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剑桥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史-第3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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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W。A。C。阿迪：“中国与越南战争”，《密宗》第8卷，第6期（1966年11—12月），第233
— 241页；安泰顺（音）：“中苏争端与越南”，《环球》第9卷，第2期（1965年夏季号），
第 426—436页；哈罗德C。欣顿：“中国与越南”，见邹谠编：《中国在危机中》第2卷，
第 201—236页；约翰W。刘易斯：《中国与越南》，见芝加哥大学政策研究中心编：《中国
简 报》，第53—56页；劳伦斯普拉特：《北越与中苏紧张关系》，第197页；罗伯特A。
鲁 本和罗伯特法雷尔合编：《越南与中苏争端》，第120页；唐纳德S。扎戈里亚：“莫
斯科、 北京、华盛顿与越南的战争”，见阿伦A。施皮茨编：《当代中国》，第14—20页。
② 尤金K。劳森：《中越冲突》；廖广胜（音）：《中国的排外主义和现代化：国内政治和外
交 政策之间的联系（1860—1980）》；戴维W。P。埃利奥特编：《第三次印度支那冲突》中
由 萨特、波特和加雷特撰写的章节。
③ 唐纳德欣德利：“印度尼西亚的政治权力与1965年10月政变”， 《亚洲研究杂志》
第27期 （1969年），第237—249页；多门：“印度尼西亚的未遂政变”，第144—170页。
① “每季大事和文献”，《中国季刊》第28期（1966年10—12月），第193页；第29期
（1967 年1—3月），第196—197页。
① 《远东动态》，1967年1月30日。
② “每季大事和文献”，《中国季刊》第29期（1967年1—3月），第193—195页；第30
期 （1967年4—6月），第242页。
③ 同上，第30期（1967年4—6月），第244页。
④ O。B。鲍里索夫和B。T。科洛斯科夫：《苏中关系（1945—1970）》，第294—295页。
① 《苏中关系（1945—1970）》，第304页。
② 1966年9月至1967年夏的每一期《北京周报》上至少有一篇这样的文章。
③ 托马斯 W。鲁宾逊：“中苏边界争端：背景、发展和 1969年3月的冲突”，《美国政治
学评 论》第66卷，第4期（1972年12月），第1177—1183页。
① 威廉希顿：“毛主义的革命战略与现代殖民：文化大革命在香港”。《亚洲概览》第10
卷， 第9期（1970年9月），第840—857页。爱德华厄尔赖斯：《毛的道路》第364
—375页； 《每季大事和文献》，《中国季刊》第31期（1967年7—9月），第212—217页。
① 《中国季刊》第32期（1967年 10—12月），第221—223页。
② 后面将更多地谈到姚登山的情况。
③ 《纽约时报》，1967年5月25日；“远东经济评论”，1967年 8月 1日，第 229页。
① “每季大事和文献”，《中国季刊》第 36期（1968年 10—12月），第 172页。
② “每季大事和文献”，《中国季刊》第31期（1967年7—9月），第 219—221页；第32
期 （1967年10—12月），第225—226页；第34期（1968年4—6月），第192页；第35
期 （1968年7—9月），第194—197页；拉金：《中国与非洲》，第125—147页。
