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论语心得全集-第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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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必须变通，不变通，就无法克服困难，很难走向成功。
　　萧伯纳说：“明智的人使自己适应世界，而不明智的人只会坚持要世界适应自己。”让我们都学会变通吧，让我们都走向成功大道吧，假如你陷入了困境，不要消沉、不要焦虑，有一条路可以绕开生活道路上的一切障碍让你到达目的地，那么这条路就是所谓解决问题的绝妙方法——变通。
　　世事变幻无常，没有人能够一帆风顺地过一辈子，所以那些已经取得了成功的人发现，在通往成功的路上，必须要能适时地灵活变通，否则道路就会崎岖难行。当你树立了一个明确的目标之后，你必定要制订一个相应的计划，可是，这还远远不够，因为任何事情都是处于变化之中的，往往一件事的发展、变化在你的意料之外，你原有的计划将不再适合于已经变化了的局面，你必须对此做出改变。在全球化的浪潮中，灵活变通是必须的，所谓“穷则变、变则通、通则达”，灵活应变的素质将成为你棋高一筹的标志，同时它也能把你引向成功的坦途。
　　第三章政务之道
　　求才以治天下
　　孔子在这里提出了一个问题：历史上的舜帝为什么能够把天下治理得井井有条，并为中国文化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只是因为他有人才辅佐。舜平定天下，留万古美名，靠的是他有禹、稷、契、皋陶和伯益五个好辅才，天下就大治了。孔子还引用周武王的话。周武王说，他起来革命，打垮了纣王，平定了天下，当时真是得力于十名好辅才。就舜和周武王平定天下的事例，孔子对学生说：“才难”——真是人才难得，从历史上舜与武王的事例看，可不就是这样吗？尧舜禹三代以下千把年的历史，到周朝开国的时候，是人才鼎盛的时期，也只有十个人。而这十个人当中，还有一个女人，男的只有九个而已。在周武王的前期，整个的天下，三分有其二，占了一半以上。他还不轻易谈“革命”，仍然执诸侯之礼，这是真正的政治道德。这一段话是孔子就历史哲学，对人事的评论。在评论中表明了一种观点：得人才者得天下。
　　东汉末年，农民起义蜂起，政权更替频繁，群雄拥兵自立，纷纷逐鹿天下。当年曹操一道矫诏，立即汇集关东17路人马。这17路人马即是17路诸侯，17座山头，17条争锋斗勇的好汉。但到了最后，为何只剩下曹操、刘备和孙权三大政治集团鼎足而立呢？可以说：“三分鼎立决于人才。”这三个集团的首脑都重视人才，礼遇人才，注意招募、选拔使用人才，因此各自有一大批优秀人才。刘备劳碌奔波，势力日趋壮大，最后不但有了“五虎将”，而且得到了三国时期的顶尖人物——诸葛亮，自然成就了一番事业。东吴孙权承父兄之业，据长江之险固然不可否认，但他的江山之所以能延续几十年，不能不说得力于周瑜、鲁肃、吕蒙、陆逊这一干栋梁雄才。曹操集团中，曹操本人就是一个人才，更难得的是他奉行“惟才是举，吾得而用之”的政策，大量搜集、网罗人才，因此三国时期，曹操集团的人才最为整齐，阵容最为庞大。他在起事之初，本身已有一批人才，后来招募了一批，每打败一个对手，又大胆接纳一批，从而为他称雄图霸奠定了可靠的基础。为什么曹操能够罗致到如此多的人才？为什么许多人才又投奔曹操的麾下？应该说，他本人深谙“得人才者得天下”的道理，从而坚决奉行“惟才是举，吾得而用之”的策略，这是他能战胜对手决定性的原因。

