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史-第3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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秘密地点或受中国援助的反政府游击队的训练基地。①
　　令人吃惊的倒是中国的第三世界政策的迅速破产。周恩来的非
洲之行只获得了无关紧要的成功。②他因双重政策而受到了被访问国
家首脑们的谴责，被迫在口头上作了让步。1964年，中国在刚果创
建革命根据地的活动因美国和比利时军人的英勇善战而遭到了失
败。1965年初，受中国援助的一起谋杀布隆迪总统的阴谋被破获后，
该国断绝了与北京的外交关系。中国人为之付出了艰辛努力的阿尔
及尔会议被“无限期”推迟，因为非洲的政治家普遍对周恩来的操
纵和不择手段的反苏活动十分不满，也因为中国很快就把对本贝
拉——阿尔及利亚国家元首，在6月末会议举行之前不久就不合时
宜地被推翻了——的宠爱转移到了继任的布迈丁身上。原定的第二
次亚非会议一直未能举行。中国人的一切努力都白费了。周恩来两
手空空地回到了中国。③
　　中国还通过帮助建立“泰国爱国阵线”、给该阵线提供中国武
器和训练人员来支持泰国的“人民战争”。这些活动引起了曼谷的
敌视，使美国在泰国的影响大为增加。④中国人在南亚的表现活像一
只纸老虎。1965年夏，中国怂恿巴基斯坦人进攻印度的卡奇沼泽地，
继而卷入外交交涉，向印度发出了近似于最后通牒的声明。但到最
后关头，当新德里态度强硬时，中国都无所作为。苏联总理柯西金
居中斡旋，在塔什干解决了印巴冲突，①更使中国人大为沮丧。
　　这一切都打击了北京对第三世界的热情。但是，鉴于万事开头
难，这些打击是北京理应承受的。1965年9月，中国在印度尼西亚
遭到了更严重的挫折。当时，受中国支持（也有人说给予物质援助）
的印尼共产党企图通过暗杀本国高级将领使印尼军队变得群龙无
首，然后在雅加达发动政变夺取政权。这个计划未竟全功，幸存的
军队将领发动反击，在全国各地大力镇压印尼共产党，不长时间就
有数十万人死于非命。②由于中国人明显地与这次事件有严重牵连，
也由于死亡人数太多（更不用说印尼共产党的生存问题了。事件发
生后，该党立即被宣布为非法，从印尼的政坛上消失了），北京的
声誉马上遭到了极其严重的损害。这样，中国的革命政策彻底失败
了。
　　这些事件均发生在外国，其中的几个事件典型反映出中国的实
力不足，难以对外国发生的事情进行遥控。然而，在每一次事件中，
中国的政策都在当地引起了负反应。如果文化大革命不是紧随着中
国在印度尼西亚的大挫折爆发的话，中国的第三世界政策的失败肯
定会更加显眼。事实上，这些事件（特别是雅加达和阿尔及尔的事
件）发生的时机对毛很有利，给他多提供了一个从难以为继的外交
政策困境中退回来的借口。实际上，正是他在中苏分裂和国家从“大
跃进”造成的灾难中恢复元气以后，把中国引入这个困境的。毛和
林彪没有承认失败。他们搬出了斯大林的老式理论：历史是波浪式
前进的，暂时的挫折是预料之中的。①总之，文化大革命给了中国领
导人这样一个机会：把全国人民的注意力从外交问题上引开，（通
过毛主义者的宣传）把失败说成是胜利，宣称北京仅有的策略手段
——雄辩术——是唯一必要的东西。
　　而且，在1966年初发生的事件更能说明问题。这些事件对中国
的世界革命政策带来了致命的打击。第一件，达荷美（今贝宁——
译者）和中非共和国发现，中国驻在两国的外交官在明目张胆地从
事颠覆活动，故两国均断绝了与中国的外交关系。②第二件，古巴领
导人菲德尔卡斯特罗——被视为领导第三世界国家共产主义革命
获得成功的典范——与中国决裂，使北京的拉丁美洲政策宣告破产。
卡斯特罗与北京决裂先由于中国干涉古巴内政（古巴发现中国人在
