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史-第1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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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一边倒”。在回答一个虚构的对话者的这一指责时，毛
对其之所以采取这一政策作了详细的说明：
　　　　　正是这样。一边倒，是孙中山的四十年经验和共产党的二十八年经验教给我们的，深
知欲达到胜利和巩固胜利，必须一边倒。积四十年和二十八年的经验，中国人不是倒向帝
国主义一边，就是倒向社会主义一边，绝无例外。骑墙是不行的，第三条道路是没有的。①
　　虽然这是1949年就已经明确宣布了的外交路线，但是斯大林的
态度使毛执行起来并非总是那么轻松、愉快。像毛后来回忆的那样，
他于1949年12月出访莫斯科，为了获得斯大林对中国提供在毛看
来是必要的、甚至是最低限度的帮助和支持，耗费了他两个月的谈
判时间，“等于一场斗争”，当然，问题的一个方面是中国和苏联
之间的民族利益冲突，以及这两个大国在50年代以“社会主义阵营”
著称的大统一体中的地位冲突。毛在1958年3月的一次讲话中解释
了他自己在1950年莫斯科谈判中的态度：
　　　　　1950年，我和斯大林在莫斯科吵了两个月，对于互助同盟条约，中长路，合股公司，
国境问题，我们的态度：一条是你提出，我不同意者要争，一条是你一定要坚持，我接受。
这是因为顾全社会主义利益。②
　　当然，在这些冲突的背后隐藏着的不仅仅是斯大林对另一个最
终可能成为苏联竞争对手的强大的共产主义势力的崛起缺乏热情，
或者至少对于世界舞台上如何维护“社会主义的利益”这个问题上
要求享有发言权，而且还有毛与斯大林在中国革命应走什么样的道
路这个问题上长达20年的冲突。对于20年代和30年代的事情，毛
在1962年1月30日的一次重要讲话中说：
　　　　　中国这个客观世界，整个地说来，是由中国人认识的，不是在共产国际管中国问题的
同志们认识的。共产国际的这些同志就不了解或者说不很了解中国社会、中国民族、中国
革命。对于中国这个客观世界，我们自己在很长时间内都认识不清楚，何况外国同志呢？①
　　“认识中国这个客观社会”当然就意味着抓住在一幅员广大而
且农民占绝对多数的国家进行共产主义革命的特殊情况，设计一个
以土地改革和农村根据地的游击战为基础的斗争形式。而且它也意
味着设计一套新办法，以便一旦夺取政权的斗争取得胜利后立即改
造社会和发展经济。假如从1953年开始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到1958
—1960年的大跃进中苏之间的冲突发展尚未公开化的话，那么困难
时期里，中苏对这些现实问题的冲突就渐趋白热化。
　　在这个时期，国外和国内发展之间的关系问题，是一个复杂的
问题，毫无疑问，二者是作用与反作用的关系。在1956年秋天波兰
和匈牙利的动乱之后，中国人可能很快就明白了，莫斯科今后所能
提供的经济援助会减少，因为要稳定东欧局势，必须在那里付出更
多的代价。就这点来说，中国特别在1958年开始强调“自力更生”
的政策，并不完全反映了毛个人的武断，而且也是对国际形势客观
现实的一种对策。与同一时期在某些其他国家充当顾问和技术专家
的“丑陋的美国佬”相比，“丑陋的俄国佬”显然不算更有魅力。
而且抛开中苏经济和技术合作这些心理和外交方面的问题，中国的
经济发展规划依靠外国专家来领导，就产生了更为根本的问题，即
中国人在塑造他们自己的未来当中起什么作用。