第19节：论语心得（19）
　　历史上的曹操，曾经多次下令公开向天下求贤。他针对东汉选官的积弊，以大无畏的胆略把“德行”、“名节”、“门第”等迂腐无用的选才标准一扫而光，提出一条挑战性的选人标准——“唯才是举”，不拘一格。他要求各级官吏要不拘微贱、不拘品行、勿废偏短，把那些具有真才实学的人统统推荐上来。在建安十五年（公元210年）春天发布的“求贤令”中，他鲜明地指出：“现在天下未定，急需要贤才。如果只有廉洁的人才能当官，齐桓公怎能称霸？难道现在就没有胸怀谋略但身穿粗布衣的平民，像姜太公当年在渭水之滨垂钓的吗？只要有才能的人，就应该得到推举和使用。”
　　这以后，曹操又下了第二道“求贤令”，一道比一道说得明白。在公元214年12月发布的“敕有司取士毋废偏短令”中，他进一步强调：“夫有行之士未必能进取，进取之士未必能有行也。陈平岂笃行，苏秦岂守信耶？而陈平定汉业，苏秦济弱燕。由此言之，士有偏短，庸可废乎？”公元217年，曹操已63岁，行将就木，但求贤之心愈切，在“举贤勿拘品行令”中更明确指出：“韩信、陈平，负污辱之名，有见笑之耻，卒能成就王业，声著千载。吴起贪将，杀妻取信，散金求官，母死不归。然在魏，秦人不敢东向；在楚，则三晋不敢南谋。”他要求他的用人部门对那些“不仁不孝而有治国用兵之术”的人，“各举所知，勿有所遗”。这充分显示了曹操对人才的重视和爱惜，简直可以说他把人无完人、慎无苛求的思想，把才重一技、用其所长的思想，把只用人才、不用庸才的思想，推到了空前的高度，充分表现出他超凡的气魄和见识。
　　曹操不但如是说，而且努力付诸行动，在他南征北战、东拼西杀的历程中，始终注意罗致人才。首先是荀彧、荀攸叔侄前来相投，接着荀彧推荐程昱，程昱又推荐郭嘉，郭嘉又推荐刘晔，刘晔再推荐满宠、吕虔，满宠又共荐毛玠。武将是于禁来投，夏侯惇引典韦进见……曹操对这些文武之才，个个以礼相待，并给予适当的职位。
　　除了这样大批地收罗之外，曹操一旦发现了什么奇才、勇士之流，也是绝不放过，总是想方设法弄到自己的手中。例如，他曾用最优厚的待遇，企图挽留关羽；在当阳长坂坡，不准放冷箭，极想生擒赵云而留用；以取母骗子的方法，挖走了刘备的谋士徐庶……比较魏、蜀、吴三家领袖人物，在收罗人才方面，曹操所花的代价是最大的。
　　由于曹操招聘选拔人才不计门第、不凭资历、不以名望为依据，只是惟才是举，所以在他选用的人才中，文有屡进良策的郭嘉、程昱、荀彧、荀攸等谋士，武有典韦等一批神勇之士。同时，在曹操的人才班底中，有隐士，有狂士，有降士，有壮士，有屠夫，有商贩，有逃犯，有盗贼，有降将，真是不一而足，充分显示了人才来源的多空间、多阶层、多渠道，从而构成“猛将如云，谋士如雨”的强大阵容，使曹操实现“摧灭群盗，克定天下”的政治抱负有了足够的“本钱”。有了人才，创立强魏也就是顺理成章的事了。
　　名正言则顺
　　倡正名的智谋，在孔子以后数千年的封建社会中，成了历代帝王实施统治的法宝，正因为此智谋如此有效，所以历史中的权谋实践家们极尽所能，将这一智谋思想加以充分运用。
　　三国时期的曹操和刘备，其所以能在群雄纷争、诸侯割据的局面下，迅速崛起，吞并其他政治、军事集团，形成三国鼎立之势，与他们灵活运用“名正则言顺，言顺则事成”的策略有着很大关系。
