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剑桥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史-第2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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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中处于不利地位的组织纷纷提出经济利益方面的要求。那些降
为临时工和被解雇的合同工工人要求恢复原职和补偿工资。固定工
人四处活动，要求增加工资和提高利润，指责激进派干扰生产使他
们的奖金减少。
在激进派和保守派之间爆发了武斗和骚乱，据报道，在一次有8
个保守派分子被打死的事件发生之后，“赤卫队”呼吁进行了一次
总罢工。这加上包围市政府的战略——以满足各派的要求——导致
了上海市经济的崩溃：挤兑存款、抢购商品、供电和交通中断。到
12月底，这座中国最大的城市已陷入一片混乱。
① 关于这两种组织形式的相互影响，参见哈丁：《组织中国》，第8章。
① 孙敦В骸独方惨濉罚戮恚�254页。
① 《中国大陆杂志选》第566期（1967年3月6日），第12—20页。
② 对红卫兵暴力的描述，见戈登A。贝内特、罗纳德蒙塔珀图：《红卫兵：戴小艾政治
传 记》；肯林：《上天的报应：一个中国年轻人的日记》；《红旗》1980年10月19日，第
32— 36页。
① 关于红卫兵运动内部的分化，见李：《文化大革命的政治》；罗森：《红卫兵的派性》；安
尼 塔詹：“中国社会结构的反映：广州学生变化中的看法”，载《世界政治》第34卷第
3期 （1982年3月），第295—323页。
② “中国社会结构的反应”第314页，表2。
① 高英茂：《林彪》，第346—350页。
① 迪特默：《刘少奇》，第132页。
② 关于党的官员对红卫兵运动的反应，见帕里斯H。张：“省级党的领导人在文化大革命
中 的生存策略”，载罗伯特A。斯卡拉皮诺编：《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精英》，第501—539页；
理查德鲍姆：“困难条件下的精英行为：文化大革命中的‘挡箭牌’教训”，载斯卡拉皮
诺 编：《精英》，第540—574页。
① 李：《文化大革命的政治》，第85页。
① 利伯撒尔：《研究指南》，第259—262页。这几个日期与利伯萨尔说的不一样，是孙敦
У摹∷捣ǎ独方惨濉罚戮恚�255页。
① 陈：《毛泽东的文章与目录》，第40—45页；杰罗姆陈编；《毛泽东》，第91—97页。
② 孙敦В骸独方惨濉罚戮恚�255页。
③ 关于十月工作会议以后的事件，见多比尔：《文化大革命史》，第3章；迪特默：《刘少
奇》， 第5章；李：《文化大革命的政治》，第118—129页。文革升级也反映在这一时期发
布的中 央指示中，见“文件汇编”。
① 《中国历史上的一次大审判：对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审判（1980年11月—1981年
1 月）》，第35页。
① 这一时期上海事件的材料可见尼尔亨特：《上海日记：文化大革命目击记》；安德鲁 G。
沃尔德：《张春桥和上海一月风暴》。
① 沃尔德：《张春桥》，第36页。
夺 权
“一月风暴”
上海的形势是到1966年底为止中国城市形势最极端的形式的代
表。从根本上来说，三种过程在起作用，它们合在一起，导致了党
的权力的崩溃。首先是发动中国社会的大部分人，这些人对党的官
僚机构提出了更大的要求。这个过程开始是作为北京的毛主义者的
一个精心策划的企图，即去组织一支力量以批评党。但一经这个过
程开始之后，它就自发地向前发展，毛主义者动员的力量引起了一
种反动员（一些是自发的，一些是组织程度很高的）来支持党的机
构。
其次，这一发动群众的过程导致了中国社会的两极分化，这表
现在党的最高层领导中已存在激烈的派性。在号召中国的学生（后
来为工人）去批判党内的修正主义时，毛似乎天真地相信他们会作
为一支比较统一的力量去行动——毛自20年代中期以来一直津津乐
道的这个“民众的大联合”将在文化大革命的进程中形成。①事实恰
恰相反，群众动员加深了中国社会的分裂，特别是把干部家庭的子
弟与资产阶级家庭的子弟分隔开来。把熟练的固定工人同欠熟练工
人和临时工分离开来。
第三，与动员和分化相伴产生的是对党的权威的否定。通过授
权红卫兵去造党内修正主义者的“反”，主张人民只应服从与毛泽
东思想一致的党的指示，毛主义者在事实上剥夺了党的绝对合法性，
但又没有用其他任何权力结构来取而代之。与此同时，取消下边的
党组织的合法性又加重了对上层党的权力的否定。因为被围攻的党
组织试图妥善处理群众提出的种种要求以取悦于每一个人，但最终
谁也取悦不了。上海的经验生动表明了当政府无法控制日益加剧的
动员和反动员进程时，就会出现权力危机。