　　毛在1962年1月30日的讲话中有一段话，明确而有力地表明
了他对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的相互联系的各方面问题的总的态度。
在1949年以后的最初几年，他说：
　　　　　那时候有这样一种情况，因为我们没有经验，在经济建设方面，我们只得照抄苏联，
特别是在重工业方面，几乎一切都抄苏联，自己的创造性很少。这在当时是完全必要的，
同时又是一个缺点，缺乏创造性，缺乏独立自主的能力。这当然不应当是长久之计。从1958
年起，我们就确立了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的方针。①
　　毛的这段论述，强烈地显示出应有的民族尊严。他说，照抄外
国的经验，虽然在当时是必要的，但绝“不能是”中国人民的长期
战略。在1958年，当人民公社和大跃进的经济和社会试验刚开始实
行时，毛就直言不讳地表示，他知道苏联可能会对中国拒绝盲从他
们而不满——而且他们不能不介意。在关于打破“盲目迷信”苏联
样板尤其是在军事领域的样板的必要性的讨论中，他指出，“有人
说，苏联顾问同志看到我们不准备照搬他们的经验，这使他们很不
高兴。我们也要问这些苏联同志：你们照搬中国的经验了吗？如果
他们说没有，那么我们也会说：如果你们不照搬中国的经验，我们
也不会照搬你们的经验”。②
　　毛坚持突破苏联模式的动机，并不简单地是出于自尊的需要；
在1958年前的几年，他日益对苏联模式在苏联自身的价值及其中国
的适应性产生怀疑。1956年4月《论十大关系》的讲话，标志着他
试图探索建设社会主义的中国道路理论体系的开始，毛宣称：
　　　　　我们比苏联和一些东欧国家做得好些。像苏联的粮食产量长期达不到革命前最高水平
的问题，像一些东欧国家由轻重工业发展不太平衡而产生的严重问题，我们这里是不存在
的。……苏联的办法把农民挖得很苦。……他们这样来积累资金，使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受
到极大的损害。你要母鸡多生蛋，又不给它来吃，又要马儿跑得快，又要马儿不吃草。世
界上那有这样的道理！①
　　尽管毛泽东对苏联经济发展的经验有这些疑虑，而且尽管他批
评了斯大林迷信阶级斗争和斯大林作为辩证法理论家的缺陷，他对
赫鲁晓夫1956年发动的非斯大林化运动的方式和性质，仍持严肃的
保留态度。现在，到了我们更加系统地考察他对这件事情的反应的
时候了。
　
非斯大林化与“现代修正主义”
　
　　中国对苏共二十大的反应，是长期以来推测和争论的主题，这
些推测和争论只是根据一方或另一方所发表的零碎材料，直到现在
才有大量文献材料使考察这一问题成为可能，尽管这些材料还不全。
《剑桥中国史》第14卷第6章已讨论了这个问题。早在1956年4
月，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即对斯大林做出了评价，纵观其一生，
三分错误，七分成绩。毛在《论十大关系》中指出，1956年4月5
日《人民日报》社论就是“按照这个分寸”写的，尽管具体数字实
际上并没有在社论中出现。②虽然斯大林错误地指导了中国革命，毛
认为三七开评价是“公正的”。③
　　半年之后，针对波匈事件的后果，毛在1956年11月25日中共
八届二中全体会议上作了关于“斯大林这把刀子”和“列宁这把刀
子”的著名评论。在毛看来，即使是前一把刀子，也不能用反对“所
谓的斯大林主义”的名义简单地把它抛弃。尽管他批评了斯大林的
错误，但他觉得应当保护苏联领导人的声誉。至于“列宁这把刀子”，
作为反对“议会道路”坚持“十月革命”的典范，毛强调，无论如
