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史-第3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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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完全解除压力还需要一段时间，直到1968年夏，伦敦才得以
开始把驻华外交官接出中国。然而，即使到了这时，路透社记者安
东尼格雷仍在受软禁（始于1967年7月），一直到1968年底。
同时，英国的船长和海员们仍常常遭扣压、审讯和驱逐，至少有一
名英国公民（维克斯—吉玛公司的工程师乔治瓦特）因被指控犯
有间谍罪而被判处三年徒刑。（维克斯—吉玛公司的其他职员于1968
年7月被驱逐出境，他们一直在修建一家合成纤维厂。）①
　　文化大革命期间英国人在中国的遭遇是此类事件中最极端的例
子。但西欧大多数国家的经历与此也大体相似，尽管中国使馆在各
驻在国首都屡生事端，这些国家决定继续保留驻华使馆，或者至少
保持与中国的经济关系。中国的邻国或中国影响所及的国家的经历
有一些不同。它们更直接地感受到了文化大革命向外蔓延所造成的
影响，虽然受影响的时间短一些，方式更温和一些。柬埔寨和缅甸
爆发了危机，印度、尼泊尔、锡兰（斯里兰卡）、肯尼亚和阿尔及
利亚也感受到了左派造成的压力。②
　
在东南亚的蔓延
　
　　金边的形势因越南战争而变得复杂起来。西哈努克亲王想利用
中国声称的友谊，阻止越南冲突向西蔓延，尽管北京一直在支持他
的反对派武装力量——红色高棉。中国的目的是不让柬埔寨领导人，
过分担心越共利用柬埔寨领土进行活动；让金边保持对越南的绝对
独立；维持红色高棉的活动，但不把它公开当作中国的工具；支持
西哈努克在中苏争论中的中立立场。③北京的困难在于它不能控制事
态的发展。不但俄国人、美国人、越南人和柬埔寨人都各行其事，
而且在文化大革命的这个阶段，中国革命的向外输出已变成了另一
个致乱因素。
　　1967年3月，中国驻金边使馆向外界散发毛主义的宣传品，鼓
励当地华人青年进行红卫兵式的活动，给高棉—中国友好协会提供
资金，公开介入柬埔寨的内部政治。①西哈努克对这些故意冒犯他的
举措不可能置之不理，虽然他依赖中国的外交支持和经济援助。他
被迫采取对策，有效地制止了此类活动。他还严厉抨击了中国的文
化大革命。②
　　如果中国国内不再生事端，事情本来在1967年夏即可得到解决。
由于外交部到8月份已混乱不堪，周恩来不得不对来访问的柬埔寨
外交大臣普里萨拉亲王说，中国实际上已失去对驻柬埔寨使馆的活
动的控制。③此外，中国仍在支持当时已被西哈努克取缔的高棉—中
国友好协会，中国新闻媒介也开始直接攻击这位柬埔寨元首了。这
些行动导致西哈努克明确地指责中国干涉柬内政。④再加上8月英国
驻华代办处被烧及中国人在缅甸采取了相似的行动，遂导致西哈努
克在9月份宣布撤回柬埔寨驻北京使馆的全体人员。虽然周恩来随
后说服他打消了断交的想法，但造成的损失已无法挽回，两国关系
在随后的文化大革命岁月中一直很疏远。
　　在缅甸，事态的发展更趋于极端。它表明，一旦文化大革命直
接影响到外交部的正常运作，就会立即使原本不错的双边关系产生
破裂。由于仰光奉行不公开冒犯中国的谨慎政策，也由于北京的目
标是在促进两国友好关系的同时，奠定以后支持共产主义暴力革命
的基础，故中缅关系历来很好。因此，北京能容忍缅甸的中立和不
介入政策，能容忍其对本国左倾运动较为严格的控制和在一些政策
方面违背中国的意愿，包括对越南冲突和军备控制的态度，以及第