③ 罗杰M。史密斯：《柬埔寨的外交政策》；迈克尔莱弗：“柬埔寨与中国：中立主义、
‘中 立’和国家安全”，见A。M。哈尔彭编：《对华政策：六大洲的观点》；迈克尔莱弗：
《柬 埔寨：寻求安全》；梅尔文格托夫：《中国与东南亚，生存的政治：外交政策相互影
响研 究》，第3章。
① 格托夫：《中国与东南亚》，第77—78页。
② 同上，第79—81页。
③ 同上，第121页。
④ 同上，第121页。
① 格托夫：《中国与东南亚》，第4章。
② 约翰H。巴杰利：“缅甸与中国：一个小邻邦的政策”，见哈尔彭编：《对华政策》，第
303— 328页；罗伯特A。霍姆斯：“1962年以来缅甸的对华政策”，《太平洋季刊》第45
卷，第 2期（1972年夏），第240—254页；林恩B。帕斯科：“中缅关系（1949—1964）”，
见安德 鲁科迪埃编：《哥伦比亚国际问题论文集（1965）》；弗兰克N。特拉格：“中缅关
系；友 好时代的结束”，《环球》第11卷，第4期（1968年冬季号），第1034—1054 页；
贾斯特斯M。范德克罗弗：“中国在缅甸的颠覆活动”，《印度共产党人》，第3卷，第 1—2
期（1970年3—6月），第6—13页。
③ 格托夫：《中国与东南亚》，第107—108页。
① 格托夫：《中国与东南亚》，第114页。
② 同上，第 115—116页。
③ 同上，第116页。
④ 同上，第117—118页。
① 梅尔文格托夫：“文化大革命时期中国的外交部和外交事务”，见鲁宾逊：《中国的文
化大 革命》，第317—318页。（以下简称《外交部和外交事务》）
② 格托夫：“外交部和外交事务”，第318—322页。
① 格托夫：《外交部和外交事务》，第322—325页。
② 当时只有黄华一人未被召回的原因，现在仍不太清楚。也许是中国领导人认为，在国门
之外至少需要留下一名资深的观察员，尤其是在中国在非洲惹出的麻烦已迫使那里的许多
外交 人员撤回国内的情况下。
① 格托夫：“外交部和外交事务”，第326—331页。
② 同上，第332—336页。
③ 同上，第347页；托马斯W。鲁宾逊：“周恩来与文化大革命”，见鲁宾逊编：《中国的
文 化大革命》，第259—265页。
① 托马斯W。鲁宾逊：“武汉事件：文化大革命时期的地方冲突和省级官员的造反”，《中
国 季刊》（1971年7—9月），第413—438页。
② 格托夫：“外交部和外交事务”，第347—351页。
③ 《红卫报》，1967年9月15日。
④ 于尔根多梅斯：《中国国内政治（1949—1972）》，第188—199页。
⑤ 格托夫：“外交部和外交事务”，第364—366页。
中国外交政策的低谷（1967—1968年）
1967年夏季内乱之后一年半的时间里，中国实际上在国际社会
没有任何作为。但是，中国外交政策的真正悲剧是，1969年初中国
人自己挑起的中苏冲突本来是不必要的和可以避免的。1969年3月
初的中苏边界冲突引起了俄国人军事上的强烈反应，使此后十年中
国的外交政策丧失了主动权。这次冲突几乎完全是由文化大革命造
成的内部政治问题和毛自己不明智的决定造成的。在此，我们先简
要论述一下1968年中国的外交政策和几件与对外关系有关的而在时
间顺序上并不相联系的事情。
1968年是中国与外部世界的关系最疏远的一年。尽管官方发布
了禁令，暴力活动仍不断发生，甚至党和政府的重建工作也是过了
很长时间才正式开始的。①中国实际上已把政策手段的作用降低到了
零。北京只能旁观国外的事态，不时地发表一些评论，并开始恢复
与前三年内和中国失和的那些国家间的关系。对于美国，中国只讲
它干的坏事，主要是与美国在越南的军事作用有关的一些事情。②所
以，中美关系没有任何改善或热起来的迹象。直到1968年夏苏联人