古巴军官中散发反苏的小册子）和利用古巴对大米的需求，诱使哈
瓦那改变对苏联的态度。③此后，卡斯特罗坚定地站在了苏联阵营（苏
联人通过对古巴的经济和军事援助得到了他的支持，而中国人在这
两方面都难与苏联人相抗衡）。第三件（也许最具象征意义），身
为加纳总统的恩克鲁玛在刚刚抵达北京后就被推翻了。④他的继任者
很快就断绝了与中国的关系，因为中国人继续把恩克鲁玛视为该国
真正的领导人。
　　从此时直至70年代末，中国都不得不把革命政策放到一边，因
为中国面临着苏联的军事挑战，需要与华盛顿缓和关系，需要恢复
社会秩序和发展经济。但是，在文化大革命的“活跃期”，毛置这
些要求于不顾，奉行他的完全是按原则判定的最纯洁的外交政策，
原因在于莫斯科和华盛顿都不太重视中国。此外，内乱中的中国只
把经济的发展和与外界的联系放在次要位置。1966至1969年间，中
国的革命雄辩术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境界。中国人在香港、仰光和莫
斯科等地虽然也进行过一些可称之为“革命”的活动，但是，把这
些活动视为中国的内部动乱在国外的表现也许更合适些。在很大的
程度上，革命活动和北京外交政策的大部分内容一样，都退居幕后
了。

　　　

　
　
①　1956—1964年间中苏争论的资料非常丰富。关于其他事项，见唐纳德S。扎戈里亚：《中　
苏冲突（1956—1961）》；威廉E。格里菲思；《中苏分裂》、《中苏关系（1964—1965）》；亚　
历山大达林编：《国际共产主义的分歧：1961—1963年间的文献》；理查德洛温塔尔：　
《世界共产主义运动：世俗信仰的崩溃》。　　
②　有人重印了其中的大部分文章，见哈罗德　C。欣顿编：《1949—1979年中华人民共和
国文　献概览》第2卷，第1051—1193页。　　
①　译文见《毛泽东思想杂录》，另见约翰布赖恩斯塔尔和南希安妮戴尔编：《解放
后毛　泽东的著作：书目和索引》。　　
①　关于这个时期的权威研究著作，是理查德鲍姆：《革命的序幕：党和农民问题（1962
—　1966）》；张旭成：《中国的权力和政策》；安炳炯：《中国的政治和文化大革命》；弗雷德
里克　泰维斯：《中国的政治和清洗：整顿与共产党准则的衰落（1950—1965）》；威廉F。
多雷　尔：“中国文化大革命发起阶段的权力、政策和意识形态”，载托马斯W。鲁宾逊编：
《中　国的文化大革命》，第21—112页。　　
②　张：《中国的权力和政策》，第147—156页；鲍姆：《革命的序幕》，第11—42页；安：
《中　国的政治和文化大革命》，第89—122页。　　
③　泰维斯：《中国的政治和清洗》，第493—601页；安德鲁C。沃尔德：《张春桥和上海一
月　风暴》；理查德鲍姆和弗雷德里克C。泰维斯：《四清：1962至1966年的社会主义教
育　运动》；托马斯鲁宾逊：《林彪的政治军事生涯第二部（1950—1971）》。　　
①　斯坦利卡诺：《越南史》；莱斯利H。盖布尔和理查德K。贝茨：《越南的讽刺》。　　
②　唐纳德S。扎戈里亚：《越南的三角关系：莫斯科、北京和河内》。　　
③　查尔斯纽豪泽：《第三世界政治：中国和亚非人民团结组织（1957—1967）》。　　
①　艾伦S。惠廷：“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政策中的武力使用”，见《美国政治和社会科学院
年　刊》第402期（1972年7月），第55—66页；艾伦S。惠廷：《中国的威慑微积分学》，
第　6章。　　
②　艾伦　S。惠廷：“我们是怎样几乎与中国开战的”，《展望》第33期（1969年4月29
日），　第6页；埃德加斯诺：“毛泽东访谈录”，《新共和》第152期（1965年2月27日），
第17—　23页。　　
③　《战略概览（1966）》；《纽约时报》，1965年1月17日、1966年8月12日。　　
