的口号。
在4月28日的进一步讨论中，毛指出，只要一个人的观点正确，就会有越来越多的人相信
它。他又补充说，党在文学领域里的方针应该是“让百花齐放”，在学术上的方针是“让
百家争鸣”。②
在1956年5月2日最高国务会议上提出的《论十大关系》文稿中，毛第一次系统地阐述了
对这一问题的思想。他作了高度的概括，宣布春天已经到来，应该允许百花齐放，而不只
是放那么几朵。他回忆说，百家争鸣的提法来自春秋战国时期，当时有百家主要的哲学家
们，他们各树一帜，自由争论。他说，目前我们也需要百家争鸣。在宪法规定的范围内，
各种学术派别都可以在互不干涉的情况下争论他们思想的对错。他说，我们仍未弄清李森
科的思想是对还是错，所以让每个学派在报刊上各抒己见。③
人们不仅在报纸上讨论李森科的思想，而且在1956年8月，又以“百家争鸣”为口号，在
青岛召开了为期两周的大型学术会议，就遗传学中的不同观点进行辩论。④有一个与会者
随后在《光明日报》上发表了一篇热情洋溢的文章，毛泽东个人决定应该在《人民日报》
转载，并亲自补加了一个副标题：“发展科学的必由之路”。①
关于人民内部矛盾既相互关联又互相区别的思想，在1956年秋天首次出现，那是在苏联反
斯大林主义和波匈事件之后。1956年11月15日，他在八届二中全会上作报告，指出中国
社会的阶级矛盾已基本得到解决，然而他也坚决支持阶级斗争、支持对反革命分子实行无
产阶级专政，并且反对赫鲁晓夫通过议会道路和平过渡的思想。②
根据现有资料，毛在1956年12月4日致黄炎培的信中首次使用“人民内部矛盾”这一确
定概念。黄是民主党派的一位主要代表人物。在这封信中，毛指出，虽然阶级斗争在中国
（如反对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斗争）“已经基本上解决了”，但在将来，人民内部的问题
将“不断涌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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