推翻捷克政府之后，情况才发生了变化。
对于越南，北京担心的仍是河内可能会与美国认真谈判，而不
利用美国停止轰炸和提出各种和谈建议并进行会谈的时机部署下一
次战役。①尽管有这些担忧，尽管不同意武元甲的军事战略（春节攻
势即是证明），中国仍不断向北越提供军用物资和经济援助。然而，
中越两国不和的证据也在不断涌现出来。1968年6月，越南驻广州、
昆明和南宁的领事馆前，均发生了群众示威，抗议河内（在苏联调
停下）接受美国提出的巴黎和谈建议。驻昆明领事馆还遭到了严重
破坏。②
中国人对俄国人仍是谴责不已，新闻媒介在所有的日常问题上
对克里姆林宫的指责越来越多。③至少在此前的两年内，中国没有对
莫斯科采取过多的不适当的暴力活动。1968年8月，东欧发生了将
对中苏关系产生重大影响的事件（与边界有关的问题将在下文述
及）：苏联红军入侵了捷克斯洛伐克。此前，北京与亚历山大杜
布切克领导的捷克共产党一直保持着距离，因为捷共奉行的显然是
修正主义的改革政策。然而，当俄国坦克出现在布拉格街头时，中
国马上转变立场，支持起这位（已被剥夺权力的）捷克领导人来了
（虽然不支持他的改革计划）。④苏联的军事入侵使中国人大为震惊。
在勃列日涅夫提出苏联有确保其它共产党国家不变颜色的单方面责
任的理论为克里姆林宫的行动辩护以后，中国人就更是紧张不安。
如果其范围扩大，显然中国也会被包括在内。当时，俄国人在文章
中指出，中国已不再是一个马列主义的国家。他们对中国的谴责变
得十分激烈。①尽管中国关于自己可能会成为苏联的下一个军事进攻
目标的担心丝毫没有根据，但它却成了1969年初俄国人血洒乌苏里
江冰面的主要原因。按照毛的思维逻辑，残酷的谋杀会使俄国人措
手不及，还可能使他们在进攻中国之前有所醒悟。
中英关于香港问题和英国驻华外交官受虐待一事的争执仍在继
续。1968年仍然发生了一些事件，尽管都不像1967年那般严重。②
北京与印度尼西亚和缅甸（尤其是前者）的关系亦是如此（或从外
交意义上说，没有关系）。1967年末，为报复早些时候印度尼西亚
驻北京使馆遭抢劫，印尼群众洗劫了中国驻雅加达使馆，使馆内的
20名中国人受了伤，数名印尼人失去了性命，其中的几个是被中国
人开枪打死的。③最后，双方各自召回了驻对方首都的外交人员。西
哈努克尽管几存疑虑，公开说中国拥有双重动机，但中柬关系还是
有了一些好转。美国轰炸越共阵地和北越在柬埔寨的供应线的决定，
直接导致了中柬两国的初步和解。中国答应“全力支持”西哈努克，
以帮助柬埔寨赶走美国人。1968年初，中国的军事援助开始源源不
绝地运往柬埔寨。④（然而，北京同时也加紧了对反西哈努克的红色
高棉的武器供应和军事训练。西哈努克无力说服北京停止给这些叛
乱者提供物质援助。这是他数年后被赶下台的因素之一。）
1968年，中国对日本、印度和北朝鲜等对中国来说很重要的三
个亚洲国家的政策引起了人们的注目。北京对东京的态度日趋强硬。
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中国经常拘捕和驱逐日本记者，理由是他们
对中国国内的事态打听得过分详细。在1967年和1968年下半年，
一些日本商人也遭到了驱逐。①其结果是，前来中国的商人和记者大
幅度减少，甚至在广州交易会上亦是如此。这对中日贸易产生了不
利影响。1968年4月，中国指责东京在致力于用核武器重新武装自
己（后来甚至指责日本和南朝鲜在进行秘密军事合作以反对中国）。
②这是中国外交政策犯了根本性错误的最好的一个例子。这些错误是
外交部保存的中国对重要国家的外交政策的档案材料被毁坏造成
的。
北京还对印度发起了宣传攻势，号召印度人民通过暴力推翻印
度政府。北京给纳加游击队秘密提供武器和军事训练，称赞纳萨尔
巴里的农民暴动，赞扬比哈尔的骚乱，口头上鼓励印度共产党（当