实际上，毛对权力崩溃的反应是授权激进派撇开不信任的（或
不服从的）党委，组织新的政治权力机构取而代之。上海又一次充
当了这一阶段文化大革命的先头兵。②1967年1月6日的上海群众集
会正式肯定了所发生的事实：撤销了曹荻秋及上海市其他官员的职
务。同日，中央文革小组代表张春桥由北京返回上海，以建立一个
新的市政府，取代已被推翻的市委。在他的鼓励和中央文革小组的
支持下，由激进的“工总司”的人马形成的组织发布了恢复社会秩
序和经济生产的命令：要求把工人们经济方面的不满搁置到文化大
革命的“后一阶段”，工人们留在原岗位；冻结企业和银行基金。
与此同时，造反派组织在人民解放军的支持下，开始接管工厂、码
头、报纸和其他经济企业单位。这些行动开始后不久便采取了最后
一步：激进派组织宣布新的上海市政权机关组成，它将承担旧的上
海市委和市政府的政治和行政职能。
在这个月的后半个月里，这种夺取政权的方式得到中国各地的
认可。1月22日，《人民日报》发表的一篇辛辣的社论鼓励全国的
激进组织起来从党委手中夺权：
千重要、万重要，掌握大权最重要！于是，革命群众凝聚起对阶级敌人的深仇大恨，
咬紧牙关，斩钉截铁，下定决心：联合起来，团结起来，夺权！夺权！！夺权！！！一切
被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被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顽固分子所窃取的党、政、财等各种
大权，统统要夺回来！①
第二天，中央委员会正式发布的一条指示重申了《人民日报》
要人民群众“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坚持资产阶
级反动路线的顽固分子手里”夺取权力的号召。它把文化大革命描
绘成不像十一中全会决议所说的，只是一场对中国的资产阶级和修
正主义倾向的批判，而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大革命”。②
中央文革小组的目标的激进化是与文革小组人员构成的激进化
相伴产生的。1967年1、2月，所有在前一年任命的人民解放军、地
区和省的党组织的代表都被免除了职务——当然是和陶铸一起被免
职的，他在作为中宣部部长在12月被清洗时就丧失了文革小组成员
的资格。这再次意味着，中央文革小组只反映了与江青、康生和陈
伯达有联系的激进的知识分子的利益。他们的观点再也不会受高级
的党和军队的官员的影响了。
中央委员会1月23日的指示还在第二个方面使文化大革命进一
步升级。整个1966年下半年，人民解放军在文化大革命中扮演了多
少有点躲避和矛盾的角色。可以确定的是，它以某些方式积极地站
在了毛主义者一边：为江青攻击现行的文艺路线提供了一个论坛；
在1966年春，通过《解放日报》为激进观点提供了喉舌；在一些重
要会议期间（如5月的中央工作会议和8月的十一中全会），保证
了北京的安全；向红卫兵提供后勤支援。然而从其他方面来看它又
置身局外，甚至采取了敌对的立场。十一中全会决议特别规定了军
队不受中央文革小组管辖，其他指示也显然命令军队在群众组织之
间以及激进组织与党的机构之间的冲突中采取“不介入”姿态。在
许多地区，军队还为地方和省里党的官员提供庇护，并动用力量镇
压激进组织，起了“防空洞”的作用。
而后，直到1月23日，在毛主义者的联盟中最积极的成分一直
是以文革小组为代表的激进的智囊团和以激进的红卫兵和革命造反
派组织为典型的基本群众。现在，鉴于在整个秋季出现的全国范围
内的对峙局面和在1966年底前后开始出现的权力垮台，毛决定把军
队——此乃其政权基础的第三支力量——更直接地投入到这场冲突
中去。1月23日的指示（其中引用了毛主席最新发布的一条“人民
解放军应该支持左派广大群众”的指示）命令武装部队取下任何不
介入的伪装，不要再当“保卫一小撮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和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顽固分子的防空洞”。要“积极支持广大
革命左派群众的夺权斗争”，从而“决定性地消灭”一切敢于反抗
的“反革命和反革命组织”。
然而，一俟决定了授权群众夺权之后，其他同样重要的决定仍
待作出。谁应夺取政权？谁应行使权力？通过何种组织？也许关于
此事最紧迫的问题是“群众”是否能真正地担当起给他们的任务。1
月22日的《人民日报》社论使用的语言及第二天中央委员会的指示，
提出了一种马克思主义的农民起义：一种推翻那些篡夺政权后并背
离正确路线的人的农民起义。但是中国的“群众”是分成许多忙碌
于争权夺利的利益集团的，而且不谙政治管理，不是一支能够行使
有效的政府职能的统一的政治力量。
这些问题都在1月底遍及全国的“夺权”浪潮中得到了反映。
在一些地方，互相竞争的群众组织均纷纷声称已夺取政权，并向北
京请求支持。在其他一些地方，党的官员利用友好的群众组织发动
后来所说的“假”夺权。还有某些地方，群众代表进入党政机关办