④　泰维斯：《中国的政治和清洗》，第546页。“二十三条”的译文见鲍姆和泰维斯的《四
清：　1962—1966年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一书的“附录F”。　　
①　威廉E。格里菲思：“中苏关系（1964—1965）”，《中国季刊》第25期（1966年1—3
月），　第66—67页。　　
②　哈里哈丁和梅尔文格托夫：《清洗罗瑞卿：中国战略计划中的政治斗争》；邹谠编：
《中　国在危机中》第2卷，《中国在亚洲的政策和美国的选择》中由拉阿南和扎戈里亚撰
写的章　节；迈克尔亚胡达：“苏联政策研究和中国的战略争论（1965—1966）”，《中国季
刊》第49　期（1972年1—3月），第32—75页；唐纳德S。扎戈里亚和尤里拉阿南：“论
苏联政策　研究——答迈克尔亚胡达”，《中国季刊》第50期（1972年4—6月），第343
—350页。　　
③　这个阶段，毛对美国和苏联的抨击都很猛烈。例如，1966年3月29日他对来访的日本
共产　党代表团的谈话，见迈克尔B。亚胡达：《中国在世界事务中的作用》，第185页；另
阅1966　年8月12日发表的《公报》，见《北京周报》第34期（1966年8月9日），第4
—8页。　　
④　罗瑞卿：“纪念战胜德国法西斯，把反对美帝国主义的斗争进行到底１，《红旗》1965
年第　5期；《北京周报》，第8卷，第20期（1965年5月14日），第7—15页。　　
①　斯诺：“毛泽东访谈录”，《新共和》第152期（1965年2月27日），第17—23页。　　
②　详细情况参阅《剑桥中国史》第14卷中肯尼思利伯撒尔撰写的章节。　　
③　阿瑟J。多门：“印度尼西亚的未遂政变”，《中国季刊》第25期（1966年1—3月），第
144—　170页；《每季大事和文献》，《中国季刊》第26期（1966年4—6月），第222—223
页。　　
①　林彪：“人民战争胜利万岁！”，《北京周报》第8卷，第36期（1965年9月3日），第9
—30　页。　　
②　许华茨关于“毛主义战略的基本特征”的论述，见《中国的共产主义与毛的崛起》，第
189—　204页。　　
③　托马斯W。鲁宾逊和戴维P。莫津戈：“林彪论人民战争：中国重新审视越南”。　　
④　姚文元：“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上海《文汇报》，1965年11月10日；《解放军
报》，　1965年11月10日。　　
⑤　惠廷：《中国的威慑微积分学》，第22—28页，第3—4章；J。切斯特郑编：《中国红
军的　政治》。　　
①　详细情况参阅纽豪译：《第三世界政治》；彼得范内斯：《革命与中国的外交政策：北
京对　民族解放战争的支持》。　　
②　罗伯特A。斯卡拉皮诺：《周恩来在非洲的足迹。》　　
①　罗伯特A。斯卡拉皮诺：“非洲和北京的统一战线”，《时事》第3卷，第26期（1965
年9　月1日），第l—11页。　　
②　W。A。C。阿迪：“周恩来在出访中”，《中国季刊》第18期（1964年4—6月），第174—　194
页；唐纳德W。克莱因：“北京驻非洲的外交官”，《时事》第2卷，第36期（1964年　7
月1日），第1—9页；于之乔：“中国与非洲关系概览”，《亚洲概览》第5卷，第7期　（1965
年7月），第321—332页；布鲁斯D拉金：《中国与非洲（1949—1970）：中华人　民共
和国的外交政策》，第38—88页。　　
③　详细情况见纽豪泽：《第三世界政治》。　　
④　丹尼尔　D。洛夫莱斯：《中国与泰国的“人民战争”（1964—1969）》。　　
①　巴巴尼森格普塔：《亚洲的支轴》，第141—241页。　　
②　安东尼C。A。戴克：《“红野牛”精神：处在莫斯科和北京之间的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人　