时已分裂为三派）中的亲北京派放弃走议会道路，改走暴力之路。③
《人民日报》在2月份的一篇社论中宣称：“‘星星之火，可以燎
原’。让印度的农民革命风暴更猛烈些吧！”自然，印度政府对内
对外作出的反应都很强硬。新德里更加接近莫斯科，决意把军队建
得更强大，以便抗击中国，还进一步限制了喜玛拉雅山边境各邦的
外交自治权。1962年中国入侵印度以后，中印间的军事力量对比发
生了变化。这种变化在1967年9月得到了验证。当时，中印两国的
正规军曾在锡金和西藏边界作战一周，双方互有伤亡。这次战斗胜
负难分（印度军队的训练和装备都比以前好），所以北京和新德里
达成默契，都没有声张此事。④
1968年，中国发现北朝鲜的独立性太大，对北京不利，而且平
壤有可能在违背中国意愿的情况下，再次把中国拖入与美国的战争。
1月，北朝鲜在领海以外的水域捕获美国的电子间谍船“普布洛号”，
在朝鲜半岛引起了一场危机。更重要的是，1965—1969年间，北朝
鲜一直在变本加厉地向南朝鲜渗透，不断在非军事区和南朝鲜境内
采取军事行动，大幅度增加军事预算，使之达到了一直在增长的国
民总收入的30％以上。对北京来说更糟的是，平壤向苏联靠拢过去
了，不但在意识形态方面是这样，而且还接受了苏联大量的军事援
助。而且，中国的红卫兵小将猛烈抨击北朝鲜的“修正主义”，指
责金日成是“百万富翁和贵族”。1968年，中朝两国正规军之间还
发生过武装冲突。这可能是由于中国人（像在克什米尔的拉达克山
区那样）在朝鲜人一直认为属双方共同所有的领土上修筑公路而引
起的。①所以，中国人在1968年和1969年决定改变这种违背中国利
益的倾向。唯一的办法是竭力与金日成拉关系交朋友；申明同志友
谊；支持他对南朝鲜的政策；提供军事和经济援助；在意识形态方
面更宽容一些。这一切当然需要时间。此后几年中，中国一直在修
复与北朝鲜的关系。但在文化大革命的这个阶段，两国关系的修复
工作至少已开了头。
每年投票赞成接纳中国为联合国成员国的国家数目的减少和这
些年来社会政治的崩溃对中国外贸的影响，是中国对外关系跌入低
谷的最后两个标志。可以这么说，如果没有文化大革命，北京会在
1971年前好几年就能获得中国在联合国的席位。1965年前的几年中，
由于中国对前殖民地国家和它们加入主要国际组织之事采取温和的
政策，投票赞成中国进联合国的国家逐渐增多。但是，文化大革命
改变了增多的趋势。
在文化大革命的高潮时期，北京因为进不了联合国，所以常指
责联合国（虽然它已不再支持1965年印度尼西亚首倡的计划——建
立一个针对西方的“革命性”国际组织）。①
文化大革命的“风暴”必然会影响中国的对外贸易。但是，中
国的国际贸易总额下降不多，1965年是38亿美元，1968年是37亿
美元，以后迅速上升，1971年达到45亿美元。②当然，绝对数字并
不高，因为文化大革命以前和文化大革命期间的中国与70年代后期
以来的中国不同，还未成为贸易大国。由于某些原因，文化大革命
对外贸的影响确实不太大。首先，对外贸易在国民生产总值中所占
的比例非常小。其次，许多出口工业基本未受文化大革命的影响或
者说受损颇轻。再次，北京的主要出口来源——农业也几乎未受影
响。贸易受到影响，原因主要在于交通和某些特殊的行业遭到了破
坏，而不在于普遍的动乱。这说明，文化大革命在某些特殊的地方
和行业表现得很突出。此外，贸易总额的下降是由于中国人倾向于
保持每年进出口总额的平衡。所以，当出口下降时，进口亦受到限
制。由于粮食进口大幅度减少，按说中国人的日常食物和摄入体内
的热量会受到很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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