三世界对西方和苏联的最佳立场应该是什么等等。只要缅甸政府能
够合作，缅甸国内共产主义运动的力量还比较薄弱（起初分裂为红
旗派和白旗派，60年代中期亲北京的白旗派再次分裂），中国在缅
甸就什么也不能（或者不需要）做。因此，中国在1960年与缅甸签
订了一项边界条约，1961年又签订了一项友好和互不侵犯条约。1963
年，奈温政府因与左派谈判破裂而大力镇压共产党势力时，中国听
之任之；而且，1964年缅甸政府实施的把银行和主要工业企业收归
国有的政策影响到缅甸华侨的利益时，中国也没有分开反对。①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情况就马上不同了。首先，共产党白旗派
在内部的一次暴力冲突和血腥清洗后发生转变，变成了毛主义式的
纯政治军事组织，由中国培养出来的红卫兵式的干部领导。②其次，
缅甸在越南冲突、反苏斗争和对待第三世界等问题上没有紧紧追随
中国的路线方针，尽管刘少奇、陈毅和周恩来等高层领导人在1965
年和1966年先后访问了仰光。③此外，中国驻仰光使馆和新华社分
社不但资助当地的华语学校，而且在学校课程中加进了许多毛主义
的内容。文化大革命爆发后，这方面的内容就更多了。这种做法把
华侨学校的学生变成了外国的红卫兵。最后，随着1967年春夏中国
外交部的逐步解体，该年早些时候经受文化大革命洗礼的中国外交
官返回了仰光。他们公开散发毛的语录即“红宝书”、毛的像章和
其他具有煽动性的宣传品。当当地政府出面干涉时，他们坚持认为
自己有这么做的权利。①
　　这些活动，特别是最后一项活动，对仰光民众和奈温政府来说，
确实太过分了。所以，当受中国大使馆支持的学生拒绝按缅甸政府
的规定摘下佩带在身上的毛的像章时，反华骚乱就开始了。骚乱迅
速转变为对中国大使馆、新华社、华人学校直至许多缅甸华侨的袭
击。这些骚乱未能被仰光警察平息，而是一再扩大，致使中国驻缅
甸大使的助手被杀身亡。北京对此事的反应与对香港事件的反应相
同（金边的事件此时也都在演变中）。首先，北京于6月末发出了
一系列警告性的照会，继而向仰光提出了一系列要求（由于这些要
求太苛刻，缅甸政府只能拒绝），然后在缅甸驻华使馆周围举行大
规模示威，最后又经过外交途径进一步提出了一系列要求。②
　　即使到了这种地步，如果不是北京站出来（这是第一次）公开
支持共产党白旗派以暴力推翻缅甸政府的活动而致使形势全面恶化
的话，事情仍然是可以了结的。北京抨击缅甸政府和奈温本人，号
召缅甸人民武装起来推翻现政府，在本国建立一个共产党政府。北
京还让白旗派利用中国的新闻媒介。③形势在6月的最后三天内急遽
恶化。这显然是中国外交部内的过激分子造成的。他们违背（实际
上破坏）了中国政府自1949年以来处心积虑维持的对缅甸的立场。
缅甸政府和人民均作出了相应的反应。7至8月，缅甸各地普遍爆发
了示威游行，中国支持的宣传机构遭到查封，左翼团体遭到大规模
镇压。缅甸政府还发起了一场反对中国及亲华分子的舆论攻势，并
驱逐了几名中国记者。④随后，两国不可避免地断绝了外交关系。同
年夏，双方各自召回了大使。一年之后，中缅关系才开始恢复。
　
外交部走向极端
　
　　香港、金边、仰光和其它地方发生的一系列事件的原因是多方
面的。然而，如果中国外交部在1967年夏没有走向极端，外交部长
陈毅没有受到人身攻击，外交部的一些档案没有被人为地毁坏，这
些事件很可能不会发生。要了解文化大革命这个阶段和后来阶段中
国的外交政策，就必须就这些事态的发展加以研究，因为它是中国
内部事务和外交实践之间的纽带。
　　文化大革命在政府部门的表现是：工作组、红卫兵、革命造反