　　曹操当年矫诏联络的十几路大军讨伐董卓不成，纷纷离去之后，各军阀趁朝廷动乱、无暇多顾的机会，彼此争城夺地混战开来。别的地方不说，单就关东一带的军阀，几天前还是盟军，转眼却反目成仇，相互绞杀。今天袁绍打公孙瓒，明天是孙坚击刘表，后天是曹操攻陶谦，然后袁术袭刘备，过后是吕布战完曹操又攻刘备。你争我夺，互不相让。就在此时，长安又发生了更大的动乱。董卓发难之后，15岁的汉献帝带着一帮皇亲国戚和一些老臣，离开长安前往弘农避难。经过半年折腾，好不容易到达目的地，后面追兵又到，只好丢下所有的细软及宫女，仓皇逃向洛阳。一路上辗转流离，坐牛车，住窝棚，吃青菜，啃窝窝头，又经半年才到洛阳。可是洛阳经董卓焚烧之后，又几经战乱摧残，几十万人口的大城市，现在只剩下几百家。宫殿全毁，献帝只好居住在中常侍赵忠的家里“办公”，唯一赶来“勤王”的外官只有一个河内太守张扬。这时的曹操，正在许昌一带发展势力。他的谋士看到汉朝天子几经辗转，如今初定洛阳，正需要人扶持，尽管汉朝天子已无能行令天下，但这块牌子有它特殊的作用，尤其是对曹操这样想成大事而眼下势力还不够雄厚的人。处在群雄割据的局面下，拥有“天子”这张王牌，别人必当另眼相看，打着牌子也好做事。于是便极力建议曹操西进洛阳“护驾”。谋士对曹操说：“春秋时，晋文公迎周襄王，终于当上了霸主；秦朝末年，汉高祖为义帝发丧佩孝，争得天下人心。近年来董卓作乱，皇上蒙难，是将军你首先起义兵，只是因为关东诸军彼此兼并战乱，您才没有能远上关中去辅佐朝廷，但天下人还是知道您有效忠皇上的心。现在皇上已经到达洛阳，忠义之士思念汉朝，黎民百姓也怀念过去的日子，将军若此时能去保驾，下可顺从民众的愿望，上可以宾服四方的豪杰。至于皇上周围那几个武将不过是盗贼之流，不值得顾虑。如果万一失去了这个机会，让别人抢先把皇上接走，那就悔之晚矣！”曹操一听十分有道理，就带领本部人马来洛阳“护驾”，并把汉献帝“请”到许昌。

第20节：论语心得（20）
　　挟天子幸许昌，简直令曹操喜出望外。他在许昌大兴土木盖起宫殿，请献帝入宫，又修建宗庙，便于天子祭祀先皇，大有匡扶汉室之势。献帝感谢不尽，遂封曹操为大将军，地位在三公之上。天子既已在自己手中，又是大权在握，曹操便想试试这张王牌的威力了。当时各地军阀中，以袁绍为最强，曹操原来还是袁绍的属下。他想试探一下，袁绍对他的所作所为服还是不服，也想试探一下汉献帝这块王牌的效用，便让汉献帝下一道诏书，责备袁绍地大兵多，却不思朝廷，只一心树立私党，扩充势力，意欲何为？袁绍一见此诏书，果然不敢怠慢，连忙上书申辩并表示愿意效忠朝廷。曹操牛刀小试即获成功，深感挟天子以令诸侯，比自己东拼西杀省力得多，管用得多。从此，曹操奉天子以令诸侯的把戏越来越多，给他带来的好处也越来越大。
　　为什么奉天子就能慑服诸侯，发号施令？可以说正是“名正则言顺，言顺则事成”的结果。有了天子之名，则说话做事就有权威，自然能产生效果。可见“正名”是非常重要的。尽管自己无名或名不正，但可以借，借用别人而为自己“正名”，标示自己的“正统”，以抬高自己的身价。
　　身正令则行
　　孔子十分重视为政者个人的修养，这是很有道理的。因为，任何一种制度，说到底总是人为的。他认为，“政”者，“正也”。倘若为政者自己不能端正行为，做出榜样，那是无从端正别人的；自身不正，仅以下达命令来要求别人，结果是收效不大的。相反，假如为政者本身端正（这个正字包括的意义很多，如思想的纯正、行为的中正，等等），那就用不着严厉的法令，民众也会很自然地按照法规做人办事，社会风气也很自然地随之转化而归于端正。