公室，要出用以在官方文件盖印的图章后再出来，相信占有了权力
的象征即意味着夺取了权力。正如周恩来所言，权力被党“放弃”
了，但红卫兵却未能有效地“保留”它。①
这些困难的程度在中国中央的新闻媒介承认的事实中可以看得
出来，1月底全国发生的13起夺权事件中只有4起得到了认可。发
表在2月1日党的理论刊物《红旗》上的一篇重要社论，实际上默
认了马克思主义的农民起义思想是不切实际的。编者按指出，夺权
不应简单地由群众组织的“大联合”，而应由其态度足够“革命的”、
由“革命群众”代表、当地驻军、党政官员的“三结合”来实施。
群众代表的存在可能反映了文化大革命初始的民粹主义精神。但是
如编者按所承认的：“只依靠这些革命群众组织的代表是不行的”，
没有“三结合”的其他两种成分，“无产阶级革命派就不能解决好
在他们的斗争中夺取政权和使用政权问题……即使他们取得了政
权，他们也不能巩固政权”，干部的需要，是因为他们有行政经验，
十分了解政策和计划；军队代表，如我们将要看到的，是“三结合”
中最重要的部分，将能够保证秩序和镇压任何对夺权的反抗。②
在这个问题解决之后，毛主义者的中枢要解决的第二个问题就
是新的权力机构的形式了。在短期内，毛主义者曾几度打算围绕巴
黎公社的原则来重组中国：所有干部通过全体选举，都从普通公民
中产生，与普通工人同酬，向选民定期汇报工作，可随时被免职。
这些原则，其关于政府形式的含义完全不同于经典的官僚机构，已
被马克思、恩格斯和1917年之前的列宁所认可，他们要引入的用以
代替这种官僚机构的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治机构的形式，用列宁的话
说，是“资产阶级社会所独有的”。①
在1966年，存在时间不长的巴黎公社成立95周年之际，巴黎
公社模式在中国激进分子中是很时髦的。就在十一中全会之前，2月
份的《红旗》上刊登的一篇长文，重述了巴黎公社的历史，并鼓吹
其原则适用于中国。会上，批准成立文化革命委员会，规定这些新
的组织要体现公社的原则，即使它同时规定了这些委员会将补充、
而不是取代官僚化的党和国家的机构。②
以此为背景，一经1967年1月作出要从党和国家的官僚机构中
夺权的决定之后，激进的中国人又回到巴黎公社模式上去就不会令
人惊讶了。2月1日的《红旗》上的编者按完全重复了一个世纪之前
马克思关于无产阶级不能简单地接受资产阶级国家机器，而是必须
建立新的组织形式的评论，坚持认为中国的革命造反派不能仅仅从
现存的党政机构中夺取权力，而必须要建立全新的组织机构。虽然
它对要建立的新的组织形式没有提供任何明确的指导方针，但它强
烈地暗示要遵循巴黎公社的模式。为了贯彻这一建议，许多在1月
底新成立的省市政府宣布：按照巴黎公社的原则，其官员将通过群
众选举挑选并接受群众的监督和免职。有的地方如上海和哈尔滨，
实际上自称是“人民公社”。
然而，从1967年初的形势来看，这一步骤与早些时候号召群众
起来夺权一样不现实。以上海的情况为例，一点也没有立即行使巴
黎公社式的民主。在组织公社问题上，张春桥无视直接选举的原则，
只应允将来在某个时候“条件成熟”时举行这样的选举。实际上，
上海公社成立后马上就有人抱怨张牺牲其他组织的利益，偏袒工人
造反总司令部的代表，并动用人民解放军去镇压反对派。一些人抱
怨他忽视了工人在去年12月提出的经济要求，而他自己，作为前上
海市宣传部部长和现任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很难说是一个“普通公
民”了。正如安德鲁沃尔德所指出的：“尽管上海公社代表了一
种乌托邦的幻想，……支持它的人可能不到上海政治上活跃的劳动
人口的四分之一，其生存主要依赖于人民解放军。”①
在认识到谈论“人民公社”会产生立即实行民主的期望，而这
在高度动员和两极分化的情况下不可能实现之后，毛泽东把张春桥
和姚文元召回北京，劝他们更换上海公社这个名称。毛所关心的是
忠实地实行巴黎公社模式会导致政治权威进一步垮台、从“三结合”
中排除干部和军队的代表、不能恢复秩序和镇压“反革命”，以及
以后再寻找新的角色来重组中国共产党等问题。所有这些倾向均被
这位主席列为“最反动”之列。②
因此在2月19日，毛召见张和姚的第二天，中央委员会禁止在
国家、省和市各级使用“人民公社”一词。③（当然，它仍保留了其
最初作为农村最高级的经济和政治政府的名称的含义。）取而代之
的是，中央委员会恢复使用了革命年代里的一个名称——“革命委
员会”——来描述夺权后形成的“革命的、负责的、无产阶级的临
时政权组织”。这个历史参照名称很适当，因为40年代的革命委员
会也是群众代表、党的干部和军人组成的作为在刚刚被红军“解放”
的地区的临时政府的三结合机构。但在1967年使用这个名称也强调
了关键的一点：像它们在延安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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