派、革命委员会和其他破坏势力对国务院各部委正常工作的干扰。
但是，这些干扰活动的时间先后长短各有不同，它取决于各部的实
际情况及文化大革命暴力活动的总体方向和发展阶段。外交部是各
部委最晚卷入的单位之一，遭受劫难的时间也比较短（虽然在1967
年夏受到的打击非常严重）。与其他政府机关明显不同的是，外交
部在我们所关注的这个时期仍然在运作。但是，它的运作是妥协的
产物。中国外交政策的内容和方向与文化大革命时期社会秩序的混
乱和重新整顿紧密相关。
　　因此，1966年夏外交部长陈毅接受了党派往外交部的工作组。
不过，他和其他各部部长一样，把工作组用于维护外交部各部门的
完整和免受造反学生的干扰。①1966年秋，中共十一中全会正式决定
开始进行文化大革命后，毛召回了工作组，允许红卫兵在外交部和
国务院其它各部委建立革命委员会。但是，陈毅不许红卫兵干扰中
国外交政策的制定和实施工作。他和往常一样坚守职责。他和其他
各部的头头们都在做同样的努力，都采取了拖延的办法，希望局势
能够好转。②　
　　然而，束缚激进主义的绳索一旦解开就难以再收紧了。到1966
年底至1967年初，学生和工人开始到处“夺权”。“一月风暴”有
意识地把全国和大多数政府机关（包括外交部）推进了混乱的深渊。
1月18日，外交部成立了一个革命造反联络站。始于上年秋天的对
陈毅的批判现在变得越来越激烈了。陈毅在一次万人大会上被迫作
了自我批评，自己承认有“七大罪状”。①当然，陈和主持这次万人
大会的周恩来的想法一样，为的是利用自己的“坦白”来避免造反
派干扰外交部的正常运作，并借周恩来的权威和毛泽东的暗示来保
住自己的职位。这个办法很有效，外交部造反联络站的一些左派被
搞掉了。以后的两月中，中国的外交政策仍是较为理智的。
　　但是，后来局势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导致这种策略到1967年
初夏便不灵了。首先，中国在这期间召回了所有驻外大使（驻开罗
的黄华除外）②及各使馆的大多数高级官员，让他们接受文化大革命
的洗礼。这项措施显然严重削弱了北京了解和分析国外局势的能力。
但是，此举的一个严重后果是，外交部各部门和各驻外使馆（随着
外交人员很快返回驻在国）都走向了极端。其次，1967年1月，毛
泽东号召解放军支持左派夺权。军队临时作为一支稳定秩序和相对
保守的力量介入了斗争，在“三结合”（解放军、老干部和红卫兵）
时把有经验且不太激进的老干部摆到了首要位置。但是到了4月，
军队就因这种做法（被称为“假夺权”）受到了批评，不得不给造
反派更多的权力。这样，陈毅在外交部再次受到了压力。这次的压
力来自“批判陈毅联络站”。不久，北京举行了反对陈毅的公开游
行。1967年5月，经周恩来同意，陈又一次受到了群众的批斗。①
　　再次，造反派纠集了一些争强好胜的领导干部，共同反对外交
部长陈毅。中国和印尼是1967年4月最终绝交的。当时雅加达驱逐
了中国代办姚登山。4月30日，姚返抵北京，在北京机场受到了整
个中国领导层的热烈欢迎。此后，他成了北京市的风云人物，在5
月中旬的一次声讨印度尼西亚的群众集会上出尽了风头。姚回到了
外交部后，马上就成了反对陈毅的造反派的领袖人物。陈毅想使中
国的外交事务（和外交部资深官员）再次躲过内部暴力活动的大冲
击。②
　　但是，外交部在部内外造反派的联合攻击下分崩离析了。5月
13日发生了一系列暴力破坏事件：数百名批陈联络站的造反派攻进
外交部，打断了部里的正常工作，殴打官员，把档案弄得乱七八糟，
还带走了机密情报。5月29日又发生了类似的事件。此后，外交部
基本上就不能正常运作了。上文已谈到，当时中国与香港、柬埔寨