　　4000多年前，在中国大地上，出现了一位“舍己忘家治洪水，劳心焦思画九州”的英雄人物。这位英雄人物就是大禹。大禹之所以能取得治水的巨大成功，除了他的聪明才智、充沛精力、勤谨办事等因素外，最为重要的，是他富有身先士卒、吃大苦、耐大劳的艰苦奋斗的精神，尤其是有为天下公益而不惜牺牲私利的奉献精神。一句话，大禹自身“正”，故而能率领和组织民众整治水患，造福社会。相传，在尧、舜为部落联盟首领的时代，滔天的洪水淹没了平原，包围了崇岭，民众被迫躲在高处，困苦不堪，十分忧愁。为了解除水患，尧帝采纳四方部落首领的意见，任用鲧（禹的父亲）去负责治水。鲧采用修堤筑防的办法，以期挡住洪水。但这种办法非但未能奏效，反而愈堵水位涨得愈高，结果水势迅猛，冲毁堤防，为害更甚。舜继承尧的职位后，便免去了鲧治水的职务，并把他放逐到羽山（今山东郯城），派鲧的儿子禹继续治水。
　　大禹对于舜贬斥他父亲不但毫不记恨，而且愉快地接受了委派，开始了艰辛的治水工程。始建于南朝梁初的禹庙大殿中，有这样一副对联：“三过其门，虚度辛壬癸甲；八年于外，平成河汉江淮。”写的就是大禹治水的事。大禹和涂山氏女结婚后的第四天就毅然离家去治水。他的儿子启出生后，也顾不上回去看一看。他一心扑在治水事业上，在外面整整苦干了八年。他亲自参加劳动，手不离耒锸（掘土工具），总是打赤脚，栉风沐雨，脸孔变黑了，小腿上的汗毛被耒锸磨光了。因为治水土，涉山川，走路太多，脚都变形了，以至于走起路来一跛一跛的，形成独特的“禹步”。尤其可贵的是，禹在外治水八年，曾经三次路过自己的家门，竟连一次也没有顺便进去看一看。后来，禹曾对舜说：“我娶涂山氏女，辛日结婚，壬癸两日在家，甲日（娶妻第四天）就离家治水去了。生了儿子启，我也未能尽到做父亲的责任，全身心地去治水，所以平治水土才获得了成功。”
　　大禹对于自己治水成功的原因的分析是非常准确的。在治水期间，他总结了父亲治水失败的教训，放弃了单纯堵挡的办法，或疏通，或填埋，完全根据实际情况坚持以疏导为主，让洪水顺着河道宣泄，有控制地流向大海。这种正确的治水方法是成功的重要原因。但是，在这如此声势浩大而且旷日持久的工程中，大禹若没有身先士卒，以自身吃大苦耐大劳的行动来鼓励、带动民众，民众与之同心同德，共同展开如此宏大的治水斗争是不可想象的。大禹“勤劳天下，日夜不懈”（《吕氏春秋？古乐》），从而赢得民众的拥戴、支持，心甘情愿地抛弃家室，不辞劳苦，跟随大禹劳碌奔波，奋战在治水的第一钱，终于开辟了冀、兖、青、徐、豫、荆、扬、雍、梁等九州的土地，疏通了弱水、黑水、黄河、洋河（汉水）、长江、沇水（济水）、淮水、渭水、洛水等九大水系，凿通了岍山、壶口、底柱、太行、西倾、潘冢、内方、岐山、熊耳等九座大山（上述之“九”，只是概言其多而已）。坐落在今浙江绍兴东南的禹陵，有清代乾隆皇帝写的一副对联：“绩奠九州垂万世，统承二帝首三王。”其中“二帝”指尧和舜，“三王”指夏禹、商汤和周文王，都是上古圣君。大禹其所以能像乾隆皇帝对联中说的治水“绩奠九州”，能成为上承尧舜、下启三王之首的伟大人物，能够赢得古往今来人们的交口称赞，“其身正”是其根本的缘由。

第21节：论语心得（21）
　　敬事而信，节用爱人
　　子曰：“道千乘之国，敬事而信，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
　　这句话是孔子与弟子们交流时所提出于的针对于一个领导人的基本能力要求。春秋时代的国力以“乘”而论，因为战争频仍，所以一个国家在战争期间能够出动多少辆战车，就表征着国家实力的区别。
　　千乘之国特指如鲁、宋、卫等小国，其他列强，如齐、楚、晋，动辙战车以万计算，鲁宋卫在这方面是万万不及，所以，如何发展壮大一个小国家，使其在列