（1959—1965）》，第479页；约翰休斯：“中国与印度尼西亚：失败的罗曼史”，《时事》
第　19期（1969年11月4日），第1—15页；戴维P。莫泽戈：《中国对印度尼西亚的政策　（1949
—1967）》，第303页；谢尔登W。西蒙：《破裂的三角关系：北京、雅加达和印度尼　西亚
共产党》，第674页；贾斯特斯M。范德克罗弗：“中国和印度尼西亚的伙伴关系”，　《环
球》第8卷，第2期（1964年夏），第332—356页。　　
①　“中共中央＇关于文化大革命＇的通知”，1966年5月16日，见《北京周报》，第21期（1967　
年5月19日），第6—9页；林彪：“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1966年5月
18　日，见《中国法律和政府》第5卷，第4期（1969/1970年冬季号），第42—62页。　　
②　拉金：《中国与非洲》，第167—193页。　　
③　塞西尔约翰逊：《共产党中国与拉丁美洲（1959—1967）》。　　
④　拉金：《中国与非洲》，第167—193页。　
　
　　　　　
　　　　　
　

文化大革命初期的外交政策（1965—1967年）
　　　
　　文化大革命期间，中国外交政策有两个主要的前提条件：中国
能够按照自己的意愿与外部世界打交道和国际环境继续对中国有
利，即外界不发生任何可能引起人们对外交政策过份注意或者需要
花费过多财力物力的事件，没有外部力量对中国内政构成严重威胁。
总的想法是割裂国内和国外事态之间一直存在的那种密切联系，把
中国与外界隔开，以北京确定的时间和条件来处理与其他国家和人
民间的关系和有关的问题。事实上，这些都是自以为是的主观推想，
既反应了整个文化大革命精神的不切实际，也反映了毛的傲慢与自
大：坚信只有他自己发现了真理，其他人（包括外国人）只要得到
正确和充分的教育，就会自觉同意真理的正确性。由于这些臆想是
文化大革命时期做出的，所以未遇到任何麻烦。但当中国违背它自
己的信条以后，国际环境即以可怕的军事威胁的方式对中国展开了
报复，迫使它改变文化大革命的进程和外交政策的方向。而且，即
使在中国割裂国内外事态的联系的高潮时期，二者间仍然保持着一
定的联系。总而言之，文化大革命的决策、各个阶段及每个阶段的
转折都反映出它与北京的外交立场、政策和行动的联系，尽管有时
这种联系很间接。
　　文化大革命“活跃期”的外交政策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
1965年11月文化大革命的非正式开始到1966年8月中共八届十一
中全会正式宣布文化大革命开始不久为止。在这期间，北京基本未
参与什么国际性活动。中国对苏联、美国和越南冲突的方针已经确
定；第三世界政策基本停留在口头上；领导集团的注意力被转移到
了内部团结上，所以不可能或者不需要制定新的外交政策。第二阶
段，从1966年8月红卫兵上街到1967年夏天动乱达到高潮——以
武汉事件和火烧英国代办处事件为代表——为止。在这个阶段，中
国严格按文化大革命的条件对待外部发生的事件；中国的外交行动
和与其他国家的政府和人民之间的接触，几乎与中国国内的动乱一
样混乱不堪。当时，中国发生了两个对外交政策影响甚大的重要事
件：红卫兵接管外交部，外交部长陈毅暂时去职；对外国驻华外交
人员的粗暴待遇，特别是受官方指使的对苏联和英国外交官的暴力
事件。在北京的政策的影响下，外国也发生了一系列事件。从这个
意义上讲，中国对外关系的变化仅仅是内部动乱向外蔓延的结果，
尽管这种蔓延在香港、柬埔寨和缅甸表现得比较严重。
　　第三阶段始于1967年夏，当时中国领导人作出了中止暴力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