和缅甸的关系已急遽恶化，与其他30多个国家的关系也出现了危机。
这种局面主要是1967年夏外交部的瘫痪和陈毅派与姚派在部内争权
造成的。如果说中国还有外交政策的话，那也是由于周恩来的努力。
他不但出面与造反派交涉救陈毅的驾（典型的做法是告诉造反派更
全面地调查陈毅的情况，以此来争取时间），而且暂时主管外交部，
在自己的办公室里发指示处理部务。③
　　但是，暴力活动在1967年盛夏达到了高潮，因为毛要让全中国
人民获得他认为非常必要的革命新经验。各省都发生了武斗。这从
两方面对外交部和外交政策产生了影响。一方面，它使中央领导人
把几乎所有的注意力都集中到了武斗上。毛及其追随者对北京的外
交政策造成的问题熟视无睹，让外交部自己解决内部的纠纷而不给
予任何帮助。
　　另一方面，这年夏天最重要的一次事件——武汉事件，①造就了
新英雄王力（尽管是暂时的）。他和姚登山一样凯旋而归，回到北
京。权力很快冲昏了他的头脑。他选定外交部为行使权力的部门之
一。8月7日，他发表了讲话。这是他和姚登山对外交部和陈毅发出
的最后一击。随后的两周内，造反派完全控制了外交部，陈毅又一
次遭到批斗（在　　8月　　　11日和　　27日的两次批斗会上，他又交待
了一系列新“罪行”）。②中国的外交政策完全陷入了混乱。
　　正是在这个时期，中国与缅甸和柬埔寨的关系严重恶化，英国
代办处被焚烧。这些都是姚和王的过激行为造成的。姚自做主张给
中国驻外使馆打电报，还“到处作报告制造麻烦”，③俨然以外交部
长自居。党中央（即毛和中央“文革”领导小组）对这些过激行动
既不愿也无法加以制止，直到8月底为止。
　　火烧英国代办处事件和蓄意挑起的内乱给国家造成的严重危
害，终于震惊了毛派领导人，迫使他们从原来的立场往后退。9月1
日的一项决定从根本上改变了文化大革命的方向：停止“武斗”或
“夺权”；红卫兵不再搞串连活动，一律留在原单位；用政治斗争
代替武斗作为革国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人”命的主要手段；革命
派被告知要停止“打、砸、烧、抄家和阻塞交通”。④这个180度的
大转弯马上对外交部产生了影响：姚、王及其追随者受到清理和审
查；陈毅恢复职权（表面的和象征性的）；驻外使馆奉命停止制造
革命；严禁在外交部搞夺权活动。⑤中国和许多国家的关系已经受到
了严重伤害，裂痕是不可能在一夜之间弥合的。很长一段时间内，
中国与这些国家的关系要么已经断绝，要么非常紧张。但是局势已
开始向好的方面转变。

　　　

　
　
①　《纽约时报》，1966年7月1日，第4、11版。　　
②　惠廷：《中国的威慑微积分学》，第170—183页。　　
③　《纽约时报》，1968年11月1日，第1、10版。　　
④　亨利基辛格：《白宫岁月》，第220—269页。　　
⑤　卡诺：《越南史》，第12章。　　
①　纽豪泽：《第三世界政治》，第4章；外国广播信息处：《远东动态》），1966年8—10月。　　
②　关于秘密信件及有关事情，参阅“每季大事和文献”，《中国季刊》第26期（1966年4
—6　月），第216—217页；关于界河航行规定，见《人民日报》，1966年4月20日；苏联
人未　接受这些规定，如果接受的话，他们就等于承认中国对所有的有争议的岛屿和这两条
界河的　航道都拥有主权。　　
①　　W。A。C。阿迪：“中国与越南战争”，《密宗》第8卷，第6期（1966年11—12月），第2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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