何都不能丢掉。①
　　这种思想倾向在1956年12月29日的《人民日报》社论《再论
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中得到继续，与4月的那篇社论相比，
这篇更加强调斯大林的功绩和社会主义条件下阶级斗争的连续性。
另一方面，在1957年2月27日关于人民内部矛盾的讲话中，毛泽
东详细说明了他对斯大林以及相关的理论和具体问题的看法，其中
多少有点不同的态度。
　　本章第一节里我已经引述了关于斯大林一贯排除异己的一段文
字，紧接着这段话，毛以镇压反革命为题，继续对中国与苏联之间
运用与滥用革命暴力的差别作了比较：
　　　　　比较起来，我们这个国家的肃反工作究竟做得怎样呢？是很好还是很不好？缺点是
有，但是和别国比较起来，我们做的比较好，比苏联好，比匈牙利好。苏联太“左”，……
和匈牙利比较，没有那样右。
　　他也承认，中国过去也时常犯左的错误，但大多是在南方根据
地时期，受苏联影响而发生的；1942年关于反对乱杀、滥抓的指示
已经纠正了这些错误。甚至在那以后，也曾有些缺点，但丝毫不同
于斯大林执政时的苏联：“他那个东西搞得不好。他有两面，一面
是真正肃清了反革命，这是对的，另一方面杀错了许多人，许多重
要的人物，例如党代表大会的代表。”
　　在这里，毛首先提到赫鲁晓夫在秘密报告中提出的被害者数目，
然后承认中国在1950至1952年镇压了70万人，他认为中国的分寸
掌握得还“基本上正确”。②
　　除了批评斯大林把所有持不同政见者送入集中营或处死的政策
之外，像他在1957年1月对党的书记们的一次谈话中所讲到的那样，
毛再次提到斯大林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缺陷。但这次，他
走得更远，自称他的哲学创见堪与马克思和列宁相比，当然也可与
斯大林相比：
　　　　　人民内部的矛盾如何处理的问题还是一个新的问题，马克思、恩格斯对于这个问题谈
得很少，列宁简单地谈到，他讲到社会主义社会对抗消失了，矛盾仍然存在着。那就是说，
资产阶级打倒了，但人民之间有矛盾。列宁来不及全面分析这个问题的性质。人民内部矛
盾有没有可能转化成对抗性矛盾呢？应该说是有可能的，但列宁没有详细观察这个问题。
斯大林在很长时期内把这两类矛盾混淆起来了。①
　　列宁没有能对人民内部矛盾这一概念作出阐释，毛认为这是由
于在革命胜利后的最初日子里缺乏经验。②另一方面，对于斯大林的
错误，毛把它归咎于斯大林个人对辩证法固有的不适当的理解。③
　　毛总结了苏共二十大对斯大林的批评，指出此事有双重性质。
一方面，破除对斯大林的迷信，揭开盖子，这是“一个解放运动”。
但是在另一方面，赫鲁晓夫不加分析，不考虑对世界其他地区的影
响，他处理这个问题的方式是错误的。毛说，在与苏联针锋相对的
辩论中，我们已提出过抗议，说他们是大国沙文主义者。④　
　　当1957年11月毛泽东再度访问莫斯科，参加共产党和工人党
代表会议时，毛谈到那时说他仍是“满腔被抑制的愤怒，主要对斯
大林”。尽管他没有详细说明原因，因为这都是过去的事情了。但
是他接着用独特的口气明确地说：“在斯大林时代，没人敢畅所欲
言。我两次来莫斯科，第一次是压抑的。尽管所有的谈话都提‘兄
弟党’，但实际上是没有平等的。”
　　他说，现在，我们“必须承认，我们的苏联同志作风有很多转
变”。接着，他表明了自己的意见，“首先，我们现在必须承认苏
联的领导地位和苏联共产党作为会议召集人的地位，其次，现在这
样做是无害的”。①尽管莫斯科会议纪要足以说明毛与赫鲁晓夫之间
亲切友好的气氛，但是这样一个文件并不能表明毛对苏联的思想意
识和政治权威的崇拜程度。会后不到一年，冲突的迹象暴露出来了，
从任何角度来说这都是出乎意料的。当然，双方关系恶化的一个主
要因素是莫斯科反对大跃进这一新经济政策。
　　毫不奇怪，苏联人只看到毛的新方式中的某些异端，而没有看
到他的许多方针和目标与列宁主义逻辑是基本一致的。他们对1958
年夏天成立的人民公社持非常悲观的态度，先是赫鲁晓夫个人在私
下嘲笑，不久就在公开场合进行奚落（见《剑桥中国史》第14卷第
11章）。
　　无疑，苏联人也对他们所见到的中国人在工业生产领域提出的
夸夸其谈的要求感到震惊和恼怒。尤其令他们吃惊的是，在1957年
11月的共产党和工人党会议上，毛就在他们的鼻子底下提出了在15
年内赶超英国的钢产量和其他主要工业品产量的口号，这是其中最
为极端的一个口号。②
　　由于中国越来越不愿依赖苏联的援助，毛对国内事务的新态度
本身就意味着中苏关系日益疏远。直到1956年12月，毛还明确重
申他在1949年第一次提出来的“一边倒”政策：
　　　　　社会主义阵营主要是苏联和中国。中国和苏联靠在一起，这个方针是正确的。现在还
有人怀疑这个方针，说“不要靠在一起”，还认为可以采取中间路线的地位，站在苏联和
美国之间，作个桥梁，就是南斯拉夫的办法，这个办法就是两边拿钱，这里边也拿，那里
边也拿，这样做法好不好呢？我认为站在中间，这个办法并不好，对民族不利，因为一边
是强大的帝国主义，我们中国是长期受帝国主义压迫的，如果站在苏联美国之间，看起来
是很好的，独立了，其实是不会独立的。美国是靠不住的，他会给你一些东西，帝国主义
怎么能给我们吃饱呢？不会给你吃饱的。①
　　然而，在1958年，毛与赫鲁晓夫的关系发生了急剧恶化，远远
超出了大跃进政策逻辑发展所隐含的范围。这一不断加深的分歧并
不简单是，甚或主要是关于非斯大林化争论的结果，尽管如我们所
知，毛对赫鲁晓夫没有与他商量就掀起非斯大林化运动的做法强烈
不满。但同时，毛对斯大林对中国采取的高压政策也强烈不满，从
这个意义上来说，他是赞成赫鲁晓夫为诋毁斯大林所做的努力的。
他在1958年3月指出：“菩萨比人大好几倍，是为了吓人……斯大
林就是那样的人，中国人当奴隶当惯了，似乎还要当下去，中国艺
术家画我和斯大林的像，总比斯大林矮一些，盲目屈服于那时苏联
的精神压力。”而在1958年4月，他又宣称：“斯大林这位同志有
点老爷味道……过去苏联与我们是父子、猫鼠关系。”②
　　但是他仍然在1958年3月的成都会议上说，反对赫鲁晓夫“一
棍子打死斯大林”的做法。斯大林的错误应当批判，但是我们必须
认识到他也有正确的一面，而对于这正确的一面，“我们必须崇拜，
永远崇拜”。
　　尽管他在这点上有保留，但他在1958年3月的同一次成都会议
上说，他还是支持赫鲁晓夫，把他看作从地方党组织中涌现出来的
年富力强的优秀革命者的典范：“地方工作同志，将来总是要到中
央来的。中央工作的人总有一天非死即倒的。赫鲁晓夫是从地方上
来的。地方阶级斗争比较尖锐，更接近自然斗争，比较接近群众。
这是地方同志比较中央同志有利的条件。”①
　　我想，我们可以肯定，在1958年年中以后，毛在提到赫鲁晓夫
时再也没有用过这种基本肯定的词语。当然，导致两人之间关系恶
化的决定性事件是1958年夏季的外交政策危机（或一系列危机）。
赫鲁晓夫试图在没有北京参与的情况下解决1958年7月的中东冲
突，这显然是产生麻烦的一个主要根源。更为重要的因素也许是毛
确信苏联领导人正在试图控制中国的外交政策。
　　1959年7月29日，毛与彭德怀的对抗在中央委员会庐山会议上
达到高潮。当时毛对三份国外批评人民公社的文件（其中包括赫鲁
晓夫在美国关于这一问题的谈话的新闻报道），写了一个简要的批
语。三天以后，他把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